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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世界知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唯/一自传
作为当代蕞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丹尼特一生都在研究蕞棘手、蕞基本的心智之谜，以颠覆性的自然主义哲学观重塑心智与意识的讨论框架，深刻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影响了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进化生物学等多个领域。这本书是丹尼特生前蕞后一部作品，定格了他一生辉煌职业生涯和思想痴迷的精彩瞬间，珍贵的一手资料完整还原了他的一生，阅读本书就像亲历一场智识的冒险。
星光熠熠的思想朋友圈，直击丹尼特与十余位传奇思想家的对话现场
普利策奖得主侯世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美国哲学家蒯因、共享“人工智能之父”之名的马文·明斯基和约翰·麦卡锡、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美国哲学家杰里·福多、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雷戈里……十余位思想家在丹尼特的回忆中悉数登场。这不仅是丹尼特的个人传记，更是20世纪哲学领域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读懂丹尼特，就是看懂认知科学的“百年发展史”
半个世纪以来，丹尼特犹如圣战骑士，对意识的本质和认知科学的革命性探索开疆拓土，融合计算机科学、进化生物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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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丹尼特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蕞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一生都在研究蕞棘手、蕞基本的心智之谜，以颠覆性的自然主义哲学观重塑心智与意识的讨论框架，深刻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影响了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进化生物学等多个领域。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我一直在想——成为哲学家的秘籍
五岁丧父后随母亲在贝鲁特长大的跨文化记忆，哈佛课堂上蒯因亲授的“自然主义火种”，牛津求学时与赖尔的思想碰撞……书中细数了那些塑造思想的关键瞬间：他如何从对“意识”的好奇出发，创造“意向立场”“直觉泵”等颠覆式概念，又如何以“斩断天钩”的决绝，打破哲学与科学的壁垒。就连同为“新无神论四骑士”的理查德·道金斯都忍不住慨叹：“一个人拥有如此多令人兴奋的思想是多么不公平，而且说这些思想只是令人兴奋也只是轻描淡写。”翻开这本书，看丹尼特如何在生活中思考，看哲学理论如何在生活中“活”过来。
我一直在想——“斜杠天才”如何玩出多面人生
在缅因农场劈柴时顿悟“梯哲学”，在手术台上反思生命意义，甚至用航海经验反驳机械决定论，丹尼特从来都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哲学家”：他的雕塑作品《阅读者》在画廊展出；他组建乐队举办音乐会；他在62岁时首战航海比赛。他还是爱好绘画的素描艺术家、喜欢榨苹果酒的农场主、开着甲壳虫的驾驶者、一生只钟情一人的伴侣和慈爱的父亲。刘擎说他“是一位格外精彩的当代哲学家”，而这本书会让你看见：有着永/不停歇的好奇心，永远在冒险的人如何把人生玩成盛宴。
我一直在想——思想交锋的认知巡航
与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辩论语言本质，与认知科学家侯世达共创《心我论》，与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探讨进化论……丹尼特的朋友圈简直就是一部当代思想史。从贝鲁特的童年，到在卫斯理、哈佛、牛津大学的学习生涯，再到塔夫茨大学的教室，直至缅因州的农场和湖边，这本书就是丹尼特的“认知巡航”。在思想的交锋中，丹尼特一直在：他与诺贝尔奖得主、顶/尖科学家深度碰撞，与包括蒯因、杰里·福多、史蒂芬·平克等在内的传奇思想家展开激辩。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思想碰撞出的火花，带你沉浸式走进“思考的派对”。
白天在课堂解构意识之谜，傍晚驾驶帆船穿越风暴。丹尼特像一位年迈却目光清澈的朋友，坐在我们身边，娓娓道来，讲述他一生如何与世界、与思想、与自我对话。这些对话穿越进化论、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也穿越了他童年的疑问、青年的叛逆、中年的反思和晚年的通达。通过丹尼特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面对错误、辩论、思考和生活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在确定性消失、意义感缺失的当下，丹尼特无疑提供了一种将思想转化为行动力的智慧方案。当最后一页翻过，你一定会和丹尼特一起真心感叹：“感谢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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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丹尼尔·丹尼特
世界著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塔夫茨大学讲席教授。2001年荣获被誉为“心智哲学诺贝尔奖”的让·尼科奖；2010年当选圣塔菲研究所首届蕞为尊崇的访问学者席位——米勒学者，跨学科开展认知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
曾被美国教育网站TheBestSchools评选为全球50位蕞具影响力的健在哲学家之一，“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称赞他为“下一个伯特兰·罗素”，《自然》《科学》《纽约客》等媒体认为他是“不可不读的哲学家”。
与理查德道金斯、萨姆·哈里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并称“新无神论四大骑士”，融合计算机科学、进化生物学等领域，重塑对“心智”的认知。
著有《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等作品，风靡全球。
于2024年4月19日去世，享年82岁。
译者｜苏德超
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期研究形而上学、宗教哲学、语言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曾译有丹尼特经典著作《意识的解释》，著有《韭菜生存指南》《哲学、语言与生活》。
获评武汉大学十佳教师、荆楚好老师、武汉大学2019年度新闻人物，擅长用通俗语言拆解复杂哲学概念。
全网粉丝逾百万，致力于哲学普及。
译者｜叶子绿
毕业于武汉大学，现为武汉大学助教，主讲“论证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批判性思考”等课程，逻辑清晰，对哲学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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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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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丹尼尔·丹尼特：跨界思想的摆渡人
段永朝
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
信息社会 50 人论坛执行主席
推荐序二 刚中带柔的丹尼特
万维钢
科学作家，得到 App《精英日课》专栏作者
推荐序三 思考，在人群中
丁三东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推荐序四 与两大传统不懈斗争的哲学骑士：丹尼尔·丹尼特
徐英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推荐序五 太平年代的造光人
刘 夙
上海辰山植物园研究员、科普作家
推荐序六 理解一切，感谢美好
苏德超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叶子绿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助教
前言 幸运的丹尼特
第一部分 快速起步的人生
01 我的童年
02 音乐，人生的重要插曲
03 先是卫斯理，然后前往哈佛（1959—1963）
04 去往牛津（1963—1965）
05 发现自然主义——成为哲学家的另一种方式吗
第二部分 他心问题
06 来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1965—1971）
07 搬回东部，加入塔夫茨大学
08 在哈佛的一年，与杰瑞·福多相识
09 塔夫茨大学的学术政治
10 我在哪儿
11 与此同时，回到农场
12 寻找“赞西佩号”，离开农场
13 荣誉家庭成员
第三部分 我的奥德赛
14 布里斯托大学和万灵学院（1978—1979）
15 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1979—1980），与侯世达相识
16 魔方与达勒姆会议
17 兔子是鸟吗？以及其他难忘的电话
18 露丝·米利肯突破了不合理的障碍
19 大乔治和课程软件工作室
20 洛克讲座与安博塞利的黑长尾猴
21 创建认知研究中心，与尼古拉斯·汉弗莱的冒险
22 在意大利和圣马力诺
23 《意识的解释》
24 图灵测试，不仅仅是思想实验
25 与机器人的冒险
26 西蒙·派珀特与马文·明斯基
27 《打破魔咒》
28 与乔纳森·米勒和马修·赫尔利一起寻找搞笑骨头
29 俄罗斯奇遇记
30 TED演讲
31 为什么我爱这些城市
32 圣塔菲研究所，又一座伊甸园
第四部分 学术之争
33 哲学史与理查德·罗蒂
34 那些学术“霸凌者”与反传统者
35 逆向工程，人们的思考工具
结语 如果我错了呢
致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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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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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幸运的丹尼特
2006年10月24日，救护车赶到塔夫茨大学，把我从办公室紧急送往拉希诊所的急诊室，在那里，医生发现我的主动脉内层和外层已经分离—我得了主动脉夹层，随时都可能因为心脏流出的血液涌入胸腔而死亡。前一天，我还在缅因州天鹅岛的鲭鱼湾，驾驶我的帆船“赞西佩号”。这是那个季节的最后一次航行，我的瑞典朋友博·达尔布姆（Bo Dahlbom）和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也一同前往。当我慢慢拉起沉重的锚链时，胸口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疼痛，让我想起了7年前曾经历过的一次隐性心脏病发作，那次发作导致我做了三支冠状动脉的搭桥手术。我们在强劲的逆风中驶回布卢希尔，系好船，卸下沉重的帆，把充气橡皮艇放在了我的车顶上，然后回到农场。在回去前，我紧急去了一趟当地的医院，医生说我并没有心脏病发作，但应该尽快去看我的心脏病医生。第二天，我们开车去了塔夫茨大学，我问系里的秘书有没有泰诺，而她明智地叫了救护车。
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作用：手术中产生的碎屑会堵塞大脑中的毛细血管，导致轻微脑卒中。我的心脏病医生明确提醒手术团队，由于我的心智就是我的生命，他们应该竭尽全力避免把我变成一个“泵头”（pumphead）——碰到那些因人工心肺机而大脑受损的患者，心外科医生私底下会这样难听地称呼他们。手术后，在把我从机器上移开之前，他们逆转了流向我大脑的血流方向，让血液先流入静脉，再流出动脉，希望这样能冲走所有碎屑，因为这些碎屑将会损害我的res cogitans，我的思维之物—它是我的大脑，而并非像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独特的非物质实体。所以，在字面意义上，我真的被“洗脑”了。手术奏效了吗？手术后，我刚能从病床上坐起来，就拿出我信赖的笔记本电脑，写了一篇短文，看看我的思维是否还清晰。这篇短文被发布在网上，还引起了很多关注。所以，你觉得手术奏效了吗？
感谢美好！（2006年11月2日）
有句值得怀疑的老话讲：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不过，有一些众所周知的案例，或者一些传闻支持了这一点：一些著名的无神论者在濒死体验后，他们向世界宣布自己改变了看法。1989年去世的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艾耶尔爵士（Sir Alfred Ayer）就是一个很新的例子。这里还有一件轶事，也颇值得琢磨。
差不多两周前，我被救护车紧急送往一家医院，CT扫描显示我有主动脉夹层，我的心脏输出血液的主要血管内膜撕裂，形成了一个双通道的管道，而正常情况下本该只有一个通道。不过我很幸运，7年前我做过三支冠状动脉的搭桥手术，这可能救了我的命，因为在手术后的几年里，一团疤痕组织像常春藤一样在我心脏周围生长起来，强化了主动脉，从而防止了主动脉撕裂处的灾难性渗漏。我经历了9小时的手术，在医生开始运转人工心肺机之前，我的心脏完全停止跳动，身体和大脑被冷却到约7℃，以防止因缺氧造成的脑损伤。现在，让我感到自豪的是自己拥有了一条新的主动脉，它由外科医生当场缝制成形，一直延伸到主动脉弓，由坚固的涤纶织物管制成，并同一块碳纤维瓣膜一起连接到我的心脏。每次我的心脏跳动时，它都会发出让人安心的轻微“咔哒”声。
现在，我进入了平缓的恢复期，关于这次痛苦的经历本身，我有许多事情需要思考。这场历险的消息传出后，我收到了大量的安慰，更要思索如何回应它们。朋友们急于了解我是否有过濒死体验，如果有，这会对我长期以来对外公开的无神论立场产生什么影响。我是否有了顿悟？我的无神论立场是否仍然坚定、没有动摇，还是说我会步艾耶尔的后尘？艾耶尔后来恢复了镇定，几天后坚称：“我本该说，我的经历所削弱的，并不是我关于没有来世的信念，而是我对这一信念的僵化态度。”
是的，我确实有了顿悟。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我说“感谢美好！”（Thank goodness!）时，可不是在委婉地说“感谢上帝！”（Thank God!）。我们无神论者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更别说感谢上帝了。我真的是在说感谢美好！这个世界有许多美好，并且每天都有更多的美好。我的身体里装着人类创造的高质量织物，它的确是我如今还活着的原因，值得我今天所体验到的感激之情，此地、此时、此刻，我就想为这些美好庆祝。
那么，我应该感谢谁呢？感谢那位心脏病医生，多亏了他，我才能活这么多年，且保持健康。最初我仅被诊断为肺炎，是他迅速而自信地否定了该诊断。感谢外科医生、神经科医生、麻醉师、灌注师，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他们让我的各个系统持续运转了数小时之久。感谢十几名医生助理，还有护士、物理治疗师、X光技师和一小群技术娴熟的采血员—你几乎感觉不到他们在采血。还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送饭、保持我房间的整洁、处理这个麻烦病患所产生的堆积如山的脏衣物、用轮椅推我去做X光检查等。这些人来自乌干达、肯尼亚、利比里亚、海地、菲律宾、克罗地亚、俄罗斯、中国、韩国、印度—当然还有美国。我从未见过如此相互尊重的工作氛围，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检查工作，这让我印象深刻。但是，尽管他们的团队协作高效有序，要是没有其他人的巨大贡献做支撑，这个当地团队也无法完成工作。我满怀感激之情地铭记艾伦·科马克（Allan Cormack），他是我已故的朋友和塔夫茨大学的同事、一位物理学家，因发明CT扫描仪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科马克啊，你在死后又拯救了一条生命，但谁在计算你的功德呢？因为你的研究，世界变得更美好了。感谢美好，还有整个医学体系，包括科学和技术，没有它们，即便是个体最善意的努力也几乎毫无用处。所以我感谢《科学》《自然》《美国医学会杂志》《柳叶刀》等科学和医学期刊的编辑委员会和审稿人—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他们始终不断推出改进方案、发现并纠正缺陷。
我崇拜现代医学吗？科学是我的宗教吗？根本不是。现代医学或科学的任何方面都不能免于最严格的审查，并且我轻易就能指出许多仍需解决的严重问题。当然，这很容易做到，因为医学和科学领域已经在做自我评估，他们的自我评估是人类机构中最执着、最细致和最谦逊的，他们会定期公开自我评估的结果。此外，尽管这种开放式的理性批评不完美，但这正是这些人类事业取得惊人成功的秘诀。在医学和科学领域，每天都有显著的进步。要是我的主动脉在10年前破裂，我根本没有得救的希望。虽然如今治疗主动脉夹层也不是常规医疗操作，但实际上我存活的概率不算太糟。现在，如果未经治疗，在发病后的24小时内，大约33%的主动脉夹层患者会死亡，在此后的每一小时，死亡的概率都会上升。
当比较现在维系我生命的医学界与我近年来深入研究的宗教机构时，我发现了一件特别的事。据我所知，在每种宗教中都能找到一个相较而言更温和、对人更有帮助的观点，即“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内心”：如果你的意图是好的，并努力去做上帝所说的正确的事，这就足够了。但是，在医学界并非如此！如果你错了，尤其是在你本应该做对的情况下，这时你的好意几乎毫无价值。而且，尽管宗教常常赞美一种行动，即那种在没有进一步审视自己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凭借信仰的飞跃就采取的行动，医学界却视此为严重的罪过。如果一位医生深信自己的个人启示（personal revelation），认为自己由此明白了应当如何治疗主动脉瘤，并且直接在人类患者身上做未经测试的试验，那么，就算没有被完全逐出医学界，他也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当然也有例外。一些有闯劲、敢于冒险的先驱会得到容忍，而且如果他们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最终他们会受到尊敬。但是，在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前，最严谨的研究者会谨慎地排除其他可能性，那些敢于冒险的研究者只是罕见的例外。在科学研究中，良好的意图和灵感是远远不够的。
换句话说，虽然宗教可能发挥了良性作用，让很多人对自己能够达到的道德水平感到宽慰，但没有一种宗教能像世俗世界的科学和医学那样，要求其成员达到高标准的道德责任！而且我不仅是在谈论“顶层”的标准—那些每天都在做生死决策的外科大夫和医生的标准，我也在谈论实验室技术人员和餐饮准备人员所采纳的尽责标准。科学传统相信应该对理性和经验无限次地进行审查，不停地检查和复查，并养成自省的习惯，要时常问自己：“如果我错了呢？”这一传统绝不容忍将真理诉诸信仰或成员身份。想象一下，要是一位科学家试图声称，其他人无法复制他的结果，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他的实验室人员所具有的那种信仰，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回到我的主要观点，正是这种理性和开放审查的美好传统，让我活到今天，我为此表示感谢。
然而，有些宗教界的朋友怀着勇气坦诚地告诉我，他们一直在为我祷告。是的，我有不少宗教界的朋友。面对他们，我该说些什么呢？我欣然原谅了他们，因为面对所爱之人的困境，无法提供更加直接的帮助太令人沮丧了，这种无力感是极为令人沮丧的。我承认，在我的朋友和家人需要时，我不能真诚地为他们祷告，这让人遗憾，不过我能理解这种冲动，尽管我清楚地认识到它的徒劳。我很容易就能将我宗教界朋友的话转换成我的“光明派”朋友一直在对我说的话：“我一直在想念你，并且全心全意地希望（另一种无效但令人无法抗拒的自我放纵）你能安然渡过这个难关。”这些亲爱的朋友以这种方式想念着我，并努力让我知道，无需任何超自然的加持，朋友的挂念本身就是一剂美妙的补药。就个人体验而言，我收到了家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的祝福，这些祝福确实让我感到温暖，我很感激它提升了我的士气—恐怕提升到了真正狂热的高度！但当我说我不得不原谅那些为我祷告的朋友时，我确实没有在开玩笑。我忍住了冲动，没有回应：“谢谢，我很感激，但你也献祭了一只山羊吗？”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说“我刚刚付钱让巫医为你的健康施咒”，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真是一种浪费钱的轻信行为，这些钱本可以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别指望我会感激，甚至也别指望我对此无动于衷。我的确欣赏那种激励你的情感和慷慨，但希望你能找到一种更合理的方式来表达。
这会不会太苛刻了？如果那些人能真情实意地为我祷告，这肯定不会对世界造成伤害！不，对此我一点儿也不确定。一方面，要是真想做些有用的事，他们可以把祷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一些紧迫的事情上，一些真的能在其中有所作为的事情。另一方面，现在有相当确凿的证据，例如哈佛大学发布的本森研究（Benson study），表明代为祷告根本不起作用。任何无视这项研究而继续祷告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破坏我所感谢的那些美好事物应得的尊重。面对证据，如果你仍坚持要让祷告有效的神话继续存在，你就欠我们其他人一个合理的解释。在给不出这样的解释之前，我会原谅你沉溺于自己的传统—我知道传统有多能抚慰人心。但我希望你能认识到，就算往好里说，你所做的事情在道德上也有问题。假设治疗你的医生犯了错误，如果你会考虑对其提起医疗事故诉讼，或者某种药物对你造成伤害后，当你知道它的制药公司没有完成所有恰当的对照实验，如果你会起诉这家公司，那么你就必须承认，你默许自己认可医学界所秉持的高标准的理性审查。然而，你持续沉溺于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根本没有已知的合理依据，并且你居然还以为自己实际上做出了贡献。试想一下，要是一家制药公司如此轻松地回应你的诉讼：“我们为药物的成功诚挚而努力地祷告过！你还想要什么？”你会有多愤怒。
用“感谢美好”代替“感谢上帝”的最大好处在于，的确有很多方式可以回报这份恩情—通过努力创造更多的美好，造福后人。美好有多种形式，不仅是医学和科学。感谢兰迪·纽曼（Randy Newman）的音乐，若没有那些美妙的钢琴和录音棚，它就不可能存在，更别说从巴赫到瓦格纳，再到斯科特·乔普林（Scott Joplin）和披头士乐队等伟大作曲家的音乐贡献了。感谢水龙头里的新鲜饮用水，感谢餐桌上的食物。感谢公平的选举和真实的新闻报道。如果你想表达对美好的感激之情，你可以种一棵树，收养一名孤儿，为贫穷世界的女学生买书，或者以成千上万种其他方式，改善这颗星球上当下和将来的生活质量。
或者你可以感谢上帝—但回报上帝这个想法本身就很荒谬可笑。一个全知、全能的存在，一个拥有一切的人，能拿你微不足道的回报来做什么？而且，根据基督教传统，通过牺牲自己的儿子，上帝已经永远赎回了债务。试着去偿还这笔贷款吧！是的，我知道，这些主题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它们是象征性的。我承认这一点，但这样一来，“在感谢上帝时，你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好事”这个想法也必须被理解为仅具有象征性。我更喜欢真实的善而不是象征性的善。
不过，我原谅那些为我祷告的朋友。我把他们看作顽固的科学家，即使在应该优雅让步的时候，他们仍然在抵制自己不喜欢的理论。我为你们忠于自己的立场而鼓掌，但记住：仅忠于传统是不够的。你必须不断问自己：万一我错了呢？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可以要求宗教人士达到与科学和医学领域的世俗人士相同的道德标准。
我的心中有一团火
手术后的16年间，我出版了7本书，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周围的美好赐予了我这段额外时间，让我能前往世界各地，经历一生的探险。一个人还能有多幸运？
我曾经参加过一场在西雅图的周末聚会，这场聚会汇集了一群相当聪明的高中生，这场聚会旨在激励他们取得巨大成就。与会者堪称全明星阵容：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小说家谭恩美（Amy Tan）、谷歌的两位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玻璃雕塑家戴尔·奇胡利（Dale Chihuly）以及其他名人。我们每个人做了15分钟演讲，这群年轻人很专注。我注意到，大多数人都强调了运气的作用：我们只是碰巧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找到了正确的导师，在黑暗中做了几次幸运的尝试。这种强烈的谦逊本意是想让这群高中生放松，但这难道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吗？“别以为存在一条通向伟大的可靠道路。随便试试，如果幸运的话，你们最终会像我们一样！”难道我们只是一群彩票中奖者，正在告诉别人成功没有秘诀吗？
最近我收到彼得·戈弗雷-史密斯（Peter Godfrey-Smith）的电子邮件，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水肺潜水员、章鱼研究员。
嗨，丹:
我正在读一堆迈克·莱文（Mike Levin）的作品。
你怎么总是能这么快就抓住那些超级有趣的东西，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愿你安好！
彼得
碰巧，在撰写这本回忆录时，我一直在思考同一个问题。运气的确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一开始，找到一个好方法将早期运气转化为更多运气也是运气的一部分，正如人们所说，富人会变得更富。很幸运，彼得的问题提示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我最近才完全领会：他问的不是我如何想出那些超级有趣的东西，他问的是我如何这么快就发现了它们。我是个囤积狂，像只喜鹊，总是在寻找有用的小玩意儿。“指不定哪天会派上用场。”我一边想着，一边把东西添进我家中的工作间，不管是一个废弃的齿轮、连杆，还是其他机械零件。我的工作间里储藏着不知名的小玩意儿和工具，我喜欢用任何可能有用的东西来修理物件。我的大脑是我的思维机器，它也储备了很多我收集到的有用之物。在《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中，我展示了60多个我最喜欢的思考工具。
几十年来，我一直想知道“魔法”如何起作用。我喜欢引用李·西格尔（Lee Siegel）关于印度街头魔术的出色著作《魔术之网》（Net of Magic）中的一段话：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魔术的书。”我解释道。然后有人问我：“真正的魔法？”人们所说的“真正的魔法”指的是奇迹、奇术和超自然力量。“不，”我回答，“变戏法，不是真正的魔法。”真正的魔法，换句话说，指的是不真实的魔术，而真实的魔术，即实际上可以做到的魔术，并不是真正的魔法。
很多人都渴望以某种方式保护“真正的魔法”，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发现，哲学是这场运动的理想专业。我想说这是某一类哲学家的显著特征。但还有一些反哲学家，他们看着其他人制造出的混乱，对自己说：“呸！我要试着把这一切都搞清楚！”这类科学家和哲学家是我的导师和英雄，他们对如何变魔术、如何产生幻觉，有很好的直觉。他们不仅是怀疑论者和揭示者，还是具有建设性的解释者，摸索着模型或理论，用可检验的想法来取代哲学家们的扶手椅真理。
早在1965年的博士论文中，我就认识到，多层次自然选择进化是理解心智和意识的最佳途径，也是唯一途径。于是我开始勾勒开放式的框架，以说明其实现的可能性。我把哲学角斗放在了次要位置。我的方法在几名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中引起了共鸣。他们以不同方式来理解，也知道如何为我正在形成的图景增添一些内容，并修正他们研究中的一些缺陷。他们邀请我成为友好的对谈者。我不必拿着哲学家的帽子主动去找他们，询问我是否可以插嘴出出主意。相反，他们主动找到了我。
不知怎地，我成功地创造了一块思想磁铁。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主导了它的出现，它不断把超级聪明的人吸引到我的运行轨道上。我习惯了被比我懂得多得多的人包围，我也总是很乐意接受教导，尤其是当我跟他们有分歧时。我同一些思考者展开了激烈争论，他们跟我的立场几乎完全不同，一些我最喜欢的论点和例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比起最初面对他们，现在的我更能理解那些反对他们立场的理由。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曾斥责另一位物理学家的想法“甚至连错误也算不上”，这句话很有名，而我则有机会试图去修正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以及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大卫·威尔逊（David Wilson）等人提出的一些错误观点。还有我与哲学家同行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杰瑞·福多（Jerry Fodor）、约翰·塞尔（John Searle）和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展开的长期争论。
如果没有这些需要纠正的精彩错误，也没有我的思考工具的帮助，如今我会在哪儿呢？例如，在我1991年的论文《真实模式》（Real Patterns）中，我运用了约翰·霍顿·康威（John Horton Conway）设计的“生命游戏”（Game of Life）这款有趣的工具，在福多缺乏吸引力的“极强实在论”（industrial-strength realism）和保罗·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同样缺乏说服力的“消除主义”（eliminativism）之间找到了中间立场。《真实模式》是我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详述所有重要细节，想要查看我的修正并自行判断的人可以查找这篇论文及相关资料。
到目前为止，我过着一种探奇涉险且充实的生活，这远远超出了我年轻时最奢侈的幻想—我年轻时可是一个相当自信、雄心勃勃的人。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一切仅仅是运气，是“关系”，还是说，我达成了目前的幸福状态，和我过去的付出密切相关？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我现在享有的好处是我应得的？
从非魔法的意义（这很重要）而言，我相信自由意志。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行善者应受到赞扬和奖励，作恶者应得到惩罚—如果他们是具有自控力的成年人。我还认为，这种自由意志不受决定论的威胁，为捍卫这种乍一看违反直觉的主张，我已经写了3本书和几十篇文章。决定论声称“每一时刻都刚好有一种可能的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可能的未来不可避免。我们以及其他自主的个体，每天都在避开各种事物。决定论不会“束缚你的手脚”，也不会阻止你做出决定然后重新考虑，改过自新，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充满诱惑和干扰的世界中，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有足够的自控力来保持你的自主性，从而承担责任，决定论就不是控制你的木偶操纵者。即便决定论没有威胁到责任或自主性，也不能解决以下问题：我是否只是一个异常幸运的人，充分把握住了我所拥有的好运？
事实上，我并没有充分把握这些好运。性格更坚强的人可能会做得更多。我有些懒惰，读书没规矩，容易分心，消磨时间的东西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比如报纸上的漫画、填字游戏、拼字游戏、数独和魔方。我有一位聪明的童年玩伴，他打桥牌上瘾，以至于被大学退学。如果我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好搭子，我也可能会和他一样。在哈佛大学时，因为想在上午晚些时候去“速食布丁俱乐部”玩台球，我差点儿放弃了一门选修课！我当时在想什么？
当我反思自己险些堕落的经历时，我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反思能力拯救了我，这种能力常常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同时，面对艰难的道德决策时，我愿意向朋友们请教，并接受他们的建议，主要是我妻子苏珊的建议，我们结婚60多年了。这种反思能力和意愿常常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在我对待自己教育的方式上，以及在成为一个优秀思考者的过程中，有很多读者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哲学家唐·罗斯（Don Ross）曾经这样评价我：“丹认为谦逊是一种在特殊场合才需要保持的美德。”如果我不认为自己能传授给读者一些东西—我成功的秘诀、技巧和策略、为人处事的方式，我就不会写这本书。有很多哲学家比我更聪明，学识更渊博，辩论更敏捷，在哲学家的专业性上比我更厉害。他们会这么告诉你，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正如20世纪60年代我在牛津大学的论文导师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所说：“有很多比丹尼特聪明得多的家伙，但他的心中有一团火。”这话是他在萨尔茨堡与我的一位同事喝了几杯啤酒后说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满怀感激地依靠着这根“拐杖”。
如你所见，我并不谦虚，但我也不像我认识的某些思想家那样过度自信。约翰·塞尔，对我最具攻击性的批评者之一，实际上和我很像：对自己深信不疑，对挑剔的哲学家不耐烦，给受人尊敬的思想流派贴上无稽之谈的标签。遇到一个难以理解的哲学论点或立场时，他会用自己的方式、用他能理解的方式来重新表述。我也这么做。不过，当塞尔解读了这个难以理解的观点，并认为它很荒谬时，他会立刻强烈地表达出来。我不会这么做，我保留判断。我会反思：为这个观点辩护的那些人看起来并不傻，或许我误解了他们。我会回头研究他们的作品，看看能否找到更好的方式来理解他们。当我找不到的时候，我就能像塞尔一样严厉地进行批评。但有时，实际上通常是这样，我能找到比这个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更好的版本，然后我就学到了一些东西。塞尔的世界里充斥着哲学傻瓜；我的世界里到处都是有学识、聪明、勤奋的哲学家，只不过他们常常在展示最好的想法时弄巧成拙。假如哲学家群体像塞尔所认为的那样愚蠢，为什么还有人想成为哲学家呢？另一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爵士，对与他意见不合者评价极低。这让我很好奇，作为一名哲学家，他怎么受得了？
在过去，我不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信心。事实上，我经历过一段漫长而可怕的时期，那时我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份工作，并认真考虑过放弃哲学，转而把雕塑当作主业，而不仅仅是一种爱好。稍后我会多讲讲那些低谷期。现在，在讲述我在学术界的成长历程之前，我想对哲学家做两个概括：任何成为哲学家却从未认真怀疑过将哲学作为人生选择是否明智的人，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任何从未怀疑过自己是否具有作为哲学家能力的人，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是的，在我看来，有几十、几百位“杰出”的哲学家，他们从未表现出自己有过这些不安，而我认为他们的研究总体上肤浅又华而不实—在并非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展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我称之为研究“‘像棋’（chmess）的二阶真理”。“像棋”是我给一种国际象棋变体起的名字，在这个变体中，国王可以往任何方向移动两格。这个游戏可能从未有人玩过，甚至不值得玩，也不值得去了解。无疑，证明关于这种“像棋”的真理和证明关于国际象棋的真理一样具有挑战性，但重要性则要小得多。没人关心，也不应该关心。神经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曾经说：“如果一件事不值得做，那就不值得做好。”假如大力推广赫布法则，学术界的许多尘封角落，不仅仅是哲学领域，就会人去楼空。但是，我坚定地认为，没有人有资格判断哪些智力追求不值得容忍，甚至不值得资助，所以我们最好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学术是一项极其奢侈的事业，维持着成千上万的项目，这些项目可能永远不会以任何可预见的方式“自给自足”。我们千万不能让学术界变成另一个训练场，只培养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用到的工作者。要允许百花齐放，然而也要记住，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凋谢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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