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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著名音乐学家塔鲁斯金耗时三十载独立写就的西方音乐通史，音乐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维度交叉融合的立体画卷
《旧金山纪事报》2005年度图书。
《华盛顿邮报》“十年十佳：古典音乐”。
迪姆斯·泰勒奖、金克尔蒂音乐图书出版奖、2005年度霍金斯专业学术出版杰出成就奖。
没有一页不洞见，没有一章不在颠覆已有认知。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重估你认为自己所知的关于古典音乐的一切……不可不读……本年度甚至本年代的音乐书目头条。
——《环球邮报》
自《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之后古典音乐领域最重要的出版事件。
——《纽约时报》
塔鲁斯金为音乐学树立了新的标准……其批评文章和深邃的学术洞察力改变了我们对音乐的认知，打破了传统音乐批评与音乐学，以及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界限，开创了音乐研究的新领域。
——2017年京都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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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著名音乐学家塔鲁斯金以博古通今的一家之论，将西方音乐从源头至今的故事娓娓道来，成就了享誉世界、屡获殊荣的五卷本《牛津西方音乐史》。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第三卷以深邃的历史视角和细腻的音乐分析，带领读者纵览19世纪的音乐长廊：贝多芬与罗西尼的辩证对立，歌剧的浪漫主义转型，舒伯特、帕格尼尼、李斯特、歌剧双雄瓦格纳与威尔第的崛起，以及交响曲的复兴……在这一时期，音乐成为民族认同的象征，艺术家们通过音符探索着自我与他者的微妙界限。凭借出彩的洞见、回味无穷的分析，以及对历史、文化、政治、艺术、文学、宗教和音乐之交叉作用的全景呈现，本书将是渴望了解这一多彩时代的人必不可少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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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1945—202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学名誉教授，当代著名音乐学家、音乐史家、音乐批评家与古乐演奏家，“新音乐学”代表人物。塔鲁斯金著作等身，数次荣获世界性学术奖项（包括2017年“京都奖-艺术哲学奖”），五卷本《牛津西方音乐史》更是轰动了整个音乐学界。
译者简介：
杨婧，上海音乐学学院艺术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美国南加州大学Rossier教育学院访问学者；曾在中央音乐学院从事西方音乐史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专长领域为阿多诺、音乐哲学、风格史以及音乐表演理论研究。
江松洁，博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音乐社会学、跨门类艺术比较研究。主持教育 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一项，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译著两部。
李晓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常务理事、西方音乐学会会员、中国音乐评论协会会员。
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西方音乐美学史》《音乐美学原著选读》《西方艺术史》《音乐与影像》《影像与艺术思潮》以及《西方音乐的人文理念》等课程至今，擅长将音乐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从文化、艺术的视野中思考音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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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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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什么的历史？
前言
第一章 真实世界与更好的世界
第二章 音乐的出神
第三章 大众性
第四章 民族、国家与人民
第五章 炫技名家
第六章 批评
第七章 自我与他者
第八章 19世纪中叶
第九章 作为主体与公民的斯拉夫人
第十章 可视化的音乐行为（1813年生作曲家，上篇）
第十一章 艺术家、政客、农民（1813年生作曲家，下篇）
第十二章 绝地反击
第十三章 交响曲的回归
第十四章 交响曲的民族化（与国际化）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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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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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涵盖的时代是西方音乐史上的浪漫时期，但正如大多数年代与风格分期术语一样，它经常被误读。音乐上的浪漫时期确实存在，然其真正的开端却在18世纪最后25年间，贝多芬是其最伟大的代表。虽然在《牛津西方音乐史》卷二中，我们已涉及贝多芬的大多数作品，但他仍是贯穿本卷的灵魂人物。原因在于，几乎每一位19世纪的音乐家都宣称与他血脉相连。然而19世纪60年代后，浪漫主义已仅仅是众多时代潮流中的一支——其中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而现实主义则与之截然相反。这个时期的欧洲音乐舞台生机勃勃，各种潮流彼此激荡、此起彼伏。
这种此起彼伏的勃勃生机，其自身就是一个极重要的时代现象。19世纪是一个都市化与工业化的世纪，它见证了大众音乐的崛起。工业革命改变了乐谱的印刷与发行方式，城市人口的巨量增长推动了国内新消费群体的出现，改变了先前一成不变的音乐厅与歌剧院，在这些公共场所中，大量的人群共同体验音乐表演；巨大的音乐厅、迅速成长的爱乐成员集会、巡回音乐会、艺术管理，这一切新事物都发端于19世纪，正如杂志上的音乐评论、学院化的音乐研究与音乐史学，它们也同样始于这个时代。这一切意味着，研究19世纪音乐的社会实践，就是在研究我们当代音乐的早期历史。
另一方面，19世纪的音乐文化活动也迅速扩展传播到美洲、俄罗斯等遥远的边缘地带，而先前，这些区域从未积极参与过欧洲音乐传统的构建。这些外缘区域与传统地域的关系极为复杂，有时甚至可以相互转换角色。在本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民族丰碑”（National Monuments）中，就这一独特进展，我们会尝试不一样的总结，这是为新版《牛津西方音乐史》增添的部分，目的是弥补或纠正对原有的疏漏（参见本书第一版前言），并提出适度的论证。新增的章节继续以国际性视野，延续对19世纪交响音乐在不列颠与斯堪的纳维亚发展情况的考察，同时也完成对民族乐派交响乐历史的梳理；有鉴于此，这个部分实际已跨越至20世纪。与比较视野中的任何文化现象类似，这种跨越有意提醒我们，欧洲艺术音乐的历史并非只有一种叙述脉络，而是汇集了多种线索，并无一个固定的时间线索能够统而论之。不同流派与不同地域的历史线索常常并不同步。第十四章的扩充跨越了原本由世纪交替划就的时间界限，并为上述视角提供了一个证明。
理查德?塔鲁斯金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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