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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为了得到孤独，我会全力以赴。
? 在我眼中，所有的阅读都是为了偿还爱的债务。
? 阅读不是忍受苦痛，更确切地说是在夜幕降临时，准备好迎接一个客人到家里。
? 所有语言都是重构世界的方式，所有语言都是面向生存开启的窗户。
1、当代文艺批评大师、杰出人文主义思想家，《语言与沉默》《巴别塔之后》作者乔治·斯坦纳与伊朗著名哲学家、《伯林谈话录》作者贾汉贝格鲁系列深度访谈集结。西方文化的命运、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古典文学与现代艺术、20世纪的政治历史、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哲学……充分彰显斯坦纳的博学与洞见，以精简的篇幅清晰勾勒斯坦纳思想之全貌。
2、全面回顾斯坦纳的个人经历和思想生涯，生动记录20世纪西方世界的思想群星与政治风云。从巴黎童年到流亡美国，从求学牛津到任职普林斯顿、日内瓦和剑桥，成为“阅读之师”，同时还伴随着与传奇大师们的一次次“相遇”：乔伊斯、列维-斯特劳斯、奥本海默、海德格尔……斯坦纳的个人生命史与整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激情与灾难紧密交织。
3、在语言消亡、文化衰落的喧嚣时代对抗意义的空虚，以深沉的智慧守护精神生活与个体自由的可能性。阅读终结了吗？这个时代还能容下阅读要求的耐心、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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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阅读还有未来吗？：斯坦纳访谈录》是美国文艺批评大师、当代杰出人文主义思想家乔治·斯坦纳与伊朗著名哲学家拉明·贾汗贝格鲁的一系列深度访谈集结。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通过对话的形式，本书不仅全面回顾了斯坦纳在动荡的20世纪的个人成长、流亡、求学经历，以及成为“阅读之师”的思想历程；同时也展现了他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解读，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文化与野蛮共存”的危机现状的忧思与批判。通过思考“阅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意义，斯坦纳坚决捍卫了精神生活与个体自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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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2020）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与翻译理论家，不列颠学会会员，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曾执教于日内瓦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高校。代表作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言与沉默》《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马丁·海德格尔》等。
拉明·贾汉贝格鲁（Ramin Jahanbegloo）
伊朗哲学家，索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金达尔全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和圣雄甘地非暴力与和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著有《重访印度》《文明的衰落》《谈哲学》等书，以及与以赛亚·伯林、乔治·斯坦纳等人的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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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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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i前?言 001
访谈一 世纪风云 015
访谈二 在场的过去 081
访谈三 语言和世界 135
访谈四 爱的债务 185
译名对照表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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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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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岁月：《悲剧之死》
贾汉贝格鲁 您在牛津大学主要研究的是什么呢？
斯坦纳 我开始准备我的文学博士论文。当时文学在牛津受到怀疑，被视作德裔美国人发明的东西。很少有英国人研究文学。事实上，“博士”这一称号在英国人听起来充斥着负面含义，让人想到“弗洛伊德博士先生”或“马克思博士先生”，确实有一种典型中欧犹太人的味道。此外，所谓的比较文学在英国人看来一文不值：加一点希腊语或拉丁语，再来一点莎士比亚或托尔斯泰，这就是比较文学的全部了……它甚至被视为纯粹是哈佛大学的发明！但不管怎样，我被允许研究自己选中的主题，并撰写博士论文，后来发表时书名定为《悲剧之死》。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简直是滑铁卢式的惨败。答辩委员会用了三个小时批评我的论文，但在今天看来，我认为他们的批评有理有据。他们的论点是：“没有人逼你打板球。但既然你打了，就必须熟悉规则。”一篇博士论文必须包括详尽扎实的文献综述、开篇导语和准确的参考文献。我不应该只满足于写一些对悲剧的印象式直觉，而应该了解掌握一门专业技术或技艺的价值，尽我所能地精准抓住问题。他们打发我再去好好学习，并对我说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以后我可能会出名。他们祝我好运，同时请我别再踏足牛津。
贾汉贝格鲁 您的博士指导老师是谁？
斯坦纳 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因为我的论文他一个字也不想看。他已经过世了。答辩老师们也都过世了，他们都是些饱学之士，是大学者。
贾汉贝格鲁 还是再来说说您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老师严厉批评了您的论文，您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斯坦纳 我像一头狮子一样勇敢自卫，我说我写的东西即便不够重要，但至少将来总归还是有点用处的吧。我还说没有人跟我解释过游戏规则。答辩老师回答说：“别犯傻，您早就该拿一本博士论文来看看，您就会明白写博士论文和写书完全是两码事。”
我当时没有钱，又想待在欧洲，所以我开始找工作。我知道《经济学人》周刊在招聘新手编辑。我求见了主编，这个人很有名，他的性格时常自由往返于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之间。他看到我这个文学出身的学生很惊讶。我立即告诉他，我会思考，也会写作，而他自己也发表过一篇文章，里面表达了他的著名信条，大致可以总结为政治经济学往往出自直觉。这番话逗笑了他。他给了我一周时间阅读三篇文章，然后写一篇综述，一篇是李嘉图的，一篇是凯恩斯的，还有一篇是马歇尔的。我接连奋战了两个晚上，最后在两天后就把作业交给了他，完全不用一周。他很高兴，决定聘用我，但没有固定工资。我没有办公室，只有一张走廊里的办公桌。我必须写文章，只有写出编辑满意的文章才能拿稿费。于是我跟父母借钱，帮助我维持了八周。第三个月之后，我成了《经济学人》的社论撰稿人。作为独立撰稿人，我卖了很多高质量的稿件。有一天，编辑打电话告诉我说这样买我的稿子太贵了，他向我提出了一份三年期的合同。我当然更希望按稿件付费，但我别无选择。我其实很骄傲能为这份杂志工作，在这里我能见到很多名人，比如伊萨克·多伊彻。在这里稿件没有人署名，都是匿名的。这是怎样一种风格啊！我非常荣幸能和这份杂志合作，成为它的一员，它有一个伟大的主编。直至今天，这份周刊依然秉持着其特有的理念。后来有一天，编辑室里走进来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他穿着一件像是维多利亚风格的礼服，头戴一顶大礼帽。他自我介绍，报出了姓氏：“豪斯教授。”他说他是英语学院的秘书，也是柯勒律治和霍普金斯作品的编辑。然后他问我：“请您用‘是’或‘否’诚实回答我的问题。您在牛津大学学习的两年间，是否有人来见您，并告诉您博士论文该是什么样的？”我做了否定回答。他继续问道：“在您提交《悲剧之死》之前，有没有人警告您这样的论文无法在牛津大学通过呢？”我还是做了否定回答。他又接着说：“您彻底搞砸了您的论文。但我们在这件事上彻底有失职业道德。我还见过其他像您这样的情况。我们要么拒绝所有申请来牛津读博士的美国学生，要么就教给他们论文规则。但如果又拿人家的钱，又无所作为，这就属于失德。您是否愿意跟着我重新开始写博士论文？”当时我的记者生涯前景一片光明，费伯书局准备出版我的论文。但如果我想把它重新提交给牛津大学申请学位也不成问题。我的编辑建议我利用休假好好修改这篇论文。我很感激他的建议。我利用周四晚上、周五的白天以及周末做修改。我自然是想做彻底修订。豪斯教授来伦敦的时候会来见我，而其他时候我经常去他的乡间住宅和他碰面。我从头开始，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博士论文，以及我原来的阅读方式有多糟糕。我选取了几个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作为研究对象，比如华兹华斯、济慈，还有几个散文家，如哈兹里特。他们都尝试过写戏剧，但无一成功。这些作家的剧本写得很糟糕，诗作却极有才情，而我要研究的正是这段历史：为什么这些伟大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家都在戏剧创作上遭遇了失败？大家可以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找到我那篇五百多页的博士论文，但您读着可能会昏昏欲睡。这篇论文与法国国家博士论文秉承的是同一逻辑，包含导语以及三十多页的参考文献。汉弗莱·豪斯教授在我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四十八小时后突发心肌梗死去世了。值得欣慰的是，他在死前知道了我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我从答辩教室出来，对我最好的朋友说，我再也不想谈起这个博士学位了，我就想在《经济学人》做社论撰稿人。但我大错特错，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学会了“打板球”，我学会了如何仔细阅读、如何从科学研究中找到特定问题。此外，我还受到了一种道德教育。没有人要求我留在牛津完成论文，但豪斯教授教会了我游戏的规则，而且是系统性的研究方法。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学会了与《经济学人》社论文章完全相反的写作方式。我开始明白什么是立身正直，什么是甘坐冷板凳的学术精神。在此期间，我遇到了一位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女士，她当时在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当外交史的研究员。我和她在伦敦一起租房，那时候五英镑不是一笔小数目。每周我都和丹尼斯·希利一起主持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叫《你好，法国》的节目，后来丹尼斯当了外交大臣。虽然当时我收入微薄，但我去了很多地方。我经常到欧洲大陆旅行，因为在《经济学人》的工作很有起色。我还去了美国的普林斯顿，采访了奥本海默博士。我花了很多心血才约到了这次访谈。冷傲不逊是奥本海默最明显的特点。他很少接待访客。我坐了很长时间的船，风尘仆仆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可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就给我五分钟时间，因为他对记者没什么好印象。我自然要据理力争，要求延长采访时间。我接连问了他几个关于国际原子能权利委员会的问题。他的回答直接而简短。采访结束时，他请我去学校餐厅吃午饭，但他并不同往。他感谢了我的来访，让秘书带我去餐厅吃便餐。凯南、潘诺夫斯基和康托洛维茨几位先生已经在餐厅等我。他们对我的态度和奥本海默完全不同，他们热情招待了我，并对我的记者工作特别感兴趣，因为当时巴黎正发生着共产主义运动，矛头直指北约和美国在法国的驻军。午饭后，奥本海默的秘书带我去见了哈罗德·彻尼斯教授，他是研究柏拉图的著名学者。我走进他相当豪华的书房，彻尼斯先生问我是否学过希腊语。“您瞧，我有个问题。”他向我袒露，“我手头有一份手稿，里面有几段柏拉图的话，但少了一些词……”这时候奥本海默推开门，站在我们身后。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种策略：坐到我们背后，这样的位置能够让他完美掌控全局。我开始和彻尼斯教授讨论。突然，我听到一个难忘的声音传来，不知在问谁：我们正在做的事难道不是有点蠢吗？“诗和哲学的重要之处，不正在于这些空白吗？”那时离德里达写书发表他的观点还有好多年。我立即回答说我认为这种影响来自马拉美。由于急着要赶火车，我匆匆说：“请原谅，我这话可能说得有些无礼：如果像您说的，那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奥本海默说我刚才提出的问题非常巧妙，他被说服了，确实需要书，因为《薄伽梵歌》是活生生的神的声音。但他又说，我的问题不能算作对他的问题的回答，他建议我好好思考自己刚才所说的话。我们很快开始了热烈的讨论，中间我说了一句：“毕竟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为毕竟我不需要他，我在伦敦有一份理想工作，《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已经写了四分之三。奥本海默一下子变得很生气。这时候出租车到了，我准备表达谢意，感谢他们的热情招待。这时候奥本海默问我是否成家了，我回答说：“新婚不久。”他欢呼道：“还没有孩子吧？那住宿问题就好解决了。”我被他选中作为人文学者留在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我永远忘不了奥本海默的这句话。我本应该答复说，我极为荣幸，但还需要几周时间考虑一下，但我什么也没有说。一直等到回了华盛顿我才彻底缓过神来。在我眼中，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是一所传奇学院，爱因斯坦曾经在那里待过，冯·诺依曼是其创建者。当我把此事告诉克劳德的时候，他请我仔细考虑，并展望了我在伦敦的大好前程。他还说，我现在不是正在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写作吗？我真的希望进入学术圈吗？但我别无选择，我和所有奥本海默的狂热崇拜者一样，希望参与这场猫和老鼠的残酷游戏，哪怕只有一回能让他觉得我聪明也好。这是一种执念。在奥本海默看来，所有人都不聪明，因为据说他的大脑是自莱布尼茨以来最强大的。确实，他懂物理、印度哲学、希腊诗歌和现代文学。我多么希望他能欣赏我的工作，哪怕是片刻也好！后来我们就去了普林斯顿，并得到了一定的特殊照顾。每个月月底，我都会收到一张装在特殊的纸质信封里的支票。信封起到了海绵的作用，这样从门底下被塞进来的时候就不会发出声响，仿佛人们不应打扰那些不朽的思想家。
直到今天我还一直记得这个细节。当时我已经完成了《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修改后的《悲剧之死》也准备付梓。这两本书都是我在普林斯顿期间完成的。我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至于欧洲，虽然我在普林斯顿度过了几年多姿多彩的时光，但我并没有完全适应美国生活。这一点我母亲很清楚。我非常想念那些我爱的语言，以及英国、法国、阿尔卑斯山，还有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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