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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田晓菲等
深度阐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南方”意识
从楚辞、汉赋到唐诗
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南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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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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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中古文学中，“南方”的象征意义丰富。本书收录宇文所安、田晓菲等多位知名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从文学作品所属的具体文学史时段出发，关注文学家的“南方”意识与身份认同，对中国文学核心传统展开了多层次的研究。书中既探讨了中古时期中国文学何以在一边以南方为荣、一边对南方感到陌生与忧虑的情况下，形成自身的特质，也集合了对陆机、江淹、王勃、李白等人诗文的独到分析，读者亦可从中窥知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化与历史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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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王平（Ping Wang），华盛顿大学博士，现为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美]魏宁（Nicholas Morrow Williams），华盛顿大学博士，曾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现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国文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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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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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意义上的南方（王平、魏宁）
南金与羽扇：陆机的“南方意识”（康达维）
拟作：陆机、陆云与南北间的文化交融（田晓菲）
哀怨、抒情性和南方（王平）
南国“远”疆：江淹在福建的蛮暗岁月（柯睿）
伤春：王勃与李白对南方文学主题的再想象（魏宁）
羊公碑与山公醉：襄阳的两个诗学典故（吴捷）
九世纪以来的江南：论心欲的惯习化（宇文所安）
致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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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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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我在研究魏晋南北朝赋史的时候，就注意到建安赋向楚骚传统的复归、魏晋之际吴蜀赋与北方赋的不同、南方为东晋南渡士人提供了题材和舞台、南北朝赋史呈现明显不同的发展轨迹等文学史现象。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学识和视野有限，我并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些文学史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也没有深入挖掘这些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南方文学传统，探讨这些作家的南方意识与南方文化认同，因此所论难免未达一间。最近，有机会拜读王平、魏宁两位教授主编的《文化南方-中古时期中国文学核心传统》，我不仅顿有豁然开朗之感，以往研读中古诗赋的一些记忆也不禁涌上心头。
公元 280 年，西晋攻灭吴国，江南地区被纳入统一政权的版图。《晋书·陆机传》记张华语云：“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按照伐吴功臣、西晋著名文学家张华的说法，伐吴战役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兼并了江南的疆土，而是得到了东吴两大青年才俊——陆机、陆云兄弟。而《晋书·顾荣传》则云：“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不管是“二俊”还是“三俊”，在当时的语境中，实际上都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来自东吴的人才，也代表着那时开始冒头的江南文学文化。吴国被灭之后不久，以二陆兄弟与顾荣为代表的南方才杰之士相继入洛，向北方的西晋政权寻求新的出路。他们不可能预料到，仅仅三十多年后，他们的北方同僚也不得不背井离乡，仓皇南下，在南方寻找新的立足地。
在二陆兄弟所处的时代，南北方的关系史变迁，呈现出一条盛衰离合兴亡起伏的曲线：由最初的晋吴南北对峙，发展到北盛南衰，西晋灭东吴而达成短暂统一，最终则北乱南兴，东晋继起。二陆兄弟和文化南方的离合聚散，与三国两晋政权的盛衰兴亡正相对应。陆云对哥哥陆机的文学才华，充满骄傲和自信。东汉名家张衡有一篇杰作《二京赋》，是写汉代的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根据陆云《与兄平原书》可知，陆云曾建议陆机创作《二京赋》，并且坚信，只要陆机出手，其创作成就必定超越张衡。虽然陆机最终没有采纳陆云的建议，令人遗憾，但是，我们可以推测，二陆兄弟构想中的“二京”，应该是指当时西晋首都洛阳和东吴首都建业。
陆机因何缘故而未采纳陆云的建议，费人猜详。我猜测，这可能是因为陆机后来有了新的想法。据《晋书·左思传》记载，陆机初到洛阳的时候，本来有意写一篇《三都赋》，借此在洛阳文坛一鸣惊人。听说左思也正在写作《三都赋》，于是他“抚掌而笔，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服，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按照《晋书》的说法，左思一鞭先着，珠玉在前，才使陆机辍笔，放弃了同题作赋以争高下的计划。对于这种说法，我一直有些疑惑不解：在左思赋成前后，陆机的性格何以判若两人?
最近读清代安徽桐城人光聪谐的《有不为斋随笔》，其卷甲有“《三都赋》”一条云：“左思，齐国临淄人，赋三都而推重魏，可也。陆机，吴人，且世为孙氏重臣，若赋三都而推重魏，则悖于理;改而重吴，又于时事不合，机固未宜为此赋也。初入洛欲为之，始念已谬;其见思赋佳，叹服辍笔，正以其无悖于理而有合于时事，不徒以其研核精致耳。”相对于《晋书·左思传》的说法，光聪谐的解释似乎更为合理，读罢此条，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众所周知，“赋者，古诗之流也”。诗赋本是一家。京都赋这一题材类型，本来即是以都城为主题，一个都城无疑是一个区域文化的代表。《三都赋》和《吴都赋》中所写的建业，就是文化南方的代表。这样说来，西晋初年以陆机、左思为代表的南北作家围绕《三都赋》的角力，实际上是“文学与地方”议题在辞赋创作上的呈现，也可以说是“诗歌与地方”议题的一种变形。从陆机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情感来说，无论是写《二京赋》，还是作《三都赋》，都必须推重吴都;然而，其时的天下早已是四海一家，新的政治时势要求大赋作者必须推重魏都也就是晋都，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受此时局限制，陆机进退维谷，只能辍笔不为。可见，陆机最终做此抉择，不仅关涉“诗歌与地方”，也关涉他的“南方意识”和“南方认同”。
2012年10月26 日到27日，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以“诗歌与地方”(Poetry and Place)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古中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大背景展开讨论，话题饶有趣味。本书所收录的七篇专题文章，最初就是提交这一研讨会的。陆机、陆云兄弟理所当然地成为会上讨论的热点之一。会后，七位作者又经过较长时间的商量培养，对各自的论文进一步充实修订，才交付出版，先出了英文版，现在又有了中文版。这是一件可贺的事。如果说这本书的主题-文化南方的成立与中古时期中国文学核心传统的形成，是一个持续深化而且互动频繁的过程，那么，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持续深化而且互动频繁的过程。这是一件可喜的事。
将近六十年前，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教授出版其名著《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1967)。2014年，该书中译本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朱雀》堪称一部“诗歌与地方”的开拓性著作，本书与《朱雀》一脉相承，异曲同工。不同的是，《朱雀》所讨论的南方侧重于岭南，时间段集中于唐代，而本书所讨论的南方则侧重于江南，时间段拉长为整个中古时期。后者因为出于七位作者之手，视角也更加多元。
王平教授和魏宁教授特撰《象征意义上的南方》，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中的南方边界是不断变化和长久演进的，本书研究所关注的不是地理层面上的‘南方(south)’，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南国(Southland)’或‘江南’(字面意思即‘长江以南’)。”“本书追溯整个中古中国时期‘南方’的文学再现的承嬗离合，上自汉廷崩溃，经由魏晋南北朝分裂，下及唐室一统。对南方文化独特性的自豪、对南方边陲异域性的焦虑，这种历时性交错游移，遂生成了中古中国文学的诸多独有特征。”这些论述富有启发性。从诗歌的角度来看，其所谓“诸多独有特征”也许可以概括为“南方诗学”。本书诸篇从这一视角切入，剖析整个中古文学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畅论“南方诗学”，小试锋芒，不同凡响。相信未来有更多人将步武其后，寻源而问津。
我出生于福建，十六岁以前都生活、成长于这个被柯睿教授的文章称为“南国远疆”的地方。二十岁以后，我移居南京，在这座中古时期最为典型的南方城市里学习、工作、生活，至今已四十年。本书最主要的几个关键词，亦即文化、南方、中古、诗歌等，也正是我日常生活与读写须臾不离的主题。机缘凑巧，上个月适有襄阳之行，在古隆中、岘山、习家池、米公祠等地稍作盘桓，流连忘返，除了《羊公碑与山公醉：襄阳的两个诗学典故》一文中着重讨论的两个有关襄阳的诗学典故，我被这座古城众多的文学故事所包围。我在岘山步道入口处，抚摩南宋李曾伯抗击蒙古军队、收复襄樊后镌刻的纪功铭，在这块摩崖石刻旁边，就是传说中著名的刘备跃马檀溪之地。从三国到西晋、南宋，几段历史记忆重叠在一起，仿佛一路与我同行，从来不曾离开。文学糅合着文化，想象融汇着象征，不但重新塑造了我的襄阳形象，也塑造了我的南方记忆。我知道，今天的福建、南京和襄阳，与中古时期的福建、南京和襄阳已经迥然不同，但是，它们肯定还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记忆的延长线之上。
我与这本书颇有缘分。为本书撰文的七位学者，都是美国汉学界的知名专家，尤其以在中古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而蜚声学界。他们的很多论著，我都曾认真拜读过，深受教益。我与他们的交谊，短者十余年，长者垂三十年。这本论集的两位主编王平教授和魏宁教授，也与我相识多年，虽然远隔千里，仍然时通音讯。疫氛初清，我即得悉此书中文版即将出版的消息，又有缘得见书稿，故简述先读为快之感，并向作者和编者致敬致贺。
程章灿
2023年5月21日于南京
九世纪以来的江南： 论心欲的惯习化
宇文所安
某一地方呈现的气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在此地”，“此地”拥有自身的独特乡味，迥然有别于“不在此地”、渐行渐远的他乡。对于南朝人来说，“江南”不是完全家国意义上的“此乡”，北方流亡遗民于此寓居，以充满北方指代传统的文学语词试着将“江南”当作另一“离散故国”。在约七世纪初始，南方不复为政治中心之时，南方文本世界几乎完全取代和遮蔽了北方文学遗产。但在唐朝人看来，“江南”只作为一种“被置换的”文本意境而在此存照，若非羁旅行役或拜官授职不会亲临其境，而在地统治的贵族精英大多是北人，故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江南”成了文本想象中的心欲之境而非现实归属的桑梓之地，一如近代早期的意大利之于西欧人而言。
江南其魅虽是一种文化的陈词滥调，但并不意味着江南失去了它原有的吸引力。打个比方，就像一枚钱币，即使流通多时、磨损严重乃至漫漶难辨，其币值亦不会贬跌。甚至一提及“江南”之名，随之可搭配一连串固定的述语式词组，比如“可采莲”，或“佳丽地”，或单单缀以一“好”字。
每一固定的述语皆源自一曲一诗。“江南可采莲”最为古旧久远(乃至难以考证)，其衍生出关涉采莲女子的诸多诗作，遂构成了关联“江南”意象群的有机部分。“江南佳丽地”出现稍晚，确切时间当是南齐永明八年(490)，“佳丽地”一说虽已存现于更早文本中，但在这里始与江南响和景从。该诗值得全文征引，因为此说是时就像(前文喻代的)钱币甫一流通时的那样锃亮新奇。
入朝曲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
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
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谢脁的《入朝曲》乃应制《隋王鼓吹曲》十首其一，由题目可知此为王公贵族上朝而作。
开篇名句典出曹植的《赠丁仪王粲》：
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
这里谢朓以“建康”取代了曹诗中的“邺城”，一如他的这联在声名上也盖过了曹诗;而最重要的是，其不仅仅是说一城一地的繁华绮丽，而是整个“江南”的无限旖旎。
“江南”并不代表南齐的全域疆土，但却是帝国的新拓腹地，许多更逢宠遇的王侯贵族都于此封邑授职。这一整体空间是以“建康”为中心加以建构的，正如诗题“入朝”所示，诗文本从京畿辅地写到帝国中心-先泛说金陵，再细叙建康周遭地名，远处则见扬子绿水、宫城朱楼，伴随笳鼓之乐、车水马龙继续行进，沿“驰道”、跨“御沟”，最后行至“云台”，这里是见证着江南各郡王侯功成接受封赏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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