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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新军事史”的代表作品
以崭新视角透视军事与社会发展的互动
从军事角度解析近代西方的崛起
探究西方在近代国际竞争中优势的源头
“大分流”之前的“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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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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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为何能在近代逐渐取得全球性主导地位的问题，本书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却常常被忽视的道理：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征服一个又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在陆地和海上的作战能力占据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从世纪开始，火器的使用在欧洲引发了军事领域的彻底变革，西方军队在武器装备、战略、战术、部队的士气、组织管理以及后勤保障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带动了政府组织形式和财政手段的发展。其军事上的优势，使西方国家到1800年能够在占地球陆地表面35%的土地上建立起它们的全球性帝国。借助战争和暴力手段，西方人获得了能将其影响力和行为方式强加于整个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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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著者简介
杰弗里?帕克教授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和军事史学家，现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安德烈亚斯?多帕伦欧洲史教授、莫尚国际安全研究中心成员，英国学术院和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院士，曾获得2012年喜力历史奖，2014年凭《全球危机》获得英国学术院奖章。曾主编《剑桥战争史》，另著有《菲利普二世的大战略》《皇帝：查理五世传》《菲利普二世传》等。
译者简介
廖平，英国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事近代早期英国史、欧洲军事史研究，出版有《英国故事：从11世纪到脱欧动荡，千年历史的四重变奏》《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第二卷）》《复辟：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国》等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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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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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致 谢 1
序 言 3
第二版前言 7
1999 年重印版前言 9
导 论 1
第一章 重新审视军事革命 5
第二章 供应战争 41
第三章 称雄海洋 74
第四章 “军事革命”在海外 104
第五章 军事革命之后 132
第六章 后记：为“军事革命”辩护 140
注 释 161
参考文献 231
出版后记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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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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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意大利诗人富尔维奥·泰斯蒂于1641年写道：“这是一个士兵的世纪。”但欧洲历史上的哪个世纪不是“士兵的世纪”呢？在1815年之前，几乎没有哪个10年未曾爆发过一场战役。所以从公元700年到1000年，现存的西方编年史几乎没有提到哪一年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冲突的，而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比例大约为五比一。在18世纪也是如此，欧洲大陆只享受了16年的全面和平。1不过尽管欧洲历史显然向来兵连祸结，但近代早期的战争状态却非同寻常。16世纪全面和平的时间不超过10年；而在17世纪只有4年。近来一项对欧洲战争发生率的研究表明， “按照战争时期的比例（95%），战争爆发的频率（将近每3年一场）以及年均战争持续时间、范围和规模来看”，1500年到1700年这段时间“是最为好战的时期”。在16世纪，西班牙和法国基本上连年交战；而在17世纪，奥斯曼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瑞典每3年中就有2年处于战争状态，西班牙是每4年中有3年，波兰和俄罗斯则是每5年中有4年。2
对于这种动辄诉诸武装冲突的不寻常现象，人们近来的解释基本上都集中在近代早期欧洲发生的一场“军事革命”上。1955年1月，迈克尔·罗伯茨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发表的题为“1560年到1660年的军事革命”的就职讲座首次提出并讨论了这一概念。他指出了这一时期4个重大的战争艺术变革。首先是“战术革命”：随着封建骑士在大批的弓箭手或火枪手的火力面前铩羽而归，弓箭和火枪取代了长矛和长枪。与这一发展相生相伴的是欧洲各地军队规模的剧烈膨胀（从1500年到1700年，不少国家的武装力量增长了10倍），以及人们为了将这些大军投入战斗而采用的更为大胆复杂的战略。最后，罗伯茨的“军事革命说”着重强调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战争的开支和破坏以及管理庞大军队的行政压力都空前增加，对民众和统治者来说，发动战争成了比以往更为严峻的负担和问题。
当然，近代早期的战争还有许多新生事物——例如出现了专业化的军事教育和军事学院出现、颁布了积极的“战争法律”以及有关战争艺术的作品大量涌现；但罗伯茨认为战术、军队规模、战略和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是关键的发展。如果不是1956年乔治·克拉克爵士在贝尔法斯特的怀尔斯讲座——两年后以《17世纪的战争与社会》（War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为题出版——上将这一学说作为新的主流观点并予以特别称许，罗伯茨的这一全新贡献恐怕就和其他许多就职讲座一样立刻被人遗忘了。3在那以后的20年里，几乎每一部提及战争的近代早期欧洲史著作都会用一两个段落大体复述罗伯茨的观点。不过从1976年开始，这一学说就遭到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罗伯茨对于海军发展的关注不够；有人说他严重低估了近代早期攻城战的意义；有人认为他夸大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瑞典陆军改革的影响；有人说他忽视了法国、荷兰和哈布斯堡王朝陆军独立进行的平行变革。4这些批评关注的都是近代早期军事变革的内在原因；还有些人为罗伯茨对军事革命更为广泛的影响的分析进行了修正。后来一些学者提出，建造更多堡垒和军舰、组建并装备更多军队的需求，给管理和后勤带来了严峻的难题，这在事实上引发了一场政府组织上的革命，在18世纪催生了现代国家。5
考虑到所有这些反对意见，有人或许会怀疑我们是否可以用“军事革命”一词。为了应付持续变化的战争需求，近代早期的人们做出了一些渐进、温和的调整，我们是不是给这一系列调整赋予了太多的连贯性和意义呢？然而，将近代早期欧洲史与2000多年前的另一场毫无疑问的“军事革命”相比较，就能轻易地回答这一问题。
公元前8世纪，周室衰微，华夏大地上遍布着众多相互敌对的国家。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间，只有127年处于和平时期：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称这段时期为“春秋战国”。但那些战争的性质、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随着时代变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公元前6世纪和7世纪的战斗往往发生在车阵之间，参战部队很少超过1万人；但到公元前3世纪，野战军团的规模已是原先的10倍，七雄的兵力加起来有将近百万之众。6和近代早期欧洲一样，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伴随着重大的战术变革：装备弓箭的贵族战车被大批装备铁制刀矛的征召步兵（辅以少量骑射手）所取代。如此庞大的军事变革自然给军队的补给和指挥造成了长期的难题，迫使列国对政治体制进行重新调整；因此大多数国家从由皇亲国戚和豪门望族把持要职的宗法制国家转变为专制国家，由一批熟读儒家学说（从公元前5世纪往后）、从社会各阶层择优录取的食禄官僚代表专制君主进行统治。
在这一新兴文官群体的协助下，庞大的军队使战争变得时间更长、次数更少却更具决定性。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4年间只有38年的和平时期（每6年中有1年），而从公元前463年到公元前221年有89年的和平时期（每2.5年中有1年）；但在后一段时期里，独立国家的数量逐渐减少。从公元前246年到221年，英明的秦王嬴政灭掉了其余六国，建立了人口约5000万的大一统帝国，拥有带甲之士逾百万。帝国全境施行统一的刑法和行政制度；大兴道路水利，统一货币文字；还修筑了在中国的北方边境绵延3000多千米的长城。但最能体现始皇帝威严的莫过于与他的陵墓，位于都城附近，规模超过了埃及的金字塔。守卫陵墓的有6000具真人大小的兵马俑。他们面容各异，反应了帝国的民族多样性；但这些帝国武士着装统一（用颜色表示其所属的部队），手持批量生产的武器，展现了令人生畏的集权与效率。秦国的“军事革命”创建了一套延续2000年的体制，其间只经历了非常小的改动。7
这一连串事件与欧洲的军事革命惊人地相似。两者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员膨胀、重大的战术战略变革以及战争对社会的剧烈影响。两者也同样需要对政府的结构和理念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果它们中有一个算得上是一场革命，那么另一个也必是如此。平心而论，近代早期欧洲的变革并没有开创一套能大体延续数世纪的军事制度；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战争方式，也决定性地加速了欧洲海外扩张的步伐。秦国军事组织上的优势使他们能统一中国；西方的军事优势最终使他们能主宰全世界。从大的尺度上看，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靠的是运用武力，靠的是欧洲人及其海外敌人之间的军事天平逐渐倾向欧洲人一方；本书的观点就是，西方人在1500年到1750年之间成功地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其关键正是那些战争能力上的进步，即所谓的“军事革命”。以上就是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究的主要理由。
因此，本书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一部有关近代早期战争艺术的通史。如果读者想从中了解战争对社会的影响、相应社会的战争“开支”、讨论限制战争的著作或国家与其军事制度之间的互利关系，那可能就要失望了。但其他论著对这些问题都另有高见。8而笔者关注的是，欧洲军事史上的种种因素如何阐释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原本面积狭小、缺乏多数自然资源的西方世界，究竟是如何才能通过陆海军优势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
由于火器的迅速传播改变了进攻和防御的作战方式，本书开头将对16、17世纪欧洲人各种各样的战争方式进行考察，既包括那些处于军事革命核心的地区，也包括那些似乎不太受其影响的地区（第一章）。而第二章关注的则是那些较为“先进”的地区，主要是欧洲西部，为的是探究防御工事的发展和军队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后勤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然而，西方列强的军备竞赛不仅发生在陆地，也发生在海洋；欧洲的“军事革命”给了欧洲国家将彼此的冲突扩大到海外的机会。一开始，这种扩大化的冲突仍然局限于海上交锋，欧洲的小型舰队在北大西洋、地中海、加勒比海乃至印度洋上兵戎相见（第三章）。但过不了多久，海外的欧洲人就开始寻求与当地人结盟，从此将欧洲的矛盾带到了其他大陆。他们带去了新的作战方式，而且随着这些作战方式不断发展，他们逐渐超越了所有的对手：16世纪的美洲人、17世纪的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18世纪的许多印度人和非洲人。最后，只有朝鲜、中国和日本还没有被西方世界征服，直到欧美的工业革命锻造了一些新的帝国利器——例如铁甲蒸汽船和高射速的枪支——就连相对强大的东亚国家一开始也无法招架（第四章）。
本书最后简要地考察近代国家的陆海军演变为工业时代陆海军的过程，后者能够将西方的影响力和行为方式强加于几乎整个世界，并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当然，其他学者已经巧妙地讲述了这样的长篇故事，最著名的是丹尼尔·R. 黑德里克的《帝国的工具：19世纪的技术与欧洲帝国主义》（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黑德里克解释了西方国家如何将其全球帝国占全球陆地面积的比重从1800年的35%扩张到1914年的84%。他的著作引人入胜，无须赘述。因此笔者的目的有所不同：本书试图解释西方世界主要是如何从1500年到1800年攫取地球的那3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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