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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说到底，社会学或什么学，其本身不过器物而已，无论是批判的利器，还是描眉的画笔，都须附着于人的灵魂，才能作用于社会。社会学者要揭示社会的异常性，必得具有对人类社会的正常性的向往和想象，如此才能有对非正常的敏感，有对现状的不断追问。
——陈映芳，《异常性揭示与正常性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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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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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是近些年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她认为在对中国变迁经验的阐释中，城市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的发展，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演变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无法充分认识到城市之于中国、城市之于国家所具有的意义，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的模式与逻辑。因此她以上海为“田野”，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的城市“自我改造”、“城市更新”以及居民大动迁的历程展开了一系列的长期调研，从而对城市开发体制的运行机制、城市开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发资本如何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扮演自己的角色等等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做了相当深入的分析与探讨。近些年的一些症结问题都于其间得到深切关注，如城市化中的农民工问题、郊区农村征地问题、城市开发运动、市民维权运动，及城市社会结构中国家、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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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映芳，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博士（社会学专业），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城市社会学、青年社会学、中国研究等。近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有数十篇城市研究论文，著有《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图像中的孩子》，主撰、主编有《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移民上海-52人的口述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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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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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几点反思与归纳
一 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现实判断与理论参照
二 “城市”与国家
三 城市中国的体制与逻辑
第一部分 城市化
第一章 “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一 问题指向及核心概念
二 制度安排与变动
三 第三身份的建构与认同
第二章 “利益链”如何形成：城市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机制
一 城市的排斥与吸纳
二 企业的选择：“非市民”成为廉价劳动力之源
三 城市下层居民／城郊农民：特殊的房东阶层
四 基层行政部门：变“外来人口”为利益之源
五 关于“利益链”
第三章 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
一 “城市化”与“市民化”
二 就业难与被问题化的“征地农民”
三 征地人员为什么“竞争”不过外来民工？
四 征地人员的非市民待遇和市民意识
附“城市化”质疑
第二部分 城市开发
第四章 空间与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城市改造--上海棚户区的实例（1949-1979）
一 中心与边缘：城市空间结构的延续
二 棚户区改造
三 “下只角”：城市贫困的固化
四 结语
第五章 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
一 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
二 城市政府的机会结构和城市开发的合理性空间
……
第三部分 都市运动
第四部分 城市社会结构
第五部分 认识论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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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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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支持上，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规定》，上海市政府在1998年8月制定了《上海市外来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的实施细则，但该细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有关部门并未对这些民工子弟学校的合法地位予以确认，如何对这些学校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责也仍是个问题。民工子弟学校不仅在硬件和软件上都与公立学校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教学质量、卫生状况及消防安全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课题组，2004）
此外，民工子女的贫困再生问题，还可能伴随着城市空间不公问题而成为城市社会的顽疾。虽然目前各地城市政府已经程度不同地对民工子女开放了公立中小学的大门，但是，如前所述，农民工在城市首先受到了各种形式的空间排斥和住房排斥，他们只能聚居于某些特定的区域（如城乡结合部），这些区域不仅存在种种形式的贫民窟化问题，而且往往也是城市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在内）最薄弱的区域。所以，随着农民工群体及其下一代在上海的定居化，这些孩子可能成为城市中庞大的低学历、低收人群体。
“城市下层的激进主义”，在这儿主要指下层民众在感觉不平、不满而利益表达、申诉渠道又不畅时会发生的激进、激烈的行动。由于下层居民拥有的社会、政治、文化资源有限，他们表达、申诉的能力和可能性都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当生存状况发生危机或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很可能会采取制度外的激烈方式来反抗或宣泄。
在今天中国，城市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与它对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同样令人担忧的问题还在于：在一些贫困群体中，“民怨”正在积聚，强烈的不平感和不满情绪导致他们对执政党和政府解决贫困的诚意产生怀疑，并对制度内的利益表达、权益申诉渠道的有效性持否定的态度。这种情形，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一些贫困群体中，普遍存在强烈的被剥夺感，特别像下岗工人、动迁居民、征地农民等群体，在我们的访问中，绝大部分受访者都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被剥夺感和不平感，以及难以接受现实状况的心情。
其次，贫困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缺失或不畅。贫困群体居民在生活发生困难或权益受到侵害时，大部分不利用制度内的表达、申诉渠道，利用最多的也只是找街道和居委会干部的方式。而且即使是找过各种机构的居民，也大多认为“找谁也没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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