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草木有灵
》
售價：HK$
294.8
《
哈布斯堡女皇：玛丽亚?特蕾莎和18世纪欧洲的权力博弈（王权与革命交织的时代，哈布斯堡家族四位权势女性的治国、磨难与沉浮）
》
售價：HK$
140.8
《
首发经济：重塑商业生态与消费未来
》
售價：HK$
64.9
《
中国国家地理 美丽的地球·生命交响（全6册）
》
售價：HK$
624.8
《
前世今生：穿越时空的灵魂伴侣
》
售價：HK$
64.9
《
出瀛海：晚清诗人的海外观察与体验（九州之外，更有瀛海，全球视野下的中外交流史力作！ ）
》
售價：HK$
63.8
《
制造规则 ： 国际标准建立背后的历史与博弈
》
售價：HK$
96.8
《
货币与政府
》
售價：HK$
129.8
|
| 編輯推薦： |
以胡适为镜鉴，洞察近代思想脉络
借学术之笔触，书写历史研究新篇
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
三十载研究心血，二十篇佳作集成
深挖珍贵一手史料，还原胡适真实人生
著名历史学家耿云志作序推荐
|
| 內容簡介： |
|
该书稿收录了杨天石先生关于胡适研究的20篇论文。这些论文分别写于1990年至2021年，胡适在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有很大的影响力，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都绕不开胡适。杨天石先生是近代史专家，在从事研究工作中，积累一些关于胡适的材料，有些还是很不易得的第一手材料。利用这些材料，以工作之余暇陆续写成这些关于胡适的专题论文和文章。现将陆续写成的文章辑录成册，以供读者参考。
|
| 關於作者： |
杨天石（1936— ）
江苏兴化人。1952 年考入无锡市第一中学。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专门化。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著名院校的访问学者。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已出版历史、哲学、文学各类著作与资料六十余种。
|
| 目錄：
|
溥仪出宫、胡适抗议及其论辩 1
钱玄同与胡适 6
柳亚子与胡适 52
胡适与杨杏佛 73
读鲁迅致胡适佚札 107
《醒世姻缘传》与胡适的“离婚”观 111
胡适曾“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 117
胡适抗议“反革命”罪名 124
胡适和国民党的一段纠纷 129
胡适与蒋介石的最初会见 162
胡适 1933 年的保定之行 166
跋胡适、陈寅恪墨迹 170
胡适撰写的一篇白话碑文 174
周作人与胡适的唱和诗 178
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 183
排挤驻美大使胡适 197
胡适与陈光甫 204
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 233
雷震、胡适与《自由中国》半月刊 261
蒋介石与晚年胡适 310
|
| 內容試閱：
|
胡适研究已经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就说，大陆的胡适研究已成“显学”了。现在，大陆参与研究胡适的学者，已经有数百人。据截至 2013 年上半年的统计，1979 年以来大陆各种报刊所发研究胡适的论文和文章有多达三千篇，出版的专书达一百六十多部。
近八九年来缺乏统计，但可以肯定会有大量的增加。新世纪以来，有大批年轻学者加入胡适研究的队伍。胡适研究向深、广两方面强劲推展，正未有已。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朋友，著名近代史学者杨天石先生的《胡适研究长短录》将出版，实在是一件可庆幸的事。
胡适虽然非常关心政治，经常发表主张，参与政治论争，后来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年代里又一度出任驻美大使，以后也长期同政府当局，同重要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但他终归还是个学者、思想家。这样一个人，何以在近四十多年来，成为学界关注最多，相关论著数量最大的历史人物呢？我想，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胡适在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所建立起来的知识领袖的地位，加之，他在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有很大的影响力，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和国际声望，所以他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乃至政治史、外交史都绝对绕不开的人物。其二，从胡适离开大陆以后，他就一直被作为反面人物而不断地被批判，特别是在 1954—1955 年，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批判文章、言论铺天盖地。以此，胡适的面目被全部抹黑，其历史地位与影响被全盘否定。这种情况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到了拨乱反正的年代，自然会发生反弹。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自然也就要求还胡适的本来面目。于是，实事求是地研究胡适，客观公正地评价胡适，就成了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其三，胡适与中共在政治上的最大分歧是中共主张暴力革命，胡适主张和平改革。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本应逐渐转向和平改革与建设的路线上来。但因主客观上的种种原因，这个转向被延误了三十年。只要不死抱住历史偏见不放，就会明白，在和平改革与建设的年代里，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胡适当年所反复强调的某些思想主张，对我们很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更是一个有巨大影响的人物。如果他的影响不是足够巨大，就无法解释何以要那样动员全国的力量对胡适进行大批判。对这样一个人物，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更加接近真实地了解历史，理解历史，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所以，研究胡适，不仅仅是还胡适一个人的本来面目，而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以及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这就是四十多年来，研究胡适特别受人注意的主要原因。
曾经终生提倡和平改革的胡适，我们从他那里究竟可以借鉴一些什么东西，这是可以从容讨论、深入探讨的问题。讨论，探讨，就要运用思想。“多想出智慧”，这是尽人皆知的古训。最可怕的是不思想。胡适曾说，他可以原谅自己政治上的敌人，却不能原谅不思想的坏习惯。不思想，就懒惰，就愚昧，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是最不幸的。我在为刘波先生所作胡适画像的题词中说：“读胡适的书，学会深入浅出，把道理说明白；读胡适的书，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读胡适的书，为国造因，勤谨和缓。”这也是我对胡适研究的主要期待。
二十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胡适研究将是个“常新的话题”。意思是，在进行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长期而艰巨的历史征程中，胡适的一些思想主张，将仍然是人们继续关注的话题。人类的思想总是因应生存环境的挑战而产生的。但有些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往往超出一个短暂时代的范围，触及人类生存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揭示了某些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昭示了某种较长期的发展趋向。因此，他们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某些内容，某些命题，在他们死后很长时间还会屡次被重新提起，被重新解释。
回首检视过去一百年的奋斗历程，检视思想家们的思想遗产，人们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而胡适，因为曾遭遇到全面的大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因此他的思想主张仿佛是第一次被发现的一样，吸引了许多爱思考的人们的注意。就胡适这个历史人物而言，重要的是他为中国民族的命运曾经认真地、诚实地思考过。例如，他对于如何摆脱专制主义、宗法观念的束缚，解放人的创造力；应如何以开放的文化心态面对一个新的世界等问题所提出的主张。又例如，他提出只有不断的自觉的改革才能把国家引向现代化之路的主张，他坚信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帮助我们确立较为合理的世界秩序的主张，等等，在今天都值得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认真地思考。
杨天石先生的《胡适研究长短录》是有特别价值的一部书。天石先生研究思想史开始甚早，他的《泰州学派》等书，曾颇受老一辈的思想史专家侯外庐先生的重视。后来他被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从事民国史研究数十年。他对国民党史，对蒋介石尤有深入研究，对民国时期的其他重要人物及相关历史事件相当熟悉。因为胡适是绕不开的历史人物，所以天石先生在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颇积累了一些关于胡适的材料，有些还是很不易得的第一手材料。利用这些材料，天石先生以工作之余暇陆续写成这些关于胡适的专题论文和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 1990 年，最近的一篇写于 2021年。一共二十篇，每篇各有其独到处。
天石先生是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因为熟谙历史社会背景，是以论列人物，解释事件，都能准确到位。尤其是他善于寻觅线索，追踪史迹，挖掘材料，从而，每论到一个人物，常常能做到首尾连贯，事迹详瞻，全面而有深度。例如书中关于胡适与钱玄同，胡适与周作人，胡适与杨杏佛，胡适与蒋介石等文，虽然别人也可以写，但恐不易做到天石先生那样圆满。
天石先生自谦，说他这些研究胡适的文章，只是为胡适研究“敲边鼓，添热闹”。实则，远非如此。像天石先生这样著作等身的历史学者参与胡适研究，这本身就是为这项工作增光添彩。而且这也说明，胡适研究，确是中国当代一项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大家可能知道，在海内外还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做胡适研究，各有其特别的贡献。
胡适是在多学科、多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的学者。今天从事研究胡适的，也成绩会越来越继长增高，胡适的思想主张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2022 年春节过后，天石先生将其《胡适研究长短录》书稿发给我，要求我写一篇序。当时颇有点惶惶然。但又想，我与天石先生共事四十余年，从 1977 年一起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起，在以后的学术工作中，在推展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工作中，以及许多共同参与的其他活动中，我们都一直在一起。如此交情，岂可固辞？遂答应勉力为之。今天草成此文，容有不周不妥之处，请天石先生及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耿云志
2022 年 3 月 8 日于泰康之家·燕园
自序
胡适不是我的研究对象。我在大学所学专业虽是文学，但志在研究唐 诗，想探寻唐诗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高峰的原因，推动新时期诗歌创作高峰 的再起。后来由研究柳亚子等人的南社转而研究近代文学，应该说，走近 胡适了。不过，由于 1970 年 9 月庐山会议之后，理论界纷纷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我应中华书局之邀，于 1972 年赶写了一本题名为《王阳明》的小册子，第一版就印了三十万两千册，还被选送到日本展览。这在当时，算是一炮打响，自此，就被书局编辑、又黑又矮的“小老包”紧紧抓住，于是，写《泰州学派》，写《朱熹及其哲学》，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写了几本中国哲学史的小册子。直到 1978 年 4 月，我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该所房屋原是胡适住宅，胡适逃离大陆时，大量文稿、文件、档案，就留在了原地。这批资料后来统称“胡适档案”。照道理说，资料就在身边了，然而，我还是没有开始研究胡适。
我的中学时期，各门功课，不论文科、理科，用南方话来说，都“呱呱叫”，全市统考，经常拿高分。用今天的语言说，大概可算是“学霸”。 不过，由于大学时期读书用功，天真坦言，说过“走进北大，今后的道路是‘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不知怎的，这句话被理解为“拒绝思想改造”。整风鸣放时期，我虽然没有说过什么不妥的话，但被戴上一顶“白专” 帽子，受到严厉批判。1960 年毕业，我被分配到南苑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期训练班，教全校的“语文儿”。后来转调到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向解放军学习，我被安排当“连长”，可以主动排课。我当时视文学为雷区，就安排自己教英语和数学，不过为期很短，大部分时间也还是教语文。直到 1978 年 4 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晃之间，十八年过去了。自然，我勤勉教书、育人，受到学生的尊敬和喜爱。我当年的学生中许多人至今都还对我记忆犹深，这使我很感动。不过，个人做学问的最好时间却大部分抛荒了。
我之所以研究胡适，完全是美籍华人教授李又宁鼓励和催促的结果。李又宁，出生于江苏南京。十四岁时迁居我国台湾地区，先后进入台北第一女中，台湾大学历史系就读，最终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后进入纽约圣若望大学任教。曾任该校亚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创办天外出版社，是在中国台湾和美国华人学界都有盛名的历史学家。又宁教授对中国历史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途径。她最初研究中国的女权运动，继而倡导研究胡适，不仅要研究胡适本人，而且要研究他的社会关系，因此主编《胡适和他的朋友》《胡适与他的学生》《胡适与国民党》《胡适与民主人士》等丛书多种、多册。近年来提倡研究在美华人，李教授称之为华美族。她主持华美族研究会已达四十年。这些年则日益注重蒋介石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更多方面。我认识又宁教授，大概是 1988 年，正值她访华时期。又宁教授端庄、 热情、大方、慷慨，乐于助人。1990 年，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之邀访美，第一站是纽约。李教授不仅从郊区远道赶到机场接我，而且热心地为我安排食宿，嘱咐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家中餐馆，要我每日到该馆就餐，
只记账，餐费由她日后统付。其后我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加州斯坦福大学等处访问，长达六七个月，始终得到她周到、细致的关心和照顾。记得当年 4 月 6 日，第 42 届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在美国芝加哥召开，这是世界研究亚洲学者的一次盛会。其时我刚到纽约不久，李教授就出资为我报名，买机票、订房间，亲自陪我参会，会后又陪我返回纽约。会议期间，主办方宣布成立胡适研究国际学会，名重一时的余英时教授任会长，又宁教授任理事长兼董事长。我曾两次参加以“胡适和他的朋友”为主题的小组讨论会，得以见到当时研究胡适的诸位世 界名家。可以说，这是我走近胡适研究界的开端或契机。 古人有“余事”之说。清代外交家、政治改革家、诗人黄遵宪的《支离》 诗云：“穷途竟何世，余事作诗人。”我所学并非历史，之所以被调入近代 史研究所，是因为董必武、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多年、多次，要求编写《中
华民国史》这一断代史书，为此而新成立的研究组需要写手。我 1978 年入 所后，立即全力投入该书第一编的写作，初稿写出后又奉命参加通稿。其 后又受命写作并主持《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的编辑。这样，研究中华民国史成了我的主业，蒋介石成了我关注的主要历史人物，胡适研究就始终只能是“余事”。不过，由于胡适的重要历史地位，研究民国史期间，我总会断断续续地接触到胡适及其相关资料，加之又宁教授在美国的不断命题或鼓励，我也就断断续续地做点胡适研究，写点长长短短的文章。这些文章，近日由我的助手闫妮女士收集起来，我检视之后，觉得虽远远未能进入胡适研究的堂奥，但所用资料，或稀见、难见，颇为珍贵，或反映胡适的一些秘密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以及社会见解和文学观点，似乎对胡适研究也还有点补充、拾遗以及敲边鼓、添热闹的作用，遂同意结集。举例说，胡适的《欧游日记》，原以缩微胶卷形式藏于美国，1990 年 台湾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所未收。同年我访问美国时发现此件，遂于次 年 7 月 10 日，在《团结报》发表文章及日记手稿书影，阐述胡适当时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为无产阶级争自由”的时代，他“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制订党纲四条，准备组织“自由党”，为“内政改革”而斗争。这本日记及胡适当年的上述思想从来不为世人所知，我的文章发表后，《欧游日记》于五年后，才于 1996 年末引入国内。a 又如 1937 年，北平和天津相继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胡适曾错误地主张承认“满洲国”，借以保障华北地区的安全。为此，他曾与人联合上书蒋介石，提出建议和条陈，被蒋介石拒绝并受到当时的参谋总长程潜等人的激烈批评。此事见于台北的蒋介石档案中。然而，胡适毕竟是爱国主义者，不久，他即受命出任驻美大使，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宣传中国外交，争取美援。应该承认，胡适在美国的工作是努力的、有成绩的，但是，蒋介石却在 1942 年 8 月 15 日免去了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改以魏道明继任。何以然？本书根据美国胡佛档案馆所藏《宋子文档案》揭开了这个秘密。
本书所利用的稀见资料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陈光甫档案》，其中《陈光甫日记》为大陆同名图书所未收，《胡适与陈光甫谈话记录》则为 1947 年 3 月胡、陈二人在上海国际饭店的一份谈话稿，尚未刊行。谈话中，胡适盛赞国民党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及所谓“还政于民”，是“中外政党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表现出对独裁者蒋介石及其腐朽政党的依恋和迷信。同一谈话中，他还透露了给中共领袖毛泽东写信，要求中共成为其理想中政治角色的秘密。
为了研究台湾时期蒋介石和胡适的晚年关系，我曾仔细研读二人的日记和相关资料，发现这一时期，胡适对蒋介石仍存幻想，蒋介石则继续利用胡适的声望为己服务，但是，由于胡适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自由理念，蒋介石对胡适的认识则逐步升级，由“妄人”“无赖政客”，进而为“反动敌人”。
最后特别值得感谢的是钱玄同先生的长公子钱秉雄先生。我在整理钱玄同日记的过程中得到过他的许多帮助。在我要求阅读钱玄同生前未刊往来书札时，他与其公子端伟弟兄二人又尽其所有出示并出借给我，现在本书所介绍的胡适致钱玄同论《醒世姻缘传》的信件，就是秉雄先生从钱玄同的藏书中发现的。据胡适研究专家欧阳哲生先生告诉我，此函连胡颂平所编资料宏富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补版都未提到。一查，果然。
胡适研究之路并非坦途。据说早些年，某出版社计划再版《胡适文存》， 受到过严厉反对。我的朋友耿云志教授长期提倡研究胡适，他的最大贡献是将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编辑为《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皇皇 42 巨册。相信只要胡适研究存在，这套书也将永传学界。云志教授在编辑这套资料的同时，还写了多种研究胡适的专著，受到学界瞩目，成为这一领域的大家和权威。和云志一起写作《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以来，我们已同事数十年之久。此次承他惠允为本书作序，厚情高谊，感何如之！
杨天石
2022 年 1 月 26 日，3 月 11 日改定
蒋介石为胡适“盖棺论定”
1962 年 2 月 6 日，适逢春节，蒋经国到胡适处拜年，代蒋介石邀约胡
适夫妇等人午宴。蒋介石日记云：“宴胡适之夫妇等，以尽人情之理。” 胡适早有心脏病。1949 年 10 月底、11 月初，曾两次心脏剧痛。
1951 年 12 月 17 日，他六十一岁时，写作《生日决议案》，自称：“常
常带药瓶走路，连人寿保险公司也拒绝我这个顾客，生命很可能忽然结 束。”c1961年2月25日，胡适心脏病发，入住台湾大学医院。4月22日出院。 11 月 26 日，心脏病再发，重入台大医院，至 1962 年 1 月 10 日出院，入住 台湾大学招待所疗养。
1961 年 9 月 24 日，胡适在《民主潮》第十一卷第十八期发表《纪念曾慕韩先生文》，中云：“过于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替反动分子助威。凡是极端国家主义运动中，总都含有守旧的成分，总不免在消极方面排斥外来的文化，在积极方面拥护或辩护传统的文化，所以，我总觉得，凡提倡狭义的国家主义或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朋友们，都得特别小心的戒律自己，偶一不小心，就会给顽固分子加添武器了。”事后，“立法委员”林栋当即在“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向“教育BU长”提出质询。大部分“立委”也都表示反对胡适的观点。
同年 11 月 6 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时作主题演讲，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胡适谈到“东方文明”中缺少“精神价值”。他以缠足等为例说：“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习惯到一千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又说：“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其结论是：“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文明。”胡适的这些看法立即受到“东方文明”维护者的反对。“立法委员”廖维藩提出质询，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发表文章，批评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词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向西方人卖俏”，“得点残羹冷汁（炙）”，“脸厚心黑”，云云。
1962 年 2 月 24 日上午，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下午，主持欢迎第五届新院士酒会，讲了十分钟的话，胡适突然面色苍白，仰身倒地，经急救无效，七时十分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2 月 25 日，蒋介石亲撰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从新文化与旧伦理两个方面对胡适作了评价。蒋介石自认为“公平无私”，“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3 月 1 日，蒋介石偕同张群到“中央研究院”吊唁。次日日记云：“盖棺论定，胡适不失为自由主义者。
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3月2日，陈诚率领治丧委员会全体举行公祭，到会一百多单位，二万余人。3 月 3 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6 月 27 日，蒋介石发布褒扬令，全面评价其一生，称其“恺悌劳谦，贞坚不拔”。10 月 15 日，治丧委员会公推毛子水撰写墓志铭，词曰：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蒋介石的褒扬令，用文言；毛子水的墓志铭，用白话，维护了胡适的遗愿。
1949 年当胡适被围北平之际，蒋介石等一再电邀其南下，最后派专机相接。毋庸讳言，自然有其特定的政治目的。南下之后，胡适对蒋介石时有“逆耳”之言，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则不满、不屑、怨愤、嘲讽、辱骂甚至敌视，体现了两人之间政治观念、治世理念的凿枘难合。由于胡适的极高声望和装点、粉饰自身政权的需要，蒋介石没有采取对雷震那样的严厉措施，而是“不即不离”，始终保持了适当的克制和礼遇，并在其生命终结之后，给出了一个自以为“公平无私”的评价。胡适一生，其思想和事业广阔而复杂。蒋介石的上述三段话，抛弃了其日记中前引对胡适的谩骂、攻击语言，有摆脱党派和个人私见的方面，但是，也严重反映出党派和个人私见的局囿。有些话包含正确因素，有些话大谬不然，需要人们认真、深入、细致地辨析。蒋介石虽自视其上述评价是对胡适的“盖棺论定”，其实离“定论”很远、很远。从某种意义上看，关于胡适的评价，和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一样，也许是一个长期的、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