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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哲学不再局限于一种普遍的、绝对的和不变的知识认知和把握，而根本上成了一种理解事业
? 中国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奠基文化，也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哲学文化鲜明的自身特色和思想魅力
?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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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张能为教授的此部著述，在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视野和“一体性”意识中，就伽达默尔与东方思想……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洪汉鼎）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伽达默尔是现代著名哲学家，极具“他者性”世界意识与人类情怀。他尊重和重视不同于源自古希腊的纯粹理论哲学的“他者性”思想文化，而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典范的东方思想，就被伽达默尔看作不同于西方主导性哲学的“另类的”实践哲学。他积极寻求与东方思想的对话、交流和互鉴，并视之为西方哲学自身批判改造与发展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内在地肯定、强调了作为对话者之“他者”在思想形成中的必不可少的地位与作用。晚期伽达默尔公开而明确地提出“寻求与伟大的东方伙伴会话”，这既反映了其哲学解释学作为一种“对话解释学”的思想要求，也体现出伽达默尔作为一位多元主义思想家的世界性视野与向着东方思想意识的自觉敞开。“倾听他者”就是在理解，就是在向理解解释的更大普遍性跃升。综观伽达默尔的整个学术思想，“解释学实践哲学”是其解释学作为哲学的理论核心，关注人类存在和行为意义，思考人类应该拥有何种生活形式，成为其毕生哲学研究的中心主题。
本书旨在以透彻阐释伽达默尔哲学思想为基础，超越东西方思想的不同视角，广泛探讨文化间性、哲学开端、语言形式、实践哲学、身体哲学、倾听哲学及解释学等议题，通过对伽达默尔解释学实践哲学的意义理解和创造性解释，为非印欧语系哲学的合法性提供存在论依据，重新激活中国思想文化的哲学意义，奠基性地建构区别于西方命题逻辑而具有自身叙事方式且同样可以实现普遍表达的汉语哲学体系；同时，为应对人类哲学危机、实现世界哲学多元而共同发展提供东方思想资源和智慧，并为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互鉴共生确立一种源自解释学实践哲学的哲学基础、思想范式、理论桥梁与沉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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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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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能为，男，1962年10月出生，安徽歙县人，哲学博士。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教育部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安徽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哲学》及《中国诠释学》《现代外国哲学》等刊编委，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哲学专业和一流本科课程《现代西方哲学》负责人。主要著作（含合著）：《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康德与现代哲学》《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之流变》《现代西方哲学评析》《西方哲学史》（学术版）之《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多视角中的诠释：儒学文化的现代展开与实践》。在《哲学研究》《新华文摘》《世界哲学》《哲学动态》《社会科学战线》《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哲学分析》《中国诠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同济学报》《山东大学学报》《学术界》《安徽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发表专业学术论文9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研究多项，荣获安徽省社会科学奖、教学成果奖多项，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安徽大学“至诚至坚拔尖人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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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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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寻求与新的伟大的东方伙伴会话”的思想强音 洪汉鼎 1
绪论 伽达默尔 ：一位具有世界意识与情怀的哲学家 8
第一章 寻求与新的伟大的东方伙伴会话 40
第二章 东方思想的哲学性 ：双重论断与哲学突破 82
第三章 开端范式语言 ：汉语哲学的奠基性理解 120
第四章 儒学人格表征“接近”甚或就是一种哲学 204
第五章 东方思想的“实践哲学”定位与性质 234
第六章 解释学效应与中西思想交流互鉴“交合域” 265
第七章 “经典解释学”经典性、实践向度与哲学新变 289
第八章 文化、语词系主导语词调换与东方思想概念 316
第九章 身体维度的意义理解及其身体哲学与东方医学 336
第十章 “倾听”、“倾听哲学”与中国的“听觉性”思想文化 367
第十一章 多元性、差异化视野下的儒学地位与意义理解 449
余论 世界哲学文化交流与对话中的中国思想 476
后记 526
参考文献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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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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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寻求与新的伟大的东方伙伴会话”的思想强音
——写在《伽达默尔与东方思想》一书之前
洪汉鼎
张能为教授把他的新著《伽达默尔与东方思想》即将付印的稿件寄给我，要我为此书写一序，我尽管已是近米寿的耄耋之年，仍欣然允之。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内关于伽达默尔与东方思想，特别是与中国思想如何交流互鉴，至今尚未有专门研究，张能为教授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地基上建筑了这本书，可以说有开创性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作为现代解释学的代表，伽达默尔的理论工作集中在对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理论的现代发展上，其卓越的思想创造和理论贡献业已广为人知，但是，作为一个极其关注和重视人类命运的哲学家，他对人类不同文化的开放思想姿态，尤其是他关于东方思想、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评论及其呼吁、强调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对话互鉴的理论论述，尚未受到学界的专门研究。”因此，我相信张能为教授这本书的出版将会使我国的伽达默尔研究更上一层楼。
毫无疑问，在当今这样一个思想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开展和加强伽达默尔诠释学与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对话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实际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通过伽达默尔的视域，认识到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不同，更在于超越不同，基于人类整体性的普遍理解，反思和批判以往哲学的问题，且在思想的无限性反思意义上，为当代人类哲学和未来哲学发展提供新的有益的思想资源与理论空间。这关涉的既不仅仅是西方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东方的问题，而根本上是一个有关人类的真正存在和哲学理解的普遍性思想问题。
伽达默尔关于东方思想，特别是中国思想，没有写过专门著作，在他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关于东方思想特别是中国思想的也很少有具体详尽的论述，但正如张能为教授所说，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思想使他成为一位具有“他者性”的世界意识与情怀的哲学家。伽达默尔哲学思想倡导和强调人类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表现出尊重“他者性”的积极开放的思想姿态。伽达默尔明确发出了积极“寻求与新的伟大的东方伙伴会话”的思想强音。
近日读伽达默尔在1989年出版的《欧洲的遗产》一书中名为“欧洲多元论，遗产与未来”的晚年论文（他 85岁时所作）。在此文中，伽达默尔针对别人对他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提出了欧洲多元论主张，其中讲到诠释学在当代的重要意义：“我们世纪的哲学已经开始思考，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在这里点名，我只是指出，与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相联系，且我在自己的工作中投入了精力的诠释学，必须对此有所贡献。诠释学是一个大多数人不会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的词。但是他们仍然受到诠释学经验的影响，并且不能免于这种经验的影响。他们也试图将某物视为某物，并最终理解他们周围的一切，并相应地与它们发生关系。而这某物通常是知道如何提出要求的人（Jemand）。这种诠释学态度显然有其整体本质的方面，即他者首先作为他者而被照面。”
这种大多数人不能免受影响的诠释学经验和诠释学态度，我们可以称为一种“诠释学感”（Der Sinn für Hermeneutik）。加拿大诠释学家格朗丹（Jean Grondin）以此为名写了一本著作。在书中，他说：“哲学并不仅仅存在于对论证规则的正确运用中，它必须为对事实的洞察所引导。倘若要理解他者，就必须做好准备去理解其真理感与为他者所瞄准的事实，这种他在性甚至构成了每一种伦理学或主体间性所面临的挑战。当这人或那人如此表达的时候，他想说的是什么？此乃诠释学的普遍问题。对此，实际的语言并不会亲口言明，故而对所言进行正确的、诠释学的聆听始终是关键所在。为了理解那于我们的概念中历尽艰辛地努力表达自身的真理，人们需要一种诠释学感。”当我们面对当代世界诸种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有这种诠释学感。
我们知道诠释学是作为中外、古今、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中介或桥梁。中介或桥梁不是取消或消灭某一方，而是沟通和通达双方。这里既有普遍性又不忘特殊性，它是共性表现于殊相之中。诠释学既沟通中外，又通达古今，是建构中外和古今的桥梁。在这方面，我认为诠释学在当代各种全球性危机和挑战中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正确而合适的哲学方式和生活态度。伽达默尔说：“即使在其他人和其他物种那里，也可能进行一种自我相遇。但是，在他者和另类状态中学习认出共同之物，这成了更为迫切的任务。在我们密切聚拢的世界中，极为不同的文化、宗教、伦理、价值观彼此相遇。认为只有一种合理的利益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世界经济的宗教——能够在这个变得日益紧密的行星上调整人类共同生活，这是一种幻觉。人的科学知道并越来越要求人具有一种政治的德性，正如科学向来就要求有人的德性一样。……关于人的科学在其多样性中，变成了一种对我们所有人的伦理的和哲学的任务。”哲学意味着追求理论兴趣，意味着以一种既不反映个人利益也不反映公共效用的方式提出关于真理和善的问题的生活。在今天的全球化危机时代，我认为诠释学很重要，诠释学既是一种正确的哲学方式，又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
首先，30 年前世界宗教会议签署了《全球伦理宣言》，汉斯·昆（Hans Küng，1928—2021）提出的“没有全球伦理，世界无法生存” 的主张获得了大家的支持，但这是否解决了问题，建立了全球伦理？没有，而且问题更严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泛滥。在当前全球化、世界化与反全球化、逆世界化的冲突中，我们既需要全球化和世界化，期望全球共同进步和发展，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同时我们也主张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独特性、权力和自由，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既需要普遍性和共同进步，同时也需要特殊性和各自权利。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认为只有一种合理的利益体系能够在这个变得日益紧密的行星上调整人类共同生活，这是一种幻觉。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建立一种多样性的人的科学，其哲学态度就是“与他人共处，与作为他者的他人共处” （Mit dem Anderen leben， als der Andere des Anderen leben）。伽达默尔说：“与他人共处，与作为他者的他人共处，这一基本的人类任务既适用于最小的范围，也适用于更大的范围。正如人们所说，当我们长大并进入生活时，我们学会与他人生活融为一体，这显然也适用于人类的宏大团体，适用于民族和国家。”
其次，在当前全球生态危机中，我们既需要开发自然以造福人类，以获得全球繁荣富强，但我们也必须控制我们人类的技能，以防对自然的剥夺和破坏，我们必须学会与自然共处。伽达默尔说：“显然，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仍然是同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在自然之中人类此在整体的问题，以及关于这样一个任务，即如何控制人类的能力和对自然力量的支配，以便自然不会被我们破坏和毁灭，而是与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存在共同得以保存。自然不能再被视为单纯的剥削对象，它必须在其所有表现形式里作为伙伴被体验，但这就是说它必须被理解为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他者。”我想，在这里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再次，在当前民族、宗教与文明的冲突中，我们弘扬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但我们也尊重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在文明冲突中，我们首先应有一种谦虚应对他者的方法，伽达默尔说：“这确实是每时每刻为每个人设定的一项艰巨的任务。重要的是要控制一个人的偏见，一个人对自己的欲望、冲动、希望和兴趣的满足，以使另一个人（他者）不会成为不可见或保持不可见。人们要会承认别人是对的，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违背自己和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容易被看到的。……我们必须学会尊重他者和对方。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承认自己可能是错的。我们必须学会在比赛中输球——从两岁甚至更早开始。如果你不早点学会这一点，你将永远无法应付以后生活中更大的任务。”
最后，我们必须补充，对话是我们最合适的哲学方式。一切真正的哲学都是对话，一种真正的哲学思考都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对话，只有对话才是通往真理的道路。对话不是一种我与他的关系，而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他是第三人称，而你则是第二人称，第二人称既不是第一人称（我），也不是第三人称（他），而是介于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的关联者，因此对他者的理解，就是我与你之间的关联，我们两人之间的相互关联，伽达默尔说：“在人类行为中最重要的东西乃是真正把你作为你来经验，也就是说，不要忽视他的要求，并听取他对我们所说的东西。”另外，伽达默尔还说：“诠释学的原始模式是对话，这是在实现相互理解（Verst?ndigung）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的。当然，这并不总是必须达到共识（Einverst?ndnis）。它也可以是对理由和反理由的理解交流。但即便如此，也需要以一种持续的共识（ein tragendes Einverst?ndnis）为前提。因为相互理解的结果是积极的，因为它可以导致调解对立、中介矛盾和进行妥协。……现在，确实存在一些意识形态障碍，这些障碍已经延伸到日常交换意见的词汇中，同样真实的是，在这些障碍的压力下，对话交流的意愿可能会停止。但事实上，最终只有理性存在者之间的合理的交流才能成为人类解决人际问题的方式，这一点事实上在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家中是没有争议的。”
对话就是在他者的他在性中体验他者，参与他者，与他者共赢。伽达默尔说：“不要不加批判地屈服于成见和先入之见，这始终是一项科学自律的任务。但是，在这里，我们并非要试图支配他人；而恰恰是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前见不断地体察他者在其他在中的他性。参与他者，与他者共赢，这就是我们可以争取和实现的最外在和最崇高的事情。因此，从我们的思考出发，作为最终的政治性结论，这样一种说法或许不是过于冒失的：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学习到我们不能随便地使用我们的权力手段和影响的可能性，而是学会在他人面前、在自然以及民族和国家的成长文化面前作为他者而停住，而且学到我们必须将他者和他们作为我们自身的他者来体验，以便彼此互利共赢，那么我们也许会作为人类继续生存下去。”
特别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诠释学可以作为文化思想更有力量的“软实力”，因为改变世界的核心问题就是价值观的解释问题，“改变世界”的重要前提就是搞清“解释世界”的问题。当代中国既要积极参与“改变世界”进程中的行动，同时也要形成“解释世界”的底气、能力和话语权。诠释学在这里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马克思说：“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未来发展，各种哲学不应敌对，因为它们各有合理性，但也不应是融合或合并成为一种哲学；因为它们有相异之处，它们应各自更好发展，所以最好的前景是它们彼此互鉴，互相补充。
我们知道，我国传统固有“两端厥中”“执两用中”思想，厥中不是执中，而是从两端中产生新三，即“和而不同”。此处“和”有两义：一义是，两者不是敌对，不是互争，而是互补或互鉴，使两者得到更好发展；另一义是，“和”产生外延更大的第三者，包罗两者，这第三者就是 Hermeneutik。就此而言，张能为教授的此部著述，在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视野和“一体性”意识中，就伽达默尔与东方思想，尤其是与中国思想文化的思想契合及其哲学实质和未来发展等的关联性意义，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如何重新去看待人类的哲学的开端、范式和语言等重大问题，强调了作为他者的他人及应该如何与他者共在、共思，从而能够在尊重包容“他异性”的思想交流对话中，自觉有效地反思已有的传统哲学文化，开拓和重塑人类的新的哲学思考，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一切科学知识化及其诉求事物存在之纯粹绝对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的认识与控制的世界文明新路。
如果我们努力，未来的世界哲学舞台，除了带有英美特色的分析哲学和带有德国特色的现象学外，还会出现带有中国特色的经典阐释学。
绪论 伽达默尔 ：一位具有世界意识与情怀的哲学家
(节选)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以其创造性的哲学解释学和解释学实践哲学享誉世界，被公认为是继海德格尔之后伟大而富有世界影响力的德国哲学家。虽然伽达默尔深受其老师海德格尔影响，但其思想和生活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b。伽达默尔一生跨越了整个漫长的 20 世纪，如同海德格尔赢得了由阿伦特表述的德国青年思想界“秘密国王”之称号一样，伽达默尔以其敦厚温润、谦和长寿和思想影响的广泛性，同样获得了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德国哲学的“幕后主导者”这一善意亦可能不完全是善意的称呼。研究、缅怀和纪念这样一位故去的哲学家，意味着与他一起思考问题，同他一道发展哲学，通过伽达默尔而思，分析时代问题，开展思想对话，持有人类希望，在哲学中理解我们的存在和世界，展现出人类未来的可能更好的方向。
伽达默尔的哲学思想倡导和强调人类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表现出尊重“他者性”的积极开放性的思想姿态。对于以中国思想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思想，伽达默尔在诸多论题上有着大量丰富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深入了解伽达默尔思想以及东西方哲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伽达默尔这里，关于东方思想，有多种说法，诸如远东思想、亚洲文化、东方智慧等，指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主的包括日本和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直接就中国思想文化而言，伽达默尔也称其为中国智慧、东方思想、远东思想或东方形而上学。伽达默尔往往在谈论东方思想名义下实际讨论中国思想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他所说的东方思想意指的就是中国思想文化。故而，伽达默尔本人并未对中国思想文化与东方思想本身做严格区分，其谈论东方思想之处往往就是在谈论中国思想文化。本书也因此以“伽达默尔与东方思想”为副标题，并无意去对伽达默尔与整个东方思想做全面性研究讨论，而主要是在伽达默尔使用“东方思想”的语词用意、实际意指及其哲学意蕴上，来研究和探讨其思想的世界性视野、“一体性”意识、“哲学开端”、“哲学范式”、“哲学语言”、“他者性”东方哲思等及其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创造性理解和现当代发展之意义。
一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指出，学者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学者的任务就是既要看到眼前的东西，更要关注和思考人类未来，不仅要了解和知悉人类文明进程的过去历史，尤为重要的，还在于深思和指明人类应该走向何方。伽达默尔就是这样一位始终关心和思考人类存在、行为意义和文明进程的哲学家，是人类生活的真正的思想“介入者”，力图以理论的方式扭转文明偏差，克服文化困境，为人类存在和生活重新恢复和确立起出自自身实践理性反思的实践哲学。
综观其整个学术思想脉络，要求建立起“解释学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 of Hermeneutics），关注人类存在和行为意义，思考人类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形式，成为其一生哲学研究的中心主题。
伽达默尔是一位具有“他者性”世界意识与情怀的哲学家，他反对一切“欧洲中心论”的看法。在其哲学思想中，他将解释学明确与人的“更早的知识”即实践知识联系起来，视之为该种知识的“变形”，特别重视不同于“纯粹理论科学”的一种“不同的、另类的”实践科学知识，也即后人所称的“实践哲学”。正是基于此种哲学学术视野和“实践哲学范式”，伽达默尔尊重和重视一切非发端于古希腊纯粹理论哲学传统的“他者性”思想文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典范的远东思想或东方思想，就被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主导性哲学的“不同的、另类的”实践哲学思想文化而受到他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后期伽达默尔积极寻求与东方思想的对话、交流与互鉴，并力求使之构成其深思和寻求西方哲学自身批判改造与创新发展的宝贵思想资源。通过对伽达默尔解释学实践哲学的思想理论研究，人们不难发现，架起一座由伽达默尔通向东方思想、促进中西方哲学思想相互结合的理解桥梁已变得可行。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解释学经验的普遍性在于它涵盖人类的全部世界经验，“理解清晰地为我们呈现了这种基本结构，我指的是与他者同行”，“如果人们聚在一起且相互之间感到陌生，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外人，那么未来的一个现实的任务就在于，纵使存在着文化世界的差异，相互之间也要认同其价值。如果我们想从欧洲出发迈向一个统一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将必须学会这一点”。
作为一种意义理解与解释的解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不同于海德格尔的“独白式”解释学。伽达默尔特别喜欢听别人说话，注重思想的相互交流、理解与对话，其解释学是一种“对话辩证法”或“对话解释学”，强调理解的“视域融合”。在伽达默尔这里，视域融合是理解的关键，它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中找到共同点，也因此，任何理解解释不是与“他者性”无关的，而是理解、解释就发生和形成于与他者的对话和相互理解之中，“在理解时不是去扬弃他者的他在性，而是保持这种他在性”。理解作为一种事件，正是通过与他者的相互对话，在理解的“视域融合”与“问答逻辑”中达成和通向意义理解的普遍性，使事情本身的意义在理解、解释中向人们发生、显现成为可能。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肯定、强调作为对话者之“他者”在思想形成中的必不可少的地位与作用，他公开表示，“哲学是在为全球对话准备一个地基，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对话”，同时也明确发出积极“寻求与新的伟大的东方合作伙伴会话”之呼吁，这既反映了其作为一位多元主义思想家的世界性视野与东方意识的自觉敞开，也体现了其哲学解释学作为一种“对话解释学”的内在思想要求，“倾听他者”本身就是理解，是向理解、解释的更大普遍性的跃升。
在伽达默尔看来，西方哲学需要有一种进行自我批判的意识，且当此种批判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形而上学的隐秘本质时，才能使其摆脱自身的天真性（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和概念的天真），也方能觉察此种天真性所造成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始源问题，并因此认识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思想的真正价值。与西方哲学文化相比，中国思想文化与解释学之间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缘性密切联系，无论是其语言形式的模糊性、笼统性以及需要通过上下文来理解语词的含义，还是其作为哲学的思想开端即人的实际生命经验，以及经学传统解释和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或范式的“实践哲学”，均表明此种思想文化从性质和思想方式上具有理解性和不确定性，其与宗教的和理论的观点相应的思想呈现方式并不是概念思维的理论体系，而是广泛地表现在建筑、园艺、文字和书法等诸种美学形式之上，是与自我相关的意义理解、解释的发生过程与表现方式，也因而从本质上就是解释学的工作和任务，是一种思想解释学。汤一介以及汉学家史华慈（B.I.Schwartz）、方泽林（Steven Van Zoeren）等人就深刻指出，“较之西方，中国的传统似乎更重视经典的解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文明可能更注重解释问题”，具有“解释学气质”（hermeneutic disposition），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解释学的文明”。
伽达默尔本人就强调，“所有哲学的概念工作都以解释学向度作为基础”，“解释学首先是一种实践，是理解和达到理解的艺术。它是所有想教授哲学思维的课程的灵魂。要想掌握这种灵魂首先要训练自己的耳朵，使自己对概念中具有的前规定性、前把握性和前印记有一种敏感性”，甚至直接申明，“发展出一种解释学的敏感性是适用而重要的”，“与现代科学相对，就需要一种更强的历史敏感性，即当人们想要将哲学传统带入自己的思想运动中，以及当哲学史自身应当归属于哲学的时候”。在此基础上，其学生让·格朗丹则提出，“为了理解那于我们的概念中历尽艰辛地努力表达自身的真理，人们需要一种诠释学感（The Herme- neutic Sensibility for Sense）”，“作为一种理解需要，哲学就是一种‘解释学的’努力”。可以说，解释学正是中国思想文化在中西古今视野中得以自身敞开、展现，并从中获得自身规定与自我把握的尤为恰当的理论方式与思想呈现形式。
伽达默尔指出：“无论存在什么样的文化世界之差异性，也应相互承认其有效性……”“不同文化与语言世界之紧密的共同生活使相互理解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尽可能地学习陌生的语言，并且要学到这样的程度，即人们的阅读不再是翻译或全然是翻译，而是人们自己在另一种语言中思维，以及在另一种语言中理解。这听上去有如一种空想，但经验告诉我们，生活环境如同人们呼吸的空气，以听不见的语言一再讲述着什么。”在这里，伽达默尔指出了学习一种语言对于了解在此种语言基础上的其他文化的重要性。当然，伽达默尔也并不认为，“在那些经过漫长的文化传统、他们自己的习俗与生活经验之发展的地方，以某种统一的语言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向一个统一的世界迈进的问题——引者注）。显然，存在的恰恰是不同的语言世界之间的相互接近”。也就是说，人类文化之间不存在统一一切的一种语言，语言总是不同的，具有多样性，要进行思想文化的交流就需要语言的翻译中介和确立起对话的方法论基础，而解释学便是能够将陌生的东西移入所熟悉的东西中的理解、解释的沟通桥梁。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学问题并不是正确地掌握语言的问题，而是对于在语言媒介中所发生的事情正当地相互了解的问题”，由于相互理解的驱动，又总会在人与人之间找到新的桥梁，不同思想与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互鉴，“最终要取决于，普遍的成功对话以及语言上的交流”。面对东方思想文化，与海德格尔的谨慎、犹豫态度不同，也与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漠然轻视乃至无视“他者性”文化有异，伽达默尔具有积极的寻求与新的伟大的东方合作伙伴会话的明确思想姿态。他有言，我们必须重视与他者的相遇，“通过与他者的相遇我们便超越了我们自己知识的狭隘。一个通向未知领域的新的视界打开了。这发生于每一真正的对话。我们离真理更近了，因为我们不再固执于我们自己”。之所以需要面向“他者性”的东方思想，是因为：“欧洲文化圈的狭小界域及其对全球的直接辐射，不断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思维的诠释学转向带来新的任务与视角。不仅我们遥远而陌生的过往，而且还有和我们一道进入全新生命共同体的其他遥远而陌生的文化圈，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而且无疑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中开启了新的对话交流，也开始获得新的意义视域，这种意义视域超越了在西方世界形成的哲学概念。”
在一次学术会谈结束之际，伽达默尔被问及，我们今天是否需要回到古希腊，从那种文化的健康之泉中汲取营养，他就意味深长地说：“也许，但或许在古印度和中国的传统中也有东西将与我们的传统竞争，发掘它们对古希腊源头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 ……
三
人生经历长达一个世纪有余的伽达默尔，其富有“中庸倾向和优柔寡断”的解释学原则防止人们在“深度现代化”（高度复杂的）里走向“激进”和“极端”，使其思想“变得易接近和可接受”，亦使其被视为“另一个时代的智者”，因富有人文主义精神、实践的“理智理想”以及存在性关怀与希望而深受当代人称道。让·格朗丹说：“伽达默尔是受人文主义滋养的时代，而非渗透了我们今日文化的技术世界图景之时代的最后一个见证人。他活过这么长时间的事实提醒我们，另一种文化、伟大的文化是可能的。”
依照格朗丹的看法，伽达默尔思想所蕴含且可能的“另一种文化、伟大的文化”，既不是作为“他者性”的其他文化，也不完全是自传统发展而来的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思想文化自身反思批判基础上，积极尊重、吸收和借鉴“他者性”思想文化而重新建立起来的一种合乎人类实践理性思考的涵摄东西方思想的均衡性、理想性文化。此种思想文化既强调认识的理性能力使人类知悉世界事物本质性规律而获得充分发展，又对此种认识能力本身有着出自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实践性反思，能够明确和掌握能力运用的方向和界限，懂得如何真正有效地运用人的科学知识能力的条件是什么，懂得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此，伽达默尔深刻指出，“平衡在根本上是一种生活的基本要求，在它身上集中了存在者的所有不明确的、还未确定的可能性”，与西方的对人的知识能力缺乏自我节制甚或失控相反，“在具有高度文明的东方亚洲，知识的标志就在于，对知识的技术应用受到社会理性约束力的控制，从而（使）自己能力的可能性得不到实现。使这种做法成为可能，但我们却缺乏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这是对宗教研究者、文化历史学家，归根到底是对我们一直未曾找到的真正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哲学家提出的问题”。
这一问题即是实践哲学问题，“理性要求正确应用我们的知识和能力——这种应用同时又总是从属于对我们都起作用的共同目标”。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是一种反思和主张人类有限性的哲学，也是一种有信心的和对将来者敞开的理论，具有自由的、开放的思想视野与态度。在伽达默尔看来，唯有在以人的实践哲学的理性反思为指引，始终对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保持一种清醒的位置意识，将古今东西对话置于未来世界和实践哲学维度上展开时，此种不同哲学文化之间的互鉴交流才具有人类哲学文化的真正现实性和发展性意义。尽管世界各地文化差异很大，但达成共识仍然是可能的，面向“他者性”的思想建设，不光是融通东西问题，更是超越东西的新的哲学思想构建与发展问题。伽达默尔指出：“无论如何，还是可以自问，就我们的多元的世界社会而言，难道不能够从那些只对于人类之间的一致性有效的普遍性中得到那个我们称之为人之本性的东西，以及得到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中允诺其呈现差异的责任学说吗？一种将来的世界文化是否会成功？人类的道德概念和道德秩序是否能摆脱一切间距和相对性而凝集成一个共同的伦理？整个人类的未来在此道路上是否能够摆脱经济的危机和原子战争的危险？这些都尚未确定。但是，十分明显，只是对于实践哲学来说，才有可能再次在各种不同的见识——规范意识以及在每一种这样的意识中的具体化——之间由协调而产生普遍有效性。只有这样，实践哲学才可能回复其往日的尊严，不只是去认识善，而且还要共同创造善。”
这一大段发问，与其说是伽达默尔对自己的发问，不如说是对所有人的发问；与其说是对所有哲学任务的现实性呼吁，不如说就是其解释学实践哲学当代使命的宣示。时至今日，或许从伽达默尔特别喜欢说的“我们应当就某种东西共同进行谈论”（Wir sollen gemeinsam über etwas reden）这句话中，多少能理解这个时代走出困境抑或人类还拥有未来的可能方向到底在哪里。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只能在对话中抵达事实”，“取得相互一致意见的基本模式是对话、谈话。如果谈话者之一绝对地相信自己具有比别人优越的地位，从而声称自己事先具有别人被囿于其中的成见的知识，则这种谈话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这样做就是陷入了自己的成见之中。如果对话的一方不让谈话自由进行，则通过对话达到一致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古今东西对话都应是一种基于自由原则的平等性对话，唯有如此，才是建设性的、发展性的，才能在相互理解对话中达成和构建起关于世界事物的存在意义的普遍性共识，也才能以此化解分歧、争端与冲突，使人类文化文明向更大、更高的普遍性认识扩展和提升。伽达默尔一再强调，对话是相互理解的一种形式、一种基本结构，真正的理解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倾听，要让事物存在本身的意义通过对话的理解和倾听向人们发生和显现，“我这里指的是与他者同行。理解永远伴随着所说的东西，即使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赞同。不过我们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中了解这种相伴而行的”。
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既是世俗化、理性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也是造成“科学技术几乎控制了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的过程。当代的哲学思考需要的是批判性的反思，重新返回到哲学不是一种确定性的科学知识，而是关于世界事物意义理解的普遍性思考上来。于此，西方一些有识之士诸如犹太思想家西奥多·莱辛（Theodor Lessing）和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都做出深刻的批判性分析，并从中高度评价了东方的思想文化的价值与地位。莱辛于 1918年出版有《欧洲与亚洲》一书，展现了欧亚文明间的重大反差，欧洲文明以绩效、科学和权力为重点，而亚洲文明则更好沉思，也更悲观，甚至以弃世为显著特点，并指出了西方现代科学的征服步伐所带来的问题。斯宾格勒在 1918 年出版了震撼西方知识界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同样深刻指出：“技术批判从开始厌倦于做生命的奴仆而想使自己成为暴君。西方文化甚至现在还在饱尝这一无拘无束的思想的肆虐之苦，而且达到了一种悲剧的程度。”
应该说，伽达默尔之所以对西方思想文明有所觉醒，进而进行深刻反思，并积极将人类未来的思想目光投向东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莱辛、斯宾格勒等人的思想影响。对此，伽达默尔自己就有过明确说明，“正如我在我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我自己的觉醒是通过西奥多·莱辛的《欧洲与亚洲》那本书而发生的，这促使我对我们的文化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它与斯宾格勒所描述的衰落气氛很相似，但他的思想主要不是民族主义的，恰恰相反，他对德国和普鲁士传统的绩效伦理表示怀疑。因此在那发生的是家族内部的决裂”。
西方思想文化的这种内部决裂的觉醒使得西方哲学思想的自身反思与批判成为可能，也对人类哲学的未来性思考面向与其不同的文化具有重大的借鉴与建构性意义。正是在此背景下，伽达默尔的思想眼光由内转向外、由西方的欧洲转向东方的亚洲。伽达默尔的哲学思考蕴含着重要的开放性、包容性意识，“必须学会尊重他者和对方”，倡导尊重“他者性”思想，吁求与“他者性”思想对话。“跨边界的”思考是解释学本身的应有之义，成为伽达默尔解释学实践哲学的“标识性”理论性质和思想目标，也塑造了一种鲜明的堪称典范的现代开放性思想姿态。尤其是在其后期，伽达默尔明确发出了积极“寻求与新的伟大的东方伙伴会话”的思想强音。伽达默尔主张与强调的是，基于人类团体性意识和对西方既有哲学文化的自省反思，作为不源出于古希腊文化而又相似于亚里士多德的一种“不同的、另类的”实践哲学类型或范式，古老悠久的中国思想文化展现出不同于西方主导性纯粹理论哲学形态的异质性、具体性和实践性，中国思想文化既能为西方哲学文化自身批判纠偏、补充发展提供“他者性”镜像，更可以在东西方哲学文化交流互鉴中构成人类哲学新创造与新发展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面向，抑或说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内容。应该说，伽达默尔有关远东文化特别是针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诸多论述，从哲学的开端性、东西哲学异质性、他者性意识、对话性理解、主导性文化语词演变与调换、身体意识与哲学、实践哲学范式、多元性意义理解、倾听与倾听哲学以及汉语语言之于表达思想普遍性等多维度、深层次地为“中西互释互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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