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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掌握一切公众舆论进行全民战争总动员
★全体民族的精神团结一致是总体战的基础
★现代战争是全面的总体战涉及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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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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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战》的主要军事思想包括：一、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二、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必须控制新闻舆论，利用一切手段进行精神动员；三、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粮食、服装、燃料等重要物资要大量储备；四、军事行动协同、突然、迅猛。要陆海空三军协同，选定X危险的敌人为主攻目标，不宣而战，集中兵力，速战速决；五、建立集中统一的战争指挥体制，以具备卓越才能、坚强品格、充沛精力、敏锐观察力的人为统帅。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对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希特勒更是将其运用于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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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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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军事战略家。历任德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步兵旅旅长、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德国X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等职。其著述甚多，X著名的是《总体战》。鲁登道夫强调，一个民族的精神团结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总体战的基础。在总体战中，人民已被推到第一线。民族精神在危难时刻，对于维护民族生存十分重要。总体战中作战的不是国家而是人民，每一个成员都应将其全部力量奉献给前线或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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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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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体战的本质1
第二章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13
第三章 经济与总体战37
第四章 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63
第五章 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81
第六章 总体战的实施107
第七章 统帅131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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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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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体战的本质
我并没有打算撰写一本关于战争理论方面的书。
对我而言，战争理论是陌生的。而且，我多次说过，我是一切理论的敌人。在我看来，战争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生活中最严肃的现实。事实上，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过，我并没有打算重复那些妇孺皆知的东西。
由于这本书的读者定位是全体人民，所以我重点研究的是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所不熟悉的方方面面。民族生存斗争的本质是全体人民必须要了解的大事情。但是，他们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并不需要通过阅读浩瀚如海的战争教科书，而只需要简明易懂的解说就足够了。
在此要做一下声明，我在这方面所讲述的东西纯属个人最为重要的战争经验，而不是像某些国家猜度的那样，是什么官方言论。
大约100年前，战争理论大师冯克劳塞维茨就对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经验做了深入的研究，写成了《战争论》一书。该书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屈从我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这点完全正确。在研究为达到这个战争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时，克劳塞维茨只考虑通过会战和战斗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这点成了进行战争的毋庸置疑的原则，也成了总体战领导者的首要任务。
因此，克劳塞维茨这个在战场上消灭敌军的观点，势必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此，冯施利芬将军在1905年《战争论》再版前言中，也做了中肯贴切的论述。而我也对此深表赞同。
但是，我想说，这部书纵然是经典著作，但它是过去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已跟今天的情况脱节，甚至可以说，《战争论》会扰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误入歧途。
克劳塞维茨说的战争的多种多样性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对于战争的多种多样性，克劳塞维茨这样写道：
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就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为了击垮敌人，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更加一致，战争看起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同抽象的战争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起来就越是政治的。
紧接着，克劳塞维茨又进一步探讨形成战争的新特性的原因：
虽然战争在本质上和形式上发生重大变化，虽然这些变化让战争更趋向于其绝对形态，但这些变化并非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束缚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为战争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而导致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巨大威力。
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那个时代，政府首脑无视民众意愿而发动的内阁战争，即政府依靠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荡然无存了。当时所说的民众参与战争，往往是指民众交纳税款，或者因为部队的行军、宿营和作战而直接受到伤害。
法国大革命则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将人民力量直接吸纳到战场上，只不过，当时并未彻底形成像克劳塞维茨说的抽象的或纯粹的形态。1866年和1870－1871年的战争，法国虽
然在甘必大[甘必大，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左翼领袖，1870年9月革命后任国防政府内政部长，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甘必大领导由民众参加的所谓新军进行军事抵抗，击溃了包围巴黎的普军。]领导下显得生机勃勃，并获得了全民族的同情，但是它依旧没能阐明战争的本质。
而这种战争形势对我们而言，依旧是陌生的。我们只能说，在1870－1871年的战争中，德国政府对在法国出现的这种新战争形式手足无措。对德国而言，战争是军队的事情，与民众没有直接的关系。此时的战争依旧在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性的学说范围之内。
但是，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同。]和近一百五十年的所有战争相比，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不但参战国的军队在战场上厮杀，就连参战国的民众也参与其中。于是，战争变成了人民的战争，它让人民陷入战争的危险之中。对于这场战争，我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一书中这样写道：
跟以往相比，虽然武装力量和作战兵器更加强大，但是陆军
和海军的作战仍一如从前。另一方面，人民倾尽全力支援战争，作为军队的后盾，给军队以鼓舞和支持，这个特点在近年的所有战争中都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当前的战争中，军队和人民已经融为一体，想要分清哪些属于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于人民的范围，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人民战争真正体现出它的字面含义。
世界强国汇聚人民的力量进行相互对抗。它们在进行陆战和海战的同时，也对敌国人民的肉体和精神进行攻击，以期达到瓦解敌国人民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
从总体战上看，战争不单单是军队的事情，而且是直接与参战国的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息息相关。
总体战的出现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日渐冲突的争霸斗争，表现在削弱各民族和镇压反抗者的勃勃野心；二是普遍兵役制的出现及使用杀伤力逐渐增强的武器装备。
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的多种多样性时代已成为历史，总体战却随着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比如，随着飞机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它不仅能执行投掷各类炸弹的任务，还能够向居民散发传单和其他宣传品。比如，无线电设备，随着其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可以执行向敌方进行宣传的任务。
这种变化多种多样，举不胜举。世界大战中，由于敌军作战区域纵深的正面有数百千米宽，以至于在该区域内的居民被卷入战争。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战场，从现实意义上说，它早已扩展到作战国的全部疆域。
在这样的战争中，军队和人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而且还间接受到粮食禁运和宣传等活动的影响。这种情况跟战史中所描述的被围要塞的居民一样，他们最终因为战争的折磨和为生活所迫而弃城投降。
因此，总体战不仅针对军队，也直接针对人民。这是无情的和真切的现实，每个国家都会用各类作战手段来为该现实服务。如果用一句老话来形象地描述总体战，那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则最合适不过了。如此一来，总体战的所有参战国的民众将承受巨大的精神负担。
但是，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只有在整个民族的生存遭到真正的威胁、全国民众众志成城决心投入战争时，总体战才会付诸实践。这一特点是由总体战本质所决定的。
以前那种战争，即政府无视民众意愿，以及为实现有限的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与总体战相比，这种战争与其说是维护民族生存的道义战争，不如说是纯粹的强盗战争。
在殖民战争中，侵略者凭借船坚炮利、训练有素的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灭掉一个民族或者部族，被侵略者则因为生存遭到威胁而被迫反击。对于被侵略者而言，这种战争更具有总体战的性质，因为他们是为了道义而战。
除了这点，可以说，殖民战争是最不道德的战争，甚至配不上战争这个崇高、庄重的称呼。因为殖民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民族生存而进行的，而是完全出于利欲[在世界大战中，美国派出庞大的军事力量到欧洲战场对德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就具有殖民战争的特性，因为美国人认为金钱能够拯救世界资本家。]。
如果我们对总体战的特性进行深入研究，那么便能得出意义深远的结论。从克劳塞维茨至今的一百多年里，战争的本质早已发生变化，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或许是政治本身先发生了变化。
结合我在上面引用《战争论》的引文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究竟是如何看待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当时，他只关注所谓的对外政策，即处理国家相互关系、宣战和媾和等问题，而忽视了另外一种政治。克劳塞维茨认为对外政策的意义远远高于战争的意义。尽管他对统帅做了一定的评价，但他依旧认为，战争和统帅都是紧密依赖于对外政策的。
为了更好地证明这点，我们再来看看《战争论》的一段话：
由此可见，战争不单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的另一特殊手段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与该手段相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且提出这样的要求并非无关紧要。但是，不管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如何，我们只能将它当成对政治意图的修改，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在另一处，克劳塞维茨这样说道：
我们再强调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所以，从战争主要方面来说，战争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或许克劳塞维茨也对自己过分看重外交政策的观点产生怀疑。他在另一处认为战争不仅关系到外交政策，还涉及一个国家的全部政策，尽管他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他这样说道：
这种情况（即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常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进行政治交往不但要了解战争本质，让对外政策服务于作战需要，而且首先了解由战争本质派生出哪些与民族生存各个领域有关的任务，留待政治去完成。极为重要的是，对于该问题，不但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要将它作为民族的共同财富而倍加维护，使之代代相传。
在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政府、官员和人民乃至许多军官，因为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对这个现实问题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政府和官员不知道战争已经给政治提出的全新的任务，而人民也不知道战争正向和将向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世界大战中，政治原本的任务之一是起码要促进人民活力的充分施展，为人民的生活形态服务。而人民则应当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作为军队的强大后盾，甚至不惜性命。
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我阐述了人民的这种生活形态和这种政治所依据的基础。我认为，民族的精神力量是应当被特别强调的东西，它是战争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却丝毫不涉及。
对此，我在吕蒂希作战的头几天就颇有感言，我这样写道：
这场世界大战和人民战争向我们德国人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要求，给德国人带来了沉重负担。如果我们要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每个人都要倾尽所有，不遗余力，奉献一切。我们一定要了解世界大战和人民战争的真正含义，一定要把生活的困苦和敌人对我们发动的表面上看不容易察觉、但实际却具有巨大威胁的宣传攻势置之度外，必须工作和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汗，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和必胜的信念。
这是一个严酷但却是绝对必要的要求。
陆军和海军，就像德国土地上的橡树一样，深深地扎根于祖国。他们依靠国土生存，从中汲取力量。他们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们可以依靠国民给予精神和物质力量以及人员补充参加战斗。
正是靠着这种力量的支持，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争中忘我地战斗，以期获得胜利。有这样的军队，我们便能够保障德国的最后胜利。正是依靠这支军队，祖国才能进行这场对整个世界的大规模战争。至于同盟国的援助，以及根据陆战法对被占领土地的资源利用，则都是次要因素。
陆军和海军一定要不断地从祖国获取新的精神活力、人员和作战物资，并借此保持其战斗力。
国内的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一定要处于坚不可摧的状态。如果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遭到损伤，一定会带来严重后果。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危险就越大，困难也会越多，同时，这对增强陆、海军的精神和道德力量的要求也就越发急迫起来。
国家一定要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充分保障人员和物质力量（今天，我认为还要增加精神力量）。
对于后方而言，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后方不但是我们备感自豪的国防力量的生存根基（不允许出现任何裂痕），还是纯洁丰盈的力量源泉（必须保持长盛不衰）。
只有这样，我们的陆军和海军的精神才会保持高昂，其战斗力才会长盛不衰。
人民力量的强大，能够供给军队源源不断的力量。事实上，人民的力量与军队的力量已经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军队在前线的战斗力完全取决于国民的战斗力。这就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局面：国内处于一种为战争而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政府和首相一定要对这种生活和工作进行指导，使之长久地保持生机勃勃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像今天这样强烈要求全体德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德皇而战所以，政府的工作和行动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唯一的结论是：战斗力源自于国内，表现在战场上。
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政治、政府及人民原本应该在世界大战的危急时刻完成。但是，在人民因为作战行动、敌人的粮食禁运和宣传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时，要想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却要困难得多。
我认为，未来战争一定会在精神、体力和物质力量上，向人民群众提出与世界大战完全不同的要求。在将来，军队对人民，尤其对人民精神团结的依赖性，一定不会呈减弱的趋势，相反，会远远超过世界大战时的程度。
世界大战期间，敌国始终采取一切手段摧毁德国人民的精神团结。同样道理，我相信在未来战争中，敌人除了消灭我国军事力量外，也一定会将瓦解我人民的精神团结作为目标。
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这种强有力的作战手段（攻击敌人的后方战线）的威力，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亲身领受，为何我国就不能利用这种作战手段呢？敌人使我国人民的精神团结遭到动摇。为什么我们不去动摇敌国人民的精神团结呢？这种斗争应当先从国内开始，经过中立国抵达前线。不过，现实是，德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武器：对敌国居民进行粮食禁运。
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针对整个民族是总体战的目标。在既定现实的影响之下，战争本质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按照规律，政治本身将发生变化，政治的任务范围将随之扩展，政治必将和总体战一样，具备总体战的特性。
为了使一个民族在总体战中的力量最大化，政治不但提出维护民族生存的力量的口号，而且要极为重视民众为其生存在各个生活领域（包括精神领域）的需求。
对一个民族的生存而言，战争是最大的负担。所以，总体战一定要在和平时期就为战时的民族生存斗争做好充足的准备，稳固这种斗争的基础，让它牢不可破，让它不会在战争的危急时刻发生动摇、出现裂痕，甚至被敌人摧毁。
既然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都
应当被推翻。战争和政治都要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所以，政治理应为战争服务。
人民群众越具有强烈的种族意识，他们的种族意识就越能得到激励，进而人民群众对民族生存条件的认识就会更加清楚、全面。此外，人民群众对政府那些无视人民意愿而争权夺利的野心和政治手段的洞察力就更加敏锐，就更加会从自身产生一种谋求民族生存和理解总体战需要的政治。这种政治将直接成为种族政治并自愿为作战服务，因为二者具有相同的目标：维护民族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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