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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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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带你穿越恢弘历史，探寻大一统王朝的战略奥秘。秦汉隋唐，兴衰更替，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精英面对纷繁复杂的大战略形势，运筹画策，安民怀远，孜孜不倦求索治国平天下之道，探寻理想的大战略模式，绘就中国战略文化的深邃画卷。无论你是历史探秘者、战略研究者，还是关注中国崛起与世界格局的思考者，都能在此领略中华战略文化的精髓，洞察古今相通的治国之道与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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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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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秦、西汉、东汉、隋、唐五个大一统王朝，从大战略行为、决策者战略思想取向、战略文化本源三个维度，解码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核心要义，揭示儒、道、法、兵等不同思想流派对中国古代王朝大战略的影响。跨越千年，中国形成了以和平王道为主并富含进取活力的战略文化，始终传承着爱好和平、崇尚王道的文化基因，这为当前全球跳出“丛林法则”的强权逻辑，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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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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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中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或重点项目及中央部委课题多项。发表论文多篇，时评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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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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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引 子 1
第一编 王朝的大战略行为轨迹 13
秦朝的大战略行为：战略惯性的灾难 15
西汉的大战略行为：不争是争， 争是不争 28
东汉的大战略行为：审黄石， 存包桑 63
隋朝的大战略行为：务广德者昌， 务广地者亡 93
唐朝的大战略行为：治安中国， 四夷自服 122
本编小结 五个王朝的大战略行为特征总论 180
第二编 王朝决策者的大战略思想取向 189
秦朝决策者：废王道，立私权 191
西汉决策者：逆取顺守，文武并用 205
东汉决策者：道远三代，术长前世 242
隋朝决策者：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 265
唐朝决策者：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 279
本编小结 五个王朝的大战略思想取向总论 315
第三编 中国文化本源的大战略导向 321
老子思想的大战略导向：太上，不知有之 323
儒家思想的大战略导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 336
法家思想的大战略导向：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 353
《武经七书》 的大战略导向：主孰有道 369
本编小结 各思想流派的大战略导向总论 385
结语：道心惟微 390
主要参考古文献 395
后 记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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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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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学界热议的一大问题是，在全球惟一超级大国美国之外，哪一个国家将最先成为世界性大国。由于作为洲际大国的规模条件以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被广泛认为最具备成为21世纪新的世界性大国的条件。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全方位崛起，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答案愈来愈清晰。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和秩序演变的关键积极因素。2021年4月，基辛格谈到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等议题时表示，中国数千年来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大国(Major Country)，中国的复兴(Recovery)不应令人惊讶。美国将首次面对一个经济上势均力敌且拥有处理国际事务的伟大“历史技艺”的国家。本书拟从历史文化角度，对中国古代数千年间的大战略“历史技艺”进行梳理分析。尤其通过对秦、两汉、隋、唐等五个王朝案例的考察及对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的解读，来呈现大一统王朝在大战略上的行动轨迹、决策的思想脉络及文化本源图景，揭示其“曾经面对过的挑战，以及它所失去的机会”，审视它们遇到的时代机遇、展现的非凡智慧、创造的不朽功绩、留下的宝贵启示，借此深化对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思考，并投射当下，加深对当代中国大战略前景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
“人文学科没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是难以为继的。”鉴于中国作为大国已成长到新的历史阶段，国内学界比以往更有责任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原则等领域进行系统透彻的研究，用自己的思维话语，对当代中国外交作出客观学理解读，对当代世界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中国贡献。正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基础上一样，中国学者也要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去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要去了解中国战略与外交实践的精神历史本源。有学者认为，“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可能透彻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在内。这一本源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思考，其实都是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
对中国战略文化研究而言，它最终指向的同样是中国战略实践的“精神历史”，涉及当前及未来中国战略实践“本源性”的问题。正如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指出的，要构建中国自身的外交学理论体系，就需要系统整理和研究先秦以来中国历史上涌现出的各种外交思想。他援引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在这一份珍贵遗产中，蕴含着卓越的外交智慧和深邃的外交思想。这些思想和智慧深深影响了他在2003年至2013年间率中方工作队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法国、英国等国同行的战略对话，而且必将影响中外战略对话的未来。
那么，在理论层次上，观念、文化在国家大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还是有限制性的乃至只是象征性的?回答这些问题，有着重要的学理和政策意义。
这需要我们首先明确大战略概念。大战略概念被公认为是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系统提出并加以阐释的。他认为，大战略是相对于军事战略而言的高级战略，旨在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这一定义是对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将战略定义为“使用会战作为获致战争目标的工具的艺术”的修正。然而，哈特的大战略概念仍集中于军事领域，聚焦国家在战时调度所有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标的最一般原则。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将大战略概念从战争年代延伸到了和平年代，认为大战略是基于手段与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全面行动计划。概言之，大战略是决策者基于本国地缘状况、历史经验等要素的塑造性影响，并依据对复杂的内外部信息的战略性评估，围绕目的与手段、期望与能力、收益与代价之间的基本关系制定关于国家安全与未来的综合规划。这一定义意味着，大战略更强调通过军事手段之外的外交、精神文化等多类手段的综合运用来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国家的根本目标，不仅包括国家安全(应对外部威胁)，还包括扩大对外影响或追求权力等方面，“和平环境的大战略要求在发展经济、满足国民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维护和增长国家内部稳定与对外尊严、建设和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等基本目的要求之间取得大体均衡”。21世纪以来，大战略也成为中国学界的关注点之一。来自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学科的多位国内学者，就建构中国大战略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持续研究。
然而，大战略是个有歧义的概念。国内有学者总结了对大战略概念的三种代表性理解。一是大战略是战争的谋略。这是最传统、最经典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大战略聚焦于战争胜利，强调赢得战争需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及有效调动国家全部资源。二是大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它强调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不仅是为了赢得战争胜利，还需要实现国家安全。三是大战略是国家战略或总体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这是对大战略最宽泛的定义，虽然使其外延过于宽泛，但优点也显而易见，那就是便于从国内国际、军事和非军事等多角度构建国家战略，而不必受更多限定、作更多解释，陷入概念纠缠的陷阱。
本书认同第三种见解，即大战略是一种国家战略或总体战略，是国家谋求生存、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旨在综合运用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实现包括国家安全与发展在内的根本目标。这意味着，大战略的核心或本质是和平、安全与发展，而非战争权谋。它是一个庞大的有关治国理政的战略体系，包括若干相互关联又区别的战略，涉及国家在较长期的宏大目标，包含国家内部发展战略、对外战略及内外战略的结合，而对外战略层面尤具观察意义。这一概念不仅涉及一国如何应对威胁，还涉及如何与他国和平友好交往，从而涵盖其战争与和平时期的综合战略行为，由此对判断中国崛起后的战略轨迹更具实质意义。中国的崛起，不会局限于军事或安全领域，而将是“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等多向度、多层次的综合性崛起”这与将军事手段及应对安全威胁视为大战略核心内涵的定义方式相比，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明确了大战略的含义，还需对大战略类型加以区分。不过，目前并无普遍接受的大战略分类法。以往的分类法或局限于军事战略，或局限于国家安全战略，并未真正上升到大战略的广义层次。按哈佛大学战略文化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看法，大战略分类需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各战略类型应区别分明;其次，囊括全部或多数合理的政治和军事行为。这种意见值得肯定。本书基于满足这两个条件并将政治和军事行为之外的大战略行为也囊括进来，同时借鉴已有的大战略分类法，以积累实力的方式及国家目标的差异为基准，将大战略区分为收缩性、进取性和激进性三大类型。
第一种是收缩性大战略(或和解性、忍耐性大战略)。该战略立足于国家的内部稳定与发展，积累及保持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及对外交往或影响的实力，确保国家安定安全，实现与外部世界稳定互动。它力求以和平或低暴力的方式面对外部世界，使用武力非常谨慎。即使动武，也是被动、反应式的。它意味着顺应乃至迁就忍耐，在目标上并非要改变外部环境(如战略格局与秩序)，即使这种环境并不合理。它是收缩、内向甚至消极示弱的，带有明显的低暴力色彩，仿佛大勇若怯。
第二种是进取性大战略(或积极性、反击性大战略)。该战略一方面立足于内部稳定与发展积累及保持综合实力，另一方面拒绝容忍外部势力对其核心利益与尊严的践踏、伤害，敢于斗争反击，为保障自身合理利益而对外部环境(如战略格局与秩序)进行必要的调整。在此过程中，不排除使用强制性手段。它力争保持内外战略目标的均衡，虽带有外向性色彩，但落脚点是内向的(捍卫自身核心利益)，是对不合理外部环境的抗争，是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合理伸张权利(Assertive)的大战略，俨然快意恩仇。
第三种是激进性大战略(或进攻性、拓展性大战略)。该战略基于统治集团的狭隘私利与私欲，依靠对外路径来维持及积蓄、扩展综合实力。其具有好大喜功、重外轻内的突出特征，青睐使用强制手段或激进政策炫耀实力，寻求结构性重塑并全面掌控外部环境(如战略格局与秩序)。它带有极强的外向和暴力色彩，是对外进攻性的、穷兵黩武式的行为取向。在此过程中，受益的是特定的统治者或政治利益集团，受损的是其他各个社会阶层。
明确了大战略含义及大战略类型，我们还需要确定战略文化的概念。关于文化的概念，欧洲的文化学奠基人、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体，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一切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战略文化概念则是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1977年在对苏联有限核战略研究中首次使用的。此后，战略文化研究事实上可以划分为三代，即机械决定论、工具论与折中主义论。机械决定论认为，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行为的决定因素，战略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国家在战略选择方面的差异。工具论则走到反面，认为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往往存在重大脱节，战略文化只是政治精英掩饰战略行动的工具，旨在为其战略行动披上文化或法理的合法外衣。折中主义者试图调和二者，认为战略文化给决策者提供一系列限定性的选择项目，用于改变不同战略选项的吸引力，其对战略行为的影响既非决定性的、也非毫无作用的。不过，这三代研究在定义与方法论方面都存在较多不足。
那么，什么才是一个有用的战略文化定义?代表性观点是，在定义战略文化时，可把文化的关键要素移植到战略领域。因此，战略文化可以被看作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它通过形成关于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的效用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套以合法性光环，从而建立起普遍和持久的大战略偏好。作为一种“符号体系”，战略文化具体又由关于核心范式和战略偏好排序的两部分假设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战略环境秩序的假设，即战争在人类事务中是否不可避免，敌人及其威胁是零和还是非零和的，武力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这些综合起来构成了一种战略文化的核心范式。第二部分涉及操作层次假设，涉及哪些战略用来对付威胁最有效。这些假设在逻辑上得自于前述核心范式。在该层次，战略文化直接影响战略选择，其实质要素将以一组限定的、有序的大战略行为偏好出现。但这一定义明显体现的是军事战略文化的内涵，且暗含战略文化不过是工具的属性含义，更无法完全契合大战略概念的广义要求。因此，必须对其加以修正完善。本书认为，战略文化应是一个观念性复合体，通过形成关于暴力或和平手段在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等根本目标时何者更有效的概念，并使这些概念具备合法性特质，从而建立起一以贯之的大战略偏好。它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战略环境秩序的假设，即治国理政应该推崇道德还是威势，国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内安定繁荣还是要求外部服从，达成上述目标应借助内向和平路径还是外向暴力途径。这些综合起来构成了一种战略文化的核心范式。第二部分涉及操作层次假设，关注哪些战略(如收缩性战略、进取性战略或激进性战略)用来实现国家根本目标最有效。
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为梳理一国特别是中国的主流战略文化，研究者多采用“经典文献的战略导向归纳(由核心范式和战略偏好排序构成)→决策者的战略取向归纳(亦包括核心范式和战略偏好排序)→王朝的战略行为分析”的“三步一体”模式。第一步是考察文明“轴心时代”的经典文献，梳理并考察相关的战略核心范式与战略偏好排序及其一致性。借此，验证是否存在某种主流战略文化。第二步是验证决策者是否具有与上述主流战略文化一致的战略偏好排序，即决策者是否秉承了由主流战略文化派生的战略偏好排序。借此，可以考察战略文化是否实质影响了战略决策。第三步是考察一国在历史上的实际战略行为(而非战略思维与言论)，来检验决策者的战略偏好排序是否对国家的战略选择发挥了实质影响。但这一模式在应用过程中，大战略概念常常遭遇狭义化使用，对古代中国王朝的战略行为案例选择也仅聚焦于其如何应对威胁而非缔造和平。因此，我们只有从完整的大战略概念和包含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行为案例入手，进行新的研究，才能客观呈现中国战略文化的本来面貌。
本书选取秦、西汉、东汉、隋、唐等五个大一统王朝作为案例，并选取它们在崛起及强盛时期的战略史加以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王朝崛起及强盛时期相较衰落时期，更能凸显其战略理性和战略本性，并能展现其灵活多变的强大运筹能力与创新创造活力。特别是在其强盛时期，可较少顾虑东亚乃至欧亚地区权力结构分配所施加的限制，相对自由展示战略本质，也易于避免宫廷政变或皇权旁落等因素对王朝战略理性的侵蚀干扰。需说明的是，本书暂未纳入北宋、元、明、清四个统一王朝。北宋虽位列古代中国的黄金时期且基本完成统一，但始终未收复幽云十六州，且长期与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其大一统底色稍欠厚重。元、明、清固然无一例外是中国大一统王朝，在当时的东亚乃至欧亚地区各领风骚，拥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但从世界史和中国史交错发展角度看，它们未能推动古代中国在当时及之后引领世界潮流，其胸襟气度与智慧创造力略逊秦汉隋唐。此外，西晋也曾实现大一统30余年，开创“天人之功与霸王之业”，在中国古代大战略史上有特殊地位，本书未单独对其大战略系统剖析，但略有着墨。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书采取与已有代表性研究相逆的实证路径，通过“王朝战略行为归纳→决策者战略思想取向归纳→文化本源的大战略导向归纳”三个步骤，来探讨中国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间的关系。第一步，考察秦、西汉、东汉、隋、唐五个王朝崛起及强盛时期的大战略行为一致性。如能发现总体的一致性，则可以证明古代中国存在一以贯之的战略行为模式。第二步，依据历史典籍有关各朝文武大臣奏疏等内容，研究王朝决策者的战略取向，推导其战略思想取向方面的一致性，特别是其在文化上是否受特定意识形态影响。如果各王朝的战略思想取向或者说指导性意识形态具有总体的一致性或相通性，则意味着其战略行为是深刻受到文化因素规范的。第三步，检验相关文化本源的大战略导向。如果发现其大战略导向的一致性，则可呈现中国战略文化的本质特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就大一统王朝总体活动的地理范围进行必要说明。在历史地理学者看来，中国疆域变迁史是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特定时空范围，而疆域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定空间范围，是区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国内关系的地理依据。然而，世界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疆域均非始终稳定，几乎都经历过伸缩之变。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王朝兴衰更替，疆域范围也时有变化。因此，历史上中国统一王朝对外地缘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在某一阶段属于“外”的地区，另一阶段可能就会融合到中华民族范围之“内”。而一些曾属于中国的地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然而，这不代表历史上“中国没有国境”或“中国先有国家而后有国境”。马长寿先生说，中国自商周特别是秦汉一统以后，政权巩固，内部部族部落和外部部族部落的区别就很清楚。疆土在不同朝代间传承，随之形成中国传统疆土。有传统疆土，自然有传统疆界。据此，即可区分相关部族部落是否是“敌国外患”或“叛乱、起义”。
谭其骧先生也曾思考如何划定历史上中国范围的问题。最后，他确定以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清朝统一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版图为准。凡在这个版图范围内活动的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政权;超出这个范围的民族和政权，则属于中国之外的范畴。其理由有二:一是“中国”两字的含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认知，故而，不能以古人的“中国”定义后来的中国;二是清朝统一后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中国，不能以今天中国的范围来限定古代中国范围，毕竟，今天中国的范围是近代西方强权宰割中国部分领土的结果。具体而言，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以及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地区。该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或管辖下，抑或由当地少数民族建立过政权。这种对中国历史地理范围的划定法有重大意义，充分反映各民族为今天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共同作出贡献的事实，更能反映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而定型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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