新書推薦：
《
三国一百年
》
售價：HK$
181.7
《
伊甸之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愤怒的葡萄》作者斯坦贝克自己蕞满意的史诗级杰作）
》
售價：HK$
170.2
《
质量-I即安全-II ： 两个管理体系的整合
》
售價：HK$
43.7
《
长城砖系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
售價：HK$
78.2
《
瑜伽体式解剖涂色书
》
售價：HK$
112.7
《
符号里的中国
》
售價：HK$
112.7
《
有形之手：16世纪英国工商业领域的国家治理
》
售價：HK$
102.4
《
Photoshop 2024从新手到高手
》
售價：HK$
113.9
|
| 內容簡介： |
《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孙筱教授联袂推荐！
本书着力于破解一个古老民族的隐性性格特征，揭示数千年来相沿成习的种种民族痼疾。作品以传统中国循环的王朝更迭和复杂的官场生态为主要阐述对象，结合作者跌宕起伏的人生阅历，详尽地剖析了竞技社会种种最基本的显达法则和好为人主的民族基因的递嬗演变历程，以及得天下者得民心的历史真实。作者试图通过一系列全新的思维定势来透析传统中国不尽滚滚来的王霸乱象，以期为今人提供一个看待史实与现实的独特视角。
|
| 關於作者： |
|
田夫，1969年10月生，现居深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经济人物，二十岁即拥有自己的庞大产业群，身家钜万。大起大落之后，开始研读历史，探索人性、社会、国家等问题，试图从漫长的历史中寻找人生的真谛。其作品视角独特，每于平常处翻新意；风格犀利，所行所止皆元气淋漓。出版有《我与亿万财富擦肩而过》、《位子决定脑子》等著作，《官场人情账》一文被选入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试卷。
|
| 目錄：
|
第一辑 历史的坏蛋逻辑
流寇与坐寇
独裁不是一天炼成的
一代不如一代
王朝的循环怪圈
历史的坏蛋逻辑
位子决定脑子
有刑治没法治
德政可以休矣
功狗的下场
第二辑 官场的不传心经
官场运筹学
官场食物链
官场腾挪术
官场人情账
官场的腐败定律
官场的风险成本
官场的不传心经
官场秩序的破坏者
第三辑 皇帝光棍做
人性与猴性
皇帝老儿的太阳情结
皇帝老儿的包装术
皇帝老儿的隐身份
能跳便是草头王
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得天下者得民心
专业人才与帝业无缘
书痴与白痴
皇帝光棍做
扛着红旗反红旗
为天下者不顾家
行尧舜之事
第四辑 历史的真相
汉武帝才是皇帝们的祖师爷
刘备义气吗
两个短命王朝沦亡探秘
从隋炀帝弑父烝母说开去
玄武门之变的真相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贞观之治
我来剥德龄公主的皮
|
| 內容試閱：
|
历史的坏蛋逻辑
一
我们打小就被告知，人类的历史进程是符合进化原则的，先进打败落后，文明打败野蛮，善打败恶，好打败坏，新打败旧……诸如此类。这种灌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我对后来的取代者都满怀敬畏，因为它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正义和进步，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向。
后来阅世渐深，读书渐多，才发现这样自低向高的进化之路至少在某一时期是说不通的。如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宋之后的蒙元南下，明之后的满清入关，这些后来的取代者无不是彻头彻尾的落后部族政权，无不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落后对先进的打击，与所谓的历史进步挨不上边。此外，我们的历史也并非如教科书中所描绘的，一向处在革故鼎新一路前行的进程中，而是除了异族入侵，绝大多数时间在原地打转：
曹丕篡汉建魏，司马氏又篡魏建晋，刘裕又篡晋建宋，萧道成又篡宋建齐，萧衍又篡齐建梁，陈霸先又篡梁建陈。这一路篡下来，前后政权易手了六次，史称六朝。
接下来一出连轴转的好戏，始于宇文觉篡西魏建北周，杨坚篡北周建隋，李渊篡隋建唐，朱温篡唐建后梁。这一次江山易手五次。最后一出篡立大戏始于郭威篡后汉建立后周，赵匡胤又篡后周建北宋。
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闹剧，可以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句话来形容：“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将要把你抬出去的人，已经站在了门口。”北宋范仲淹有一首诗：“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对于历史的宿命轮回，中外见解空前一致。刘宋末帝刘凖被逼迫退位时，萧道成的帮凶王敬则对他说了一句话：“官先取司马家亦复如此。”（语见《南史?王敬则传》。）一报还一报，报应不爽。六朝人尚佛，是有现实基础的。
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后，往往在史书中留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头的缘由其实很简单。
中国历史上的新王朝大都建立在前朝的废墟上，多年的兵连祸结往往造成十室九空、人口锐减。西汉灭亡前的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总人口有5959万，（参见《汉书?地理志》。）经过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到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魏蜀两国人口合计不过537万，加上吴国的230万，全国人口总计才767万。（参见《后汉书地理志》注引《帝王世纪》及《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二百六十一年间，生民八余其一。唐代全盛时的天宝十三年（754年），全国人口有5288万，（参见《旧唐书?玄宗本纪》。）到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十年间全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二，仅余1692万。（参见《旧唐书?代宗本纪》。）死者不幸生者幸，空出的社会资源需要重新分配，十室九空变成了十室归一，民众得到喘息的同时，又凭空掉下数倍于前的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力想不恢复都难，中间并没有当权者的任何功劳。
小民们在这样的宿命轮回中被王化了三千年，同时也被幸福了三千年。
二
清末启蒙思想家谭嗣同有一句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语见《仁学》第二十七章。明末启蒙思想家唐甄也有类似的一句话：“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语见唐甄《潜书?室语》。）一个说帝王是盗，一个说帝王是贼，合二人之言，所谓帝王者，盗贼而已。
这些发自末世的呐喊，对一个积重难返的民族来说，往往不会有什么振聋发聩的功效。明末有人觉醒了，可是接着整个民族又浑浑噩噩了三百年；清末又有人觉醒了，可是接着整个民族又原地迷离了。历史的罗圈腿教人扼腕，长太息以掩涕。
这些发自末世的怒吼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旧的威权已经垮台，新生政权需要一些开明的言论以区别于旧政权，为自己的“以新代旧”张目。
皇帝对自己的隐身份，却是十分在意的。被赵翼指斥为“盗贼”的明太祖，对与贼音近的“则”字和“强盗”音近的“疆道”都敏感到不行。《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二记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之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就把徐一夔斩了。明人宋端仪《立斋闲录》谓：“翰林编修张姓者能直言，不能容，出为山西蒲州学正。例应进贺。撰表，高庙阅之，识其名。见其表词有曰‘天下有道’，又曰‘万寿无疆’，发怒曰：‘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二字拟之。’”
自汉高祖刘邦以诈力权谋取天下始，狡诈和无耻的帝王术就成了王霸之徒的必修课，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才是成就无人比匹的孤寡境地的不二伎俩。我们的历史并不是淘尽狂沙见真金，而是劣币驱除良币，是坏人战胜好人、大坏蛋战胜小坏蛋。坏蛋横行才是中国历史的本质。
三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要“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了下来，最好的都死去了”。
这话也对也不对，最坏的“活下去”是对的，最好的“都死去”是错的。因为权力本不是好人的游戏，好人没资格登上权力的竞技场，偶尔撞上了，也只是历史的误会、上帝的错失，错把一只羊扔进了狼群。刘宋末帝刘凖临难前哀叹“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复天王作因缘”，（语见《南史?王敬则传》。）话里的无奈与无助叫人唏嘘。南齐废帝郁林王萧昭业也认为：“今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市边屠酤富儿百倍。”（语见《南史?齐本纪下》。）
皮利磨?拉维话里的“好人”，指的只能是相对不那么坏或还没有彻底坏透的家伙，而不是道德层面上的好人。中国古代被谥为和帝、顺帝、恭帝、敬帝、静帝的失败者，单从谥号上就能看出他们大多是现实意义中的弱者，是传统道德层面上的和顺恭敬之辈、清静无为的不争者。晋恭帝司马德文甚至被政治对手赞为“明德光懋”、“众望攸集”（语见《晋书?恭帝纪》。）的大有为之主；刘宋末代皇帝顺帝刘凖，“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见者以为神人”。（语见《南史?宋本纪下》。）
对于小百姓来说，以上诸位或许是羊群中的豺狼，但在王霸之徒眼中，他们只是羔羊，或者至多算是一匹未成年的小狼。
刘宋顺帝刘凖被杀时，虚岁十三。（事见《南史?宋本纪下》。）齐和帝萧宝融被杀时，虚岁十五。（事见《南史?齐本纪下》。）梁敬帝萧方智被杀时，虚岁十六。（事见《梁书?敬帝本纪》。）西魏恭帝拓跋廓被杀时，虚岁二十一。（事见《北史?魏本纪五》。）北周静帝宇文衍被杀时，仅虚岁九岁。（事见《周书?静帝纪》。）如果把他们也归入坏蛋行列的话，那么他们至多算坏蛋中的弱者。刘宋顺帝刘凖禅位时，吓得“逃于佛盖下”。（事见《南史?宋本纪下》。）这位笃信佛陀的倒霉皇帝，在浩劫临门时，能想到的庇护，也唯有菩萨的慈悲了。
四
如果我们了解威权政治的本质，就会对坏人的一路得意有所释怀。
盗亦有道。做一名成功的强盗，也要讲求强盗逻辑，有所为有所不为。当一个按套路出牌的强盗碰上一个完全不顾套路的强盗，失败就变得理所当然。所以当失败的强盗引颈就戮、身死国灭时，往往都会有悔不当初的痛心疾首，后悔当时的一念之慈，痛惜当年的一息之仁。正如韩信被执时，感慨“吾悔不用蒯通之计”，（语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亦如魏徵所说“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语见《新唐书?魏徵传》。）
不半渡而击、不擒二毛的宋襄公成了千古笑柄，还没坏透的楚霸王乌江自刎，不谙权谋诈术的臧洪身首异处，相对迟钝的李密横死刀下，比较仁厚的李建成一箭穿心，稍为爱民的张士诚挫骨扬灰。笑到最后的是楚成王、刘邦、曹操、刘备、李渊、李世民、朱元璋这类崇尚诈力权术的阴谋家。相对仁慈的一方最终都为自己的妇人之仁付出了血的代价，被自己的不忍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一个以权谋诈术为主体的社会里，历史只能是坏人的舞台。坏人战胜好人或稍好的人，才是王朝更迭的本质。
我们的教育，一直宣扬成为好人是成就功业的基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试想，如果普天下之人都奉行这一成功学，称王称帝者会多到何种程度？
所以，要想成就王霸之业，首先要成为社会的另类和异数。在好人遍天下时，要努力成为暗中的坏人；在坏人遍天下时，要努力成为明面上的好人。凡事必须跟对手们逆着来，你的成功才能让对手始料不及，这可以算是竞技社会最普遍也最适用的制胜法则。
五
我们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只有政治开明才能成就经济上的繁荣，其实并不尽然。乾隆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参见戴逸的《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也认为中国的GDP在公元1820年占世界的32?9%。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要大。然而，史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政治上却极端反动保守。单乾隆一朝，兴起的文字狱就有一百三十多起。章太炎认为，乾隆朝禁书“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语见《哀焚书》第五十八。）鲁迅也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语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用万马齐喑来形容当时严峻的政治现实，并不为过。
经济上的繁荣绝不能建立在错误的方法上，以错误方法取得的成就，绝不是百姓之福，只能是百姓之祸。一再重复的历史证明，错误基础上的繁荣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治乱相仍，接续所谓的盛世而起的必然是漫长的乱世。
汉有“文景之治”，但此后见于《汉书》、《后汉书》的“人相食”比比皆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元鼎四年（前113年）夏，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二年（前47年）六月，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王莽天凤元年（14年）、地皇三年（22年）二月、新朝末年，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安帝永初三年（116年）三月、十二月，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永寿元年（155年）二月，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四月至七月、建安二年（197年），皆有此类记载。（参见《汉书?武帝纪、元帝纪、食货志、王莽传》与《后汉书?刘盆子传、安帝纪、桓帝纪、灵帝纪、献帝纪》。）
唐有“贞观之治”，然而见于旧、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人相食”同样层出不穷。就在后人称羡不已的“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那段辉煌时期内，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夏五月，关中地区“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一场自然灾害，便能击垮所谓的盛世。盛唐尚不过尔尔，更别提安史之乱后的末世了。
明有“成宣之治”，然而见于《明史?五行志》的“人相食”惨剧便有十四次之多，天顺元年（1457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嘉靖三年（1524年）、三十一年（1552年）、三十六年（1557年），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十九年（1601年）、四十四年（1616年）都发生过。崇祯朝无疑是明代最为黑暗的时期，崇祯七年（1634年）、九年（1636年）、十年（1637年）、十二年（1639年）、十四年（1641年），“人相食”的惨剧频繁发生。除《五行志》记载的五次之外，《明史》记载崇祯一朝的“人相食”事件还有四次：崇祯六年（1633年），河间“岁旱饥，人相食”；（语见《明史?忠义三》。）崇祯九年（1636年），“山西大饥，人相食”；（语见《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语见《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督催江南漕运，道中驰疏：“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语见《明史?左懋第传》。）
崇祯皇帝在位短短十七年，见于《明史》的“人相食”记载便有九次之多，平均一年多便要发生一次。
清代有“康乾盛世”，但见于史料的“人相食”一点也不比前朝少。单《清史稿?灾异志五》所载，便有十四次。
不绝如缕的“人相食”告诉我们，历史传说所谓繁荣，不过是“虚荣”而已。表面的“繁荣”背后，无不掩盖着小百姓们无法承受的惨重代价。
位子决定脑子
一
齐国有个好色之徒，见邻居死了当家人，遗下一大一小两个漂亮的老婆，就挖空心思去勾引。大娘子非常贞洁，任他嘴皮磨破也不肯相从；小娘子水性杨花，不久就被勾搭上了。
后来，此公也死了老婆，要续弦。知道内情者都以为他会娶邻家那个小娘子，结果他却娶了不曾给过自己好脸色的大娘子。
有人不解，便去问他：“跟你好的不是他家的小娘子吗？”
此公稍作迟疑，回答却极老实：“我也不知是什么缘故，以前是看他家小娘子好，如今却是看他家大娘子好。”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一个人处在什么样的立场，就决定了他会有什么样的观念。坐在不同的位子上,就会有不同的想法，此之谓“屁股决定脑袋”，位子决定论也。
鄙人居所不远处有一个公交车停靠站，每天要在那里上下车两次。
经长期观察，我发现车到时，等车之人无不争先恐后往上挤，且挤且叫“等等，还有人”，好像生怕车开走。人还是那拨人，车还是那辆车，一旦挤上车，瞬间便换了一副模样，立脚未稳，马上就叫嚷：“别等了，开车啊，都这么挤了！”
车上车下，仅仅一个台阶的差别，时间在分秒间，距离在跬步间，其变化之疾令人不解。
这样的事见多了，我对位子决定论有了更现实的认识。在车下时，人人都是体制的竞入者，自然希望机会人人均等；一旦上车，便成了利益既得者，杜绝后来者实现利益最大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此时公交车上的众生，约略可分为三个等级：
一等是有位之人，无一不稳坐钓鱼台，怡然自得。
二等是占据了有利地形、替补有望之人。此等人最辛苦，既要牢牢把握机会，又要严防环窥之人。
三等是离位遥遥、明显无望之人。此等人可谓万象皆备：有绝不轻言放弃，虎视眈眈，犹作进取状者；有甘居一隅，自成一方天地，自得其乐，作无所谓状者；有心犹未甘，却只能认命，作无可奈何状者；有眼现不屑，故作鄙视状者；有深恨自己落于人后，作懊悔状者；有痛骂公交公司欺人，作慷慨激昂状者；特殊人群如老弱病残等，却无贤者礼让，只能徒叹世风日下，摇头作愤世嫉俗状者。
有无坐位，也就屁股大一块地方，世相种种于此纤毫毕现。有无之间，大是不同。对于有位者来说，体制之缺失非但无法伤及自身，反而有利于保持已有的某种特权和优势，他们何以无动于衷也就不言自明了。对于明确的替补者，已经付出吃苦的成本，却未得到成功的果实，他们之辛苦也可以理解。唯有那些彻底被边缘化者，同样的付出得到的却是区别对待，他们对体制之缺失，或蚁附，或膜视，或冷嘲，或批判，或自哀，或喟叹……也在情理之中。
车上一局棋，人生一出戏。这样的事经历多了，我们不得不认同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脑子，而是位子。人还是那个人，坐在不同的位子上，对同一件事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坐在不同的位子上，看到的世界也完全不同。屁股决定脑袋，此之谓也。
这种说法看似荒诞，却有着强大的现实依据。事实上，这种行为无关道德善恶，只是一个人的正常思维反应。身处现实利害格局中，各人思维并无一定之势，也非完全不变，要依情势与利益所在而定。
“位少人多”的基本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既定格局，人们依照先来先得的原则占有位子，但中间也须包括对老弱病残者的预留和尊老爱幼的道德倡导。
如果我们无法为有限的“位子”找到更为合理的资源配置方法，那么就要选择遵循，否则便要陷入你抢我夺的乱局。暴力只有在重新洗牌时，才会有恰当的用处。
秩序一旦确立，恪守本分就会成为多数人的选择。谁都明白，如果每个人都把有限的旅程用于无止的纷争，那谁都无法享受位子的便利和舒适。
相对稳定的秩序的确立，无不植根于社会体制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和精确的利害计算。
我这么说，只是想论证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现实存在并不一定尽如人意，在无法反对的情势下，你唯一能做的便是换一种思维方式去适应。这样的适应，一旦假以时日，你就不再是原来的你了。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对一次次的改朝换代重蹈覆辙变得心平气和，也会对现实社会的诸多不惑和自身的潜在变化多一番认识，多一番理解。
二
位子决定脑子，看似浅显，却是不二真理。无奈，我们的先人虑不及此，往往只知道责备昏君误国，却从不曾唾弃君位之为虐。数千年来，我们所做的，尽是举天下以待一人。自夏商易代至今，我们一路走来，一部二十五史，多少王朝更迭，却始终未能走出寻找开明君主的单一政治演进模式。
自《尚书?多方》始，便有“天惟时求民主”的说法，意思是老天爷不会只眷顾一家一姓之天下，而随时可能终止一个王朝的民众代理资格。晋国的史墨说得更为透彻：“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我们的文化，对成功的造反大都推崇备至。董仲舒说：“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语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每逢末世，我们便希望一位不世出的明主降世，解民于倒悬。解民于倒悬的失败者，则被目为盗匪，“成王败寇”一语即来源于此。
这样的说法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有了完全相反的解释。那些成功的造反者，大多成了受谴责的对象。他们黄袍加身之时也是革命变色之日，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被他们打倒的旧势力的帮凶，“跑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村干部刘邦刘邦曾任大秦朝治下的泗水亭亭长。（《史记正义》说：“秦汉，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秦代的亭，约相当于现在的村。）出差到首都咸阳，目睹始皇帝出巡时的盛大威仪，艳羡道：“大丈夫当如此也。”（语见《史记?高祖本纪》。）破落贵族子弟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也。”（语见《史记?项羽本纪》。）
从未来两位革命领袖的话里，实在看不出丝毫救民于水火的豪情壮志，有的只是对皇权的羡慕和难以压抑的政治野心。得知革命领袖们的最初志向，普天下盼翻身得解放的小百姓或许会失望，但太史公直笔下不加处理的领袖语录，是领袖们真情流露的大实话。
始皇帝的赫赫威仪非但未能震慑住造反者的觊觑之心，反倒引燃了他们的欲望，实在是个绝妙的讽刺。
项羽出身楚国贵族，起事时打出光复楚国的旗帜以广招徕，立了楚国王族之后心为怀王，尊为“义帝”。革命目的一达到，旗帜便成了扎眼的钉子，越是大放光芒越是扎眼，怀王心之死也就无可避免。最终，项羽假手下之手，“沉义帝于江”。
与项羽争天下的刘邦惯会假戏真做，人弃我取，就顺势打出为怀王心复仇的幌子起兵。刘邦布告诸侯：“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土，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项羽对刘邦的伎俩心知肚明。有一次两军对垒，心直口快的项羽对刘邦说：“天下混乱不堪，几年不能平息，都是因为你我二人之故。我要跟你单挑，决一雌雄。不要再因为我们两个人，使百姓们白白受苦。”
领袖的大实话告诉我们，楚汉相争绝非什么义战，而是一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领袖的大实话还告诉我们，“兴义兵、诛暴秦”的人民大救星正是人民的大灾星，“苦天下之民父子”者正是争天下的两个人。项羽良心发现，说明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失败早已注定。
成熟的政治家无不开口闭口把百姓挂在嘴上，就连半路天子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城，对归附的明室官员提起自己的造反理由时，也不忘唱唱“朕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的高调。（事见《甲申传信录》卷五。）这样充满阶级感情的说教，无疑十分激动人心，也很能鼓舞士气。
事实证明，刘邦一开始便走对了。打着为义帝复仇的旗帜，无论如何要比公然行一己之私高明。义帝毕竟已经死了，对于胜利果实没有分割权。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的刘邦最后黄袍加身，成了中国第三任皇帝。
刘邦微时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父亲刘太公对这个不争气的小儿子失望至极，平日里对他除了唾沫星子大概就是棍子。风水轮流转，二流子一旦做了大汉天子，就有了向老父夸耀的本钱。有一次，他借着酒劲故意揶揄自己的父亲：“以前，你经常说我不干正经事，不能整治产业，没二哥能干，今天我的家业跟二哥比谁多？”碰上这样的儿子，做父亲的除了咳嗽，大概不会有什么话。
奴才一旦成了老爷，自然有大批愿意做奴才的奴才出来帮衬和凑趣。太公家的家令便是个善于揣摩主子心思的妙人儿。
史书上说，刘邦每五天就要向父亲太公行礼，跟普通家庭的父子一样。太公的家令便劝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语见《史记?高祖本纪》。）父亲既然也是人臣之一，那就只有父作子，跟群臣一道，诚惶诚恐，山呼万岁。这个给自己的儿子做儿子的可怜人，只好抱了扫帚，到门前迎接自己的儿子。见了儿子，还得像仆人一样一步步后退着走。史书记载，刘邦对此假意惊诧了一下，在听了父亲一番表白之后，便坦然接受了君父的待遇。
刘姓王朝的王侯将相，相当一部分是沛县街头的混混。舞阳侯樊哙，原是杀狗卖肉的屠夫，因为有些蛮力，且与刘邦有姻亲关系，便在刘邦流氓团伙里充当急先锋打手的角色。汝阴侯夏侯婴，原是沛县厩司御，替公家管理交通工具，些微有点身份，可以从上层得到些小道消息。刘邦能当上村干部，大概也要借他的人脉关系以为助力。颍阳侯灌婴仅是个贩甑的货郎，汾阴侯周昌及其兄周苛都是一般的卒吏，身份有如今天的联防队员。
当年的狐朋狗友、今朝的开国元勋，都很不守规矩，事实上也没什么规矩可守，经常饮酒争功，醉则妄语，拔剑击柱。刘邦虽然贵为天子，也拿这帮政治活宝没辙。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凑在一起，其场面大概不会比《智取威虎山》里的匪窝子强多少。
史书上“意豁如”、“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常拖欠人家酒钱、醉了就到处睡觉、当了起义军领袖还拿读书人的帽子当夜壶撒尿的无赖，一旦成了大汉天子，再跟手下那帮小流氓称兄道弟、吆五喝六，就显得有些不情不愿了。
这时候，另一个奴才出来了，此人便是被当时的读书人目为谄媚小人和三姓家奴的叔孙通。叔孙通被刘邦任命为主持朝仪的官儿，主持礼仪制度的建设。汉七年（前196年），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皆朝。仪制：天初亮，执事主持典礼，引导文武百官以次进入殿门，廷中陈设车骑、步卒、侍卫宫人，设兵张旗帜。传令“趋”，殿下郎中双向立，站在台陛上的有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依照次序站立西侧，面朝东；文官丞相以下依照次序站立东侧，面朝西。供皇帝出行的道路上排立了九个傧相，由上向下传令。皇帝车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至吏六百石依次朝拜。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礼毕，举行正式宴会，诸人依尊卑逐次向皇帝祝酒。酒过九巡，执事言罢酒。有不合礼仪者，御史执法将其挑出引去。整个朝会和国宴，无人喧哗失礼。此时的高皇帝志得意满，叹道：“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事见《史记?叔孙通列传》。）
小百姓们驱狼进虎，赶走了嬴皇帝，迎来了刘皇帝；才脱火坑，又入油锅，生活依旧有天无日。
三
革命失败者，由于没有背叛革命之机，所以始终保持了革命者的纯洁本质。成功之辈如村干部刘邦等，根本就指望不上。
我们一直被告知，只有劳动人民才会关心劳动人民的命运，也唯有劳动人民才能领导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这种粗糙的逻辑碰上拥有同样粗糙思维的小百姓，自然能让他们血脉贲张、头脑发热好一阵子。然而，事实大多是兜头的冷水。光棍李逵造反的理由不过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并没有阿Q式的“同去同去”。小说家言如此，正史也未好到哪里去。
两千多年前，农民兄弟陈胜同一帮穷朋友受雇于人，耕作累了在田埂上休息，心头愤愤不平，最终酝酿出了一句著名的愿景式励志口号：“苟富贵，无相忘。”（语见《史记?陈涉世家》。）
同伴们大不以为然，笑道：“咱们都是些小百姓，有什么富贵可言？”
陈胜的回答，同样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千古名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史记索隐》引《尸子》注解说，鸿鹄这种鸟，“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贫贱时的陈胜，自家的肚子还填不饱，便不肯为稻粱谋，而胸怀天下、志在四海。大气魄是领袖人物的特质，换了升斗小民，在相同情况下，首先要解决的必定是肚子问题。
陈胜还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经过一番打拼，他验证了此话的正确性，农民工陈胜成功转型为陈王。
陈胜的穷朋友闻讯找上了门，想用“苟富贵，无相忘”的许诺，换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料刚到陈国，穷朋友就吃了闭门羹，因扣宫门差点被五花大绑，辩解半天无人理会，就想出了“遮道而呼涉”的计划。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是多的意思，夥颐是楚人惊叹之下情不自禁的叫法。这话翻译出来，便是：“哇噻，涉，你这王宫太高太大了！”
穷朋友天真地以为自己与陈王真算好兄弟，可以随意出入王宫，还时不时跟人提到陈王发迹前的旧事。熟读中国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怜人在不经意间惹来了杀身之祸。随便，在朋友是不见外，在领袖则是轻慢；提提往事，在朋友是怀旧，在领袖便是揭短。
果然，不久就有人对陈王说：“你的客人愚昧无知，胡乱说话，长此下去，恐怕会影响大王你的威信。”那个不识趣的穷朋友，被一刀砍了。
陈胜对旧时同伴残忍不仁，对待家人也同样刻薄少恩。《史记索隐》记载，陈胜称王后，妻子父兄都来投奔，陈胜以接待宾客的礼数接待他们，老丈人气不过，怒道：“你自恃强大，傲慢长辈，怎么能长久？”
长久不长久，是以后的事。奴性同磁性一样，同类相斥。奴才最看不起的，是其他奴才；奴才排挤的，也一定是其他奴才。奴才一旦抱团，老爷们的末日就到了，这个世上就再也不会有奴才，更不会有老爷了。因此奴才们看重的只是老爷，老爷的形象永远是奴才效仿的楷模。奴才一旦成了老爷，第一要务便是跟过往的一切彻底说拜拜。所以，深谙民族心理本质的鲁迅先生才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语见《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位子决定脑子，并不完全是忘本，而是现实使然。
事实上，任何一个人，无不在不断的告别过往中成长，进而成就自己的功业。对有些人来说，回到过去或许意味着回归单纯、情面和美好，但对领袖来说，回到过去则意味着回归浅薄、琐碎和愚昧。人生没有回头路，我们不能过多地指望一个已经把你远远甩开一段距离的昔日同伴与你“均贫富、等贵贱”，共享骄人成就。
再回来说陈胜。陈胜的手下葛婴率军来到东城，以为天下无主，就立襄强为楚王。听说陈胜自立为王后，便杀了襄强，归楚复命。陈胜却不依不饶，硬是把他杀了。陈胜的部属武臣到邯郸后，在张耳、陈馀的拥戴下自立为赵王。陈胜闻讯大怒，将三人的家属拘捕诛戮。
陈胜成了张楚王后，便视天下为己物，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再造反。可以想见，陈胜之辈即使成功，也不过是在中国的皇统上多加一个张楚皇朝而已，小民们“与有荣焉”的期望，只能是痴人说梦。
一千八百年之后，另一个行伍出身的革命领袖张献忠南面称孤，也同陈胜一样，我为刀俎，民为鱼肉。野史说，张献忠眼见在四川撑不下去了，就计划打回老家陕西。此时灭绝人性的丞相汪兆龄出了个主意，说：“皇上汗马血战，抚有此土，……今弃之往秦，……焉知无有据蜀而王者？以臣愚见，莫若先将在城人民尽行屠戮，其四道州县之民另计分剿，……使后之据蜀者有土无人，势难久住。俟皇上收服中原，正位长安，然后驱他省人民以实户口，则事不劳而功易收。”（事见明末无名氏《纪事略》。）
汪兆龄的话为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即革命领袖的“汗马血战”，目的并非拯救普天下的百姓于水深火热，而是为了“抚有此土”。窃国大盗们以天下为私业，古来如此。但最令人不齿的，是张献忠之流为确保产权不转移，竟用上了“使后之据蜀者有土无人”的焦土政策。
在张献忠的计划性杀戮下，昔日的天府之国，很快成了人间地狱。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川人口仍仅有16096人。其中受祸最惨烈的安县，全县人悉数被杀，一个不剩。温江县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人口普查时，仅余32户，其中男31丁，女23口，合全县人口54人。乐至县直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也仅有27户人家。（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如此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岂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不过是丧失人性的全民大灾星罢了。
四
上文说的是村干部刘邦和农民工陈胜的蜕化变质，下面我们说说下岗职工李自成。《明史?流贼传》记载，李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及长，充银川驿卒”。明代的驿站，主要负责“邮传迎送之事”，功能有点像现在的邮政局、交通局兼地方政府招待所。驿站的长官驿丞，属不入流的从九品，相当于现在的副股级干部，驿卒则相当于普通职工。崇祯二年（1629年），李自成所在单位被裁撤，李自成因此下岗，开始混社会。
明人刘尚友在随笔《定思小纪》里记载，李自成在渡过黄河、进兵北京途中，曾作过一次战前动员，承诺：兄弟们若肯拼命，待攻破北京城，一定满足大家的欲望，奸淫杀掳随便大家。原话是：“诸军若出死力，破京师，当任所欲，淫掳杀掠不尔禁。”书里接下来记载：由是群贼皆用命。由此可知，此次动员十分成功。
当时的陕西巡抚钱守廉给崇祯皇帝上过一份奏折，报告说：闯贼本起于延安，官兵多其亲旧。两军对阵，碰见相熟的，便要拱手寒暄，互赠人事的有，托寄家书的有，委以财物、牲口、人口的有，互抒军功的也有。（事见清初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原话是：“贼本起于延安，官兵多其亲旧，每对阵时，拱手寒温，赠人事，寄家书，委以财物、牲畜、人口，斩级报告。”）
一方是走上造反道路的农民兄弟，一方是政府豢养的正规军，两军阵上他乡逢亲故、亲密无间，说明了什么？
说明他们皆非为理想而战，而是为了生计，当兵吃皇粮是出于生计需要，造反为寇做匪同样是生计需要。闯军中有一首战歌：“吃他娘，穿他娘，吃喝不尽有闯王……”跟着闯王打江山，为的是“吃喝不尽”。无独有偶，继太平军之后起事的捻军，几乎所有的军谣也都跟吃喝挂钩：“跟着张老乐，有得吃来有得喝”，“跟着龚瞎子，吃得鸡鸭子”，“跟着江老台，烧饼包谷揣满怀”，“跟着韩老万，穿着绫罗缎”，“跟着苏老天，牛驴骡马只管牵”，“跟着孙葵心，牛犊驴驹不算荤”，“跟着刘天祥，不愁吃喝果子糖”，“跟着老扎子，有吃的有拿的”，“跟着葛大牛，吃不愁来喝不愁”，等等。（参见《捻军史研究集?附录?捻军民歌65首》。）
参与战争对一贯穷苦、无以为生的农民兄弟来说，无所谓是非，也无所谓对错，而仅仅是一种营生，一种最终以生命为代价的营生。所以，他们追逐利益也是自然之理。领袖们为了激励士气，也只能投其所好，明白宣扬“惟女子玉帛是取”。
后来，战争形势变得对农民军越来越有利，又因为有牛金星的劝谏，北京城的百姓才算躲过一场劫难。
阶级感情终究敌不过江山社稷的吸引力，累累白骨不过是野心家们踏上帝位的基石。
李自成进京后，军饷无着，遂设比饷镇抚司，任命铁匠出身的刘宗敏当头头，负责筹饷。刘宗敏课剥有术、索求无度，牛金星、顾君恩二人以民情将变，劝他收敛，刘大言不惭：“这个时候，只怕兵变，不怕民变，士兵们是我们攻城略地的依靠，不如他们的意就不会服从我们。至于那些小百姓，他们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手里，有什么风吹草动，闭门分剿，不须鸣金击鼓，就让他们死光光。再说，兴兵以来，日费万金，如果不加以劫掠，哪里够呢？”（事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
刘老爷的理由是养兵要银子，要银子只能去抢，活该小百姓倒霉。设若小百姓敢反抗，那就对不起，兄弟们刀子锋利，闭门分剿，用不着鸣金击鼓便叫你们死光光。
刘老爷把什么都想到了，唯独忘了十数年前的自己，是因何走上造反之路的。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同样面临让老前辈刘邦皱眉头的朝仪问题。李自成手下那些将领，“坐则相压，行则相搀，谑以诟詈，戏则推蹴”。刘宗敏见了李自成便呼大哥。顾君恩往往“科头坐吏部堂”，办公时“举足置案上，乘醉携娈童，唱边关调为乐”。读书人宋企郊劝他：“衙门自有体统，不比营中可以自放。”顾君恩反嘲：“老宋犹作旧时气象。”（事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如果不是李自成很快败出北京，宋企郊保不定就成了叔孙通第二了。
顾君恩的想法与做派，其实也属正常。试想，好不容易将旧势力赶下台了，难道还要接受旧势力的那一套陈规陋俗？抛头颅洒热血选择造反，还不是为了今天的扬眉吐气？！
我们无从推想李自成当初是否跟部下有过“均贫富，等贵贱”的约定，根据现存的史料考证，起初农民军基本上做到了官兵平等。这应该也是后来李自成的私心自用，何以会招致部下将领强烈抵触的原因之一。
李自成登极前，刘宗敏不肯服从，礼政府（即礼部）官员劝他上表劝进，他装聋作哑，故意问来人：“何为劝进？”礼政府官员回答：“三跪九叩首。”他马上不干了，质问来人道：“我与他一同做响马，为何拜他？”后来，经牛金星一再劝说，他才勉强向李自成拱了拱手，算是依礼行事。（事见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另外，我们再来说说明末清初那首广为流传的民谣：吃他娘，喝他娘，吃喝不尽有闯王，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这种说法，无疑是小百姓的一厢情愿。闯王跟所有的小百姓一样，是身无长物的穷光蛋，绝没有让小百姓们吃大餐的财力。李闯王唯一能做的，就是慷他人之慨，拿地主老财开刀，靠地主老财的积蓄来收揽天下之心。
革命领袖最擅长的，是以明天的幸福愿景来动员嗷嗷待哺的民众；民众们最可怜的，莫过于一次又一次的上当。今天为朱皇帝卖命，明天为李皇帝卖命，当了一次又一次的炮灰还未觉醒。
退一万步说，纵使李自成能像朱元璋那样，开大顺朝数百年基业，百姓想要真的不纳粮，也绝无可能。传统中国政府的收入，一靠税赋，二靠国家的专营专卖。如果小百姓们不纳粮或少纳粮，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完全依赖专营专卖。小百姓要过正常的生活，而关乎民生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必须向政府购买，那政府岂不成了囤积居奇的奸商？
一边是受奸商勒索，一边是受税吏盘剥，我实在无法明白，这两者会有优劣之分，何者有进步性可言。
五
上面说的分别是工、农、兵的造反故事，还缺学和商。商人造反典型，是元末贩私盐出身的张士诚。张士诚占据平江之后，据之为己物，南面称孤，同样不见有什么先进性的措施。下面我们重点要谈的，是学人的造反。
知识分子出身的未第秀才洪秀全未起事时，在其革命宣言书《原道醒世训》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辈。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这是在人我平等、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强调天下一家，无我无私，与多年后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思想颇为相似。
有文化的造反派，往往兼具宗教教主和革命领袖的双重角色。宗教教主是以今天赌明天，今天谁供奉多，明天谁必入天堂；革命领袖是以明天赌今天，明天即是天堂，今天该要多做贡献。文化人造反，往往一身而具此二相。
洪秀全黄袍加身之后，亲自颁布实施了一部《太平天国钦定士阶条例》，将天国干部分十六级：东王一级，北王二级，翼王三级，天燕四级，天侯五级，丞相六级，检点七级，指挥八级，将军九级，总制十级，监军十一级，军帅十二级，师帅十三级，旅帅十四级，卒长十五级，两司马十六级。再算上高踞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天王本人，天国的干部有十七级之多。如此纷繁复杂的尊卑等级制度，较之任何专制王朝都毫不逊色。
条例同时规定，天国的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职同指挥，为行政八级的中央大员，比十二、十三级的军长、师长还要高四五级，地位似乎够尊崇了。
但如果我们稍作具体比较，结果会让人大跌眼镜。
同一个条例规定，天王府的轿夫（典天舆）品秩也为指挥，状元品秩与天王府抬轿者相等。更荒唐的是，如此高级别的轿夫，足足有一千人之多。依此类推，二甲第一名传胪，职同将军，相当于东王府的轿夫；以下称国士，职同总制，相当于北王府的轿夫；三甲名为达士，职同军帅，连诸王府轿夫都不如了。当时的小百姓说天王府的狗都有品级，绝非虚言。
非但如此，为了强化后宫服务质量，洪秀全还亲手制订了一篇莫名其妙的“十该打条规”，用以规范八十八个老婆和众多后宫佳丽。（参见洪秀全《天父诗》。）“奇文共欣赏”，我把它抄录在此，供大家欣赏：
服侍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话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若严格依照条规办理，现在的女性十有八九怕要皮开肉绽。
位子决定脑子。无论何样出身的革命领袖，得天下后干起残民的勾当，一点也不比“受命于天”的旧皇帝逊色。
六
老舍《题工人文化宫》诗曰：
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
如今数谁大？工人众弟兄。
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
工人文化宫，旧为明清两朝太庙，是皇室供奉列祖列宗之地。太庙毁灭，代表着一个皇朝国祚的终结。
庙“还是这座庙”，仅仅“换了主人翁”，可想而知，民主与进步不在改朝换代的革命真义之中。
旧的一拨人下去，新的一拨人上来，专制本质并未被触动。真正的民主，并不是民为主子，也绝不是由甲统治乙一改而为乙统治甲。简单的位置置换，绝不是民主。世上并不存在天生的皇帝，所有的皇帝皆从人民中来，人民才是出产皇帝的土壤。
元英宗时的大臣拜让有一句名言：“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语见《元史?拜让传》。）意思是水本身没有形状，盛水的盘子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盛水的杯子是方的水就是方的。如果用水来喻人，那么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盛水的容器。一个人能做什么事，往往由所处的环境起决定作用，而不是人本身。
民国狂生老宣说：“不遇国难，人人全是志士。不逢强敌，人人全是勇士。不见金钱，人人全是廉士。不遇美女，人人全是正士。不经试验，人人全是名士。正如不见骨头，狗全是好狗。”语见老宣《狂话》。话糙理不糙，话虽偏激，却不乏成例。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清末的反腐英雄，但同是这个刘鹗，一面作书讽刺晚清官场的种种丑态，一面到处跑官跑项目。翁同龢乙未年（1895年）五月廿一日日记记载：“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
刘鹗认为“承包”铁路工程有利可图，遂以五万两银子进京打点门路，并以数十件字画作敲门砖向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行贿。怎奈翁同龢不念同乡之谊，不为重金所动，刘鹗的买卖最终没有做成。
刘鹗的做派，颇具启示意义。在没有机会踏足官场时，嘲讽官场最力；在没有机会腐败时，抨击腐败最力。一旦机会来了，钻营功夫一点不落人后。当时，承揽工程跟现在一样，是个来钱极快的肥差。“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位子决定脑子，利益当前则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截然不同，古今皆然。
位子决定脑子对社会的最大伤害，莫过于把一个个原本充满良知与道义的人变成贪官污吏，把一个个原本应当代表正气与活力的衙门变成驯兽场、生产贪官污吏的流水线。
七
“位子决定脑子”论有如一把手术刀，可以解一切难解之事，破一切难破之谜。人世间种种想不到、想不通之事，一旦以位子决定论考之，无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只要权力的基础未被打破，位子决定脑子就无可避免。不管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上台，都不会有小百姓的好果子吃。
把屁股底下的位子拿掉，来个釜底抽薪，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有人尝试过，结果是亦行亦不行，或暂时行，久则不行。
六百多年前，明太祖朱元璋有感于丞相胡惟庸的擅权枉法，撤了胡的职务，并连带拿掉了胡屁股底下的丞相位子，从此国家没了行政首长，是为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罢相。自此，我国延续千百年的宰相制遂告终结。
拿掉位子，意在铲除腐败的根源，从本意来说，算得上是治本之举。朱元璋对这一措施的落实相当满意，为了防备自己死后复设相位，他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又颁布了一项类似遗诏的训令，对罢相的意义进行肯定，并定为长期不变的国策。诏令中说：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中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语见《皇明祖训》。）
但实际上，拿掉了位子并不能解决最高行政首长的腐败问题。因为整个独裁机制赋予最高行政首长的权力并没有被铲除，权力仅仅是由丞相手里回转到皇帝身上。朱元璋在世时，国家没了行政首长，自然不会再有行政首长的腐败问题。朱元璋肃贪，一时间好像成功了。
朱元璋故去后，若新皇帝怠政或是新皇帝无能，相权又会从皇帝手里转回皇帝身边的秘书班子（大学士）或是皇帝所亲近的宦官手里，造成明代的大学士虽无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甚至明代的宦官也因为分担了部分丞相的职能而被称为内相。
如果釜底抽薪的法儿有效，那它所能杜绝的，也仅是国家最高行政首长一人的腐败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哪一个皇帝，只要还想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裁撤的机构就不可能太多。
权力就像附在钉螺身上的细菌，能随宿体的转移而转移。去掉一个权力宿体，又会有新的权力宿体出现。如此折腾，权力的病菌仍在茁壮成长，腐败的根源毫发未损。
……
|
|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