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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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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依托珍稀档案，深度解析国共合作始末，还原1924—1927年风云际会，揭示革命洪流中两党从携手到决裂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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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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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与党内改组为起点，系统梳理了国共两党首次携手，共同发动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号召的国民革命运动。作为继辛亥革命之后又一次席卷全国的大革命，这一时期深刻重塑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国民党由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在野党，发展为全国性执政党；初创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崭露头角，由一个少数知识精英聚集的小团体，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两党基于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携手，又因各自的政治诉求与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走向对抗。作者依托大量档案文献与时人记述，对北伐战争中的关键战役、党内派系竞合、工农运动兴起及国共关系演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扎实而细致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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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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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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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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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的建立
第一节 改组前的国民党
第二节 国民党与苏俄、中共的接触
第三节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节 国共关系的初期形态
第二章 广州国民政府与南方军政格局
第一节 黄埔军校与党军的创始
第二节 大元帅府与革命基地的奠立
第三节 国民政府成立及其初步建制
第四节 国民政府初期的财政和军事
第五节 两广统一与革命基地的巩固
第三章 北京临时执政政府与北方军政格局
第一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第二节 临时执政政府成立
第三节 善后会议
第四节 国会的衰亡
第五节 国民军的崛起
第六节 军阀之间的循环混战
第四章 五卅运动与反帝风暴
第一节 反帝废约与国民会议运动
第二节 从惨案到运动
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对策
第四节 五卅运动的影响
第五节 省港大罢工
第五章 国共纷争：南方革命阵营的分化
第一节 弹劾共产党案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第三节 戴季陶主义
第四节 西山会议派
第五节 国民党二大与沪粤分裂
第六节 中山舰事件
第七节 整理党务案
第六章 南北战争：北方南征与南方北伐
第一节 北伐前夕的北方形势
第二节 国共对出师北伐的歧见
第三节 从广州到武汉
第四节 从南昌到沪宁
第五节 南北地域观念与宣传战
第七章 从迁都之争到宁汉分裂
第一节 迎汪复职运动
第二节 左派问题论争
第三节 迁都之争
第四节 南昌与武汉的对峙
第五节 “四一二”反共“清党”
第八章 南北三政权的鼎立
第一节 北京政府
第二节 武汉政府
第三节 南京政府
第九章 国共两党的组织形态
第一节 国共两党的党员构成
第二节 从“容共”到“容国”
第十章 急风骤雨：工农运动
第一节 工人运动
第二节 农民运动
第三节 工农运动的中介群体
第十一章 三大政党的“革命”观念及其政治文化
第一节 从“一党独革”到“多党竞革”
第二节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第三节 “革命”与“反革命”
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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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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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中国连续发生了三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帝制，国民革命推翻了北洋政府；共产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场革命中，国民革命承前启后，既具有过渡性，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继承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又开启了共产革命的新潮。与前后两场革命由单一党派领导不同，国民革命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也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复合性和复杂性。
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旗帜下，国民党着眼于“小革命”，共产党致力于“大革命”。国民党的革命局限于政治层面，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共产党则合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体，以反帝反封建相号召，在城市发动工人反抗资本家，在乡村发动农民打击土豪劣绅。因为两党有共同的革命目标，故而有合作的基础；又因两党有各自的政治诉求，导致合作之间有分歧，有竞争，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导致分道扬镳走向对抗。
国民革命除了国共两党，还有第三方参与，那就是苏俄。国共均“以俄为师”，在学习榜样上改变了晚清以来以欧美、日本为师的取向。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主义到组织全盘布尔什维克化，深得列宁主义政党之真传；而国民党则选择“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组织为用”，最终只学到半套功夫。
总体而言，国民革命得到了苏俄的巨大帮助。比较而论，共产党主要得到苏俄主义和组织上的指导，国民党主要得到苏俄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有主义有信仰，擅长组织，擅长宣传，擅长群众运动，但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和职业武装；国民党的主义信仰、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均远不如共产党，但它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两党关系融洽时，互补共赢，北伐战争一路势如破竹。当两党目标和利益发生冲突时，擅长组织宣传的共产党最终敌不过有枪杆子的国民党。
当中国人的学习榜样由欧美转向苏俄，政治体制乃由西方议会民主转向苏俄党治体制。当国会制度在中国北方趋于消亡之际，恰是苏俄党治体制在中国南方开始试行之时。两者在时间上出现惊人的衔接。这一过程大体是在1924-1925年之间完成的。这绝非历史的巧合。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北京中央政府被军阀势力挟持。当南方革命党宣誓“北伐”时，北方军阀们则以中央政府名义宣布“南征”。当时号称中立的报刊媒体则将这场军事冲突呼之为“南北战争”。原来“南北战争”并非美国所独有。
当时舆论对这场战争的最大关注，是被称作“党军”的新型军队的出现，认为中国军队历来无主义，而“党军”的最大特色就在有主义。南北相争，是“无主义者与有主义者抗”。当时舆论认为“运用主义”是北伐军致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一种认知下，北方也很快学起南方弄起“主义”来。孙传芳标榜“三爱主义”，张作霖提出“四民主义”。四川有些军人也到处请教人替他们想个主义玩玩。一时间，“主义”成为时髦。与之相随，宣传也成为时尚。中国从此进入“主义时代”和“宣传时代”。
除了国民党高层少数“老同志”，国民党的主体既非“资产阶级”，共产党的骨干亦非“无产阶级”。这个时期两党的党员构成和社会基础，其实并无多大差异。两党的活跃分子大多是五四和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青年。自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历经十多年新式教育的“批量生产”，到五四前后，中国都市社会累积了一大群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知识青年。那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法提供相当的职位和就业机会来吸纳与安置他们。他们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对外来主义抱有浓厚兴趣。他们成为国共两党竞相吸纳的政治资源和有生力量。知识青年群趋入党，竞相革命，蔚为20世纪20年代一大独特的社会现象。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迅速崛起，到1927年，在全世界40多个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的规模仅次苏联共产党，国共分家前夕，已是一个拥有约5.8万党员、3.7万团员，以及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6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的政治组织。但长期以来，因1927年革命失败，官方党史大大低估了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能量。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国民革命阶段尚处于幼年期，革命经验不足，加之国际指导有误，最终导致失败。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等方面均得到了很好的锤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未来的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本书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近代通史》10卷当中的一卷。《中国近代通史》的起止时间是1840年至1949年。109年分成10卷，时间最短的即本卷（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时间虽短，历史演变却非常剧烈，其革命也自成一体。故而单独立卷。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时段，写法有别于一般的党史与革命史。国共两党作为这场革命的主角，自然是本卷着力描绘的对象。由于苏俄在这场革命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加之近年来相关档案大量公布，故本书也将苏俄列为重点考察对象。这一时期代表正统中央的北京政府，以及作为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书中也用相当篇幅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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