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康林（Jonathan Conlin）
剑桥大学博士，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现代史教授，在法国昂热高等商学院(ESSCA)教授经济思想史。曾担任BBC《贸易根源》节目的专家研究员，出版过卡洛斯特·古本江及亚当·斯密的传记，并著有Evolution and the Victorians（2014）和Tales of Two Cities（2013）等作品，且长期为《对话》《GQ》《视觉与声音》和《今日历史》等刊物撰稿。
引言
每当谈及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们，甚至在如本书的作者们一样勾勒他们的生平和成就时，我们无疑是在强调这些经济学家的论著对于制定经济政策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除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小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文中简称约翰·纳什])外，本书的传主们或许都秉持着同一种观点——凯恩斯对这个观点的描述如下：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理论，无论对错，其影响力远超我们的想象。实际上，这些理论几乎左右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自称不受任何“主义”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过时的学术涂鸦人在空气中低语，掌权的疯子附耳倾听，并提炼出属于自己的狂热。
本书所讨论的经济学家远不是什么平庸的“学术涂鸦人”。他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市场干预与监管、税收、贸易和货币政策的看法，而且他们的理论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框架——劳动分工、比较优势、剩余价值、边际效用、税收国家、总需求、理性选择理论、货币数量论、纳什均衡、认知偏差与前景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信息不对称，这是其中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理论。那么，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又将如何评价这些创造者及其著作？本书第六章的传主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将会给出一个答案。
约瑟夫·熊彼特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分析史”的区分是一个常被忽略却十分有益的指导。根据熊彼特的概述，经济思想史主要关注经济理论的内容而非形式结构，以及经济思想与历史背景的关系和经济思想与施加影响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经济分析史主要关注学科的内在史、理论的公理结构，以及特定理论表述的演变和发展。两者可能导致对经济学领域的科学革命形成完全不同的理解。经济思想史研究常常将理论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充分考虑多种并不总是相互一致的影响因素。在这种方法下，研究者多少会荒谬地假定理论发展具有基本的连续性，并将发展的断裂归因于外部历史因素，而不是内部动态的变化。
相反，经济分析史通常承认特定研究线的连续性，但往往忽略了不同研究线和知识传统之间的不连续性。换句话说，经济学通常被视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学科，而断裂——例如，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提出的“科学革命”——则被视为导致学科研究方向改变的范式转换的产物。具体而言，范式转换标志着社会结构规范被取代的转折点，改变了理论的关注重点和解释范畴。建立经济学研究新方法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现象表明，在经历制度变化(特指数学建模的情况)后，适用于特定时期的经济规范可能会忽视另一时期的核心因果关系和相互依赖性。
今天从事经济文献历史演变研究的经济学家更可能接触到经济思想史，而不是经济分析史。也就是说，他们会更常看到对过去理论(常常被描述为当前某一经济理论流派的先驱)的描述性叙述，而较少看到对其逻辑(形式)结构的分析性叙述。这种倾向强化了一种辉格(Whig)式经济思想演变，天真地相信经济学将会不断进步，从而造成历史意识的丧失，形成一种科学进步将导致经济学“历史终结”的目的论观点，这就是过去四十年这门学科的发展情况。“有效市场假说”的拥护者认为他们可以“说了算”，因此他们不认为有必要关注过去的理论或思想。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经济思维需要以全面的历史理解为基础。然而，要全面理解历史并充分发挥其价值，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过去理论的分析结构———过去理论在逻辑上往往与当前理论一样严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比较各种理论框架，而经济学家也才能够从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经济理论中获得适用于特定历史背景的知识。
本书的亮点在于，它集结了不同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文章，呈现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分析史两种方法的融合，有助于丰富读者对经济文献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理解。每篇文章所描绘的思想家都拥有共同的智识兴趣，可以为读者提供真正独到的见解，回应他们所处年代的特定问题。
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前的先驱
为古典经济思想史确定一个具体的起点多少有些主观武断，因为许多经济思想的源头都要追溯到古代。往近一点说，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君主镜鉴”文学流派盛行，朝臣们普遍致力于向君主提供政策建议和政治忠告。受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1532 年发表的《君主论》(The Prince)的启发，“君主镜鉴”体裁——或劝导君主效仿先贤，或告诫君主施行恶政的下场——在16世纪逐渐演变为一种相对直言不讳的辩论性写作。尤其在英格兰，这种传统与“转型规划”共荣发展，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晋下议院议员向君主提出一系列可能有利可图的提案，包括渔业、排干沼泽、土地银行以及新殖民地。
鼓励贸易和改革税收体制的提案频繁出现，它们往往论述充分且注重公共利益。少数提案者坚信英格兰应该保持贸易顺差，以维持国家繁荣并确保国王金库充裕，这部分人通常被称为重商主义者。这些辩论性著述出现的背景：一是英国股份公司的兴起，尤其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二是军事革命带来的财政需求，尤其在军队规模不断扩张、战场开销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保障领土和宗教安全离不开财富，包括支付雇佣军的费用和与其他列强作战所需的资金，以及确保英国船只能够在全球安全航行的能力。
托马斯·孟(Thomas Mun)发表于1621年的《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A Discourse of Trade from England Unto the East Indies)以及创作于17世纪20年代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是詹姆斯一世时期重商主义的典型代表著作，前者包含了托马斯·孟向詹姆斯一世提交的针对后来被称为“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战争引发的经济衰退的一般性建议，以及他为自己担任董事的东印度公司进行的辩护。他坚定地主张实现贸易顺差，并对重商的荷兰人表示了极大的钦佩。1664年，他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首次印刷出版并引发了新一轮的辩论(17世纪20年代的版本主要以手稿形式在宫廷流传)。约赛亚·柴尔德(Josiah Child)爵士发表于1668 年的《关于贸易和货币利益的简要观察》(Trade and the Interest of Money)和《贸易新论》(A New Discourse of Trade)与托马斯·孟的思想一脉相承。
虽然柴尔德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拥护者(和航海条例的捍卫者)，但是他并不同意托马斯·孟反对贵金属出口的观点，甚至提倡一种通常与亚当·斯密联系在一起的有限自由贸易理念。后期重商主义作家查尔斯· 达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曾先后担任皇家税务专员和海关监察长——同样主张追求贸易顺差，但其早期作品更关注不断增长的国债的可持续性，例如，发表于1698 年的《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Two Discourses on the Public Revenuesand Trade of England)。在发表于1699年的《论如何使人民在贸易顺差中获益》(An Essay on the probable means of making the people gainers in the balance of Trade)一文中，达维南特甚至提出了一种类似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总的来说，与早期重商主义作家不同，达维南特认为“贸易本质上是自由的，遵循自己的路线，掌握着自己的进程。”
另外两位英国学者也值得一提。首先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这位雄心勃勃的“规划家”曾代表查理二世在爱尔兰进行土地测量，同时在商业和学术领域均有所涉猎，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法国卡昂接受耶稣会士医学培训后，配第成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私人秘书。在经济学学术领域，他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经验主义与霍布斯的理性主义相结合，为自己的“政治算术”注入了严谨的形式化和坚实的证据基础。他的主要著作至今仍具有阅读的价值，包括发表于1662年的《赋税论》(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1665年的《献给英明人士》( Verbum Sapienti)和1682年的《货币略论》(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配第提出的国民收入推算为后来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启示。他的有关补偿性税收、货币流通和速度、市场利率和经济政策的观点，不仅启发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还受到了凯恩斯的赞赏。配第的价值理论奠定了国民核算体系的基础，后来由弗朗斯瓦·魁奈(Fran?ois Quesnay)在法国正式发展完善。他的《赋税论》为杜尔哥(Turgot)和斯密的著作提供了结构和内容的范本。配第的知名度相对一般，部分原因在于其作品的多样性和研究范畴的挑战性(涵盖历史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经济政策、政治哲学等不同领域)，而不是他思想的质量(不高)。
其次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在当时的学术界独树一帜，并且挑战了常规的现代学科分类。他在《政治论丛》(Political Writings)中提出的货币理论尤为重要，不仅阐释了约翰·洛克的(John Locke)货币数量论，还建立了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同时为温和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提供了强有力论据。休谟是亚当·斯密的朋友和遗作管理人，而且与法国重要的重农学派成员保持联系和交流。
和威廉·配第一样，重农学派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也是医学背景出身，曾在法国宫廷担任医生。他在发表于1758年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中建立了首个正式的宏观经济模型，将经济分为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领域。魁奈及其追随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的“纯产品”。根据他们的模型，制造业只是将原材料转化为产品，并没有增加价值。基于这一观点，重农学派提出了两大主要政策目标：一是消除农产品内部贸易壁垒；二是放弃法国过去采用的直接(针对土地)和间接(针对商品)混合税收模式——因为大部分税款为国王带来了巨大收益——改为只对土地单独征税，即所谓的“单一税”(Limp?t Unique)。他们致力于废除中世纪的法规和特权，例如，农民劳役制度(当时法国修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工作由农民承担)。此外，他们对垄断企业和特许贸易公司的抨击也备受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的赞许。
亚当·斯密很钦佩魁奈，但还未等他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问世，魁奈就于1774年去世了。至于另一位重农学派成员杜尔哥，虽然他更为人所知的是他作为法国财政部部长的经历，但其发表于1766年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Reflections on the Causes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延续了魁奈的模型。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界广泛认可杜尔哥对经济主体的划分，即农民、手工业者和食利者。此外，他对洛克自然法的信奉受到了休谟和斯密等英国经济学家的赞赏。杜尔哥十分关心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谷物”贸易(农产品市场)的监管(或去监管)，这也是18世纪晚期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普鲁士作家普遍关切的问题。杜尔哥因推行“单一税制”而招致反对者的敌视，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失败。然而，本书读者需要了解的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与《国富论》在结构上非常相似。
描摹13 位伟大的经济思想家
任何一份关于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影响概述都无法全方位呈现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经济著作全貌。本书必然要略去普鲁士和瑞典的经济学家、那不勒斯启蒙运动的一众作家及其先驱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 Serra)，以及与奥地利大公约瑟夫二世宫廷相关联的人员。这些学者固然重要，但其影响力远不如本书所收录的经济学家。
从斯密时代到斯蒂格利茨时代的经济学家众多，仅从中选取13位实属不易。从近5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挑选6位代表(将构成本书后半部分)，这同样困难。将这13位经济学家称为伟大的经济思想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激进计划或新颖观点，而是因为他们对现代经济思想的贡献程度，这一点想必大多数读者也认同。然而，有些读者可能会对此提出疑问：如果本书是讨论大多数人接触到的经济学，为什么没有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如果将纳什列为影响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数学家，为什么没有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始人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如果是基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难道创建了大多数本科生耳熟能详的IS-LM 模型的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不应该包括在内吗? 对此，我们能给出的最佳辩护是：虽然入选的13位经济学家不一定是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但他们的思想可能代表着最伟大的经济学理念或流派。
在本书第一章，乔纳森·康林(Jonathan Conlin)简要阐述了对亚当·斯密的思想产生影响的各种智识因素。他将亚当·斯密的经济著作和道德哲学论著——《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置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的主要框架中进行讨论。康林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相结合，向读者阐明斯密如何构建了与当代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不尽相同的现代微观经济学框架。斯密关于经济生活的理想与经济人的观点相去甚远。
在第二章，海伦·保罗(Helen Paul)探讨了李嘉图如何在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海伦认为，这一理论在概念上对现代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嘉图的方法论的贡献包括建立了“谷物模型”——源于他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关于英国农业生产是否能够维持其人口体系的讨论——他运用这一模型对(英国的)谷物法提出了批判。海伦向读者揭示，由于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对李嘉图作品和信件的编辑出版，李嘉图得以重新确立其后世的声誉。等价理论是李嘉图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另一重要贡献。罗伯特·J.巴罗(Robert J.Barro)将李嘉图视为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先驱，而这种归因源自李嘉图一句不经意的评论——李嘉图曾指出，无论是立即增税支持战争，还是长期增税支持政府筹借战争经费，纳税人对此都无所谓，因为他们会设想未来税收的增加，并据此减少自己的消费。达维南特早在(李嘉图说出这段话的)一个多世纪前就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他预测称，未来会有很多关于议会主导王室财政能否增强公共财政廉洁性的“可信承诺”的辩论。但是，李嘉图却未必会认可巴罗的货币主义、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卢卡斯批判，以及芬恩·E.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和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的“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中关于经济主体会预期经济规划者的行为并阻挠这一过程的观点。正如海伦所述，李嘉图的自由主义观点并非基于单一的关注点，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塑造。
在第三章，约瑟夫·珀斯基(Joseph Persky)主要讲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结构性经济变革如何塑造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经济著作。工业革命使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与前一个世纪的形成了明显的断裂，而穆勒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思考和写作的。珀斯基认为，穆勒是经济学作家中蒙尘的明珠，他常被视为马尔萨斯、李嘉图和亚当·斯密思想的因袭者。珀斯基希望重塑穆勒的声誉，他阐述了穆勒关于财产和国家再分配能力的信念、积累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以及对后资本主义公有制社会的愿景，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连贯的经济纲领和“进步的政治经济学”。
在第四章，保罗·普鲁(Paul Prew)承担了介绍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艰巨任务。他一方面想要揭开马克思的神秘面纱，另一方面想为已经熟悉马克思经济学的读者提供一些新视角。本章第一部分着重介绍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并将其置于马克思在德国所受的大学教育及其人类学立场的背景下。也就是说，普鲁根据马克思的解释策略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异化”理论进行阐释：他认为马克思有关商品交换和积累的概念是其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根据普鲁的叙述，《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是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期间匆匆写成的。虽然普鲁对马克思文化遗产的描述已经超出传略的范围，但是他希望提醒读者，可以从多种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在第五章，卡蒂亚·卡尔达里(Katia Caldari)笔下的传主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根据卡尔达里的叙述，马歇尔的首要目标是理解并解决贫困问题，同时关注工人的住房和居住环境条件，这与他的数理经济学紧密相关。卡尔达里描述了马歇尔如何谨慎地创立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学科，并对剑桥大学道德科学荣誉学位考试(The Moral Science Tripos)进行改革。她认为，与他的很多追随者相比，马歇尔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从未过于强调他的数学推理，只是将公式、表格和图表等辅助材料融入他的主要作品之中。卡尔达里还指出，马歇尔对现代经济学影响最长远的贡献似乎主要在于他留给后人的分析工具，特别是需求和供给曲线、边际效用递减、局部均衡以及供求弹性。这些构成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面。如果读者能够更加重视马歇尔在19世纪晚期对英国社会的广泛评论——正如卡尔达里所指出的，这些评论不仅敏锐而且充满矛盾——而不仅仅关注他那些众所周知的经济学概念，那么卡尔达里也就如愿以偿了。
在第六章，马里奥·格拉萨·莫拉(Mário Gra?a Moura)着墨介绍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视为资本主义引擎并开创了经济分析学科的约瑟夫·熊彼特。在熊彼特的理论体系中，对经济分析的全面探索需要通达四个子领域：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内在的，是经济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必要手段。他的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激发了比尔·贾纳韦(Bill Janeway)和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等经济学者致力于探索国家在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莫拉认为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对前人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些前人包括克里门特·朱格拉(Clément Juglar)、让·莱斯居(Jean Lescure)、艾伯特·阿夫塔里昂(Albert Aftalion)、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等不在本书收录范围内的经济学家。他对熊彼特的社会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指出其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有明显不同，后者认为社会阶级由个体与生产要素的关系决定。熊彼特的理论不如凯恩斯或马克思的那样广为人知，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论框架不符合现代大学所设定的学科分类标准，反而更接近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的思维方式。
维多利亚·贝特曼(Victoria Bateman)在第七章介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时指出，尽管凯恩斯在思想和实践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她的这位研究对象却受到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凯恩斯的目标是拯救而非废除资本主义，因为他认为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极权主义制度是不可接受的替代方案。尽管凯恩斯在经济学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但维多利亚着重介绍了凯恩斯革命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她强调凯恩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认识到当经济因物价和工资黏性而无法自行复苏时，政府可以采取干预措施来刺激总需求。维多利亚表示，这些机制仍然是当前的争论焦点，因为一些继承凯恩斯思想的学者更倾向于将风险和不确定性视为解释经济体系促进市场恢复均衡状态的原因。尽管新兴凯恩斯主义者(New Keynesian)、新凯恩斯主义者(Neo-Keynesians)和后凯恩斯主义者(Post-Keynesians)的区别对于这些理论的实践者非常重要，但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并不特别关注这些区别或其中的微妙之处。更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凯恩斯与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观点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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