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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尤金·罗根经典作品
作者尤金·罗根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现代中东史教授，2017年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长期从事中东历史、阿拉伯问题研究，在史学界享有盛誉。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入选《星期日泰晤士报》十大畅销书。
20世纪初始，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青年土耳其党在此时上台执政，宛如一剂强心针被寄予厚望，然而此后，帝国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压迫与割裂中；一战在欧洲爆发，奥斯曼帝国一度希望加入协约国，最终却倒向同盟国；历史上，土耳其人从来不把宗教当成治国意识形态，此时却在战争中祭出“圣战”大旗，并在战败后被瓦解瓜分……所有的始料未及、事与愿违，本书讲述了其背后的来龙去脉。呈现帝国、宗教、民族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多重角斗，是这本书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方。
填补集体记忆的空白，恢复奥斯曼战线在一战和现代中东历史上的地位
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一战经历知之甚少，阿拉伯社会对一战也颇为漠视，奥斯曼战线上的血泪不曾进入集体记忆。然而本书指出，这一战线的影响远超人们的认知。正是奥斯曼帝国的介入，使这场欧洲纷争演变成世界大战，协约国在奥斯曼战线的溃败亦引起了重大的国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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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世纪以来，一度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沦为“欧洲病夫”，成为欧洲列强垂涎争夺的砧上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付出的战斗与牺牲也被西方国家不屑一顾。然而，正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介入，这场欧洲纷争才真正演变成世界大战。现在是时候恢复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中东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了。
本书栩栩如生地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东，描写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中东是地缘政治的关键，奥斯曼帝国从德国得到金钱、武器和军事顾问的支持，向英法俄军队开战。面对帝国内部民族主义的挑战，从来不把宗教当成治国意识形态的土耳其人，此时忽然祭出“圣战”大旗。他们在加利波利、美索不达米亚和加沙给协约国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是此后战局逆转，巴格达、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相继陷落。战后，胜利者瓜分奥斯曼帝国，种下了现代阿拉伯世界永无止境的冲突根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再鼓动起西方世界的民粹潮流，现在读《奥斯曼帝国的衰亡》或许会有历史幽灵始终不散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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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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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罗根（Eugene Rogan），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现代中东史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于哈佛大学取得中东史博士学位。他的重要著作《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被翻译成18种语言，也是《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大西洋月刊》年度最佳选书。早期作品《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国家边界》荣获美国中东研究学会的阿尔伯特·胡拉尼奖、土耳其研究学会的福阿德·柯普吕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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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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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作为 “圣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地图列表
专有名词
前言
第一章 一场革命，三次战争：1908—1913年
第二章 一战前的和平
第三章 全球动员参战
第四章 揭幕战：巴士拉、亚丁、埃及与地中海东部
第五章 发动圣战：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与西奈的战役
第六章 突袭达达尼尔海峡
第七章 亚美尼亚大屠杀
第八章 奥斯曼军在加利波利的胜利
第九章 入侵美索不达米亚
第十章 库特之围
第十一章 阿拉伯起义
第十二章 失势：巴格达、西奈半岛与耶路撒冷的陷落
第十三章 从停战到停战
小结 奥斯曼帝国的毁灭
注释
致谢
参考文献
照片出处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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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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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6月28日，一等兵约翰·麦克唐纳战死在加利波利，年仅19岁。他是我外祖母的兄弟，虽然他并不知道我的存在。
约翰·麦克唐纳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准备要客死他乡。他出生在英国珀斯市附近一个小小的苏格兰村庄，在多勒学院求学期间结识了他最好的朋友查尔斯·贝弗里奇。14岁时，他们为寻找工作结伴离校。二人搬到了格拉斯哥市，任职于北英机车公司。1914年夏，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贝弗里奇和麦克唐纳一起应征加入了苏格兰步兵团（亦称“卡梅伦团”）。在秋季的几个月里，苏格兰步兵团第八营的新兵们都在不耐烦地受训，对先于他们去法国作战的其他营很是羡慕。直到1915年4月，第八营才有八分之一的士兵接到作战命令——不是去法国，而是去奥斯曼土耳其。
1915年5月17日，麦克唐纳和贝弗里奇所在营开赴前线，二人向朋友作了最后的道别。他们乘船驶向英军和其他协约国部队开往加利波利之前的集结地——希腊的利姆诺斯岛。5月29日，即首次登陆加利波利一个月后，他们开进穆兹罗斯港，在那里遇见了停泊在港内的一支庞大战舰和运输船队。年轻的新兵们肯定对那些无畏舰和超无畏舰心生敬畏了——它们是当时最好的战舰。当中的许多艘船满是达达尼尔海峡激战留下的伤痕，船体和烟囱上还有因土耳其炮兵和地面炮台攻击所致的洞眼。
上战场之前，苏格兰士兵有两周的时间适应地中海东部的夏日气候。6月中旬，他们离开穆兹罗斯港，站在停泊舰只甲板上的士兵和水手为他们欢呼送行。只有那些曾经去过加利波利，深知这些年轻的新面孔将要面对什么的人才没有一起欢呼。一位苏格兰步兵回忆道：“我们中的一些人对着一船澳大利亚伤兵喊当时的口号：‘我们灰心吗？不！’就有澳大利亚人冲我们喊：‘你丫马上就会了。’我们这些小伙子虽然吓了一跳，但并没有放在心上。”
6月14日，苏格兰步兵团第八营全体安全登陆。四天后，第八营穿过加利峡谷去往前线。在加利波利已臭名远扬的血腥枪战之下，苏格兰步兵团遭受了第一次战斗减员。当他们接到命令袭击土耳其军据点时，已然失去了稚气的热情，正如一位军官回想道：“无论那是一种预感，或只是因为开始意识到责任压身，我感觉不到士兵对胜利有哪怕一丝的乐观。”
6月28日，英军最先从海上进行了两小时的炮击。据目击者称，此番攻击毫无效果——完全无法让坚定的奥斯曼士兵撤出防御阵地。11点整，英军按照计划开始进攻。西边战线上的士兵听到尖啸声，纷纷冲出战壕。苏格兰步兵团冲上制高点后，便直接暴露在不惧英舰炮火、死守阵地的奥斯曼士兵的全部火力之下。五分钟之内，苏格兰步兵团第八营便基本丧失战斗力。约翰·麦克唐纳因伤势过重死于营地医院，葬于兰开夏登陆烈士墓。查尔斯·贝弗里奇死在了担架手所不能及的地方。他的遗体直到1918 年停战才被发现，与死在他周围的人的遗骸混在一起，根本无法辨认。最后他被葬在一个万人坑里，他的名字被刻在赫勒斯角的大纪念碑上。
卡梅伦团的悲惨结局令他们在苏格兰的亲朋好友十分震惊，悲痛万分。多勒学院在秋季的学院季刊中为约翰·麦克唐纳和查尔斯·贝弗里奇登了讣告，称这两位年轻人是挚友的典范：“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应征入伍，‘连死亡都没有把他们分开’。”讣告最后写道：“他们二人都是品格优秀的青年，其荣誉实至名归。”季刊对这两个男孩的家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事实上，我的外曾祖父母难以忍受丧子之痛。一年之后，他们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战时的苏格兰，迁往美国。1916年7月，在德国潜艇暂停袭击大西洋船只的间隙，他们和两个女儿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城的轮船，这艘船有一个令他们心碎的名字—卡梅伦尼亚号。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全家最终在俄勒冈州落脚，我的外祖母嫁人，生下了我的母亲和舅舅。正因为约翰·麦克唐纳的早逝，才促成了他们及其所有子嗣的今天。
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种个人关联算不上独特。2013年英国舆观民意调查机构的一份调研结果表明，46%的大不列颠人拥有一个曾参加过一战的家庭成员或社区成员。这种个人联系也解释了为何在距一战爆发已有一个世纪的今天，仍有许多人对那段历史情有独钟。光是如此规模的动员和屠杀，就使那些卷入战争的国家鲜有家庭能够置身事外。
我是在2005年准备去加利波利时得知这段历史的。我的母亲玛格丽特、儿子理查德和我，代表这个家庭的三代人前去凭吊。这也是约翰他老人家事隔90年第一次有家族成员来探望他。我们在加利波利半岛通往兰开夏登陆烈士墓蜿蜒的路上跋涉，结果途中转错了方向，误打误撞来到了努里亚木特纪念碑。这座碑是为纪念在6月28日阵亡的土耳其士兵设立的—他们和约翰·麦克唐纳、查尔斯·贝弗里奇死于同一场战役。
土耳其人称这场战役为兹金德尔战役或加利峡谷之战。在这座纪念碑前，我了解到事情的另一面。我外祖母兄弟所在的部队死伤达1400人——这是该部队的一半战斗力——英军损失总计3800名；然而与此同时，有多达1.4万名奥斯曼士兵在加利峡谷阵亡或负伤。努里亚木特纪念碑就是这些奥斯曼士兵的万人冢，他们被合埋在一个普通的大理石墓碑之下，碑上只简单刻着“殉于1915年”的字样。在所有我读过的关于苏格兰步兵团的书里，都谈到了我外祖母兄弟牺牲那一天英军蒙受的巨大损失。可没有一本英语著作提到，也有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士兵因此殒命。我很清醒地意识到，失去亲人的土耳其家庭肯定远比苏格兰的多。
之后我离开加利波利，为西方对土耳其和阿拉伯的一战经历知之甚少感到震惊。关于中东战场的英语作品反映的都是英国及其他协约国军队的事迹。这些书中提到加利波利是“丘吉尔的重大失败”；库特阿马拉之围是“汤申德将军的退缩”；阿拉伯起义的领导者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攻入巴格达的是“英国将军莫德”；攻下耶路撒冷的则是“英军将领艾伦比”。历史学家则热衷于摒弃官方历史那种自上而下的叙事方法，转而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以及惠灵顿亚历山大·特伦布尔图书馆中以私人档案形式收藏的那些普通士兵日记和书信入手。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我们对协约国方面的战事已有全面的了解。可是，对于战争另一方——那些为了生存拼死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奥斯曼士兵的事迹——我们才刚刚起步。
实际上，从土耳其方面了解奥斯曼帝国并非易事。虽然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出版了不少相关的日记和回忆录，但很少有西方历史学家能掌握其语言，仅有一小部分原始文献被译成英语。档案资料更是难以获取。安卡拉土耳其军事和战略研究档案馆藏有中东数量最多的一战一手资料。但是该馆的进入权限受到严格控制，研究学者必须接受可能长达数月之久的安全审查，而且很多情况下会被拒绝。这些珍藏资料有很大一部分都不对研究者开放，他们在复印方面也受到限制。然而，一些土耳其学者和西方学者排除万难成功获得了这些资料，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一战时奥斯曼帝国方面的重要研究著作。中东其他地区的国家档案馆——如果有的话——都建于一战后，且并没有重点收集与一战相关的资料。
阿拉伯国家的档案馆对一战颇为漠视，整体阿拉伯社会也是如此。在土耳其，加利波利一役的战场上有不少纪念碑，每年也有许多追思活动。阿拉伯国家则不同，城镇里不存在对战争的相应纪念。虽然几乎每一个现代阿拉伯国家都曾或多或少地被卷入一战当中，但它们记忆中的一战是一场他人的战争——是行将灭亡的奥斯曼帝国及其鲁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镇压阿拉伯人民的历史。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一战中只有烈士（尤其是那些被吊死在贝鲁特广场和大马士革广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这两座广场也因此改名为“烈士广场”），没有英雄。
现在是时候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历史和现代中东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了。奥斯曼帝国的介入是这场欧洲纷争演变成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原因。与远东和东非地区的小范围冲突不同，在一战的四年里，中东一直是主战场之一，在此作战的军队也最国际化。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南亚、北非、塞内加尔和苏丹的所有民族，与来自法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士兵在中东战场并肩作战；而他们所对抗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德国和奥地利盟军中，又分别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切尔克斯人。奥斯曼战线就是名副其实的巴别塔，这是一场两支多国军队间前所未有的斗争。
多数协约国的战争策划者都会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事不屑一顾，认为它只是东西线主战场以外的小事件。像陆军元帅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和温斯顿·丘吉尔这样位高权重的英国人，只顾游说将战场移到土耳其，以为这样能让协约国迅速击溃同盟国，从而尽早结束一战。协约国此般轻敌使他们在许多重大战役身陷苦战，如高加索战役、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还有巴勒斯坦战役。它们导致协约国从西线抽调了几十万大军，从而延缓了一战的进程。
协约国在奥斯曼战线的溃败引起了重大的国内政治危机。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失利，时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人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被迫在1915年5月与保守党建立联合政府，次年下台。英军在加利波利和美索不达米亚所受的重创致使英内阁成立了两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它们均对英国的政治和军事决策者进行了猛烈谴责。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将欧洲的矛盾变成了世界大战，那么说一战彻底改变了现代中东格局也不为过。该地区几乎没有一个角落能免于战火。参战的士兵来自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各行省，以及北非各殖民地，而平民也因战争引发的经济困难和肆虐疫情苦不堪言。战争波及现在的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等地。它们中的大部分如今得以建国，其直接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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