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钱穆：国史新论
》
售價：HK$
78.2
《
洪武元年：大明开国的罪与罚
》
售價：HK$
66.7
《
大学问·从东方到中亚——19世纪的英俄“冷战”（1821—1907）
》
售價：HK$
90.9
《
郭建龙密码三部曲（套装：财政密码+哲学密码+军事密码）
》
售價：HK$
326.6
《
元宴
》
售價：HK$
216.2
《
米兰讲稿（翁贝托·埃科作品系列）
》
售價：HK$
227.7
《
无线重构世界：射频技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
售價：HK$
124.2
《
海外中国研究·南方的将军：孙权传
》
售價：HK$
135.7
|
| 編輯推薦： |
|
★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柯灵
|
| 內容簡介： |
张爱玲自言“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
从文坛的倏起倏落、与胡兰成不幸的婚姻，到被迫离开心系的上海，远走他乡，这一切的一切都验证了张爱玲内心的那份悲凉。即使在名噪一时之际，她也没有将自己从悲凉中隔绝出来。
作者蔡登山本着研究精神，从《流言》、《传奇》、《对照记》等作品文本，再加上亲友的旁述、学者的评论，试图勾勒出一个张爱玲的身影，希望读者能从史料或文本上重新认识张爱玲，藉此更深入了解这个行踪神秘的女作家的感情与内心世界。
|
| 關於作者： |
蔡登山
一九五四年生，台湾台南人，淡江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高职教师、电视台编剧，年代及春晖电影公司企划经理、行销部总经理。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现为秀威出版公司总编辑，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
一九九三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将史料与影像融于一炉。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开探索作家心灵风气之先。该系列纪录片并荣获一九九九年广播电视教育文化金钟奖。
一九九八年制作《蒋经国与蒋方良》三小时纪录长片。二○○二年起制作《大师身影》系列纪录片，让晚清以降之文化大师——严复、梁启超、鲁迅、陈寅恪、胡适、林语堂、钱穆等人，长留身影。
著作有：《电影问题?问题电影》、《往事已苍老》、《人间四月天》、《许我一个未来》、《人间花草太匆匆》、《人间但有真情在》、《传奇未完：张爱玲》、《百年记忆》、《鲁迅爱过的人》、《另眼看作家》、《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那些才女们》、《名士风流》、《繁华落尽——洋场才子与小报文人》、《读人阅史——从晚清到民国》。
编著有：《徐志摩情书集》、《柔情裹着我的心——徐志摩的情诗与情话》、《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
一句话广告语：张爱玲的作品有这样凄清的华丽，这样老辣的天真，那意象的深邃和微妙真的让人感到绝望。要从她脸上那抹疲倦、玩世的微笑中完全读懂张的心境，那是要讲缘分的。
|
| 目錄：
|
开场白撕碎了又拼贴
第一幕 最后贵族的记忆与鞭笞
第二幕 几番风雨海上花
第三幕 通俗园圃的荷莲
第四幕 英雄与凡人的对话
第五幕 在香江与许地山的相遇
第六幕 完不了的“林语堂梦”
第七幕 当张爱玲遇上胡适
第八幕 旧作新魂的感情残影
第九幕 游走文字与光影间
第十幕 《色，戒》的背后
第十一幕 繁华过眼尽苍凉
尾声 噢，你也在这里吗？
附录
张爱玲文坛交往录（一九四三~一九五二，上海）
一篇散佚半世纪的《郁金香》再度飘香
张爱玲创作大事记
|
| 內容試閱：
|
开场白 撕碎了又拼贴
一九九五年中秋前夕，
张爱玲以她独特的方式，告别人世。
一时间“满城争说张爱玲”。
一篇锦瑟解人难，重读张爱玲亦非易事，
从史料或文本上重新地“发现”她，
该是一个窗口，藉由此你才能看到无边的风景！不知从何时开始起沉迷于茫茫史海中，寻逡那碎瓦残片。只想从那零星的史料中，去认识那历史的原状，去触摸传主当年的脉搏，去感受他们的岁月烟云。尤其是在从事多年的影像工作后，对于昏黄的照片、苍老的往事，顿时能感受到历史斑驳的残影。
于是用文字、用影像，捕捉着、记录着这些人和事就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时时缠绕着我。“今天不做，明天就晚了”的声音一直回荡在耳边，如影随形。于是我屈服了，带着成堆的资料，带着纸和笔，也带着摄影机和录影带，从北国到江南，从东瀛到欧美，我们如一群狩猎者，追踪着半世纪前传主走过的足迹，记录下他们当年的点点滴滴。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如斯地鲜活！如斯地动人！一九九五年中秋前夕，张爱玲以她独特的方式，告别人世。“临水照花人不见，满城争说张爱玲”，整整一两个月的时间，报章杂志、电视电台争相报道凭吊，当代中国作家的死后哀荣，莫过于此了。
而早在一九九三年我们筹拍“作家身影”一系列中国现代作家的传记纪录片时，张爱玲就成为我们的传主之一，“采访到她本人”就成为我们无时无刻挥之不去的诱惑，尽管是惊鸿一瞥或寥寥数语，只要能够留下她悠悠的身影，就已弥足珍贵了。
于是我们透过《皇冠》杂志社的协助，转寄上我们的企划书以及一封长信。经过了数个月，我们突然接到来自洛杉矶西木给导演雷骧的传真，内容如下：雷骧先生：
收到尊函，感到非常荣幸。苦于体力精力不济，自己的工作时间都已经缩减到实在无法交代的程度，电视影集只好援引制片家高尔温那句名言：“把我包括在外。”仔细看了您寄来的企划书后又充分考虑过，所以没能照您所嘱从速答复，希望没太晚耽误计划的进行。您节目内要用《对照记》里的图片文字，本来不成问题，可径与皇冠接洽，当然光用它根本用不上。惟有遥寄最深的歉意。
匆此即颂
大安
张爱玲传真的日期是一九九四年的八月十八日，虽然张爱玲婉拒我们的采访，但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这念头，我们一直“遥寄最深的希望”，直到一九九五年九月初，张爱玲被发现在寓所去世的数天前，也是她真正告别人间的三天后吧，我们在台北和庄信正先生碰面，面对我们的恳求，他答应回美国后一定打电话给张爱玲，希望能促成“张爱玲入镜”这件事。对于庄信正的承诺，我们寄予最深的厚望，因为他是张爱玲晚年最接近的人。当然这希望后来是落空了，因为就在当时，张爱玲的亡魂正在窃笑我们的“多情”呢。当然张爱玲还未完，一九九四年冬我们在上海拍下张爱玲的住所和她所描写的十里洋场，即使半个世纪之后，景象仍历历在目：公寓的阳台、夜营的喇叭、回家的电车以及那“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的月亮。然后在上海档案馆——那放租界建筑图的地方，我们意外地找到一九三七年圣玛丽亚女校的年刊《凤藻》，看到了张爱玲的高中毕业照，还有她的性向测验。于是我们知道十七岁的张爱玲，最喜欢吃“叉烧炒饭”，最喜欢“英王爱德华八世”，最怕“死”，最怕“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婚”，最常用的口头禅：“我又忘啦！”最拿手的好戏是“绘画”。因此当我们后来再翻到《传奇》小说集，看到那些出自她亲手绘制的插图时，我们已不再感到讶异了，因为在十七岁时，早熟的天才，已露锋芒。
柯灵先生在《遥寄张爱玲》中提到：“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她机会。”是的，张爱玲确是只在那几年间闪了一下光，倏起倏灭。柯老谈到他初见张爱玲及与她交往经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相对于柯老的侃侃而谈，桑弧却以“因为几十年没通音信了，我很难发表意见，我不准备谈”轻轻带过。一九四六、四七年间，张爱玲与桑弧合作《不了情》、《太太万岁》两部影片，一编一导，合作愉快，如今却多所隐讳，个中的信息，终究令人难以索解。
在香港，宋淇（笔名林以亮）夫妇，与张爱玲的交往最深，那是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由沪来港后，“晤谈之下一见如故，终于成为莫逆之交”，四十余年如一日。因此宋淇的《私语张爱玲》、《张爱玲语录》等文章，就真实地刻画出张爱玲的另一个面影，而能访问到宋淇夫妇，就成为我们每经香港时的最深期待。因为在这之前透过友人的相告，得知宋淇先生长期卧病，甚至得借助氧气罩维持生命，于是我们只有一次一次地等待奇迹出现，但最后还是落空了。在张爱玲辞世的一年后，宋淇先生也因慢性肺气肿病逝于香港，享年七十八岁。
而在一九九四年冬，我们在北京拟采访夏衍先生，请他谈谈一九五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张爱玲在他关照下应邀出席的景况。拍摄前一天，秘书告诉我们夏衍先生身体有点不适，要我们下次再拍；没想到两个月后夏衍先生就因病去世，当然也来不及告诉我们，当时他的爱才、惜才之情。
“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这是张爱玲心中经常的催促声，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催促声！若时间能够暂时停止，让我们拍下夏衍、宋淇的旁述，那张爱玲的身影，无疑地将更加鲜活起来。
从《流言》、《传奇》、《对照记》等作品文本，再加上亲友的旁述、学者的评论，我们试图勾勒出一个张爱玲的身影，即使只像她在《流言》一书的自画像一般，或可稍解张迷“看张”的欲望！斯人已逝，传奇未完，曲终不见，只留下苍凉的手势！一九九七年中秋前夕，为纪念张爱玲逝世两周年，写下上述的部分文字，原以为从此作别张爱玲；怎知再重读张爱玲的作品文本时，在文字与文字、行距与行距的“缝隙”间，发现许多先前所忽略的讯息，而这些讯息又构成解读张爱玲的“符码”，于是狠下心来撕碎了前人为张爱玲所绘的画像，再重新拼贴，发现了另一个张爱玲！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但在这“文”与“人”之间，仍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不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不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文”，只能无限地走近；至于“人”之相知，难也。作家的自白、亲友的旁述、评论家的月旦，似乎只能得到一个侧影，而非全貌。
当然，就一个历史人物而言，一旦他进入传记领域，他的“真实”，永远不会是绝对的，这种“真实”，只能是传记作者在各自的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真实”。不同的作者，可以写出不同的传记，但它们都不可能是传主唯一的真实。因此从作品中去探求作家的内心，有时反而更可靠些，因为创作常常是作家内心隐情的抒发，那些在实际生活中遭受压抑的情节，那些被埋在心腑而无法实现的欲望，那些直面人生时软弱卑怯的刹那，常常会从他们的笔端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尤其是像张爱玲这种不断地改写自己作品的作家，在历次增删之中，又常常偷渡自己的灵魂，甚至可从此窥探出她感情的陈迹残影。惟有抓住作家的这种内心的隐秘之处，我们才能逼近他们的灵魂。
另外“还原传主的历史现场”亦是探求真相的不二法门。我们常发现诸多论者常“以今视昔”，因此尽管他们夸夸其谈，但总不得要领，更无法探骊得珠。逝者如斯，但每一过往的江水，都不同于以往，正如灿烂的阳光，每天都闪烁不同的光芒。
在岁月的淘洗中，往事已苍老，浮云也沧桑。简单的、无意识的、偶然为之的某一历史瞬间，也许被后人解说得无比复杂而意味深远；错综复杂、影响巨大的事件，却又可能被视为林间随意飘过的一阵清风。历史的解索本非易事，因此重回故纸堆中，翻寻悠悠的往事，回溯过往的恩怨情天，探本究源，才可以逼近他们的真实生命！一篇锦瑟解人难，重读张爱玲亦非易事，从史料或文本上重新地“发现”她，应该是一个窗口，藉由此你才能看到无边的风景！
第一幕最后贵族的记忆与鞭笞
祖父、祖母甚至李鸿章带给张爱玲的，
只是贵族的血液而已，
虽然这种身分是她需要的，
但跟随而来的却是更多“最后贵族”的腐烂窒息的气味。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在上海“新中国报社”召开的“女作家聚谈会”，当时参加的女作家有：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关露、汪丽玲等人。席间苏青谈到女作家生活狭窄，取材不能广泛，总是拣自己熟知的东西来写。张爱玲便接着说：“女人活动范围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想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唯一源泉。”而当主持人鲁风问她如何取材时，张爱玲回答：“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形，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而两个月后，她发表在《新东方》月刊第九卷第四、五期合刊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出刊。上的《自己的文章》一文中也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拋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张爱玲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几乎已写完她《传奇》中的故事，因为再经三个月后，她的短篇小说集《传奇》就正式出版了。
学者余斌在《张爱玲传》中说道：“《传奇》中姚先生的家，川嫦的房间等等，做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单个地看，并没有什么超出特定地点、场所的意义，然而当它们与《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茉莉香片》中的传庆家，《留情》中杨太太的府第等等，由于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在读者的心目中相互重叠，发生关联，构成一个独特的‘世界’时，每一个具体环境就在作者统一的命意下获得了超越自身的新的意义。一个场景如果重复出现，它就有可能变为一种象征。上面所举各篇小说中的具体环境当然不是同一个，然而它们内在的相似性——都是没落的旧式家庭，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同样灰暗的色调，同样腐烂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又使人们可以将它们当作同一个来看待。”而这没落的旧式家庭指向张爱玲的家庭，甚至更可扩大到整个家族。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字幼樵生于一八四八年，卒于一九三年。，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中举人，点进士，从翰林院的庶吉士进至侍读，后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一八八四年，法国军舰进犯中国南部沿海，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他在福建海岸修筑炮台，对法国军舰的入侵进行了一个月的抵抗，然而最后中国水师战败，张佩纶被解职，流放边塞张家口。当时已于五年前病逝的元配朱芷芗所生的儿子志沧、志潜（仲炤）和继室边粹玉并未随行。
一八八六年，边粹玉在京病逝，一八八八年张佩纶戍满，在四月十四日返抵津门，在李鸿章都署内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据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致台湾巡抚刘铭传函中说：“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由此观之，张佩纶在返津不到半个月，就与李鸿章的女儿李经（菊耦）订妥姻缘。那年张佩纶四十一岁，李菊耦二十三岁。
李菊耦是一名才女，结婚之前，为李鸿章审看、整理公文，相当于私人秘书。婚后他们曾过着一段“诗酒唱随”的幸福生活，我们从张佩纶的《涧于日记》中可看到“午后与内人论诗良久”参张佩纶：《涧于日记》，一八八九年二月三日。；“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时不禁心怃然”参张佩纶：《涧于日记》，一八八九年六月八日。；“合肥晏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参张佩纶：《涧于日记》，一八九年一月十六日。；“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煮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参张佩纶：《涧于日记》，一八九年二月五日。；“菊耦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沦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兰骈馆小坐，遂至夕照衔山时，管书未及校注也”参张佩纶：《涧于日记》，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李鸿章为了爱女，就设法让他们搬到南京，并给了一份丰厚的陪嫁。他们在南京买了一所巨宅，是康熙年间一个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张勇的旧宅，深宅大院，花木竞秀，颇为幽静。我祖母在那里生下了我父亲和我姑姑。”参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时报文化出版。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号廷重生于一八九六年，卒于一九五三年。，姑姑张茂渊生于一九年，卒于一九九一年。，是张佩纶和李菊耦所生的一对子女。张佩纶五十六岁去世，当时张廷重七岁，张茂渊两岁。李菊耦严守读书世家的传统，望子成龙，督促儿子背书，背不出就打，就罚跪。张爱玲晚年在《对照记》中回忆道：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做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因为中国早在一九五年就废除科举制度，它也割断了张佩纶和李鸿章所走过的读书做官的老路，但张廷重却至死还抱着四书五经，找不到可贡献社会的路，的确令人心酸。一九一二年李菊耦去世，三年后，张廷重在上海结婚了，他娶的也是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叫黄素琼（后来改名“逸梵”，英文名“Yvonne”），她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黄宗炎的女儿。黄宗炎的元配一直没有生育，于是她在湖南长沙为他买了一个姨太太，生下了黄素琼和黄定柱这对双胞胎，她们出生前黄宗炎已死于广西任上，而出生后不久，生母也去世了，她们是由元配夫人抚养成人的。长大后的黄逸梵身段窈窕，深目高鼻，俨然是个美丽的少女。她和张廷重结婚时，两人都才十九岁，一对金童玉女的结合不知羨煞多少人。
然而婚姻并没有给黄逸梵带来好运，在五年后她生下了张爱玲（小名小煐），次年生下张子静（小名小魁）后，因为当时任职于天津津浦铁路局的张廷重，热中于抽鸦片、逛妓院；在家里叫条子，在外面另建小公馆，讨姨太太，夫妻间的争执也就无法避免了。于是一九二四年，黄逸梵在忍无可忍之下，借口陪小姑张茂渊留学，留下两个小孩，到了英国并进了美术学院。她在美术方面很有天分，她因画油画，同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等人都熟识。
一九二八年，声名狼藉的张廷重终于被撤销职务，他这才赶走了姨太太，写信央求妻子回国，并将家搬回上海。这时年仅八岁的张爱玲看到父亲最脆弱的一面：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参张爱玲：《私语》。而同时它也彻底摧毀了父亲在孩子心中应有的地位，因此她接着说：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做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参张爱玲：《私语》。而对母亲，张爱玲的回忆是：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参张爱玲：《私语》。母亲没有参加过具体的育儿活动，张爱玲从一出生就由女佣带大，两岁左右的她“脾气很坏”，不耐烦时抓得女佣“满脸血痕”，显示了她缺乏母爱及与女佣间不融洽的关系。母亲从英国回来时，是张爱玲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姑姑每天练习钢琴……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参张爱玲：《谈音乐》。她又说：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参张爱玲：《私语》。但是不久后，幸福的生活便被破坏了。“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参张爱玲：《私语》。张子静则说：“不久我父亲又开始吸鸦片，我母亲闹着要离婚。闹了好久，我父亲终于同意了。从复合到离婚，前后不到两年。我姑姑看不惯我父亲的堕落，在我父母离婚后也搬了出去。我们这个家，回复到天津时期，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参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时报文化出版。
离婚后的张廷重在一九三四年再娶曾做过袁世凯内阁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孙用蕃是姨太太所生，为了在众多兄弟姐妹中争宠，养成了精明干练而强出头的个性，她嫁给张廷重时，已三十六岁，其父孙宝琦也已过世四年了。据张子静说：“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老小姐早已有阿芙蓉癖，因此蹉跎青春，难以和权贵子弟结亲，只是婚前我父亲并不知道她有‘同榻之好’。”参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时报文化出版。
对于父亲的再婚，张爱玲的感受相当激烈，她在《私语》一文中说：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这时寄宿在圣玛丽亚女校的张爱玲，很少回父亲和继母的家。偶尔回去，看到和自己处境完全一样，但却无处可逃的弟弟，受到虐待，她会同情地哭了起来。遭到继母嘲笑而无处诉说时，她在镜子中面对自己哭泣的脸，咬着牙发誓“有一天我要复仇”。虽是如此，她仍旧无法逃出继母的阴影，她在《童言无忌》中说：“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因此当时张爱玲在老师汪宏声的眼里，是“瘦骨嶙峋”，“不烫发”，“衣饰也并不入时”，坐在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表情颇为板滞”。老师当着全班朗读表扬她的作文，她也仍无表情。平常“十分沉默”，“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她是出名的欠交课卷的学生，教师问起时，她的口头禅是“我忘了”。上课不听讲，总不停地在纸上画着，仿佛在记笔记，其实在画速写。但考试成绩总是A或甲，文才颇高，这在教师眼中，也是很有名的。
然后就在张爱玲高中毕业时，“八一三”日军攻击上海闸北，为时三个月的上海抗战开始了。张爱玲以家靠近苏州河，激烈的枪声睡不着觉为口实，跑到临时回国的母亲的公寓住了两星期。而继母则以她不知情，张爱玲眼中根本没有她为由，打了张爱玲一巴掌。当张爱玲本能地还手时，不料却引来父亲的一阵毒打，并被软禁起来。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参张爱玲：《私语》。她在被监禁中度过原本该是青春灿烂的十七岁生日，“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参张爱玲：《私语》。直到阴历年的一个隆冬的晚上，终于可以下床走路的她，趁着看守交接的空当，从大门逃了出去。当时的心情是雀跃的，她说：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参张爱玲：《私语》。逃到母亲家的张爱玲，在面对日常生活的琐事，她可说是有如白痴，于是母亲教她煮饭、洗涤，从走路姿势、微笑的方法，到看人的眼色，她都得从头来过，这对她而言岂只是艰难，更令她逐渐失去了精神的平衡。而母亲此时的经济能力有限，在无力承担她和弟弟的教育费之下，母亲让随后逃出的弟弟再返回父亲家。同时母亲要她选择，要么早早嫁人，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若要继续读书，那就没有余钱兼顾打扮，花样年华的张爱玲选择了后者。对从小就常常“缺席”的母亲，张爱玲“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的，但是和母亲一起生活后：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毀了我的爱。参张爱玲：《童言无忌》。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参张爱玲：《私语》。她再度感到无家可归。
不久她离开上海到香港大学求学，而母亲也偕同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口。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沦陷，其男友死于炮火，张爱玲的母亲逃难到印度，曾做过尼赫鲁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至一九六四年去世，共做了十七年的印度总理。两个姐姐的秘书。而在香港沦陷后不久，张爱玲回到上海，她和母亲失去联系，她与姑姑同住。
此时姑姑刚在年初被英商怡和洋行裁员，到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上海大光明戏院做翻译工作。她无力负担张爱玲再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完最后半年的学费。于是张爱玲因学费问题而回到逃离四年多的父亲的家和父亲商谈。但这一次父女相见，却成为他们最后真正的诀别。张子静说：“那是姐姐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见过面。”参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时报文化出版。
后来母亲曾在难挨的困境中回到上海，那是张爱玲已经成名后，但又被上海小报攻讦为“文化汉奸”的一九四六年，当时张爱玲不仅丧失了发表文章的机会，更遭受丈夫胡兰成因汉奸逃难又外遇的精神创伤。在如此双重的打击下，张爱玲对母亲的艰难处境，想必有着感同身受的谅解。
据张子静的回忆说：“我母亲回国那天，我表哥陪我姑姑及我姐姐去码头接船。表哥看到我母亲走下船，戴着墨镜，很瘦，形容憔悴。我姑姑在一旁说：‘哎唷，好惨！瘦得唷！’我姐姐在一旁不作声，只是眼眶红了。”参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时报文化出版。
但一九四八年，母亲再次离开中国，临走时带走了张爱玲的一张照片，从此直到一九五七年她孤独地在英国病逝，她没有再回到中国，当然也没有任何机会再和张爱玲见面。而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准，七月持港大证明从广州坐火车经深圳赴香港，以继续完成学业为由离开大陆。次年张爱玲的父亲在上海因肺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张爱玲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港赴美，从此到一九九五年中秋节前在美国洛杉矶去世，四十余年间，她再没有见过那“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的上海月亮。张爱玲不幸的童年，却成了她创作上的大幸。因为童年的“缺失性”经验所引起异常认知和想像力的活跃，都转化成为她创作力的泉源。童年的经验对她而言是刻骨铭心的，虽然因为成长和生活的变化已经“自组织”和“再创造”过，在记忆和回忆之间更有着遗忘的筛选。但在相关的情感、心境为中介之下，在偶然机遇的触发下，它就直接地进入作家的笔下。这正如作家巴金在谈到他写《家》时的情形，他说：“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遭摧残，以致于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而同时又充满憎恨和诅咒。”
巴金只是目睹，对张爱玲而言却是切肤之痛，因此当她发而为文时，那就不仅是诅咒而已，简直是鞭笞。鞭笞这个被封建主义的腐朽和现代文明两相冲击而颠覆了的家族。
在这没落的贵族中，论者梁鸿指出，“祖”虽有时仍能显示其权威，但实质上已经“缺席”。张爱玲晚年在《对照记》中，虽然花很多篇幅去回忆她的祖父母，但她却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祖父、祖母甚至李鸿章带给张爱玲的，只是贵族的血液而已，虽然这种身分是她需要的，但跟随而来的却是更多“最后贵族”的腐烂窒息的气味。在张爱玲的《花凋》、《茉莉香片》中祖父祖母处于缺席位置；在《金锁记》、《倾城之恋》中的老太太，虽仍掌握着代表权力的钥匙，但父辈和孙辈在她们面前貌似尊重，背后却各行其是。何以如此，只因这没落的旧式大家庭都是逃往租界避难的，它意味着某种断裂和接受。断裂的是他们将失去了祠堂、宗庙，他们没有了祖先的象征，也就失去了使他们气定神闲、骄傲自大的依靠；而接受的是中西文化交融最快、最繁荣，各种新生事物最多的十里洋场，他们被完全地隐在历史的背后，遭受着被遗弃的痛苦。学者宋家宏认为《茉莉香片》是张爱玲小说中“自叙传”色彩最为浓厚的一篇。尽管有论者指出其主人公聂传庆是张爱玲柔弱的弟弟张子静，但就如张爱玲一贯的拼贴做法，其间更有着她自身的投影。这篇小说可以看做是张爱玲主体心灵的告白。
故事开头聂家是已衰颓的旧式家庭，除了一些死钱外，就只剩下了黑沉沉的荒凉，传庆自幼生长在这荒凉的气氛中。他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还可以关起门来耍威风，是因为还有些臭钱。当他还在十二三岁那个渐醒人世的年龄时，他就盼望将来以“钱”来弥补自己的渺小。他要取代父亲，他在废弃支票上练习签着“聂传庆”的名字，也因此触动了父亲暗藏的恐惧，他挨了父亲的耳光。父子间的敌意已昭然若揭，但他还得无可奈何地萎缩在父亲的高压下生活。
他渐渐醒悟，等他可以取代父亲，拥有他的天下时，他可能已被作贱得不像人了。于是他在寻找着一切可能的逃离方式，然而他无法逃离。为了生存与学业，他还得终日忍受着羞辱与奚落，胆颤心惊地在父母治下讨生活。每日向他的父亲与继母请安，为他们烧烟泡。更为可悲的是“他发现他有些地方酷肖他父亲，不但面部轮廓与五官四肢，连步行的姿态种种小动作都像。他深恶痛疾那存在于他自身内的聂介臣。他有方法可以躲避他父亲，但是他自己是永远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的”。逃不了，他已经像绣在屏风上的一只鸟，打死了也不能飞下屏风去。
从零星的传闻和推测中，他得知，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有脱逃的希望。他的母亲当时若是嫁给了言子夜教授，他就有可能是言子夜的儿子——一个积极、进取、勇敢而有思想的人，一个幸福的人。言子夜成为他畸形倾慕的对象，成为一个完美的化身。
但言子夜的一声断喝，击碎了他的梦，也摧毀了他的精神家园。“他父亲骂他为‘猪，狗’，再骂得厉言些也不打紧，因为他根本看不起他父亲。可是言子夜轻轻的一句话就使他痛心疾首，死也不能忘记。”于是他恨那个健康、活泼、充满青春朝气的言子夜的女儿言丹朱。他疯狂地认为言丹朱是夺去自己“真正父亲”的敌人，他咬牙切齿地喊叫道：“告诉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
“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挟住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就将她的头拼命地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腔子里去。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传庆将倒在地上的丹朱弃之山中，回家去了。他倒在床上，“脸上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身上也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但小说的结尾是“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逃不开”，成了他毕生的宿命！《茉莉香片》写聂传庆四岁时母亲去世，无独有偶的，张爱玲也是在四岁时被母亲拋下。“四岁”成为她童年经验中一道深刻的伤痕。小说中聂传庆对早已死去的母亲没有常人的温情与诗意的情愫，代之的是责备与憎恨，虽然他明知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而这也正是张爱玲对母亲的复杂情绪。
“寻找父亲”既是聂传庆的主题，也是张爱玲的主题。她厌恶和鄙视在鸦片和姨太太中消耗生命的父亲，必然产生对理想父亲——言子夜的幻想：他略为瘦削，身着一件灰色绸袍，具有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那松垂的衣褶，显出他身材的秀拔。她认为“大部分的男子的美，是要到三十岁以后才更为显著，言子夜就是一个例子”。而学者黄康显、邵迎建都认为，言子夜就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求学的老师许地山教授的化身。
在《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无法选择环境，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他的生命来自一次偶然，但他却要为这种偶然承担永久的责任。因此小说写道：“她（传庆的母亲）死了，可是还有传庆呢？凭什么传庆要受这罪？碧落嫁到聂家来，至少是清醒的牺牲。传庆生在聂家，可是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
张爱玲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对亲子关系做了深刻的否定。因为她本人即是残忍之父手下的牺牲品，当她被幽禁半年，而父亲居然不管她的死活时，她“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院子里埋了。”参张爱玲：《私语》。她无疑是最能认清父亲本质的人。
因此学者林幸谦在论及张爱玲笔下男性形象的处理模式时，他归纳为三种：
第一，采取“杀父书写”，直接把男性家长父亲从文本中排除，构成男性家长缺席的“无父文本”。诸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家和葛家、《沉香屑——第二炉香》的蜜秋儿家、《倾城之恋》的白家、《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佟家、《小艾》的席家、《相见欢》的荀家、《留情》的杨家、《心经》的段家、《金锁记》的姜家、《怨女》的姚家、《半生缘》的顾家、《秧歌》的谭家和周家等传统男性家长都一一缺席。
第二，把男性家长父亲写进文本，但由始至终却都置之于“去势者”的角色，成为女作家笔下白色笔墨的被观凝群众，形成“去势模拟”的透视镜。诸如：《金锁记》里的姜二爷、《桂花蒸阿小悲秋》里阿小的男人、《沉香屑——第二炉香》里蜜秋儿的先生、《花凋》里的郑先生和《怨女》中的姚二爷等人。
第三，对于一些较为正面的男性人物，即那些在文本中以正面形象出现的男性角色，最终却在叙述中以去势模拟的手法处理，加以讽嘲、贬压和丑化。诸如：《沉香屑——第二炉香》的罗杰安白登教授和《创世纪》的毛耀球等等。
至于母亲的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可分为两类：一是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和统治欲；一是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和《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只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人。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随着每个人的思想滚动而滚动，她们无所适从，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周围的每一个人。而相对于另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压抑着爱、情欲，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幸福。学者曹书文认为七巧在某种意义上是曹、姜两个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姜家以牺牲家族名誉来换取健康的媳妇，而哥哥曹大年则以牺牲曹七巧的青春为条件，得到了地位的满足和经济上的补偿。而曹、姜两个家族的大大小小所组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驱使七巧渐渐对正常的人性、人情丧失了最后的信心，她由常态发展为变态，由“被人食”而成为“食人者”。
曾经充满青春活力的七巧，被卖断嫁给姜家一位丧失性功能的男人，她不但在丈夫身上得不到情爱的生命体验，反而要日夜照顾他。但由于道德舆论的束缚，她只能将这种正常的人性欲求狠狠地压抑下来，她愈压抑就愈渴望得到满足，于是她向小叔姜季泽挑逗，但姜季泽的欲迎还拒留给她难以磨灭的感情创痛，最后她只能在爱恨交织中打发残余的人生。
她以变态、扭曲的方式来求得感情的宣泄和心理平衡，她千方百计地折磨死儿子的两个媳妇，无非都是要从情感上、肉体上占有自己的儿子，但“伦理道德”的禁忌又使其只能用深夜扣住儿子，以探测隐私的方式来折磨媳妇，进而满足自己畸形的情欲，演化成为人性、人情变态的极致。因此曹七巧的悲剧，既是家族制度的悲剧，又是生存和人性的悲剧。尤其是在她有幸取得了经济大权时，她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她成为“父”的代言人。张爱玲在一九七一年接受水晶先生的访问时，曾称“《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而张子静则更明确地指出，《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他说：“在那之前很多年指《金锁记》发表前。，我姐姐和我就已卷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白’、‘长安’打过照面。”张子静说他见到他和张爱玲所称的“三妈妈”，“穿着一件深色的宽袖旗袍，很像是和尚穿的法袍或道士穿的道袍。相衬着这身衣服的则是她瘦削清癯的面容；脸上一片苍白，一点血色也没有。我如今还记得，当时远远看去，仿佛看到一个幽灵来到了人间。”
而这情景变成《金锁记》的曹七巧，则是“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官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地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真是何其相似。至于《花凋》，据张子静说是以舅舅黄定柱一家为蓝本的，女主角郑川嫦的悲惨遭遇活脱是张爱玲的三表姐黄家漪，也因此当舅舅看了《花凋》后，大发脾气。因为文中对他的批判毫不留情：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他的夫人一肚子的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
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几位姑娘虽然是在锦绣丛中长大的，其实跟捡煤核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因此父母给川嫦介绍了在奥地利留过学的章医生，然而好不容易进行到缔结婚约的阶段时，川嫦却得了肺病，婚约告吹了。
川嫦的病，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被囚禁生病的情景，川嫦的父亲不想拿出费用给重病的川嫦治病，而是利用人情，多方算计想让章医生出药费，川嫦绝望了，她不断地对自己说着：“总之，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的世界，她是个拖累。”这时痛苦的自我意识缠绕着她，“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于是她只求一死，她想买安眠药自杀，张爱玲这样描述：她叫李妈背她下楼去，给她雇了一部黄包车。她爬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她身边带着五十块钱，打算买一瓶安眠药，再到旅馆开个房间住一宿。多时没出来过，她没想到生活程度涨到这样。五十块钱买不了安眠药，况且她又没有医生的证书。她茫然坐着黄包车兜了个圈子，在西菜馆吃了一顿饭，在电影院里坐了两个镜头。她要重新看看上海。这里面有着张爱玲的切肤之痛。三个星期后，川嫦死了，那是一九四二年，两年后《花凋》发表在《杂志》第十二卷第六期刊登在《杂志》一九四四年三月号。。《花凋》中川嫦有着张爱玲的部分投影，但不同的是川嫦最后死于肺病，而张爱玲却从父亲家死里逃生地“逃”了出来，并成为作家，然后用文字来批判她的父亲甚至整个家族。张爱玲对父亲有着深深的恐惧，这恐惧我们可从《金锁记》中长安担心男友世舫和她母亲曹七巧（此时已是“父”的代言人了）的见面中看出，“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于是她“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知道她会懊悔的，她知道她会懊悔的……”
而在《茉莉香片》中，传庆（亦可说是张爱玲）时时想学好国文取得言老师的欢心，可是面对言老师，他只是慌乱和痛苦；回到家中，他只想避着楼梯走，躲过父亲和后母的眼睛。在《多少恨》中，“家茵听到这里，突然调过身来望着她父亲，她头上那盏灯拉得很低，那荷叶边的白瓷灯罩如同一朵淡黄色的大花，簪在她头发上，深深的阴影在她脸上无情地刻划着，她像一位早衰的热带女人一般，显得异常憔悴。”
可见这种恐惧和父权的压力，对张爱玲而言不仅仅是肉体的戕害，也造成她精神上的惊慌不安。因此早在她被父亲囚禁逃出后不久，她就把这经过写成英文，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
Post）去发表，那是刊登于一九三八年的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一文。据张子静说，父亲看到了姐姐的这篇控诉，大动肝火，但也无可奈何！而当张爱玲成为当红作家后，她又把这件事细说一遍，这便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刊登于《天地》月刊第十期的《私语》一文。
张爱玲以文字还击她的父亲，置其于难堪之境。从此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对其父亲的不满和痛恨。因此我们在《金锁记》看到那个患了“软骨症”的姜二爷，除了作为一个称谓、一张遗照外，始终不曾在本文中显身。学者邵迎建认为“这块丧失行动机能，仅残存着繁殖功能的‘没有生命的肉体’，隐喻着政治上被去势的清朝遗臣姜家——在政治舞台上失去权力，依靠权力所获得的遗产金钱苟延残喘，如同一堆没有骨头正在腐烂的肉”。
张爱玲的鞭笞可谓正中要害，道道血痕。在那“最后的贵族”中，由于“祖”的缺席，父权又不可逆转地衰落，母亲要不然失去面目，要不然成为“疯女人”——父权的代言人，而生活在这充满鸦片的浓香、空洞而昏暗的“大宅门”中的儿女们，有的似疯非疯地苟活着，更多的在徒劳地逃避，他们一无出路，只有“一级一级走向，那没有光的所在”，“苍凉”成为张爱玲小说的主题。
第二幕几番风雨海上花
她再度“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
这次再也没有回头了！
她挥别心系的上海，挥别亲人，更挥别了爱情，
让它此情可待，让它一切成惘然。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书中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她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她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她那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意味着和平与安全的到来，但是这种感受却并不属于张爱玲。她甚至在早几个月前发表于《天地》月刊第十九期的《我看苏青》一文中，就预感到：“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同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由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她和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名其上，书中列数她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指责她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等，更为严重的指责是说她出席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我们知道张爱玲在走红的两年间，作品主要发表于《新中国报》系统的《杂志》月刊、《新中国报》副刊“学艺”、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半月刊、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新东方》月刊及由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等九大刊物中。
其中除了《紫罗兰》及《万象》外，几乎都是与日伪有染的文学期刊《杂志》后来被证明是中共地下党奉命打入日伪集团者所主持或主编的。，其中《新东方》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张爱玲投稿该刊可说是胡兰成牵的线，而《苦竹》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因此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就说：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于文学而在于为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张爱玲曾明确表示“出名要早”，为了出名应当“趁热打铁”。论者指出，这“热”应当是指创作冲动，而非简单地以名利的追求而视之。在创作冲动沛然莫之能御时，正如友人龚之方所言：“张爱玲非但是写小说的好手，而且是一名快手，作品连续诞生，刊登在各种报刊上，其时上海报刊的背景十分复杂，有的是受国民党什么派的津贴办的，甚至有的与汪伪有干系的，张爱玲没有政治头脑，因此对发表园地也不去考虑是否合适。”面对指责她将作品发表于汉奸主办的刊物上，张爱玲并没有任何的反驳，因为在当时除此之外，已别无发表园地了，她要使自己的作品在短时间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不得不有所依附，但她笔端却没有写过半个歌功颂德的文字，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时张爱玲的好友女作家苏青对此曾加以辩驳，亦可视为她的辩驳。苏青说：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恰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伕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无愧怍。后来苏青更在长篇小说《续结婚十年》的扉页题词上写着：“衣沾何足惜，但使愿无违。”更有强力辩解的意味。面对此问题，晚近的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看法，无疑是较中肯的，他说：“当然我们倾心赞赏大义凛然、抗战不屈的那些作家如李健吾、夏丏尊等，但是对于那些缺乏反抗勇气的人，笔者不忍概以汉奸指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毕竟是少数仁人豪杰的事情，不能用来衡量普通人。”参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中、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如果说某些风言风语张爱玲还能保持沉默的话，对于指责她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借以证实她的“文化汉奸”的身分时，她就不得不开口了。一九四六年底她借《传奇增订本》的发行，她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自己做了辩白，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我们知道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策划召开了三次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用意是想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实施干预和渗透，企图将中国文学拖入“大东亚战争”里。
据学者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指出，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召开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至十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参加的代表来自蒙古（三名）、满洲（七名）、中国沦陷区和日本（包括台湾、朝鲜等日本占领区）。日本方面原本期望周作人、俞平伯、张资平、陶晶孙、叶灵凤、高明等名人能够参加，但实际与会的都是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如华东的丁丁（丁雨林）、周毓英、龚持平、柳雨生（柳存仁）、周化人、潘序祖（予且）、许锡庆，以及日本顾问草野心平，华北的钱稻孙、沈启无、尤炳圻、张我军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顾问片冈铁兵，满洲国的古丁、爵青、小松、吴瑛，台湾的龚瑛宗、张文环等。
而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则是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也是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沦陷区、满洲、蒙古的代表共二十六人，除参加过第一次大会的古丁、柳雨生、沈启无、张我军外，还有田兵、吴郎、周越然、邱韵铎、陶元德、鲁风、关露、陈寥士、陈学稼、章克标、谢希平、陈绵、徐白林、柳龙光、王承琰、包崇新、方纪生、蒋崇义及台湾代表杨云萍、周金波等人，而日本的代表则有百余名。
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南京召开。据学者王向远的资料，日本派出的代表有：长与善郎、土屋久泰、高田真治、丰岛与志雄、北条秀司、火野苇平、芳贺檀、户川贞雄、阿部知二、高见顺、奥野信太郎、百田宗治、土屋文明等十四名。中方参加人数则高达四十六名，其中“满洲国”代表有古丁、爵青、田鲁、疑迟、石军、小松，还有加入了“满洲国”的日本人山田清三郎、竹内政一，共八名；华北代表有钱稻孙、柳龙光、赵荫棠、杨丙辰、山丁、王介人、辛嘉、梅娘、雷妍、萧艾、林榕、侯少君等，共二十一名，周作人因“高血压”而不能出席。华中代表有陶晶孙、柳雨生、张若谷等二十五名，其中有不少并非“文学者”，而是汪伪政权中的官僚政客。
列席会议的还有当时在南京的日本美术史家土方定一、诗人池田克己、作家武田泰纯和佐藤俊子，以及在中国开设书店的内山完造等人。张爱玲实未参加，因此她不甘心被抹黑，其实当时许多日伪的高官如宇垣一成大将及汪伪的熊剑东，都想借胡兰成的引荐而得识名噪一时的张爱玲，但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尽管如此，当时的社会舆论却大有置她于死地而后快的用意，她和汉奸胡兰成的相识同居，一时间成为公众谩骂的焦点。我们知道胡兰成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由广西仓惶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进入汪精卫系的《中华日报》，后为汪精卫所赏识，当上了主笔。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从此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是为“孤岛时期”，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是为“沦陷时期”。，胡兰成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汪系报纸，负责人为汪的亲信林柏生。当编辑。据同为汪伪政权的人马，后来干到司法行政部长、安徽省长的罗君强在《伪廷幽影录》一书中的回忆说：
“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回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南华日报》。后，胡兰成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陈璧君为汪精卫之妻。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精卫也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在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
“由于胡兰成是非广东籍胡兰成为浙江省嵊县人。，广东会馆式的宣传部宣传部部长林柏生为广东省信宜县人。容不了他，他终于和林柏生闹翻了，林把他的职务架空，他遂另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管理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勾结。胡兰成大肆批判汪伪政府的无能，特别攻击林柏生的宣传部，并写成书面交给池田。池田把这份东西私下拿给宣传部司长黄菩生看，问他真假如何。黄竟向林柏生告密，林即哭诉于汪精卫，汪大怒，命林处理。林柏生竟命自己搞的那个特务组织‘政治局’，把胡兰成秘密押起来。
“我和胡的小同乡樊仲云闻讯，认为林做的太过火了，就约同苏成德三人联名致函汪精卫（苏为该政治局局长，故特意将他拉入），略谓胡兰成身为中委，如有过失可与批评，责令反省悔过，不宜遽以非常手段对付，这样将使大家灰心。周佛海、陈公博也说不必因胡的问题而兴起文字狱。
“汪精卫与林柏生无法僵持，由胡兰成写了一悔过书了事。胡兰成被释后投奔李士群李士群是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李约他任特务报纸《国民新闻》的副社长兼总主笔，胡又秉承李的意旨诋诽周佛海的财经措施周佛海为汪伪之元勋，时任财政部长，他与胡兰成早有芥蒂。。一九四三年九月李士群死后李士群之死是在与周佛海、罗君强、熊剑东、丁默等人狗咬狗的争夺中被鸩杀的。，胡兰成再向我接近，我仍假以辞色，并与资助。”而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蒋晓光、林达祖、沈立行的《李士群与国民新闻》中提到，《国民新闻》初期主要人事为：社长李士群、副社长胡兰成，下设：
（一） 总管理处——主任：黄敬斋。秘书：许伯坚。机要科主任：杨绍志。
（二）编辑部——总编辑：黄敬斋（兼）。编辑主任：朱永康、葛的夫。编辑：吉兆征、沈鸿逵、朱鸿柏、芮信容、李祖德、吴保中。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蒋晓光。记者：龚虎、龚叔贤、李大然、王醒魂。
（三） 主笔部——总主笔：胡兰成（兼）。主笔：鞠仲池、王伟民、蒋果儒、钱国城。资料室主任：鞠仲池（兼）。
（四）经理部——总经理：郑良斌。经理：先后有宗景泽、薛志英。营业科主任：先后有孙立行、武福奎。会计科主任：先后有查涤生、金志让。工务科主任：先后有薛志英、何鹏飞。总务科主任：先后有苏峰、宗景泽、杜立基。稽核：余道三。
《国民新闻》在李、胡带领下，发行数量从一万五千份增至两万份，读者也不仅限于上海，南京、苏、浙、皖、鄂及华北各省、市、县均有分销处，它成为汪伪《中华日报》的劲敌。
一九四三年初春，李士群就任伪江苏省省长，一向恃才傲物的胡兰成又与周佛海及其左右罗君强、熊剑东密商夺权大计。李士群获悉内情，很快就从苏州赶回上海，在报社内与胡兰成激烈争吵，最后李士群怒不可遏地对胡兰成说：“你如识相离开《国民新闻》，我可以发给你们一些遣散费，否则……嗯……”胡兰成知道李士群说得出，也就做得到，因此他离开《国民新闻》，而李士群却在几个月后被毒死幕后主使者有戴笠、周佛海等人。。
正当胡兰成陷入窘境时，他在日本新闻界的好友当时已转至大使馆为一等书记官的清水董三与池田笃纪，正奉命举办“日中恳谈会”，他们邀胡兰成出席。胡兰成在会上做出预言：“按我的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必败，汪先生的政权也无法存在。如要挽救，除非日本断然在华撤兵，实行昭和维新……”
这即是题为《日本应实施昭和维新》的文章，后来由池田译成日文，刊出后深得日皇昭和欢心，首相近卫文麿尤为嘉许，胡兰成在日本新闻界可说出足了风头。然而他却惹恼了汪精卫，汪认为胡兰成背叛了他，下令立即扣押，将胡兰成关进政治局牢房。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闻讯之下，忙向池田求救。池田偕同清水多方奔走营救，由日本大使与军方联手向汪伪施压，才救出胡兰成。而就在此时，胡兰成在南京看到苏青寄来的《天地》月刊，看到张爱玲发表在第二期胡兰成误记为创刊号。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当为第四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
照片一九四四年一月份出版的《天地》除登有张爱玲的散文《道路以目》外，卷首有张氏照片。。
……我向苏青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参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另据胡兰成后来记述“二月一日，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并要了张爱玲的地址”来推算，胡、张两人初相见当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因为在这之前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胡兰成被关押于南京伪政府的牢房中，长达四十八天。因此有论者指为一九四三年冬，是不正确的。
胡、张两人相见后，很快就成为恋人。就张爱玲而言，她的社会生活面十分狭窄，这是她的初恋，也是她一生中唯一充满真情和激情的爱恋。（虽然十二年后她有过第二次婚姻，她嫁给六十五岁的美国作家赖雅，更多考虑的是在美国立足的生存需求。）而就胡兰成来说，他在汪伪政权中打滚多时，人生阅历丰富，他已结过三次婚：分别是原配妻子唐玉凤，她嫁胡七年后病殁；而在广西教书所娶的全慧文也早遭其遗弃；目前的妻子英娣则住在上海。
张爱玲最可骄人的是她的聪明，而胡兰成恰恰是个聪明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悟性极高的人，他不仅懂得张爱玲，更能将她的意思引伸发挥，因此他的欣赏赞美在张爱玲感觉上就格外地熨帖。这也是张爱玲所说的：“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板底也会响。”也因此他们的感情进展神速，我们看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张爱玲发表在《杂志》月刊中的《爱》，那距他们相识才两个月。这篇小品是张爱玲从胡兰成口中听来的，故事中的女孩就是胡的岳母。张爱玲这样写着：“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这又何尝不是她自身的写照。于是在半年后，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英娣提出离婚，随后胡兰成与张爱玲私下成婚。对此胡兰成的解释是：“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婚书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为定。”“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么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参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这期间的胡兰成，据罗君强的《伪廷幽影录》说：“胡曾受池田支持，主编谋略性刊物——《苦竹》月刊。以后应日本人之聘，在汉口任华文《大楚报》社长，得到日本驻武汉‘吕’部队参谋人员的同意，发表拥蒋媾和、日军撤退的谋略文章。并公开讲演，从事鼓吹，使陈公博、周佛海为之头痛其时汪精卫已死，汪氏死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胡兰成创办《苦竹》，张爱玲为了“帮夫”，除了写文章外，还拉了好友炎樱来助阵（杂志的封面就出自炎樱之手），但是炎樱的英文文章都得张爱玲翻译，于是在《苦竹》中，张爱玲是又写又译，写的有《谈音乐》、《自己的文章》原刊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的《新东方》月刊，今重刊。《桂花蒸阿小悲秋》，译的有《死歌》、《生命的颜色》（均为炎樱的作品）。学者余斌甚至还指出，张爱玲把《桂花蒸阿小悲秋》、《谈音乐》这些她小说、散文中上乘之作，留给《苦竹》，而长期刊登她作品的《杂志》月刊，却只获得一篇无甚精彩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可见得远近亲疏之不同。
一九四四年秋胡兰成赴武汉沦陷区接手《大楚报》，任社长。同时他还带去两位来自北京沦陷区的活跃分子沈启无和关永吉（张岛），分别任副社长和总编辑。前者原为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原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一九四四年三月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后，被逐出师门，也被排挤出文化界。后者原为日伪《中国公论》的编辑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春因公开发表反日言论被当局注意而逃离北京。
胡兰成性格有其多面性，他这时眼见日本战败似已不可逆转，他打算做一个现代孙权，而武汉据天下之中，足可左右逢源。如果日本人不败，他依靠日本人，足可与重庆、汪伪两方抗衡，三分天下。如日本人战败，重庆能赦免他汉奸罪，他就倒向重庆；否则就打个烂仗，也说不定能死里求生。
因此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又在南京办了以政治为主的《大公周刊》，陶菊隐的《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中有记述：该刊的文章“反对列强在华作战……提出日军撤出中国……还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这个刊物问世以后，在上海设有办事处，销路特好，一再加印，亦可见当时‘反战’情绪高涨”。但是传记作家胡辛对此不以为然并批评道：“《大公》既反战又分明亲日；想八面讨好；多重人格。”胡兰成在婚后一两个月，就到汉口办《大楚报》，随即移情别恋，与汉阳医院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恋上了。他在办报早出晚归之余，第一桩事就是看小周，与小周在潮湿的江边沙滩上散步，每一脚都印出水来，他又急切地要她做学生、做女儿、做妹妹，很快要她做老婆！他也不隐瞒张爱玲的事，好像他要这个人或那个人做他老婆，都一律的理直气壮。
抗战胜利时胡兰成被迫与小周分手，当时他曾对她做了如下的表白：“我与你相聚只有九个月，但好像从天地开辟时起已有我们两人，不但今世，前世已经相识了。”这犹如他对张爱玲所说的话语一般，是多情是无情，恐怕也只有胡兰成心中自分明了。
而在此时胡兰成从武汉经南京逃往浙江，路过上海时，曾在张爱玲处住一宿后匆匆而别，还对张爱玲发了一顿现在难以确知缘由的怒火。而在杭州乡下斯家避难时，他与曾为斯家姨太太而今守寡多年、大他一岁的范秀美发生恋情，范秀美一路护送他到温州，让他住在自己的娘家，此时他与范秀美已经做了夫妻，虽然胡兰成承认，此举“不是没有利用之意”，但又狡辩说：“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忠实与机智为一。”
而此时身在上海的张爱玲根本不知情，她对胡兰成只有牵挂和思念。于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她几经周转，千里迢迢地来到温州。她的突然造访，胡兰成在自己的回忆中说是“不喜”，于是她被生气的胡兰成安排在旅馆栖身。虽然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记述他和张爱玲在温州彼此相悦的亲密情形，但他又这样写着：“我与爱玲结婚已两年，现在亦仍像刚做了三朝，新郎与新娘只合整日闺房相守，无事可为，却亲热里尚有些生分，自然如同宾客相待。”显然此时两人在心理上已有了隔膜。张爱玲此次前来，原本心里忧虑的是他和小周的恋情（小周的事是胡兰成讲给她听的，胡曾一度想纳小周为妾，一九四五年三月胡从武汉回上海时，曾就此事和她商量，当时张爱玲虽然没说什么，但顿时变得满面愁怨），但她不知也万万没想到眼前还有一个范秀美。直到有一天清晨，张爱玲同胡兰成在旅馆里说话，胡觉腹痛，却未吭声，后范秀美来到，胡一见就向她诉说身上不舒服。张爱玲当下满心都是惆怅酸楚，因为胡显然把她当成局外人。
她为范秀美画像，画到一半，好好的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胡一直催促着她。范走后张爱玲对胡兰成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愈来愈像你，心里好一阵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张爱玲原本怀着满腔的痴情，她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但眼前的情况，却令她受到意想不到的伤害，也难怪她无法再握住那画笔了。
但以张爱玲的敏慧，她不难看出胡兰成对范、周两人用情的深浅。前者青春已过（比胡大一岁，又是守寡多年），胡只是借她聊避一时（胡当时是被搜捕的汉奸）；对后者却有更多的喜爱，对她的体贴照顾，还更在张爱玲之上。因为当胡从报上得知小周因他在武汉被捕时，他甚至声称要赶去自首，以便救她。
胡张此次见面，张爱玲在忍无可忍下，要他在自己和小周之间做出选择，胡搪塞道：“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但是张爱玲这次不接受他这套玄远之论，她只说道：“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张爱玲并且头一回做这样的责问：“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虽是责问，却是情急之言。张爱玲此时已顾不得素日的矜持，甚至连强自镇静也做不到，直如溺水者在没顶前方寸全乱的奋力挣扎。胡兰成果然不应，只含糊说世景荒荒，与小周未必有相见的一日，不说也罢。
张爱玲冷眼观世，她在她的小说中将世间男女之情的华丽外衣尽皆剥去，还其本来的雾散凄凉；但她绝没想到，也不肯相信这种事竟应在她自己的身上。昔日当她得知胡与小周有染，她隐忍不言，已是退了一大步；如今她千里寻夫，总以为可以要回一份完整的感情。但她得到的却是如此的答复，于是她怀着极大的惨伤对胡兰成说：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二十多天后，她离开温州，那是个雨天，当她抵达上海后，她给胡寄了一封信，说道：“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立涕泣久之。”
温州一别后，张爱玲还是给胡兰成寄了钱，甚至给胡兰成的友人带回外国香烟和安全剃刀片，她心疼他在乡下，在信中提起王宝钏，说破窑里过的日子亦如宝石的川流。然而就在此时，胡兰成却正在写他和小周的罗曼史——《武汉记》。
八个月后胡兰成途经上海，在张爱玲那里过了一晚，两人从一见面起就不很融洽，胡兰成有点借上次张爱玲去温州之事而生气，当晚他又把范秀美之事向张爱玲据实以告，张顿时说不出话来。胡又问张可曾看了《武汉记》的稿本，张回答说：“看不下去。”胡兰成却因为张爱玲的嫉妒而发火了，他在她的手背上打了一下，她吃了一惊，骇怒道：“啊！”此时此刻，两人的感情已是千疮百孔，难以为继了。当晚他们分房而睡。
第二天天还未亮时，胡兰成来到张爱玲的房中，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吻她，她从被窝里伸手抱住他，忽然泪流满面，只叫了一声：“兰成！”便再没有别的话了。当天中午，胡兰成离开上海，乘船前去温州，他也许想不到，这竟会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别了。对于这段感情，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可说是洋洋自得、夸夸其谈。相对于胡兰成的喋喋不休，张爱玲对于自己的感情始终未发一言。但学者陈辉扬、万燕指出，不管《十八春》或是后来据此而改写的《半生缘》，都是张爱玲与胡兰成恋情投影的寄存处。从《十八春》的创作时间（张与胡正式分手的三年后），经十余载修改的费心，都隐含着她的感情残影，尤其像她那样不喜欢被人关注隐私的个性，她是不会直接承认或表现她的感情得失的。
张爱玲似乎是把自己的灵魂借《半生缘》中假想的会面和回忆做最后一次的道别，从此永不再回头了。她仿佛还记得多少年前那个夜晚，胡兰成最后一次吻她，而她面对着无法挽回的事实，惟有泪流满面，哽咽中却叫得一声“兰成”！不是缠绵悱恻，而是清坚决绝。因此她在改写的《半生缘》中，又添加了一笔：两人此指小说中的世钧和曼桢。是这么站着，对看着。也许她也要他吻她。但是吻了又怎么样？前几天想来想去还是不去找她，现在不也还是一样的情形？所谓“铁打的事实”，就像“铁案如山”。他眼睛里一阵刺痛，是有眼泪，喉咙也堵住了。他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看。她的嘴唇在颤抖。学者金宏达在《论十八春》中指出：“《十八春》中这种为张爱玲创作中少有的美好而明净的恋爱描写，也许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了解命运是在以何种力量以及何种方式整个地摧毀曼桢这个善良的女性。她在受害并被禁闭之后，竭力反抗，历经艰难，直到逃脱，其力量主要来自对世钧的爱情，来自对爱的信赖与期待，却不曾想曼璐的安排、一系列的错过，以及世钧的易于消沉，已经断绝了她的后路。世钧和别人结婚了，听了这消息时，‘曼桢两只手揿在窗台上，只觉得那窗台一阵阵波动着，自己也不明白，那坚固的木头怎么会变成像波浪似的，捏都捏不牢。’的确，诚如一句旁白所道出的，‘不管别人对她怎么坏，就连她自己的姐姐、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世钧这样地使她伤心。’”而这不就是当时她的心情写照吗？“不管别人对她怎么坏，就连她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胡兰成这样地使她伤心。”《半生缘》中，她又加添了原本《十八春》所没有的句子：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那么迷惘，他是跟时间在挣扎。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像跟死了的一样。《半生缘》的完成是在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去世之后，张爱玲在人生又经历一次孤身飘零，对于往事的最后回眸，她是那样缠绵而百感交集！她写着：“他在绝望中搂得她更紧，她也更百般依恋，一只手不住地摸着他的脸。”是世钧，还是兰成？我们何曾看过张爱玲笔下有这样动人而凄美地描写，也惟有这一次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张爱玲以她半生情缘，成就一部“回不去了”的《惘然记》《半生缘》有段时期也叫《惘然记》，而后来张爱玲又有些短篇小说如《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等结集名为《惘然记》，张爱玲在书前写有一序，亦引用李商隐的诗句，可见她对这份感情的陈迹残影的珍惜。。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简短的决绝信，信中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此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信中的“小吉”，隐喻小劫。这表明张爱玲并没有趁胡兰成之危，来和他谈分手之事，而是在知道胡兰成经济上可以自立之后，才向他宣布一年半前的决定，中止早已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
在经济上一贯斤斤计较的张爱玲，在此之前定期给胡兰成汇款，再加上最后随决绝信附上她新写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费三十万元给胡兰成，于情于理她都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此时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得失算计和政治利用，有的只是不计后果、不图回报的女子情深，实在令人不禁感喟、扼腕。张爱玲正如她弟弟所说的“为胡兰成跌倒了”，就好像她在温州看戏时的感觉——男男女女都好得非凡。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参张爱玲：《华丽缘》。是的，在张爱玲感情的路上，她已是“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曾经冀望的“华丽缘”，如今已落入虚空了。
胡、张之恋，可说是一个“传奇”。两个南辕北辙、各方面都迥然有别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当然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胡兰成不仅能读懂张爱玲的人和文，而且能够欣赏她的人和文。而张爱玲此时正怀着一颗“失父”、“恋父”的破碎之心，在无爱的人间找温馨，而胡兰成便做为她对父爱（恨与爱，是一体之两面）的一种补偿。
学者王巧凤对此有极为精辟的分析，她指出胡兰成扮演的是一个长者、父亲、保护人的角色。他也许并非有意，但确是以“奇货可居”、“不轻易出示”的心态来对待张爱玲的。他对张爱玲不介意他的家室，结不结婚无所谓，亦不在意他“才子风流”、“挟妓游玩”的习性，而只沉浸在对他的喜爱情感里的男子式慷慨之气，颇为惊奇而感叹，因此他愿意和她结婚。因为张爱玲所表现的这一切，都符合传统“菲勒斯中心主义强调父权制的正面价值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从而维持其社会特权的一种态度。”，既不影响他的生活、追求、习性，还有张爱玲的才气名声、家世背景为他增添荣耀，他自然是乐意的。
而张爱玲在婚前恋着胡兰成，有如小时候依恋寂寞中的父亲。她对胡兰成的爱，其实是将小女孩般的玩物及其老年人样的成熟全搬出来给胡兰成看，如此幼稚又如此老道，如此琐碎又如此庄严，他完全被惑于张爱玲的“奇”，于是当时间冲刷了陌生而神秘的“奇”之后，张爱玲就只有被丢开的命运；但张爱玲却总是陷在“恋父”的阴影里而不自觉。因此一个是“奇货囤之”式地把玩她，一个却是朝朝暮暮地依恋着他。如果不是“恋父”，张爱玲不会如此执迷不悟；但也正是“恋父”，使她在痛定思痛后毅然决定离开他，不愿再被伤害，正如她当年毅然地逃出“父亲的家”，从此永不再回头一样。乱世情，难长久，原本既非同路人，何能携手共日月？张爱玲此时有着清醒的领悟，于是她做出了分手的选择。
传记作家胡辛对胡、张之恋，曾说：“在张爱玲是纯真的初恋绝唱，在胡兰成不过是八次有名无名婚恋中的一支插曲。张爱玲是胡兰成生命中唯一闪光的记忆，而胡兰成是张爱玲生涯中，永远无法抹去的黑点。”
“黑点”之说，是指当时张爱玲被舆论指为“文化汉奸”，甚至到了一九八年刘心皇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张爱玲还被列为“落水文人”。但这些指责与批判基本上都是谬误的，正如学者张泉所指出：“胡兰成是胡兰成，张爱玲是张爱玲，不能因两人曾有感情纠葛而在政治身分的界定上实行封建制的株连原则。”
而学者古远清针对一九九六年陈辽先生再度提出张爱玲是“文化汉奸”之说，提出反驳：“像张爱玲这样著名的作家，如果真是‘文化汉奸’，解放后的上海军管会一定不会放过她的，焉能让其参加上海首届文代会？夏衍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也不会糊涂到把文化汉奸请进自己主持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当编剧（此事后来未成）。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对汉奸胡兰成依依不舍，多属个人感情纠葛，与坚持日伪立场似乎扯不上。事实上，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既不是汉奸政权骨干分子，也不是上海伪文坛的当权派，也未拿过伪政权的津贴，她的作品也未有所谓‘协力大东亚战争，驱逐英美以争取大东亚民族解放’的主题。”
当然这些迟来的正义之声，都是在距当时半个世纪之后，甚至是在张爱玲过世之后才发出的。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张爱玲没有发表任何一篇文章，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机会让她发表文章。面对舆论排山倒海地指责她是“海上文妖”，而她原本笔下的遗少生活、洋场故事、男女情爱传奇，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斗争的新形势中，显得苍白而冷寂；而更主要的是她的感情受到了猝不及防的重大打击，她几乎难以承受生命之重。因之她该有多少次灵魂的挣扎、内心的纠斗，但终究无法摆脱，当然也就无力提笔为文了。
直到两年后，她才以编写电影剧本的方式再次登上文坛，她先后为文华影片公司写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两个剧本，都由桑弧导演，影片上映，佳评如潮。但就在此时社会上又突然出现一场对她的大规模“围剿”详情可参见学者陈子善的《围绕张爱玲〈太太万岁〉的一场争论》，收入《私语张爱玲》一书，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逼得原先为文赞赏张爱玲的戏剧家洪深，不得不发表检讨文章，全盘否定《太太万岁》的成就，才得落幕。
而张爱玲一如从前地保持沉默，但却因此造成她在这之后，直到离沪之前的五年内，没有再用本名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她署名“梁京”在《亦报》连载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边写边登，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登完。而在八个月后的另一中篇小说《小艾》则是她全部写好，再逐日刊登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到次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亦报》上。
张爱玲在解放后的政治空气中大约也有一种无处容身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该是她最终离开大陆的原因。弟弟张子静晚年说他在一九五一年春曾问及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张爱玲默然良久，不做回答。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回忆说：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淡漠，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地方是神秘而且秘密的，她只能以默然良久做为回答。……
那年此指一九五二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张爱玲在《浮花浪蕊》中，借着主人公洛贞的回忆，写出自己怀着戒慎恐惧离开故国的心情：罗湖的桥也有屋顶，粗糙的木板墙上，隔一截路挖出一只小窗洞，开在一人高之上，使人看不见外面，因陋就简现搭的。大概屋顶与地板是原有的，漆暗红褐色。细窄横条桥板，几十年来会磨白了，温润的旧木略有弹性，她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乱中也像是踩着一软一软。桥身宽，屋顶又高，屋梁上隔老远才安着个小电灯，又没多少天光漏进来，暗昏昏地走着也没数……她又再度“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几番风雨海上花，这次她再也没有回头了！她挥别她心系的上海，挥别她的亲人，更挥别了她的爱情，让它此情可待，让它一切成惘然。
|
|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