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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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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取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和日本的三菱日本邮船会社，从两个企业产生的背景、管理方式、人才选拔机制、资金来源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讨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起步阶段政府干预经济的不同方式，及其导致的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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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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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及如何干预，在经济学界是一个持久的话题。但不可否认，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干预经济发挥了极为重要且无法替代的作用。本书以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两个典型企业的发展历程为例，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对两个企业进行长时段、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干预方式和目标，是两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且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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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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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荫贵，男，1950年12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招商局史研究会副会长，招商局史研究会特邀顾问兼特约研究员。1982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作为中日首批合作培养博士项目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一年，1995～1997年再赴日本东京大学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1982～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曾任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98年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2006年兼任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2005年6～8月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2003年9月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招商局史研究会副会长，招商局史研究会特邀顾问兼特约研究员。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社会科学家证书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中国近代航运史、股份制企业史、金融证券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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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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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Ⅰ
序 一【聂宝璋】／Ⅲ
序 二【滨下武志】／Ⅶ
第一章 绪论／1
第一节 国家干预经济与近代化的两种类型／1
第二节 同时起步的中日近代化及其不同后果／3
第三节 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角度观察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点／7
第二章 中日轮船航运业兴起的背景及初期发展／20
第一节 中日近代轮船航运业兴起的背景／20
第二节 三菱会社、招商局的成立及其初期发展／40
第三章 19世纪80年代三菱会社与招商局的改组及其发展历程／65
第一节 日本邮船会社的组成及其发展／65
第二节 80年代中期招商局的改组及其发展／91
第四章 管理方式的比较：命令书与官督商办／117
第一节 命令书的特点和性质／117
第二节
官督商办的特点、性质及其与命令书的比较／129
第三节 官督商办与命令书的本质差异／141
第五章 借材异域与替换取代外国高级船员的比较／143
第一节 明治年间日本政府培养本国海技人才的对策和措施／143
第二节 日邮会社排除取代外籍船员的过程和特点／152
第三节 高级船员始终被外国人垄断的招商局／158
第四节 中日两国海技自立差异的根本原因／164
第六章 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资金方面的比较分析／167
第一节 日本政府利用国家资金兴办示范工厂及处理官营企业／167
第二节 日本兴办工业企业资金的筹措方式／170
第三节 清政府兴办工业企业中的官款／173
第四节 中日两国在动员筹措民间资金方面的不同做法／174
第七章 中日两国政府实行不同干预政策的内因分析／182
第一节 中日两国政府性质不同的制约作用／183
第二节 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别更深层次的影响／186
附 录／192
一 甲午战后日本轮运势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192
二 命令书选译／215
三 公历、中国历、日本历及年号对照表（1850～1915）／224
四 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发展之比较（1870～1915）／226
征引书目／228
后 记／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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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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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本书1994年以日本研究博士丛书之一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20多年过去了。由于当初印数不多（2500册），再加上直接以中日两家近代企业进行典型分析，进行长时段、多角度、多层次比较，进而观察国家政权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研究成果较少，所以本书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迹，不断有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询问笔者在哪里可以购到。承蒙招商局集团帮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愿意将这本小书再版，能够获得再版的机会，笔者在感到荣幸之余，对此书进行了修订增补。现将修改的地方说明如下。
主要的修改部分有两处。
第一处是原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一目八十年代中期招商局改组的实质，根据近年出版的新资料，特别是汪熙、陈绛教授整理编辑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对1885年唐廷枢、徐润离开招商局，盛宣怀再次进入招商局担任督办一事的根源，以及这件事反映出来的清政府对商的态度，进而对招商局的影响等问题的叙述做了进一步充实修改。
第二处是将原书第六章中的第二节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资金问题的比较抽出，改写增补成第六章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资金方面的比较研究。原来的第六章改成第七章。之所以将原来的一节增补成一章，是因为笔者在原书出版后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认识到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开始近代化运动时，无论是购买轮船、兴修铁路、采购机器、兴办工厂，还是雇用外国技术人员，都需要政府做出重大决策和投入巨额资金，这对于此前都是农业国家的中日两国，无疑是重要而又困难的课题。怎样筹措兴办近代企业的资金，尤其是怎样对待和动员民间的资金投入近代企业之中等问题，不仅对两国实业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十分重要，更是两国近代企业本身能否兴办和兴办的企业能否长久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原书只有一节，显得较为单薄，说服力也略有不足，尤其是对于民间资金的动员，中日两国政府的做法更是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将之增补成一章就很有必要了。
再就是对全书进行了修订。
这次修订再版，虽经过笔者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肯定还有不足和错误之处，期待读者们批评指教。
朱荫贵
2016年初夏于上海复旦大学
序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聂宝璋
朱荫贵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行将出版，值得庆贺。这样的比较研究，对我来说，纯然是一个新课题。作为导师，在尊重作者观点的前提下，从旁提出一些参考意见，对个别问题协同探讨，仅此而已，主要在于作者发挥自己的研究功力。相反，在反复研读过程中，导师也能从中受益，获得启迪。这或许就是教学相长吧。
近年来，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日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到1991年，全国规模的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已举行5届。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8年的10年当中，共发表洋务运动论文1000篇，平均每年在百篇以上；共出版各类有关专著、资料集等三四十部。就此有专家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10年来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和深度来说，还是从新的成果来说，都远远超过以往几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朱荫贵博士的这本专著，运用比较经济史的方法，对中日两国的两家典型资本主义性质企业的发展途径和命运进行了个案分析，并进而探讨两国政府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作用，这项研究对深化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打开视野和深化认识，做出了认真而有益的探索。
朱荫贵先生是根据他的长期积累与不断探索确定选题的。后来他有幸游学东瀛，既得到滨下教授的关怀、指导，又有机会与日本学者交流心得，还能广泛收集日文资料。凡此使他有可能在原有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开视野，从各个角度对招商局和三菱日本邮船会社两家典型的近代航运企业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
全书以丰富的资料缕述两家轮船公司自19世纪60年代以迄20世纪20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全过程。这不仅是一项可观的巨大工程，而且通过发展过程突出两家公司的发展异同点，清晰地展示出两家公司类似的历史背景、国内条件以及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与结局。在这里，读者不难发现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贯穿一个主导的东西，即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国家的干预，包括直接的干预与间接的干预。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人才培养、资金筹集以及经营方式等各个领域几乎都能体现国家干预政策、措施的作用与影响，从而使何以日本邮船会社获得迅速发展而招商局长期停滞不前，进而日本何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一直未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这个在学术界长期得到关注且众说纷纭的复杂问题获得进一步澄清。从国家干预的高度审视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更能捕捉企业的特点，更易显示中日两国社会的性质。我琢磨这或许就是作者匠心独运所在，同时也是全书的精髓。
我还欣赏本书的另一特点，即作者精心把国家干预问题置于中日两国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考察两家企业的各自特殊性。拿日本来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及政治体制与德川幕府时代有根本的不同，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因此施政之初就表露出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姿态。跟着就派出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周游欧美诸国，酝酿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国策，制定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战略规划。改变原有的落后的封闭性封建经济体制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任务显然并不轻松。综观明治政府实施其总体战略规划几十年，其过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局性，二是长期性。所谓全局性，是指明治政府在优先发展海运业方针下，对日本的邮船会社实行鼓励扶助政策，目标并不限于日邮本身，而是为了改变外商垄断日本贸易的局面，实施振兴工业、提倡出口，以贸易立国的国策。发展海运业不过是其殖产兴业总体战略的一环。航运业、贸易、金融、工业、农业以及文化教育等都各有位置。所谓长期性，是说任何一项政府政策举措，虽有实施过程的阶段性，但最终都须服从明治政府制定的把日本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的长远目标。尽管规划在贯彻之中也遭逢某些顿挫与困难，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维新政府内部对符合时代潮流的国策基本达成共识，全国上下大致保持统一的认识。显然，先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干预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明治维新政府制定的总体战略不仅使企业发展有明确的方向，而且能为其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
在中国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洋枪、洋炮、轮船等西方利器震撼了九州大地，于是清政府统治阶层出现了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分野。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前者认为西方利器不过是奇技淫巧、变怪神奇，因而不能学、不必学。后者则认为天下耻莫耻于不如人，甚至举日本为例，主张向西方学习。二者确有不同。迫于存亡危机形势，洋务派得以创办枪炮局、制造局，筹办招商局等。尽管如此，但祖制不能更易，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意识与社会宗法、政治制度不容许对封建国体进行变革。洋务派内部虽不乏改变政体的激进言论，但洋务运动的实质可以如是概括：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丁日昌语这与后来的中体西用说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可见顽固派、洋务派并没有本质区别，清政府及其封建政治体制并无丝毫变化。因此它不可能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制定具有全局性的长远发展经济的总体战略规划，只能局部地做器物层次的改革，在封建国体上嫁接某些西方器物。封闭性的政治体制与新式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然招致社会思想舆论的混乱与政治上的严重阻力。出于筹措饷需以富国强兵而筹办的招商局，在洋务派的卵翼下踯躅爬行了几十年，终难以取得多大发展。它与日邮适成鲜明对比。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近代国家内的企业都要承受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包括直接的干预与间接的干预。纯粹的自由企业是不存在的。但国家干预政策的制定要受到各国经济基础及社会历史背景的制约，特别是要体现国家政治体制的要求。政权的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政治体制通过各国的干预政策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我以为这是本书论证的精髓所在。这项论证本身不只是学术上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经济发展也不无历史借鉴的意义。中央多次提出政治民主化、政府机能转换、政企分开等问题，我体会其精神实质就在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一定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能变为阻力。当然，历史经验也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它需要气魄与毅力，尤其需要卓识与远见。
当然，中日比较研究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一百多年来，国内各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议论，大都在于探讨中日两国对照发展中的历史经验，而今天这项课题的研究必将赋予其新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值此国家经济建设高潮之际，国家的干预、政策的厘定在实现现代化中所具有的作用，国家干预方式同政府机构本身特点之间的关系，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职能转换等，都可从中日比较研究中获得历史借鉴。
对朱荫贵先生来说，这项研究是一个开端，一个很好的开端。作为科研成果，应被视为对本学科的一个贡献。依他的积累及研究功力，盼能继续做出贡献。是为序。
1994年春节
序二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滨下武志
朱荫贵先生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一线的年轻学者。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面，已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关于近代中国交通运输方面的研究很引人注目，尤其是在中国轮船招商局史的研究方面，可以说已站在了研究的最前列。
一贯重视从历史的角度对政府、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给予再评价，是朱先生研究的特点。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他重视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第一，对过去政府和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阻碍作用进行研究和评价，同时，提出新的问题和看法。第二，在此基础上，他从更加重要的方面，即政府和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积极性这一面进行了历史的阐明。而这一点，除了对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开放政策下的经济发展阐明了历史根据之外，还向人们提示了极为重要的一点，即经济史研究和现实经济的研究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在已有了相当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项目资助，朱荫贵先生作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在东京度过了充实的一年研究生活。朱先生此次来日，与过去访日的学者相比面临着两个不同的任务。其一，过去选派学者长期访日，一般都是以掌握日语的程度作为选拔的前提。此次却不是这样，而是从专业领域中挑选优秀的研究者，让其承担到日本进行研究和学术交流的任务。其二，在日本的研究，应当以推进中日比较研究、中日共同研究，促进中日双方专业领域里的学术交流为目标。对于这两大任务，朱先生都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在比较研究上还是在学术交流上，他都给日本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研究成果看，本书的前身即朱先生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就是一个例证。从研究交流看，朱先生与以东京大学为主的许多大学及研究所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不用说，朱先生的日语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本人作为共同研究者中的一人，在此要对朱先生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深深的敬意。
朱先生在日本集中全力于研究工作的精神，同样给日本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收集资料的场所来看，除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外，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和文学部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神户大学经济学部、神户市立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横滨开港资料馆、东京日本经营史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所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广泛查阅收集了有关日本航运史、公司史的资料和出版物，种种的努力，终于形成研究成果而汇集于本书之中。
朱先生在学术上的创见，首先是注意到迄今为止日本学术界也尚未认真探讨过的明治政府对经济活动所制定采用的带有强烈干预色彩和独具日本特点的命令书，并对之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在分析和评价中，朱先生从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角色出发，在与中国洋务政策进行对比的同时，阐明和论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的干预措施和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其次，朱先生通过对三菱日本邮船会社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探讨，剖析比较了中日航运会社的经营、组织、人才培养等具体领域，并进一步涉及海运技术方面的中日对比，显示了极广阔的研究视野。再次，重视统计，强调通过统计数字对中日经济活动进行比较的重要性。虽然说统计数字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在进行中日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时，寻找可信可比的统计数字并非易事，朱先生制作和使用了大量的统计表，从数据方面对中日航运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可信度很高的比较研究。这一点，同样是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
以上所举，不过是本书中凝结着朱先生研究热情和独创论点的若干成果。我确信，朱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对日本学术界，而且对国际学术界也是一个大的贡献。同时，我也要为自己得到的很多启发而在此向朱先生表示感谢。
我想，朱荫贵先生在中日经济史比较研究中奠定的这一步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今后，中日两国的学者应当协作奋进，为取得更大更多的研究成果而继续努力。
1994年3月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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