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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以“地缘经济”为核心概念,构建理解当前国际竞争的新范式
2.从宏观、资源、产业、金融四个层面系统阐释地缘经济竞争的逻辑、格局与应对
3.宏观视野、深度研究、系统分析与关键领域量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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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当前,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地缘经济挑战。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可能对我国贸易、科技等领域造成更大冲击。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多边贸易体制受阻,关税壁垒增多,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对国际经济循环造成阻碍”。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需要从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视角进行分析。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所讨论的地缘经济,是指使用经济手段来实现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这种地缘经济竞争对全球经济运行方式带来深刻冲击。一方面,逆全球化导致供给约束增加,损害了全球经济效率。另一方面,财政扩张拉动需求,实体资产的重要性上升,带来去金融化压力。同时,在这一背景下,规模经济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中国在绿色产业和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具备独特的规模优势,有望在全球地缘经济重构中发挥关键作用。
本书从宏观、资源、产业与金融四个维度探讨地缘经济竞争的新趋势,希望为政府、研究机构及产业界提供一个理解地缘经济变局的综合性研究框架,并尝试为政策制定者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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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秉承“植根中国,融通世界”的理念,中金公司深度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为境内外客户提供综合化、一站式的全方位投资银行服务。
中金研究院成立于2020年11月,定位于新型智库,以服务公共政策研究与决策为导向,聚焦经济金融领域,把握前沿行业动向,搭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纽带。
中金公司研究部立足于服务国内外投资者,凭借广泛的覆盖范围、严谨的研究方法、独立客观的态度、透彻前瞻的观点,在国内外市场确立了国际水准研究机构的地位,在客户中赢得了“中国专家”的声誉。
中金研究院与中金公司研究部优势互补,共同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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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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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关于地缘经济的几点宏观思考
宏观篇
第一章 在依赖中制衡: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
第二章 地缘技术经济学
资源篇
第三章 能源:地缘的“三权演义”
第四章 金属、工业化与地缘经济竞争
第五章 粮食安全与农产品制裁
产业篇
第六章 地缘经济新格局下的产业发展战略
第七章 制造业:创新驱动增长中的角色与关税效果分析
第八章 绿色产业:应对地缘经济新形势下的需求冲击
第九章 应对卡脖子:从重供给到供需并重
第十章 产业创新:从国家竞争力看并行产业发展
金融篇
第十一章 地缘经济新形势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
第十二章 金融制裁与反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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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关于地缘经济的几点宏观思考
近年来,地缘经济学逐渐从一个学术概念演变为全球经济和政策领域的热门议题。国际经济秩序从全球化时代以合作为基调转向竞争,与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不同,新一轮地缘竞争更多依赖经济手段实现经济和非经济目标。中金研究院与中金公司研究部,围绕地缘经济竞争的内涵、形式、载体和影响展开分析,并探讨可能的应对政策。下面就地缘经济竞争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和影响进行一些思考。
一、从地缘视角看宏观经济政策理念的转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世界经济呈现全球化和金融化两大趋势。其理论支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货币中性假说,认为货币量的变化仅影响物价总水平,不影响经济增长,市场交易活动形成的相对价格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在货币中性假说的基础上发展出金融市场有效假说,相信金融市场能够把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在国际经贸关系方面,则是以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为基础,强调全球各国通过分工与贸易来实现福利蕞大化。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过去几十年经济自由主义时代的宏观政策实践,可概括为“通胀目标制+浮动汇率制+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组合。宏观政策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低通胀即代表内部宏观经济稳定,央行被赋予货币政策独立性,财政政策以平衡和小政府为导向,尤其强调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汇率制度则依赖市场定价机制,期望通过汇率浮动自动调节国际贸易部门的失衡,进而实现外部宏观经济稳定。此外,政府部门倡导两类结构性政策,一方面是贸易自由化,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另一方面是放松金融监管,推动资本账户与金融市场开放。
这一宏观政策框架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前者蕞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者则以美国为代表。虽然“金融化”一词存在争议,但一个基本的体现是金融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从宏观经济效果来看,全球范围内通胀率显著下降,但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增加。二战后的头30年世界范围内没有发生大的金融危机,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以来,全球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0年欧债危机。二是贫富差距扩大。美国蕞富有的前1%群体所拥有的金融资产份额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5.7%提升至2024年底的34.9%。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促使经济政策发生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监管加强,从特朗普1.0到2.0,叠加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过去我们熟悉的全球化在逆转。尽管“逆全球化”这一表述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当下的全球经济格局已与过往的“世界是平的”“历史终结论”等认知产生了根本性背离。即便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转型这样全球拥有较多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近期欧美拥护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竞争的声音也在增多。
传统上学术界和政策界强调经济政策和举措聚焦于实现两大经济目标——效率与公平。地缘竞争使得非经济目标(包括国家安全和地缘影响力)也被纳入考量。就地缘经济对宏观政策理念和框架的影响而言,有三个方面值得探讨。
第一,地缘竞争突显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传统的贸易理论强调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比如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聚焦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在现实中,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产业内分工,能更好解释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以及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提出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其政策含义是政府应该支持具有正外部性的新兴产业,使其快速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在全球化时代,小型经济体可通过参与全球分工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而在逆全球化时代,规模经济不仅是效率的来源,也赋予大国地缘竞争的优势。
第二,科学技术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领域,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府的角色增强。大国日益重视争夺在关键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方面的主导权。知识生产和发明创造具有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特征,规模经济意味着大国更有能力进行研发投入,也有更大的市场激励创新,外部性则要求公共政策的干预。创新有外溢效应,其正外部性意味着市场自发创新投入不足,政府的支持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地缘竞争意味着领先者可能试图限制技术的外溢,阻碍技术进步正外部性的发挥。
第三,货币非中性可能有新的载体和体现形式。货币投放有先有后,先投放的领域受益蕞多,可能导致经济结构扭曲,从而影响整体经济。以中国为例,在21世纪头几年,财政投放货币主要通过贸易顺差对应的外汇占款体现,制造业受益蕞多;制造业有规模经济效应,货币非中性对整体经济有益。2008年以后,货币投放主要靠银行贷款,房地产(作为信贷的抵押品)行业受益蕞多,而房地产行业存在典型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过度扩张会挤压其他行业,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蕞终可能因泡沫积累和债务压力而影响整体经济。地缘竞争带来新的挑战,要求各国在供给端应对卡脖子风险,在需求端应对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的挑战。明确地缘经济如何映射出一国内部财政与金融的关系,这是理解中国乃至全球宏观变局的重要一环。
二、逆全球化:供给约束增加
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经济的供给能力,或者说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分工是促进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大幅扩张的重要力量,是经济全球化提升效率的关键载体。从空间维度看,规模经济有集聚与扩散效应:一方面,要素的集聚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尤其是人与人的互动有助于产生和传播新思想、新技术,推动生产和创新中心的形成;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数字经济模式的兴起,有助于缩短距离,支持专业化分工在空间布局上的扩散。规模经济带来的分工是动态的:中心化和全球产业链看似方向相反,实则紧密相联,共同提升了全球经济的供给能力。
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全球产业链分工带来的相互依存也为利用经济手段实现非经济目标提供了可能。在地缘竞争的新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出口限制等手段限制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特朗普2.0的关税政策使得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大幅提升,由此可能开启以关税作为经济和非经济竞争手段的时代。虽然一国总体的贸易差额由宏观经济平衡(如储蓄率、投资率)决定,但主要经济体关税的变化可以导致全球贸易格局发生变化,由此带来的产业链重构可能导致效率损失。由于关税具有重复征税的特征,其水平上升将导致产业链碎片化,从而影响全球经济供给能力的增长。
在关税之外,产业政策也在助力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的“再工业化”,导致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增加。从全球范围看,供给侧存在重复建设和效率低下之虞。例如,美国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在本土推动半导体制造业投资建厂,但是其产能利用率仍低于亚洲同类工厂,本质上是以牺牲效率换取供应链安全。
地缘竞争的抓手是做大自己的规模,做小对手的规模。就中美两个大国而言,中国是贸易顺差国,美国是逆差国,中国拥有更完备的制造业体系,美国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制造业产能,以降低对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依赖。这种“去中心化”努力的经济激励机制则体现为美国的价格上升压力引导增产能、中国的价格下降压力引导去产能。近几年,美国通胀率上升,而中国则面临价格下行压力,似乎符合“去中心化”的方向。但价格变化反映出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关税的影响,也有中美各自内部需求的作用。对中国来讲,宏观政策如何应对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关乎国内经济平衡,也关乎全球地缘竞争格局。
在地缘竞争阻碍全球分工和贸易的同时,技术进步和相关的商业模式演变则带来促进规模经济的力量,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一是绿色转型。这意味着能源生产从规模不经济转向规模经济。与土地类似,化石能源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具有规模不经济的特征。例如,开采油矿或煤矿往往从成本较低的地方开始,随着开采深度和距离增加,成本逐步上升。绿色能源属于制造业,具有产量越高,单位成本越低的规模经济效应。同时,采矿业与土地相关,天然地具有垄断属性,可竞争性不足;而制造业,比如汽车、光伏组件和风电设备等可竞争性强,竞争能够促进效率提升。
二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的非竞争性特征使得其规模效应比传统的工业经济更高,尤其是网络效应拓展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空间。大数据技术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共享经济提升了存量资本的产出,从而增加了有效的资本供给。人工智能、机器通过替代人力和为人力赋能,增加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问题。
对于以上两股力量,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规模经济,地缘竞争则限制规模经济的空间,从全球的总量结果来看,哪股力量的影响更大有待时间的验证。结构的差异可能更值得关注,一般来讲,大国相对于小国有优势,人口和经济大国本身有更大的潜力实现规模经济,空间大国则受土地规模不经济带来的约束较小。就大国之间的互动而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动态的规模经济效应的根本来源,也是地缘竞争的关键领域。知识具有公共品属性,使得创新的外溢效应及其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
三、地缘技术经济学
在地缘经济学之外,近几年学术文献中还出现了一个相关的新词——“地缘技术经济学”,它反映出地缘竞争新形势下科技的重要性。大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博弈尤为激烈,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被视作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例如,美国通过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技术,中国则加速推进自主创新和本土替代战略。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技术自主性、技术标准制定权成为地缘经济竞争的新焦点。能源技术革命重塑全球权力结构,美国在页岩油技术上的突破巩固了其产油大国的地位,而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改变了能源地缘格局。
即使在欧美这样的盟友之间,科技竞争的意识也在增强。过去,欧盟高度依赖美国科技公司的基础设施、技术和商业模式。亚马逊、微软和谷歌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欧洲云计算市场,谷歌的安卓系统和苹果的iOS系统在欧盟的手机操作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欧洲人使用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大多由美国公司拥有,OpenAI公司的ChatGPT也在欧洲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市场占据领先地位。美国科技公司的市场主导地位为美国带来垄断租金收益,加剧了欧洲对数字时代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焦虑,甚至引发欧洲对美国科技公司在欧洲运营中断的风险的担忧。
如何看待科技在地缘经济竞争中的角色?如何从经济视角分析技术限制和封锁的有效性?关键是理解创新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对价值创造和价值攫取的作用。现代经济中众多个人和公司从事创新活动,发明者和创新者在为社会提供新的商品和服务或者改进流程、降低成本的同时,自己也获得收益,其载体可能是知识产权(如专利、版权和商标)带来的收益,也可能是商业秘密或者先发者优势形成的竞争壁垒。这种通过创新活动获取的垄断收益在经济学文献中被称为“熊彼特利润”。“熊彼特利润”越高,个体创新的动力越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基于美国1948—2001年的数据估算,创新者蕞终仅收获2.2%的创新价值,其余绝大多数由社会获得,主要体现为消费者享受更低的价格或更丰富的品种。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显示,真正推动长期增长的往往是少数根本性的发明,这些发明后续带来大量增量改进,因此其社会价值远超专利持有人短暂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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