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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一人命运 观世人命运
一本悼亡文集，一部当代平民社会史
以平民视角，讲述聚光灯不曾照见的中国故事
只有平凡的生活，没有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有闪光的片段值得记取
在这个以“成功”为人生唯一目标的浮华年代，普通人的个性与尊严更应得到书写与张扬
聚焦草根与俗世，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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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逝者”是《南方人物周刊》自2004年创刊以来一直保留的招牌栏目，每期都有。这是杂志最具有民主精神的栏目——逝者褪去了世俗的标签而回归平等。本书为这一专栏的精选。
“记录普通人的命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些文章，均是普通人对生命中逝去之人的追忆。这些人中，有写作者朝夕相处的家人、交往多年的老友，也有关系平淡的过客，甚至是偶遇的陌生人。人的一生，要目击、耳闻、亲尝无数死亡的消息。阅读这些逝者的经历，读者将惊讶于它们对庸碌却安然的日常的打断，惊讶于它们陌生却真切的生命质感。理解他人可能引向更深地理解自我。在不到两千字的叙述中，写作者试图接近一个人的死亡，同时向我们传递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消息。读者将意识到，这些形形色色的逝者的命运，也正是你我可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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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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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宗旨，以平等、宽容、人道为理念，时刻关注那些对中国的进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并从他们的故事中感悟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复杂。多年来，《南方人物周刊》始终未改办刊初衷，一如既往地打量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最大限度地撕掉神话和误读，抵达人性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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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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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有灵魂、有温度的人生_万静波
序一 逝者如斯，向死而生_杨锦麟 1
序二 他们活过，他们活着_张冠生 4
序三 夭折的和成熟的_余世存 7
尘烟
记录我们自己的大江大海 003
父亲公今度 013
父亲李文化的宽容与“空” 017
落选的“林妃” 020
“觉悟不高”的父亲 023
春晖难忘 026
父亲梅汝璘 029
最后的父爱 033
我的“贼”二爷 036
命运的股子 040
父亲的一生 043
以德为镜 046
冷灶热灶都要烧一把 049
远去的皮影 052
勤业
回忆陈忠诚先生 057
纯粹学者朱维铮 064
阳光灿烂的日子 068
一世功名任春风 071
我的丈夫杜如昱 075
“报人书记”林若 078
泽成老兄 082
师者风范千古存 086
近代史学界塌了一个角 090
在学术中快乐旅行的任东来 094
达观
103岁的老小孩李育中 099
千万里我追寻着夏光 102
清明时节忆父亲 105
偶然遇见高凌风 109
怀念岳父 112
我的好朋友熊顿 116
死生
最不值的安娜 121
痛失俊义 125
沉默如蚁 129
死亡之痛 132
最后一次见面 135
杨叔的解脱 138
他停止了挣扎 142
世上再无外婆家 146
赡养的难题 150
生命的巡回演出 154
我要在梦里跟爸爸谈谈 158
一切成空 161
太姥姥 164
天上的星辰 167
深情
父爱如山 173
最后一笔存款 177
怪人父亲 181
妈妈是个家庭妇女 185
姥姥的旧时光 189
最后一件棉袄 192
爷爷的鼾声 196
爷爷，我们天上见 199
生当无谋 202
小资奶奶的秘密 205
姥娘姚锡珍的幸福生活 208
真正的眷恋 211
让我们来生相伴长久 215
无常
她这一辈子 221
笑吟吟的三娘 224
九叔的退休金 227
天师的命 231
改变命运的选择 235
天德叔 239
驼背星哥的沉沦 243
好婆走了 247
父亲同志和酒 250
父亲的信念 253
他比那个时代走得更早 257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离去 261
邓老师的诗意 265
我们是怎样失去爱的 269
跋 很多消息经过我们_施雨华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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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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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有灵魂、有温度的人生
万静波_《南方人物周刊》常务副主编
《南方人物周刊》三个知名专栏“逝者”、“异人”与“梦中情人”要出精选集，借此机会，我想说几句相关的话。
先说“逝者”。
这应该算是《南方人物周刊》最知名的栏目吧，年头最长，投稿者也最多。最早的雏形版叫“怀念”，那时还未创刊，杂志主编、创始人徐列就谈到要办一个纪念亡者的栏目，而且放在最后一页，取其“有始有终”之意，没想到这一办就是整整十年。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传统，又深受儒家思想“未知生、焉知死”观念浸润的国家里，如何面对死亡、正视死亡，殊非容易。
早些年，我曾有机会背着行囊在美国大地壮游。飞机火车大巴，一路穿州过府，最爱看的地方有三类：教堂、大学和墓地。大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头脑，教堂决定了国民的精神气质，墓地则直接体现出对生命的态度。中国文字中有所谓“墓门已拱”、“墓草春深”，形容墓地之荒凉寂寥，这样的场景在美国大致是看不见的。美国的墓地，没有高大的墓碑，不讲八宝山式的级别，也没什么规格，就是一片面积大致相当、高高低低或竖或躺的石条，不壮观，有的也许就是比脚踝高几寸，勉强说起来，也可以叫墓碑吧。石头除了写上死者名字、生卒年月外，一般还会有一两句话：“Tom和Mary的爱子”、“我永远爱你”、“这里躺着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他曾为国效力”等，以寄托生者的哀思与怀念。
这是在基督教熏陶下美国人平等观念的最直白体现：不管你生前是贵是贱，在死亡面前，一律平等。区别和差异，只在墓碑上的那几句评价，那是价值观和私人情感的凝练呈现。这种差异，就叫文化。《纽约时报》著名版面“讣闻”，由受过新闻职业训练的记者，查访资料，采访死者亲友，以克制之笔，简练描述亡者一生。好的讣闻，甚至有传诵万口的动人力量。
《南方人物周刊》设立“逝者”栏目，其用心也在于此。我们希望来稿不要总是“为尊者讳”，也别总是“歌德派”，不管是一生得意的帝王将相，还是平凡至极的贩夫走卒，不管生前有没享受过尊严和自由（在中国，这是多么奢侈的待遇啊），至少在这个小小栏目里，版面的大小、字数的多少，是完全平等的。我们也不想文章总是写“恩情难忘”，更希望看到逝去的这个人过了怎样的一生，开心还是倒霉，怎样得到快乐，又怎样面对厄运。总之，希望看到一个有灵魂、有温度、真实地活过一场的独特人生。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不管怎样，作为历时最久的栏目，投稿者可谓最为稳定，普通人居多，也有名家，文章质量也保持着一贯的水准，算是初步实现了目的。
再说“异人”。
某种程度上，这个栏目的设置，是受到老外刺激的结果。
“异人”迄今已向读者介绍了数百个精彩纷呈、敢想敢为的异国人物：徒手攀爬世界超高建筑的“蜘蛛侠”，怀揣未遂的从军梦想、把坐骑改造成军用坦克的军事爱好者，用火柴头拼搭泰姬陵的创意手工者——这些活得汪洋恣肆、我行我素、让人羡慕的家伙，其实都是些普通外国人。
这当然不是说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就不懂生活乐趣，不会挑战庸常人生。不过，对比满大街随着《最炫民族风》起舞的广场大妈、只会“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停车拍照”的跟团游客、毕业不久便背上沉重房贷省吃俭用咬牙还月供的年轻人，那些有趣有料、有独立人格意志的中国人之少，确实是令人难堪的现实。中国人的游戏精神不强，寻找乐趣的本能很弱，往深里说，在一个长期奉行集体主义、迄今仍在提倡中庸之道的社会环境里，要想培养出独立人格和万水千山我独行的独特气质，难啊！
四十多年前，安东尼奥尼等极少数外国人被允许来到中国旅行访问，他后来评论中国说，“这是一个蓝色蚂蚁的海洋”。意谓中国人亿人一面，全穿蓝色工作服。四十年后，蓝色工作服是脱掉了，在服装色彩和样式上已和国际接轨，但我们心里的蓝色中山装，那五个纽扣还牢牢扣着。
希望以后会有中国异人、越来越多的中国异人，走进这个栏目。
最后是“梦中情人”。
这个栏目是编辑部年轻人的自由创造，随着这个栏目的诞生，我很高兴地见证了年轻一代记者编辑的成长。
在我的成长年代里，哪里会有“梦中情人”一说。美人哪个年代都有，王心刚、陈思思、李秀明、张瑜，算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的男女偶像吧（如果那时有偶像这个词的话），但性感和性，却想都不敢想。1979年出品的电影《甜蜜的事业》里，李秀明有一段著名的戏——爱慕她的男主人公和她追跑，春情萌动。这场戏被处理成一组略带夸张的慢镜头，因其中的暧昧情爱色彩，还激起了热烈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切与身体、欲望有关的情爱想象，都不能公开言说，也许连“梦中”都不能存在吧。
从这个角度说，“梦中情人”能成为一个被正大光明公开叙述的脱敏词语，确实彰显出时代的进步。在80后甚至90后作者笔下，他们的“梦中情人”对我来说有些是那么陌生（几乎未曾听闻的电视剧和演员），有些是那么不可思议（有个女作者的梦中情人居然是一部日本漫画的男配角）。对此，我和我的60后、70后同事，总是报以轻松一笑。我们这一代在石头缝里和盐碱地上踉跄至今的媒体人，乐见其成。
落笔的此刻，《南方人物周刊》正筹备庆祝它的十岁生日。创刊那会儿，我儿子还没出生，现在，他已是足球场上的追风少年。这是天翻地覆大时代下的十年，中国的十年，也是读者和周刊同人的十年。有时忍不住会想，在这样一个春风沉醉和暴风骤雨混杂的时代之夜，还有没有人愿意读书，还有没有人在读到微妙处时，会陷入沉思，或展颜一笑？且不去管它吧。劳动者自会从挥汗耕作中得到乐趣，那些心有灵犀的读者，也自会感觉到一丝温暖与默契。
2014年6月3日深夜
序一 逝者如斯，向死而生
杨锦麟
自《南方人物周刊》问世至今，“逝者”栏目已持续了整整十年，新星出版社要结集成册，编辑陈卓邀我写序，我在应承之时，脑海里登时浮现出“逝者如斯，向死而生”这八个字。
逝者如斯夫，是孔夫子的原创；向死而生，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不同阅历的人，对其的体悟和解读，是截然不同的。以“逝者”为栏目名称，或是受到孔夫子灵感的激活，而处于不确定年代的当下，向死而生则是一个一般人未必能达致的大境界。
“逝者”栏目曾经的打理者，是施雨华。我和他素昧平生，但“逝者”这个栏目，我是每期必看的，我缅怀先父的文章，也曾在此栏目上刊载过，毋须讳言，我因此对“逝者”栏目多了一份好感。但更多的好感，却来自于这些文章里普通人对生命中已经消逝的人的追忆，以及对这份追忆的某种理解和尊重。
据施雨华说，“逝者”这个栏目从《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之初就有，且几乎每期都有。每期从数十份来稿中选出一篇——所以不能不对未发表者感到抱歉。投稿邮箱有一段自动回复：“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发表您的稿件，并不意味着您的文章不好。某种意义上讲，怀念逝者的文章没有优劣之分。”
提到“逝者”，我不免会想起 《纽约时报》的讣闻版。我们知道，讣闻文化在西方盛行已久，许多著名大报都开设有讣闻版，比如《纽约时报》就将讣闻版放在最为重要的A叠。有介绍文章说，《纽约时报》讣闻版常备有3位记者提前撰写社会各界名人的讣告，另外还有3?4位记者负责日常讣闻的报道。他们选择人物的标准是这样的：社会或某一领域的杰出者，或对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产生特殊影响的人物。据说，数量可观的专职讣闻记者以及讣闻作家们会定期坐在一起召开杰出讣闻作者国际大会，共同预测下一年哪些大人物会“挂掉”，就像媒体盘点年度大事件一样。
与《纽约时报》讣闻版相比较， “逝者”更让我们有“接地气”的亲近感。大人物们“挂掉”的新闻，多半与“逝者”无关，“逝者”更着眼于对普通人的追忆、追思、缅怀和其他点点滴滴。与西方的讣闻文化及中国传统意义的讣告习俗相比，“逝者”多了一份人情味。入选的文章，不仅是对不同逝者的追忆，更是我们解读大历史的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千姿百态的不可多得的鲜活素材，甚至是正史与野史殊为难得的史料补充。我几乎读遍了“逝者”的每一篇文章，深深觉得，它所具有的具象图解效果，不亚于一部部历史纪录片，每位“逝者”都是立体、丰满而令人难忘的。
我为这个国家拥有这样的“逝者”感到庆幸，这样的“逝者”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独一无二，新星出版社独具慧眼，深知“逝者”的人性光彩，故精选其中部分佳作结集成册，与广大读者分享，这是善举功德。更为难得的是，选入此书的“逝者”都是普通人，他们的“逝”和大人物的“挂掉”完全两码事。逝者如斯夫，向死得永生。
逝者有短长，而纪念逝者的文章却无优劣之分。这也是“逝者”结集出版的价值所系。
是为序。
甲午年春夏之交
序二 他们活过，他们活着
张冠生
一
在我们中国，“活过”的含义太丰富了。
从鸦片战争迄今，百多年里几代人，经历着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从农耕、乡土、传统、封闭、守旧的社会一下子活到了工商、都市、现代、开放、趋新的状态。
祖辈还拿着锄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孙辈生下来已是互联网时代，面朝屏幕背朝人。
社会变动太剧烈，代价就大。方死方生之际，会有“失范”的时候。“失范”了，社会人心就会“失序”。过惯了正常日子的平民百姓，会有“坏人容易，好人不容易”的体验。这种时候，“活过”更是滋味无穷。
“活都不怕，还怕死吗？”是幽默，也是控诉。这本书里的人和事，就是证明。
二
百般不易，同归而殊途。有时以泪洗面，有时以血作偿，有时以命相争。
本书中的一幕，看一眼就忘不了。本来活得好好的，没有任何过失，政治运动说来就来，把人逼到跳楼，结果寻死未得，满脸鲜血、拖着散骨再往家里爬——还能想象比这更悲惨的事情么？
不能想象，事实却摊在眼前——五十住户的小院，一时间非正常死亡者二十三人。
当时，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
三
从这种年月活过来的人，该有多少伤心事？这类事记录下来，该是怎样一部伤心史？
真到读史的时候，却很难看见这些人和事。胡适曾借为其族叔胡寄凡著《上海小志》一书作序发感慨：“‘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大仇敌。”
以往，官方修史，专写朝代兴亡、君主立废、党争内幕??而不睬平民历史。“汗牛充栋的省府县志都不能供给我们一些真正可信的文化史料。”由此，胡适主张“识其小”，从《史记》读见“奴婢与牛马同栏”，他觉得比楚汉战争重要得多。女人的鞋子“关系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的文明性质”，是“刮刮叫的大事”。
《活过》叙说寻死未得的教授夫人爬向家门的情景时，用了“顺着楼道”四字；描述红卫兵批斗教授，是“用铅丝拴了窨井盖”挂于脖子，致铅丝嵌进颈椎??类似细节，关系一个时代的野蛮性质。
一本悼亡文集，一部当代平民社会史。
四
美国作家海伦?凯勒在失明失聪状态中学习词汇，学到“灵魂”。
老师告诉她，灵魂看不见。她说：“我把灵魂所想的东西写下来，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它的身体。”
耳聪目明之人很难说出这话，却可受到启发。《活过》的文字朴实，家常，记录平民生活，诉说亲友哀思。于是，活过的人在“写出来的东西”中灵魂不灭，与我们同在。
他们活过，他们活着。礼失而求诸野，我们还有地方去找。
2014年5月19日于博雅西园
序三 夭折的和成熟的
余世存
有幸读到这本当代人悼亡的文集。众所周知，中国人是回避谈论死亡问题的。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更为严重的是，虽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生在养生送死上给了国人巨大的安慰，但近代以来的中国，遭遇了革命世纪、唯物思潮和历史决定论的影响，死亡一改农耕文明中的至高信仰，成为集体仪式，被当作工具，死者也要为活人服务，死者不能与生者争地??无论是堵枪眼、顶炸药包、以革命人的名义实行枪决，还是自绝于人民；无论是抑郁症死，还是十连跳死；无论是70码死，还是飞机失联死??都与恐怖分子的“人肉炸弹”异曲同工，说明死亡在现代国人心中的异化。
我曾经盛赞野夫先生的文字在汉语散文史上跟鲁迅一样执着地、集中地叙说死亡。本书众多无名作者的伤逝悼亡文字，也是集中地、执着地谈论死亡，每一个亡者都有名字，每一个灵魂都有名字，他们坎坷或顺遂的一生，他们幸福或悲惨的一生，在作者笔下都化入了永恒。这本书让我相信，尽管死亡不为当今时代社会所关切，但在亲友心中，在众多国人心中，它仍是一个有待解答有待印证的问题，仍是情感、精神和灵性的源泉。我也从中印证了对野夫文字的感觉：“在中国生活的边缘，我们中国人民不仅有着羔羊般温驯的气度，而且绝不缺乏纪念碑一样矗立的高贵品性。”
父亲、母亲、姥姥、爷爷、堂伯、二爷、四哥、教授、老师、朋友??这些中国人的亲属在回忆中获得了存在的价值，他们组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死亡纪念馆，形象化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有着个体人生不可代替的经验，更含有精神寻求突围的消息。例如《远去的皮影》一文末尾所言：“弥留之际，回首往事，四哥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咱们生自农家，平民百姓，遵从家教谨小慎微，一生逆来顺受。但纵观自己一生，就像儿时的皮影，纵有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却都在操控之中，从工作到生活，从社会到家庭，总是有只似有形若无形的手牵制操纵，就像孙悟空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难道这就是宿命？”
这本书让我想起自己对死亡的一些思考，这才想到自己青春意气时写过不少关于死亡的诗。如《早熟的悲哀》：“我是一个老人这世界却太年轻那么多孩子似的向我问这问那我有话却无法诉说我的感受是另外一种是那古比的西米尔千年前善作预言的女人当孩子们问她西米尔，你要什么她说，我要死。如《死神》：我不怕你你不在的时候我看见那依靠黄昏的墙角嘲弄你和你兄弟的孤老婆子傍近生命闲谈她长长的故事没有人注意到她她辛苦一生，满面皱纹在旅途的终点静静地感味太阳隐退，夜幕降临她沐浴着自己的光辉我不怕你在你那里她只是结一次账而已她把肉体还给肉体她把灵魂还给灵魂??”当然，后来我也写过不少悼亡文字，这是我们人生必修的功课。
比较古今中外的死亡观，我们发现：古代人尤其原始人的死亡观是一种对死亡的反抗和否定，相信灵魂不死；现代人则把死亡看作必然，看作解脱，看作威慑和恐惧。但我们相信：死亡仍会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将其作为本质的秘密还给越来越多的精神个体，宿命会在越来越多的人那里成为一种规范自由，人们能够从死亡的存在本身获得人生圆满的动力，获得创造的灵感。就像怀念逝者的文字是传统中国极为珍贵的遗产一样，本书作者证实了现代中国人的怀念文字，是被污染的汉语世界中少有的财富。在这样的文字里，我们的精神在社会面前获得了完善，或者说，胜利，一如生者对逝者的祈祷：愿他们穿过荒凉的大地，在上帝的怀里得到安宁。“仁厚的地母啊，愿你永安她的灵魂！”人生的卑微、苦难和紧张，在生与死的观照里获得了解答与回报。
可以说，本书作者自觉不自觉的悼亡，既反映了大时代中的个体命运，安顿了自己和亲友，又无意中透露了死亡本身的消息。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并印证养生送死的庄严，可以理解人生惊心动魄的瞬间和人生如蚁的典范。正如死者们感叹的：“人如草木，春生秋老，风过无痕。”人们还可以从中了解不同职业、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生状态，甚至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如张鸣先生悼高华教授一文所说，近代史学界从此塌了一个角；或黄宁先生叹息的，“没有了姥姥，我的故乡坍塌了”。
中国人对死亡的评断本身是二元的，一为喜丧、善终，一为包括夭折、哀事、暴病、大病等在内的不幸，这是顺生哲学的反映。这一评判在当代仍有意义。书中有不少喜丧，但更多的是不幸的灵魂，他们在病痛中死去，他们上吊死去，他们在困顿中死去??向死而生，以中西方相通的这一形而上学思考来回顾人生，我们当知，善终有一种成熟的心智、健康的自由意志，而夭折、横死或暴死则是命运对生者身心的某种评价。中国人对身心污染、变异或病态的人有着最大的诅咒和评判——不得好死，不得其死。老子对生和死的思考是：“盖闻善摄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本书中的一些篇什，也有对老子思考的印证。如公今度教授吹箫，无意中吹起了儿时听过的“大出丧”，箫音未断，就传来父亲去世的噩耗。如杨芸的爷爷预言自己活不过9月。如布衣的大舅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他反剪双手，形象地比拟，“在牢里，有一人长年这样手铐脚镣。别人都说莫开锁，不然他马上没命”。
这种对死亡的感应、触及乃是人生自觉的大成就之一，它使人生赋有不可代替的诗意，使死亡真正如归。这种视死如归的成就源于对人生的庄敬和完善，一如歌德所言，所有成熟的事物都想死。这种死亡才是无惧的，才是文明个体领受到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种死亡才是重大的，才是文明个体顶礼的；“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这种死亡才是自然的，才是文明个体赞美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可以说，活着时直面死亡是一种有益的人生经验，所有“活过”的灵魂都是我们生者的背景，他们在天上、在地狱里看着我们，死亡同样在加持着我们。年轻时曾为“留他如梦，送他如客”敷演出下面的句子：“因为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遭遇我们常常忘记了生命的存在像在梦中忘记了是在梦中我们保留住生命不过保留着一个梦境不由我们操纵，不用我们指引放弃那些应该放弃的虽然我们还恋念着光阴像春日里送走水一样的客人我们送走生命不过送走了一位客人有一点儿惆怅，有一点儿欢欣??”
我读本书，拉杂想到这些问题，写在这里，跟读者分享。是为序。
2014年5月18日
跋 很多消息经过我们
施雨华
三年前的元旦，早晨一开手机就收到同事的短信：“史铁生去世了。”又说：“很多人是从读他的《我与地坛》开始思考死亡的。”
这是一个我特别想亲近，列在那年约访名单上的人——虽然知道他极少接受采访——在他60岁生日的前几天，就这么走了。
一直惦念2001年史铁生过完50岁生日后和陈村的那场对谈——后来以《我在哪里活着》为名登在《收获》杂志上。两位作家已到知天命之年，很自然就谈到对生和死的看法。
在对谈时，史铁生很有些惊人之语，比如，“死从我们生下来就在那儿惦记着我们”。他渐渐对生命有了一种镇定感，“这死就一点没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只不过当时有一惊而已，就像是你从椅子上摔到地上，你也会吓一跳。我看也就这么回事”。但他也承认，和陈村一样，对死亡的思考，“只是你的很小一段时间里的玄思。你还是要在你的人间里头生活”。陈村说：“我平时的生存状态是回避这样的事的。我想大多数人也是回避的。”
所谓“这样的事”，大概是指生命的无常、个人的有限。时时直面这样的命题，生活是不堪忍受的，多数人回避“这样的事”，因为还要“在人间里头生活”。然而即使你不去想，它依然会不期而至。人这一生要目击、耳闻、亲尝多少死亡的消息？或许经历这些你也会有“一惊”——惊讶于它们对庸碌却安定的日常的打断，惊讶于它们陌生却真切的生命质感。
细想之下，“逝者”的表现是令人吃惊的。这个栏目从《南方人物周刊》创刊延续至今，和我们一起走过了10年的光阴。当初，我们认定逝者也是“人物”之一类，现在，我们仍然这么想。有时我甚至觉得这是杂志最具有民主精神的栏目之一：逝者褪去了世俗的标签而回归平等，对他们的记录也是如此。
三年前第一次将栏目的文字结集时，我担心过是否会因为反复讲述同一个主题而令人生倦。但重读的感受并非如此，反而像是想起一些朋友告诉我的往事，陪伴他们重新走过一段旅程。现在，这个栏目第二次结集，应当归功于翁倩、白伟志两位同事，因为我已经由编者变为读者。这本小书收录了普通人对个人生命史中消逝者的追忆，在两千字的旅行中，他们试图接近一个人的死亡，同时向我们传递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消息。
人是愿意袒露心声的，只要你懂得去聆听。有时会想，给一个人拍纪录片，让他讲述自己的一生，讲述他对个人命运以及时代潮流的理解，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他能说出多少话来呢？而他能说1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能拍1集还是5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这个生命的密度？
就像英国的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导演挑选了14个7岁的孩子，每隔7年跟拍一次，拍到2012年那集他们已经56岁。在那两个小时中，观看14个真实生命经历巨大起伏落差，大喜，大悲，归于平静，或近于疯癫。也许你会觉得，这14个人的命运，也是你可能的命运。
我们所需要做的，不过是准备一种开放的心境，让各种消息经过我们。
就像史铁生说的，人类的基因谱系，“不见得是一个一个单个儿写的，很可能是所有的人搁在一块儿，你只是其中的一个段落，你这段落孤立起来看可能没什么大意义，你可能跟其他人的基因谱系放在一块儿看是一篇文章，是一个乐谱”。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可作如是观；追忆者和被追忆者，也可作如是观。理解他人可能引向更深地理解自我。
再借他一个比喻，人的一生也许就像下围棋，那么，生命终局近似无数的棋子最后围起来的那个“空”。黑子白子，一手好棋一手坏棋，就像人生或好或坏的经历。我们一边下棋，一边看别人下棋。当别人的棋局接近终了时，我们应该有耐心陪他“复盘”，看看他如何经历这局棋，甚至由此而改变个人棋局的下法也未可知。
对生命感恩，就是既然棋局开始了，就要努力下好，围出一个意味充实的空来。
2014年5月26日
记录我们自己的大江大海
杨锦麟_香港
2012年8月中旬，我正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弟弟电话，告知父亲病危。连忙告假，次日赶早班机返回了厦门。
父亲看到我归来，对我努力说出以下这一段话：
“请你一定要找到王毅林，告诉他，我这辈子无法在党旗下宣誓，是终生的遗憾！”
“终生的遗憾??”病危的父亲不断喃喃自语，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此时此刻，我才明白，父亲这辈子备受屈辱、备受煎熬、备受政治上的各种打击，却为什么能坚定不移地活下来。
父亲杨逸生，1922年生于辽宁锦西南票偏脸子屯，八岁随我的曾祖母、祖母一起，由我爷爷带着南下，到厦门与早已在此谋生的曾祖父相聚，自此杨家就在南方落地生根。
父亲先于厦门古城西路故宫小学（即今天老市公安局对面庙宇）就学，小学毕业后考入集美中学农科初中。抗战期间集美中学内迁大田，父亲因家里经济拮据，无法提供学费，不得已中途辍学。他的学历不高，但天资聪明，能写会算，在那时也是个小知识分子，人生后来的故事多半与此有关。
父亲与祖父均属两代单丁，抗战期间双丁抽一，父亲因此报考南京宪兵学校。行军途经湖南衡阳时，同伴开小差溜走，长官迁怒于父亲，当众毒打之。父亲因天气酷热加羞恼，遂病倒，被弃兵站破庙而不顾，奄奄一息之际央求路人摘树上青涩橘子解渴，就是这些青涩橘子救了他一条命。等大病初愈返回驻地时，驻地已被日本轰炸机夷为平地，侥幸避过一场劫难！
父亲因病被遣散，顺原路折返福建，行至韶关，盘缠已尽，闻知时任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为闽籍人士，遂投奔其门下任勤务兵。吴仲禧，老同盟会员，中共秘密党员，其子女均在周恩来南方局工作，吴亦是后来在台湾被捕殉身的吴石中将的单线联系人。父亲浑然不知此情，但仍记得当年吴仲禧司令办公室案头多有马列和其他进步书籍，吴也常要求他们几个勤务兵阅读进步书刊。后因祖母病重，加上思乡思亲情切，父亲遂告假返回，从厦门避祸日寇，几经周折，逃难至福建晋江石狮新华街的家中。
与家人团聚后，父亲经祖父关系介绍入当地乡公所任职。其时发生宗族械斗，乡公所某些人失手杀人，犯了命案，当事人编造借口，诓骗父亲与另一同事入狱顶罪，父亲因此备尝牢狱之苦，被判七年徒刑。
法院宣判之前，曾祖父去探监，偷递给父亲一串万能钥匙。次日父亲被押上庭宣判，返回监狱途中要求上厕所，设法打开手铐和难友分头逃遁。他说真是命大，那一串钥匙中的第一把就轻易打开了手铐的锁，他在逃走之前，还痛殴了押送他们的法警一顿。
当时泉州全城戒严，四处城门紧闭，大举搜查。父亲全然不识城里道路，却也是幸运之神眷顾，跑到第二条小巷子时，发现一所小学校，他的初中同学杨世南刚巧在那里任教。父亲找到杨世南，杨慷慨相助，让他藏匿于其宿舍，过几天再摸黑翻墙出城，与在城外接应的祖父会合。祖父将父亲送到石狮新华街附近著名中医李氏家中躲避，待等风声渐小，才将父亲转移到外地。
父亲属国字辈，原名杨国昌，又名杨大德，因泉州逃狱成功，获得第二次生命，为纪念那次难得的经历，遂改名杨逸生。这名字有两层意思：一是因冤案入狱，后脱逃而逸生；二是大难不死，希望能安安逸逸地生活下去。但事实证明逸生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他还会有很多曲折经历。
抗战期间，祖父举家内迁，先是在石狮担任防空哨长（时无雷达，需在沿海山区满布防空观察哨以监视敌机），后因父亲逃狱而设法调往安溪，待事态逐渐平复，托人安排父亲前往连江防空哨谋职，直至光复后复员。据说，父亲曾在连江与当年押送其上庭的狱警迎面遭遇，他故意显示自己腰间佩枪，令对方惊惧不已。
1942年—1943年间，父亲参加了闽中地下党交通站的工作，后来那个交通站被敌人破获，有人叛变，有人脱队，但父亲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动摇。光复之后，防空哨撤除，祖父和父亲被遣散，遂举家返回厦门。父亲失业在家，曾到台湾谋职但无功而返。
1946年间，父亲和黄刚在厦门接上关系，“黄刚”真名王毅林，时任福建城工部厦门市委书记。其后两年，父亲在他的指导下，为党做了很多工作。1948年夏天，他们约在厦门海滨公园临海的石凳上见面，黄告诉父亲，之前嘱他撰写的个人简历，组织上已经审查，通过了他加入党组织的申请，就等适当时机安排一次入党仪式。
但是不久之后，由于福建省地下党组织内部出现了诸多“异常”现象，福建城工部遭到重大挫败，各地城工部被迫暂时停止活动，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福建城工部事件”。在福州市烈士陵园，如今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长眠于此的一百多名烈士，并非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于党内的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政治残杀。
然而并不知情的父亲从与王毅林见面那天起，就一直在等待着入党仪式的到来，王却自此不知所踪。这一等，就是大起大落的一辈子，等成了一段无法释怀的宿命。
王毅林以及他的一些战友是那场屠杀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他们侥幸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福建城工部事件”惊动了刚刚进入北京城的中共高层，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福建城工部的历史问题和大部分冤假错案才陆续得到平反、纠正和落实政策，但也仍有相当部分的城工部成员和外围群众，迄今尚未落实政策。
被要求打入敌人内部的党员群众，由于历史问题的错综复杂，或由于各个历史阶段证人的死亡，落实政策的线索中断，很多人仍被视为政治上的另类——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1948年，厦门全城开始对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展开逮捕行动，家里人担心父亲受到殃及，让他去香港待一段时间。等到1949年10月厦门解放，他立即乘船返回，以为可以找到“黄刚”，继续为新中国做一点事，哪知命运再次结结实实地跟他开了个玩笑，这玩笑一开就是60年。
解放前夕，父亲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被加入”一反动组织，职务是“反共救国军石码纵队”下属某组织指导员。冒充父亲名义的人是父亲儿时的玩伴，叫曾天送，当时是古城西路一带的流氓混混，他虚报参加名额倒没有太多政治意识，只是想多领取一点薪饷。
事发之后追究，父亲百口莫辩，因此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将近30年，到1972年才摘帽。历史问题不仅成了他个人政治上的阴影，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几个孩子的成长。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屈辱，虽然都已成为往事，烟消云散，但终究在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父亲生前和我的直接对话不多。2010年11月11日，我回家探望他，父子间有过一场难得的剖心交谈。
谈话中，父亲的关键词有二：一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是自己问心无愧。我也早已为人夫、为人父，肩上扛着男人养家糊口的责任，此时此刻以同理心去体验和理解父亲过去数十年的心路历程，才深深明白了有苦说不出的委屈、有冤无处诉的憋屈，对那段岁月之荒唐才有切肤之痛。
父亲对他的“历史问题”给我们几个孩子带来的影响，再三表示歉疚，我几度勉力抑制住自己的泪水，微笑着大声对他说，都过去了。
的确，一切灾难困厄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承受过的诸多苦难，也都渐次过去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并没有记录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那年，父亲90岁。
父亲的一生，总和一些我们所以为的“际遇”擦肩而过。如当年他是厦门著名的抗日救亡剧团的主要演员，厦门沦陷之前，曾参与战地救护伤员，是最后一批撤离厦门到鼓浪屿避难的童子军大队长。他当时接获通知，要求随抗日儿童救亡剧团南撤桂林，但祖父母和母亲舍不得让他远离家人，强行将他留了下来。抗日救亡剧团是中共南方分局外围组织，如随团南下，他的命运轨迹可能会有所改变。他也曾提及，当年的伙伴，在解放之后几乎都是厅局级干部。如当年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共秘密党员、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身边，命运安排又是另外一回事。如当年与“黄刚”的单线联系不因“福建城工部事件”被迫中止，仍持续按黄的要求行事，命运又是另外一回事！
大时代，大浪淘沙，迎面而来却失之交臂的故事很多，父亲数度与可能改变他人生的际遇擦肩而过，也是命运的另一种安排。
读懂一个人，就能读懂一段历史。然而对于父亲，以及他们那整整一代人的挣扎、努力、抗争，个人命运受制于大时代局限的无奈，我们作为子女晚辈，其实未必能了解或理解透彻。
父亲于20世纪50年代先后参与坂头桥、江东桥、龙岩大桥、厦门海堤大桥沉箱及所有钢筋的施工建设。坂头桥、龙岩大桥的题字均出自我祖父之手。东山战役前夕，唯一通往东山前线的大桥就是江东桥，但桥遭到破坏，必须抢修，施工队总工程师鞠总率众日以继夜。父亲当时是施工队负责钢筋施工的技术骨干，他生前曾多次说，当年他捆绑钢筋的技术实在是不错。
抢修江东桥期间，正是东山战役最关键的战备阶段，但此时天公连降暴雨，江水陡然暴涨，从苏联引进的打桩船失控，陷入江中漩涡，不断地冲撞桥墩。桥墩若被撞断，东山军事补给线将陷入瘫痪，后果无法预测。父亲自告奋勇，只身跳到桥墩与打桩船之间，试图阻止灾难性事故发生。
晚年的父亲忆及当时浸泡于冰冷江水的18个小时，觉得自己能活下来真是奇迹。他说，最后几乎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桥上的同事用绳索吊下一瓶高粱酒让他喝酒取暖，却不料在猛灌几口高粱酒之后，忽然一脚踩虚，被旋涡卷入江水，完全失去知觉。醒来时，发现已被冲到五十多米之外，被拖上岸几经抢救后捡回一命，而当时，我还在母亲肚子里尚未出世。
父亲因参与建设坂头桥获“一等功”，因抢修江东桥获福建省政府颁发“特等功臣”荣誉，奖金人民币30万元，按购买力等值换算，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元。
20世纪50年代为建设新中国的尽心竭力，只是使父亲落下了永久腰伤，并没给他带来更多的个人荣誉、社会地位的升迁，或安逸的晚景。如果他不幸死于江东桥，或可成英雄永垂史册，但他命大免于一死，则依然备尝磨难，历次政治运动均无法幸免。只是和那些早已冤死的英魂相比，父亲能够九旬善终，大幸矣。他曾告诉我，他这一生就是“太老实”，老实人总是吃亏，但一辈子问心无愧！
父亲自嘲在“文革”期间成了“老运动员”，好在命大，终于活到拨乱反正的年代。他生前一直希望自己的“历史问题”能有个结论，有个说法，年事越高，这个心愿越发强烈。我知道很难，而且熟悉和知道他的当事人几乎都已经离世，尚且健在的只有他念念不忘的“黄刚”，但“黄刚”也垂垂老矣。
我在凤凰卫视任职期间，拍摄过一集《走读大中华》，专门采访了厦门城工部的几位老人，当然也访问了“黄刚”，也就是王毅林。
自从厦门海滨公园一别，父亲始终试图寻找他。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有关部门协助下，父亲通过一位关键人物——任职于厦门统战部的林华，辗转找到了王毅林。林华曾是厦门城工部市委核心成员，当年负责宣传工作，也是福州那场屠杀事件的幸存者之一。
那次会面，父亲希望王毅林出面为自己证明政治清白，王却似有隐衷，终究无所作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因受福建城工部事件影响，多数城工部地下党成员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影响，王毅林也是其中之一。一个在档案中被注明“控制使用”的人，一个十年动乱期间被造反派打断一条腿的人，自身尚且难保，如何出面证明父亲的清白呢？
访谈中，我特地问王毅林伯伯，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你父亲是一位进步的革命青年，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完全符合党员的要求，无法如愿落实政策，是极左路线的影响和表现。”
这期节目定名为《血染的忠诚》，播出时，老眼昏花的父亲贴着电视荧屏反复看了几遍，老泪纵横，难以自已。尽管他的“历史问题”最终没能获得官方结论，但表妹说：咱自己给舅舅平反了！
父亲出殡的前一天，为了履行对他的承诺，我专程拜访了王毅林伯伯。我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王静默良久，长叹了一口气。
他说，真的不敢回忆那一段历史，实在是极为残酷，每每想起都会掉泪。“在处理落实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上，我的工作是有些缺陷的。”
我别无他求，只是想告诉王毅林伯伯，当年他发现、培养，并且单线联系的杨大德，不是一个坏人，临终前这段话语，足以说明一切。
当然，我不敢告诉他的是，父亲在说完这段话之后的几天中，病情不断加重。每次抢救过来时，或我去探望他时，他的眼睛总在寻找什么，总有一种期待。我告诉父亲，王毅林伯伯大病初愈，不好去打扰他，父亲眼睛里闪烁着一丝失望。我心里明白，时过境迁六十多年，要满足一个老人临终前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012年8月26日中午12点，我们于厦门殡仪馆举行家庭追思会，父亲的亲朋好友、儿孙晚辈、原单位领导同事及各界友好，一起缅怀，为他送行。
在追思会上，我们播放了他临终前道出的遗愿，以及2010年11月11日，我为他录制的那段有关人生经验教训总结、对子女交代的视频。他的领导和同事都是第一次知道他过去的经历，这位受人尊敬的九十多岁的“老杨”，人生故事居然如此跌宕起伏。
父亲的灵柩四周摆放着亲朋好友致祭的花圈。其中一个花圈是王毅林伯伯送来的，上面写道：
杨大德同志永垂不朽！
老战友：王毅林
“杨大德同志”，这个久违的称谓，父亲等了六十多年，却竟是在去世之后才到来。父亲若是听到，会不会含笑九泉呢？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了一句古诗：
一将功成万骨枯。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大江大海。
春晖难忘
梅长钊_武汉
四岁的男孩，从梦中惊醒，发现母亲不在身旁，大声哭闹起来，众人把他带到一个灯光明亮的大房间门口，他看见里面安静地坐着许多大人，他的母亲站在讲台上。男孩便是60年前的我，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在给成人扫盲。
1954年冬，家里把刚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和四哥送到南昌交由祖父母抚养。第二年寒假，母亲把我接回武汉，那天天还没亮，天气严寒，祖父雇来一辆板车，我和母亲坐在其上。那时九江开来的火车只到昌北牛行，板车行驶在赣江公路大桥上，凛冽的江风刮得像刀子一样，母亲用衣被把我捂得严严实实，紧紧搂着我，再没有一丝寒风吹到我的身上。在九江只买到到汉口的小火轮船票，船行途中，江上起了大风浪，至今我还记得紧紧抱着我的母亲那惊慌焦虑的面庞。
又是一个冬夜，外面北风怒号，屋里温暖明亮，母亲带我早早上了床，我们双双靠在床背上，母亲笑着教我：“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一句一解释，一读一跟读，小学四年级的我，在那晚把白居易的这首诗记在了心上。
还是冬天，最使我难过的是母亲的手，由于冷水洗菜洗衣，她的双手冻开了许多裂口，又由于取煤生炉，这些裂口变成许多黑线，深的地方可以看到红红的肉，母亲总是用剪成条的橡皮胶布把它们粘上。
1960年开始大饥荒，农村里饿死了人，城里有人在街上抢包子。一天，母亲听隔壁赵妈说五通口可以捡麦子，她俩一起乘船去捡了好几天的麦子。每天傍晚，流着汗水、晒得红黑的母亲归来，再给我们做饭。晚饭后，她把小白布袋里的麦穗倒到灯光下的方桌上，除去麦芒等杂物，我和四哥兴奋地用砚盘碾出一颗颗黄黄的麦米。多年后我每次去天心洲过五通口，总会想当年母亲在什么地方拾麦穗？
1968年底知青下乡。我到生产队打开行李，发现里面有一大包桂圆肉，不知母亲是什么时候放上的，她是在尽最大努力给我储备营养。有段时间没给家里写信，母亲来信责备我，说她很久没有接到我的信感到心慌。这封信我至今珍藏，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才体会到母亲当年的心情。
1970年年初，我挑着一担糯米和油回家过年，晚上船到汉口时下起大雪，未进家门我就感到温暖舒畅，明亮的灯光下母亲用毛巾帮我拍打身上的雪花，父亲笑着对她说：“真是风雪夜归人啦。”那次我从乡下带回来的麦芽糖粘下了母亲的一颗坏牙，“不用上医院拔牙了”，母亲笑着对我讲。
母亲由于过度辛劳与受寒患上哮喘，年年加重。1971年10月，她病情严重，被四哥送进协和医院，后由我从荆门赶回来照料（父亲当时下放在黄梅五七干校）。我白天照看母亲，晚上回家睡觉。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今晚不回去，就在床脚陪我睡一晚好不好？”我当时看她病况不是很严重，又想在这里挤着没家里好，没照做。后来每次想起总是悔痛万分：我没满足母亲离世前唯一的愿望。
1972年1月，母亲再次入院。当时招工风声很紧，母亲斜躺在病床上喘着气对我说：“你不用管我了，这里有医生、护士，你快去跑招工的事情去吧。”再后几天，她总从被子里伸出双手，在空中比画什么，身为外科医生的大哥告诉我，这在医学上叫“捉空理线”，是意识不清的表现。15日早上8时，母亲平静地睡着，神态安详。大哥俯身仔细观察了一下，转过头轻声对我讲：“母亲去世了。”
母亲享年60岁，那年我25岁。母亲经历过抚养七个子女的艰辛，经历过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母亲毕业于中华大学，一直很想参加工作，但一生未能如愿，心中的苦闷连尚属孩童的我也能看出。1949年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母亲身边的亲人一个个陷入深渊：被打成“右派”、批斗、抄家，甚至死亡。我可怜、善良、慈爱的母亲死在国家遭受最大灾难、家庭最为困难的时期，没听到一个好消息，没看见一线希望。
母亲死后，家中空无一人。20天后，戴着黑纱的我被武汉一师招回了武汉。家人从外地赶了回来，给母亲送葬。殡仪馆的火化炉前，父亲一人站着，对送进炉膛里的母亲九十度鞠躬。十年以后，父亲也离开了我们，剩下的一小半家庭完全消亡。三个月后，我的儿子呱呱坠地。
三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忽然想起该给母亲打个电话，可又不知道她的手机号码。我又想，父亲应知道，我先打电话去问他一下吧。
我突然醒来，原来是大梦一场。
赡养的难题
杜敖_重庆
2009年冬天很冷，下班路上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天气这么冷，外婆还好吗？”当时年事已高的外婆轮流在两个舅舅和我家住，这是家庭会议讨论的结果。没两天接到电话，得知隐隐有预兆的噩耗：外婆过世。问我是不是回去，我当然要回去。
外婆1924年出生，85岁高龄，终究没熬过那个寒冬。等我带着女友回到老家的大院子，灵棚已搭起来了，到处是青纱和柏芽，外婆的黑白画像挂在最中央。画面中外婆笑容慈祥，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紧邻院子的乡村公路上停满一大排汽车，多是赶来送老人最后一程的孙辈从各地开回来的。
这个院子安静了太久，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路，老人们一个个凋零。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住着好几十口人，人丁兴旺，逢年过节更热闹。我在这里不用担心大人的呵斥，只有外婆满满的疼爱。常常玩得正高兴，外婆把我叫进里屋，从箱子底变戏法似的捧出一把糖果来，都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稀罕物。有外婆陪伴的童年很幸福，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记忆犹新。
外婆这一辈子不容易，李家外公病故后留下四个未成年子女，外加腹中尚未出世的妈妈。那年头一个农村寡妇拖着大群子女的辛酸艰难没人可以想象。数年后改嫁，当时还很小的妈妈跟着外婆一起来到张家，后来又有了两个舅舅。张家外公从不过问家事，外婆操持着整个大家庭，大到子女们读书、当兵、学手艺、出嫁、娶亲，小到繁重琐碎的家务。李家几个年纪稍大的子女住得不远，没读过书的外婆井井有条地分配着有限的精力和物资，小心翼翼地把两头都照顾好。谁也没想到，正是这样的经历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简单的老人赡养问题，因各种人为原因变得复杂。有人说外婆太偏心，对某个舅舅特别好，而这个舅舅偏偏又脾气暴躁，曾因为老人的赡养问题把所有的哥哥姐姐告上法庭；还有人说外婆改嫁，没尽到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外婆一生为子女操碎了心，此时却有口难辩，倔强的她失望地收拾行李，回到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老院子。
没有人确切知道外婆那段艰难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此前一年春节我去看望外婆，她的老年痴呆症已非常严重，竟然没认出她的外孙。问吃饭了没有，说吃过了，灶台上却是冷锅冷灶，只在柜子里找到一碗不知放了多少天的剩饭。等老人明白是外孙回来看望自己时，很高兴地翻出一袋东西硬要递给我吃，仔细一看：天哪！竟是洗衣粉！老眼昏花的外婆大概把它当成了某个远房后辈看望自己时送的豆奶粉之类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要和多年前一样留给她的孙辈。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明白现状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维持下去了。
我约了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谈这件事，一致认为所有的借口都不是理由，真正的道理只有一个：老人迫切需要儿女照料。我俩拎着礼物一家一家拜访各位舅舅和姨妈，结果让人失望，那些重复很多次的理由再次摆在两个晚辈面前。本以为表哥至少可以做通自己家的工作，谁想大舅把他春节带回的3000块钱直接砸到他脸上：拿起你的臭钱自己滚！表哥一番孝心却触及到这个大家庭最深的伤疤，他让人同情地退缩了。没人看好我发起的这次家庭会议，很多长辈表态自己不会来。
那年春节的正月初八，我一大早来到外婆居住的老院子开始张罗。比我到得还早的妈妈生火准备午饭，一位早已出嫁的表姐和表姐夫帮忙打扫阳尘，另一位原本说不来的大表哥夜不能寐，凌晨驱车几百公里从外地赶了回来。感动之余，也让人更加笃定：我们正在做一件本来早就该做的事情。中午时分，老院子里终于喧闹起来，到处站满人，该来的长辈也都来了，我不知道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而改变了决定。午饭摆满整整三桌，外婆端坐在上席，因为大脑思维功能紊乱，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人这么多，很是高兴。
老成持重的大表哥主持饭后的家庭会议，说我们无权批评任何一位长辈，也不准备追溯任何一段各执一词的过往，只请愿意解决外婆眼下困难的人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如何办。并率先给出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表明态度。在几位舅舅和父母的响应下，终究有了一个差强人意的解决方案。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觉得那是最有意义的一笔钱，并为自己当时刚大学毕业不久无所积蓄没能做得更多而愧怍。
两年后，外婆的葬礼最后一次把所有人召集到那个老院子。
有些之前言行让人无法理解的长辈在葬礼全程中忙前忙后很是出力，我不太明白他们是不是在以这种方式表达迟到的愧疚。外婆终于走完了自己漫长而艰辛的一生，如今静静地躺在一旁，此后这个院子里所有的纷扰、这个世间所有的冷暖不再和她有任何关系。
天上的星辰
丁力_法国
1946年，曾祖父离开南通城去找昔日部队，途中偶遇曾生龃龉之人，被其拖到古镇五窑杀了。高祖父带着两个稍小的儿子，将他的遗体运了回去。后来，国军南逃，掳了爷爷的二叔去做壮丁，在扬州，他侥幸逃了出来，沿途讨饭回到家里。
此前多年，高祖母已得脑炎去世。盛年丧妻，中年丧子，高祖父精神从此留下问题，乡人唤其“污爹”。“污”的意思是头脑不好。爷爷回忆，他少年随高祖父出远门，高祖父曾突然从桥上跳入河中，也曾无征兆地从小河一侧跃至另一侧。
曾祖母独自将爷爷和姑奶奶抚养成人。爷爷年少时，村中有人家开饭早，他牵着姑奶奶站在门口看，被人戳着鼻子说：“你们长大了，不是偷就是抢。”为了供爷爷念书，姑奶奶很早就辍学，每天只吃两顿饭。饿得浮肿快死时，他们在外闹革命的舅舅捉来个郎中，一颗药丸服下，竟慢慢康复了。
1949年以后，爷爷因为曾祖父的问题没有高考，不能工作；三年饥荒，爷爷的二叔捡别人丢在地上的番薯皮吃，消化不良差点死去。“文革”中，曾祖母无辜被冲击，精神受到刺激。爸爸自小随曾祖母生活。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夜，他一觉醒来，发现曾祖母倒在地上，惊慌中叫来爷爷，为时已晚。曾祖母一生尝尽苦难。爸爸悲恸不已，别人去劝慰他，他躲到桌下哭。思想老派的高祖父不同意将曾祖母的遗体火化，末了众人一起哄过他了事。
幼年时，高祖父很喜欢我。其时他已过米寿，虽然费力却喜欢抱抱我。他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人，历经沧海桑田，目睹风云变幻。幼时我不知，我是他最疼爱的早夭长子的后人，也是他唯一的玄孙，他因而对我倾注了很多感情。小阿姨比我只长四岁，我小时蛮横，常欺负她。可她若生气，高祖父便拿着拐杖戳着地说叨她：“你比他大，让他欺负两下怎么了。”高祖父留给我一些东西，由我奶奶保存着。奶奶说当年高祖父很神秘地把这些东西交给她，还不放心地叮嘱以后一定要留给我。
听说这些往事时，温暖而心酸。
高祖父享年九十有五。离去时，满堂子孙都在他屋中守着。葬礼很隆重。出殡时，男人们吆喝着抬起棺材，唢呐随之吹起，长长的队伍慢慢地跟在后面。为首的老人隔一阵放一次炮仗。清冷的乡间，满是烟火的味道，生纸打着旋儿在空中飘，低声的呜咽被炮仗声盖过。骨灰还家后，一个老师傅沉静地将其撒在棺中。我在旁边默默注视，心中十分震撼。
我第一次对“死”有了认识。人活过一生最终却化为乌有，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彼时流行的《狮子王》中，木法沙告诉辛巴：“死去的先人会化作天上的星辰，注视保佑着我们。”我宁愿如此。
高祖父去世不满百日，他的次子、爷爷的二叔也因胃癌去世了。他的病早有征兆，过去干活常常说胃痛。妈妈曾担心地说您做不动就歇歇吧，他说没事，我是肚子饿的。
出殡那天，小姑妈哭着说：“爷爷，以后没有人煮饭给我吃了。”
饭还是会有人煮的，只是，再也不会是这个人，也未必能有一样的味道了。
转眼到了2000年。
姑奶奶中风陷入昏迷。她人极好。爸爸要教训我时，她总是冲上来护住。夏天，我和姐姐一路跑着捉蜻蜓，她在后面慈祥地看着，劝我们把蜻蜓放了，说蜻蜓是观音菩萨的坐骑。
幸而几天后她醒了，只是自此半身不遂。
人生无常。一些际遇总叫人怀疑是冥冥中安排好的。
姑奶奶去世前一个月我去看望她，正是夕阳薄暮，不远处行过的船拉响悠扬的汽笛。她对我说自己是废人一个。我安慰她，将来要请最好的医生把你治好，然后许诺一个月后再回来看她。
尔后我失约了，紧接着她便走了。一切都似是故意的，节奏掐得刚刚好，就是要让我抱憾。
我很懊悔。必须做的事情，务必及时去做。人只能活在当下，未来是不可测的。
这次回老家，看望了爷爷的三叔。匆匆一见，老人轻轻亲了我一下。我离开没几天，爷爷说老人癌症晚期，难再撑一个月了。
农村已经难见到小孩。村中行走的唯有老人。年轻人都很忙碌，纷纷往外跑，小城市的觊觎着大城市，国内的又好奇着国外。
我也是顺着人流不停奔跑的平庸一员。我也常常不清楚奔跑的意义。但我知道，最终我们都会停下来。
让我们来生相伴长久
鲁曦_武汉
刚过去的冬天很冷，此前的中秋时节我失去了你——相濡以沫的老伴，那个曾为我遮风挡雨的港湾。你的消失让我独自走进这个寒冬。
相知牵手39年，2012年春天，你开始了与命运的抗争，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你都无法正常进食，却始终坚持下床，力图自理，直到因为无力而卧床后你都还想尽力配合我，对我说：“我这几天很折腾，辛苦你了，对不起。”让我心酸流泪。我恨自己无法代你承受痛苦，只能信守自己的承诺：让你活着的每一天都不失尊严。病中你曾说：生命只是一个过程，人不主动寻死，但死亡不可避免时一定坦然面对。话如其人，病中的你，善良乐观坚强，较之以往，更加闪光。
化疗后，你拖着孱弱的身子，为朋友即将上学的孩子选购书包文具并亲自送去，回家后累得不能动弹；病中，你为考大学的后辈、准备结婚的新人、生病的老乡一一送情送礼；身体虚弱的你依然坚持去公园写地书，为的是陪伴那个因你而走出退休失落感的笔友，以及在你住院期间因找不到你而难受，几天不肯出门的老校长。
病中，你学会了上微博，谈时事，讲风俗，吟诗文，引来粉丝逾千，甚至有网友邀约：“老爷子，等您回武汉了，请您吃饭。”天不遂人愿，经历了七个多月的折磨后，你带着对生的渴望和对亲人的不舍，离开了我们。
你是个称职的父亲。在女儿童年时为她设计缝制花裙子，寒暑假用自行车载她坐轮渡过长江，长长的坡岸撒下她的欢声笑语，也留下你的脚印。女儿成人后，她也是你永远的牵挂。退休后，我俩离开武汉来到广州，伴随小外孙的长大和交友圈子的扩大，你克服了最初的不习惯逐渐爱上了广州。
你是个体贴的丈夫。为了这个家，你操劳了三十多年。我自幼失去母爱，未成家又没了父亲，生女儿难产的三天三夜，你一直在旁守候。在我身体不适时，你细心呵护；在我为丢失东西心疼自责时，你百般宽慰。
你有一份钟爱的职业。无论当干警、教师还是司法干部，你都爱学习，爱钻研，曾被列为援藏人选，也参加过献血。
你爱动脑，善于接受新生事物。背诵诗文、勤于动笔、抄写报章、记录生活，差不多和年轻人同步学会使用手机短信和微信，病中又迷上了微博。你教会了七十多岁的老姐姐发短信；你在公园写地书，见围观者有兴趣，之后每天多带一支笔让他们也能书写。一位农民工跟着你抄写诗词，地书干得快，你便每晚在家提前抄好第二天要写的内容交给他，他十分感动，说：“下半年我到广州，带土豆干儿谢你。”谁要学习，你有求必应，送给他们纸笔和字帖。
你热情好客，尊重哥姐，善待弟妹及晚辈。到姊妹家聚会，你亲自下厨；闻知哥哥生病，你揣上钱就往医院赶；侄儿中风，你送上计步器。你说我们年轻时哥姐给了很多帮助，应知恩图报。
你年轻时脾气急躁，随年纪增长逐渐变得宽容，你常替别人着想，唯独马虎了自己，也许之前你已有病在身，只因身在外地，加之耐受力超强，你拖延诊治，最终被病魔击倒。目睹你的离去，我万箭穿心，从今以后，外出我得亲自锁门，夜晚回家无人为我留盏灯，老乡聚会再也听不到你幽默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而和亲友“相聚花城，决不失约”的约定也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愿望。家中成捆的宣纸再无人书写，年幼的外孙常常坐在你的电脑桌前，用你用过的笔学你写字，小时候捡到一片破树叶都要拿回家让你补，视你为“超人”的他，前几天鞋子脱了底还说：“以前都是外公给我补。”女儿再也没法为你买衣服，没法为你更换电脑、手机和Kindle电子书阅读器了。
我们青春聚首，白头时却无法相守，也许我只能说：幸福不在天长地久，只在曾经拥有。女儿曾拥有父爱，我曾拥有关爱，我们曾共同拥有温暖的家，亲友曾拥有你的关心和热情，你曾拥有亲友的尊重和喜爱——他们不远千里结伴到广州探望你，陪你到老家的山上避暑；你回武汉后，亲友每日送来吃的喝的，聚在你病床前陪你聊天；你的身后事，有亲友、同事亲自为你操办，有白发苍苍的老乡、步履蹒跚的街坊为你敬上年初一凌晨的第一炷香，更有无名的诚心者，在清明时节悄悄到你墓前送上大束鲜花??
老伴，有此足矣！这是你一生为人的最好回报。老伴，企盼我们来世再牵手，我会好好照顾你，让你远离疾病和痛苦，把今生满满的爱回报给善良的人们。
父亲的信念
林宇_温州
16年前的情人节，父亲乘风而去。十年生死两茫茫，于死者，魂魄已虚无缥缈；对生者，怅惘却未有尽头。
无论是少年求学，还是青年从政，父亲都可算人中翘楚。他是浙江航务学校第一届优秀毕业生，年刚而立，就当上地区某直属部门负责人。在那个讲究成分的年代，他是根正苗红、业务拔尖的代表。他又是非常热心的人，因为在交通部门工作，一年之中为人代买上海的船票就数以百计。在母亲眼中，他是恋家的好男人；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他是很有学问的人，几乎无所不知。他身上有那个时代很深的印记，他能背诵所有的毛泽东诗词和许多毛选的经典段落。
然而，父亲的形象并不总是高大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渐入佳境，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腰包鼓了，房子大了，家电新了，打扮时尚了，说话的声音也渐渐响了。而我们家还是死水无波，父亲还是言必称毛主席。他好像一个巨人，还来不及调整脚步，就被绊倒了。他的目光渐渐暗淡了，他在现实面前退缩了，他不再谈笑风生，他慢慢成了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活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面。刚刚40岁，他就已经头发稀疏了。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对置身于这浪潮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洗礼和融合。大浪淘沙，为什么很多人都顺利走过了这一关，而父亲这么优秀的人却始终无法完成他的跨越，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原本，母亲在市中心地段开了一家百货店，生意马马虎虎。老街的店面，关门开门都是一件力气活，家里只有父亲能够胜任，父亲也一直在默默地做着，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劳。尽管赚得不多，可他们都很满意，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关上店门以后，两个人都是说说笑笑着回家，也带给我们一屋子的温暖。有一天，最令父亲尴尬的一幕发生了。那天，母亲左等右等，等不到父亲的踪影，一直到深夜11点才见父亲回来。原来，已到店门口的父亲碰到了一个熟人，那人随意开了几句玩笑，父亲支吾以对，红着脸绕回了家。到了深夜，不放心的父亲又折了回来。母亲数落了他几句，父亲先还能够应付，到了最后顶不过，便仰起头，说：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做违法的事情。到此地步，母亲也只能摇头叹息了。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迈进店门半步，百货店很快关门大吉。
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很民主，我和大哥经常在饭桌上发表与他不同的见解，甚至为了逗他故意唱反调。他却非常宽容，从未呵斥过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拥有平等的心态和别人交流，父亲是有功劳的。然而，民主很快失衡了。在当时中国的思想体系里，改革是争论的主题。温州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它的发展又成了我们议论的焦点。有一次，我们触犯了父亲的底线。在争论毛公和邓公的历史功绩究竟谁更大时，我们各执一词。我顶撞父亲：“你的观点已经过时了，有本事你到五马街（ 市中心最热闹的一条街）去叫，看看谁听你的。”父亲的眼睛暗淡了下来，接着大哥大概又说了一句对毛不敬的话。父亲气得全身发抖，腾地站起身来，打了大哥一个嘴巴。我们都傻了。
其实，这种事情是迟早要发生的。父亲的这一巴掌，打出了威风，但他明白，他的最后一个阵地也失守了。
自那次家庭风波以后，父亲更加沉沦了。他学会了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到最后，他一天要喝六次酒，甚至在上班的时候，关上办公室，用牛肉干和花生米也能凑合着来一顿。每到星期天，他把大大小小的毛主席纪念章拿出来，一边欣赏，一边赞叹，眼中发出柔和的光芒。他真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那一年他才47岁。因此，后来家庭卷入抬会风波，他身患绝症时，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很强了。康有为先生死后，他的弟子顾颉刚先生说自己是“淡然置之”，因为康有为的学术生命，早在36岁就死了。而父亲在我们的眼中，他的生命仿佛也就定格在47岁，以后的挣扎，主要偏向物质，而非精神上的徘徊了。
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陈寅恪先生认定他的死是“文化殉情”。凡被一种文化或价值观所同化的人，在文化或者价值观裂变的时代是非常痛苦的。受这种影响越深，痛苦就越烈。在我看来，父亲亦如是。
中年退缩的父亲曾经有过惊人之举。“文革”中，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在当时温州最高最繁华的建筑温州大酒家上垂下一条十几米长的用草席制成的条幅，向伟大领袖表决心。他还花了六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作为礼物送给母亲。一向清醒、沉稳的父亲，为何会有这种宗教式的虔诚，这也是一个谜。
为文化或价值观所影响的人，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他要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否会因太讲适应而失之圆滑，抑或会因太讲坚持而无法跨越？这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迷惘，也是大变革时代每个人都应面对的一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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