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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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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1937—1945》一书讲述了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作者在本书中，在对新见档案资料与新的研究成果的吸收基础上，对中国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战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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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建朗
江苏姜埝人，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6年进入近代史研究所，曾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专业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学术论文《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新中国成立初年英国关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演变》《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分获中国社科院第三、四、五届优秀成果奖。2006年获享政府特殊津贴。
曾景忠
江苏泰兴人，1937年生。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在中央美术学院从事过中共党史教学。1979年3月－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中共党史专业进修。1981年5月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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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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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001
第一节 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端/003
第二节 国防最高会议设立 部署全国抗战/020
第三节 淞沪抗战爆发 全国掀起抗战高潮/027
第二章 全面抗战初期的对日作战/035
第一节 华北战场对日作战/037
第二节 淞沪会战/051
第三节 国民政府迁都与南京沦陷/058
第四节 武汉抗战时期南北战场作战/070
第五节 敌后游击战/087
第六节 中国海军和空军的对日作战/105
第三章 抗日战争初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117
第一节 政治上出现新气象/119
第二节 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136
第三节 文化与教育/153
第四节 海外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161
第四章 抗日战争初期的外交/167
第一节 争取苏联援华/169
第二节 德国的短暂中立与中德关系的逆转/182
第三节 英美迈出援华的最初步伐/198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中期的对日作战/221
第一节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抗日军事的调整/223
第二节 1939年至1940年初的正面战场作战/227
第三节 1940年至1941年的正面战场作战/238
第四节 中国空军和海军的对日作战/251
第五节 敌后抗日战场/260
第六章 日本扶植傀儡政权以及对沦陷区的统治/285
第一节 华北、华中地方傀儡政权的建立/287
第二节 汪精卫投敌与汪伪政权的建立/298
第三节 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与掠夺/308
第七章 苦撑待变与外交形势的变化/329
第一节 中苏关系的发展与调整/331
第二节 中英关系的曲折发展/341
第三节 美国逐步走上援华制日道路/349
第四节 国民政府与日本的秘密接触/362
第八章 抗日战争后期的对日作战/375
第一节 反法西斯国家结盟 中国战区成立/377
第二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379
第三节 滇西失陷与滇西抗战/388
第四节 1942年至1943年的正面战场作战/390
第五节 敌后战场中共军队的发展和国民政府军的衰微/401
第六节 1944年正面战场作战/421
第七节 中国空军与海军的对日作战/431
第八节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437
第九章 敌后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与大后方社会危机的出现/445
第一节 敌后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与各项事业的发展/447
第二节 大后方的政治与经济状况/465
第十章 战时民主运动的兴起与联合政府问题的提出/483
第一节 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485
第二节 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498
第三节 联合政府的提出以及对战后中国前途的不同主张/510
第十一章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中美关系的发展/525
第一节 中外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527
第二节 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537
第三节 中美关系的发展/560
第十二章 战时的文化、思想与学术/575
第一节 为抗战服务的文学艺术/577
第二节 支撑抗战精神的社会思潮与学术/593
第三节 民族复兴的历史根据/614
第十三章 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625
第一节 1945年春抗击日军进攻的作战/627
第二节 反攻日军 收复失地/633
第三节 日本战败投降 中国战区受降/640
第四节 中共军队维护受降权和收复沦陷区的斗争/650
第五节 抗日战争之善后处置/657
第六节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和影响/662
主要参考文献/665
人名索引/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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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端
一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于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进一步侵略华北。1933年日军向长城各口进攻，逼签《塘沽停战协定》，从此中国不能驻兵冀东。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压迫国民政府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策动“华北自治”，图谋华北与中国中央政府分离。
日本在加紧分离华北的同时，加强其华北驻屯军的地位和实力。1936年4月18日，日本内阁决定增强其华北驻屯军，兵力增加2倍，从1771人增至5774人。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平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不时向中国驻军挑衅。继1936年6月29日丰台事件后，日本华北驻屯军于9月18日又制造了第二次丰台冲突，逼迫中国驻军退出丰台。
1937年春，日本国内武力侵华激进派鼓吹“对华一击”。中日关系，特别是在华北，正酝酿着一场风暴。据载，1937年夏初，东京政界的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中私下里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不意这些谣传后来竟然成为事实。
1937年5—6月间，日本华北驻屯军在丰台卢沟桥地区演习日益频繁，至6月下旬后，更加紧昼夜演习。
7月7日晚上7时30分，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卢沟桥附近开始夜间演习。据日方称:当夜10时40分，该中队突然听到枪声，乃停止演习，集合队伍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时驻屯军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接到报告后，同意部队出动，令与宛平城中国驻军交涉，准备战斗，并派副联队长森田彻到现场，指示他“必要时可作断然处置的姿态进行交涉”，派步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小队进入宛平城内。虽然“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20分钟后已经归队，但日方称，疑放枪系卢沟桥中国驻军所为，该“放枪”之兵已至城内，要求立即入城搜查。日本驻屯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反复提出要求，声称“如不允许，即将以武力进城”。显然，日军是以“放枪”和“士兵失踪”为借口，妄图以武力占领宛平城。事变发生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不在北平(在山东乐陵原籍)，其职务由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代理。驻宛平城的部队为第29军第37师(冯治安)第110旅(何基沣)第219团(吉星文)之第3营。事件发生后，秦德纯令师长冯治安和团长吉星文严加戒备，同时令驻宛平城部队和河北省第三督察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迅速查明真相。经查，城内并无放枪之事，亦无失踪日军踪影。然日方仍坚持要求入城搜查。秦德纯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与松井太久郎谈判。迫于日方要以武力进入宛平城搜查的威胁，秦德纯指派王冷斋陪同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与松井太久郎等人到宛平城调查。8日凌晨，日军已从东、东南和东北三面包围了宛平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忠辅强行要求允许日军入城搜查，遭到宛平中国驻军拒绝。
8日凌晨4时20分，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下令开始战斗。5时左右，正当王冷斋与其他调查人员在宛平城内专员公署谈判时，城外日军以机枪、大炮向卢沟桥、宛平城发起射击。第29军守军初未还击，终以日军攻击甚烈，连续不止，不得已予以抵抗还击。第二次中日战争由此打响。
当时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重，由参谋长桥本群代理指挥。8日凌晨1时30分，桥本群获知事件报告后立即下令天津日军做好出动准备，并令河边正三旅团长立即返回北平。是日上午，他又令河边正三解除卢沟桥地区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的武装。而华北驻屯军主任参谋早于凌晨3时即拟制出关于这次事变的《宣传计划》。该计划的内容包括:要不顾忌彼我伤亡，果断实行攻击，最迟于7月9日正午前后占领宛平县城;进行“言论统制”，“宣传的关键，在于先发制人”，要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的行动”，“本事端是因中国军队的不法行为而突然发生的”。事变发生几小时内即拟成该计划，部署如此周密，表明日本驻屯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是蓄谋已久的。
8日凌晨，日军向卢沟桥铁路桥守兵猛烈进袭，其炮兵亦加以轰击，桥东端第29军一排全部牺牲。日军另一部则由龙王庙渡永定河，企图进袭长辛店。卢沟桥中国守军迫不得已，毅然实行抵抗。激战4小时，日本一木清直大队长被击毙。8日一天内，日军发动三次进攻。晚6时30分，日军集中炮火向卢沟石桥和宛平城内猛烈射击，城内居民颇有伤亡，民舍多被毁。守军副营长金振中亦负伤。日军攻占龙王庙及其附近永定河东岸地区，并有一部突过永定河，占领铁路桥墩以西地区。但中国守军坚守阵地，誓与卢沟桥共存亡。9日零时，吉星文团长率部由长辛店猛袭永定河西岸之敌，经4小时肉搏战斗，将日军赶至永定河东岸。
日军进攻卢沟桥并未得逞。初战，中日两军互有伤亡。冀察当局与日本驻屯军进行停战会谈，制止冲突。至9日凌晨，秦德纯与松井太久郎达成停战撤军的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双方军队各撤回原防(日方坚持要求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但日军并不守约，蓄意扩大战事。7月10日，日军进行夜袭，再占龙王庙。11日，第29军反击，收回失地。日军退至大枣园山。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宣称采取“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但11日，日本内阁通过向华北增兵案，决定从关东军、朝鲜军和日本国内抽调大批兵力援助华北驻屯军，随即得到日本天皇批准。日本政府当天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11日，日本军部任命香月清司接替重病的田代皖一郎职务(田代于15日病亡)，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12日到任后即下令，“逐渐整备态势，作好适应全面对华战争的准备”。增援华北驻屯军之日军部队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关内运送，日本决心扩大战事，中日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日本一面秘密制订对日作战方案，积极准备武力进攻华北，但在增援部队到达华北之前，仍佯作和平解决的姿态。继7月9日口头协议后，冀察当局张自忠(第29军第38师师长、天津市长)与张允荣(冀察政务委员会保安处长)等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北平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继续进行和平解决事变的谈判。冀察当局尽量忍让，满足日方要求。11日晚8时，第29军方面的张自忠、张允荣代表秦德纯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代表松井太久郎、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签署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亦称“秦德纯、松井协定”)。其内容是:(一)第29军代表对于日本代表表示遗憾之意，并处分责任者，以及声明将来负责防止不再发生类此事件;(二)中国军队为避免与日本丰台驻军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端起见，不于宛平县城郊及龙王庙驻军，改以保安队维持治安;(三)认此事件多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系各种团体之指导，将来除对之讲求对策外，并须彻底取缔。
由于日本军部和内阁早已决定要向华北增兵，其强硬派无意停战，所以尽管卢沟桥的停战协定11日在北平签署，当夜东京却广播说:“鉴于冀察政权以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日方一开始就无诚意履行与冀察当局签订的协议。
事变发生时，秦德纯与第37师师长冯治安(兼河北省主席)、第38师师长张自忠(兼天津市市长)均在北平。秦德纯等商议，令卢沟桥守军坚守国土，“卢城决不能退出”;北平成立戒严司令部，由冯治安任司令。
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乐陵到达天津，召集所属商议对策，想与日方谈判解决事变。据载，宋哲元13日夜表示:“对日绝对不抵抗，对南京抗争。”办法:(一)从14日早晨开始，列车正常运行;(二)北平戒严解除;(三)释放被捕日人;(四)严禁与日军摩擦。此令并通知日方。
7月14日夜，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立派驻屯军参谋专田盛寿向宋哲元提出七项要求，其第七项竟是:“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并威胁说:“如不答应以上要求，(驻屯)军即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没有诚意，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和第二十九军撤出冀察。”日方还提出“北平解严与停止中央军北上二项”。据日方称，宋哲元对日方所提条件“原则上承认没有异议，但要求缓行”。
宋哲元为表示对日军妥协之真诚，17日甚至发表通电，婉拒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对第29军的劳军捐款。18日午后，宋哲元借参加田代皖一郎之丧礼，与香月清司会面。日方称，此为宋哲元对日方道歉。宋哲元解释为“双方互致遗憾”。
19日，张自忠和张允荣代表第29军，就11日所签协定之第三项形成的《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签字。其内容为:“为实现7月11日签订的协定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三)在冀察范围内，由其他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另附:“撤去在北平城内的第三十七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宋哲元对与日方的谈判和签署协定的情况未向中央政府报告。但中央政府已从别的渠道获得有关情报，屡向宋氏询问了解。至7月22日，宋哲元才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报告11日与日方订立的三条协议，而对19日所订之细则尚讳莫如深。
宋哲元19日离开天津回到北平，以为卢沟桥事变已可和平解决。但20日下午，日军又向宛平城、长辛店发动进攻，第29军部队以白刃冲锋击退日军。中国军民伤亡甚重，吉星文团长负伤。嗣后，日方和知鹰二(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与张允荣到北平，继续商谈停战，约定撤军换防等项。宋哲元认为和平有望，下令解除北平戒严，撤除北平街头之沙袋、拒马等备战设施，并将他不在北平时第29军将领于7月16日拟定的一份作战命令予以搁置。宋哲元按照与日方的协定，将原驻北平城内冯治安之第37师何基沣旅移至西苑，换以赵登禹第132师之王长海旅;驻卢沟桥之吉星文团调至长辛店，换由石友三保安队一部接防。
但是，冀察当局与日方的妥协谈判，并未改变日方既定的武力解决事变的方针。日本军部判断，7月19日前后，估计其华北驻屯军战略部署已经完毕。20日，日本发表外交声明:中日交涉不得不停止。同日，日本参谋本部召集部长会议，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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