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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

書城自編碼： 1981256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教材→研究生/本科/专科教材
作者：龙登高
國際書號(ISBN)： 9787211064939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09-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28/226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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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的资助。

內容簡介：

通过对300年中国地权形态与多样化交易、地权市场的融通功能、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地权结构与经济效率、佃户农场经营与收入的比较，系统性地论述了中国传统经济以地权为轴心的资源配置与运行机制。

關於作者：

龙登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市场史、制度变迁、海外华商等研究。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留学归国基金、华夏英才基金、国务院侨办重点项目与委托项目、北京市政府项目、哈佛燕京项目（Harvard-Yenching）Bilater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K.U.Leuven Tsinghua
University等重要项目。部分应用性研究报告成果被中办与国办、国务院侨办等采纳。
在两岸三地与国外出版专著7部，中英文学术论文60余篇，发表于权威期刊《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经济学动态》、《中国经济史研究》、全国百家重点期刊《思想战线》、专业刊物《华侨华人历史研究》、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Journal of Diaspora Studies;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a Global Era等。

绪论
1.研究缘起与本书主旨
2.中国土地制度演进概论
3.土地所有权、他物权、使用权：土地权益层面的概念辨析
附录中国土地市场探源——战国秦汉至唐宋
第一章地权的多层次形态：以佃权的物权化为重点
1.土地与劳动力关系的历史演变：佃权从依附走向独立的过程
2.近世佃权物权化的实现途径与特征：从使用权租佃到物权交易
3.投资、收益、经营与风险的分解：佃权物权化的成因
4.股权制与法人产权
5.小结：从使用权租佃到物权让渡
第二章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1.典：独特的地权交易形式
2.按、押、胎借、抵：以地权或地租为担保并以土地收益来偿还的借贷
3.活卖、绝卖、顶与退及其与典的性质差异
4.租佃、押租：与典的对照性考察
5.地权交易体系的构成及各交易方式之关联
6.源头活水：中国地权制度遗产的理论创新
第三章土地产权的多重权能
1.耕作权：土地与劳动力的动态配置只有通过地权的租赁或交易才能实现
2.土地增值权及其投资：未来收益的产权保障与变现转让
3.满足融通需求的功能
4.土地流转过程中保持土地所有权的努力
5.小结：土地产权的丰富内涵及其保障与激励
第四章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
1.目前收益与未来收益通过地权市场来调剂
2.资本、劳动力、土地之间的动态组合
3.农户的自由选择与多样化安排
4.土地流转在地域与社会阶层上得到扩展和深化
5.小结：土地流转与经济效率及其现实启示
第五章土地租佃与佃农经营及其收益
1.佃户农场独立经营：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创造财富并获取风险收益
2.佃农拥有剩余索取权，未来收益通过交易而贴现
3.佃农生产的地位和效率
4.佃农收入与雇农工资的实证比较
5.佃农雇工经营
6.小结：作为农场经营者的佃农
第六章地权市场与个体农户经营
1.农场经营的多样化形态
2.土地产权及其交易体系：个体农户独立经营的制度支持
3.农户独立的增强与物权形态的发育：他物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相互限定和制约关系的演变
附录中英农业差异的历史人类学随笔
第七章契约精神与产权意识：兼论朴素的民间经济自由主义基础
1.契约精神与产权意识：深植民间，政府认可
2.市场与契约的基础：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国传统
3.有限政府：为什么允许民间自由，而不是强化对基层的全方位控制
4.余论：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及其变化
第八章结论
1.地权市场的丰富内涵与创新性解释
2.个体农户独立经营与地权市场：中国传统经济的根本特征
3.地权市场与资源配置及经济效率
4.从土地制度反思中国经济发展史
5.地权制度遗产对当今农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支持与启示
附录内涵式发展与边际式变革：中西比较
1.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温莎城堡中的华人肖像
2.明清全国统一市场与经济发展
3.传统经济变革的需求推动：以西欧为参照
4.明清中国的内涵式发展与西欧的边际式变革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內容試閱：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

对中国传统经济特征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近代中国从天朝大国一夜跌落至贫穷落后，举国为之慨叹，有志之士纷纷反思和寻求复兴之路。人们苦苦求索，其志可嘉，其情可叹，令人敬佩，可歌可泣。但今天冷静地思考，客观地分析，科学地论证，会发现国人急于求成，矫枉过正，不少认识陷入误区。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今天还不能发现和纠正先贤之偏，那我们愧对前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要为尊者讳，不敢正视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些过激或谬误之论，甚至想方设法地去掩饰与辩护，那我们愧为子孙，无颜面对父祖的期望。
一，近代中国落后的反思：认识误区与试错探索
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20世纪的主流思潮及各种观点，几乎是对中国传统经济与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或片面的否定。譬如，人们普遍认为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与转型，于是出现打倒孔家店，全面清理乃至清算传统文化，并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某种思想，来全面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以推进现代化。文化领域的革命，从儒家道德伦理，到民间风俗习惯，从宗教信仰，到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愈来愈广泛而深入。在这一脉络下，文化大革命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封资修和各种名义去进行底朝天的各种所谓革命，佛像被推倒，孔子遭践踏，伦理被撕裂，家族及其祠堂、家谱被破坏废弃，以革命的名义，让人类原始的丑恶喧泄无遗。我这里想说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和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主线，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一条历史脉络下的全面呈现，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所能推动的。痛定思痛，我们才逐渐了解到，传统文化并不是罪恶，中国近代的落后并不是由传统文化或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所致。摧毁传统，并不能建立一个新社会；替代斗争与革命，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于是近年来又出现传统复兴，甚至寄望新儒家推进世界和谐的思潮与理想。当然传统有其约束条件。
上述演进历程与曲折变化，是20世纪急切追求民族振兴之下，陷入认识误区，也可以说是一种试错过程。在经济制度上也是如此。
曾有一种影响至今的主流观点，哀中国历史之不幸，朝代更替大体只有两百年的周期，循环往复，不能实现长治久安，朝代更替都以农民起义或战争来完成。人们痛心于此，当然缺乏基本的常识去进行世界性比较。放眼世界历史，两百年左右的周期，无论是统治周期还是经济周期，其时限都已经是相当长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奇迹。试想，如果实现了数百年或上千年的政治周期或经济周期，那是不可思议的。西方世界只有现代的美国（其间也经历了南北战争），与中国相当的西欧，也只有二战以后60多年实现了安定，此前内外战争不断，远甚于中国：荷兰独立战争、英国光荣革命、英西战争、英法战争、百年战争、拿破伦战争、一战、二战……。由此也可以看到，当人们希望中国数百年政治与经济稳定不变，可见民族振兴之心达到多么不切实际的程度。由此，近代以来各种对传统的矫枉过正与乌托邦的理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类似，人们曾普遍认为，如果听任民间经济自由发展，或者听任市场发展，经济秩序可能混乱，就会难以避免经济危机——今天我们才认识到，经济周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但当时人们天真地希望经济体系能永远平稳地运转下去。因此必须强化政府控制，当政府全面控制资源和配置资源之时，才能够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于是确立了国营企业与政府统治的计划经济。小至饭馆、理发店都收归国营，甚至苦苦谋食的小摊贩、货郎都被禁止。直到1990年代初，民间跨地区运销商品仍以投机倒把罪严加惩治。凡此令今人无法理解的制度，实际上相隔不远，痛定思痛，不必一一例举。经过近三十年的试错，我们才发现政府全面掌握资源、配置资源和控制经济的计划经济是一条死胡同——但人们总是怀有幻想，试错仍不时出现。但总体而言，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条不可违逆的道路。我们还是回到了中国传统经济的基调——民间控制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国营经济则是我们祖先所说的“与民争利”。经历了曲折与痛苦，我们才更深切地体会到，每个人追求自己的财富创造，就像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知识积累一样，是人类最基本的的天性，任何其他理由都应该以服从和服务此天性为前提。
凡此，20世纪被践踏的传统文化与制度，今天又被重新认识乃至珍惜起来。否定之否定，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传统，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但还有一些反思尚未到位，那就是本书所论述的土地私有产权及其自由交易。
二，传统地权及其交易制度并非近代经济滞后的原因
过去的主流观点认为，土地私有产权及其自由交易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落后——这种时候人们往往会忘记中国经济曾长期领先世界的客观事实与制度基础。人们认为，在土地私有制下，农民被迫出卖土地，地主豪绅则大肆购买，于是出现土地兼并与集中，失地农民受到地主剥削，贫困无告，破产流亡，最终社会动荡以致崩溃，引发农民起义或战争。这里有几个需要澄清的，
近代地权市场出现了一些乱象，恰恰不是因为土地私有产权，而是产权保护受到强权的破坏，交易规则受到冲击。这些强权干扰因素主要来自割据军阀与地方豪强。在清代正常的秩序下，强权受到约束，可能扰动交易规则和地权市场的因素被有效抑制。譬如，针对地方官员利用权势强买土地的可能性，清政府规定，官员必须异地为官，任内不能在管辖范围内购买土地。这种规定对割据军阀与地方豪强不再具有效力，导致了地权市场的不正常现象。
在正常情形下的土地产权与交易规则如何呢？应该说，土地集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又存在与之相对冲的因素，即保障个体小农的土地产权，抑制土地兼并，甚至存在相反的因素使地权趋于分散。
第一，如果只存在土地买卖即所有权让渡一种形式，那么地权集中的趋势可能被强化。但所有权转移只是地权交易的一种形式，使用权的租佃，土地物权的典，担保物权的抵押，用益物权的押租，还有活卖等，多种多样的交易形式提供了各种选择，使农民能够在保留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之下满足其融通需求。因此，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与自由选择，恰恰是抑制土地所有权让渡从而抑制地权集中的重要制度保障。
第二，诸子均分制是又一种地权分散的非正式制度。为什么要将土地均分给几个儿子，而不是像西欧一样实行长子继承制以确保庄园的完整性或实现规模经营呢？以往的说法是文化的影响所致。但这种文化如果不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与效率，应该是可能逐渐减弱的。假设某个家庭拥有田地100亩，如果集中统一管理和经营能更具有效率，而分给4个儿子各20亩独立经营的土地产出更低的话，可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均分而是集中经营。事实上，历代都有世代同堂的大家庭，他们对土地和家业进行统一经营，而且同居共爨。这更合乎儒家伦理，因此受到历代皇帝的嘉奖，甚至减免税收（龙1991）。——从这一点而言，诸子均分制的文化决定论是不成立的。相反，欧洲强调个人主义，按道理更应该采取似乎平等的诸子均分制。尽管皇帝与伦理都鼓励不分家，但四世同堂及与之相应的集中式大农场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这里根本的基础性的原因，还是因为统一经营管理的大家庭大农场模式成本较高，难以维系，而个体农户独立经营的活力与效率，能够产生更高的土地产出，更具有竞争力。生产工具、技术与管理方法，都朝着这一方向演进。从源生性因素来说，则与气候等自然条件相关（详附录一）
第三，对于农民而言，最根本的是要确保独立的农场经营，以获取土地收益。独立经营的农场，需要从市场获取自己不具备的生产要素。在传统中国，虽然一部分农民缺乏土地所有权，但可以通过从市场上以各种交易手段获取土地使用权或他物权，从而建立自己的农场独立经营，以获取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正如现在的企业，其厂房或办公室，大多数都是从市场租赁而来，向房东交纳房租，并不具有所有权，但也能建立自己的企业并得到发展。农民也一样，其关键是建立自己的农场独立经营，拥有农场企业及其剩余索取权，从而成为一种有产者。
当然，土地作为一种资产，对农民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除了土地所有权（或自物权）之外，土地（他）物权的各种形态也使农民获得资产性的土地，如田面权、永佃权、押租期内的土地、典期内的土地等，这些农民有权抵押、出租或出典土地从而满足自身的需求。这些农民都是有产者，但过去在所有权唯一标准下被忽略了。
以上这些土地集中的对冲因素，以往认识不足或没有意识到其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土地集中与分配不均的估计被大大夸张——一个感性的判断被载入教科书：10%的地主富农占有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清代还是近代，并不存在地权集中被不断强化的总体趋势，甚至可能相反，呈现分散的趋势，至少在一些地区一些时期。方行、赵冈、郭德宏、秦晖、丁骞等的最新研究都表明，土地集中的情况被夸大了。这里想指出的是，地权分配不均的描述还被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
在关中、华北等地，自耕农占绝对主导地位，地权分配相对平均，在华东地区，土改数据显示，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约百分之四十。
在南方，相当比例的农民具有田面权、永佃权等物权形态的土地权利，但在政府档案中只记录所有者。如果田面权等计入基尼系数，那么，地权分配状况要平等得多。
具有集体产权性质的族田、寺庙田、学田等，使个体家庭地权不均的情况得到抵制。族田的比重在东南地区相当高，江西、浙江等地可能10-15%，在广东、福建可能有30%，一些地区甚至高达50%，台湾更高。张妍、陈秋坤等人的成果有详实的呈现。
城市居民与外地商人对土地进行投资，促进了土地价值的上升。他们不一定拥有大面积的土地，此时很难把他们纳入乡村来计算平均土地的数量。而且他们把土地作为投资品只是收取地租，而此时土地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基本上是在乡村的所谓佃农手中，甚至拥有土地物权。
把握地权分配状况的最根本性的事实在于，自耕农、半自耕农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简单地说，如果这一事实没有被证伪，那么，越来越严重的土地集中与兼并就属于夸大其辞。
三，近代以来土地制度变革的曲折探索
当然，贫富差距与土地分配不均都是近代中国客观存在的，并且因为普遍贫困与经济转型而表现日趋严重。一方面大多数民众因产业结构剧变与经济凋弊而日趋贫困，另一方面少数人在经济转型中发迹，或因非正常手段如强权而掠夺，近代经济在乱象、动荡与裂变中艰难转变。
有一种流行说法，平均地权获得农民的拥护，从而使革命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是本文探讨的主题，温锐等学者作了反思。一个简单的逻辑不应被忘记，如果农民获得了土地，却要牺牲性命，那有什么用呢？还有一些事实没有被考虑，也就是传统的地权及其交易制度，民国政府试图改革，但受到民间的抵制。例如民国政府禁止转佃、押租，推行三七五减租，地主不乐意，佃农也不支持，因为这种制度有其内在合理性和深厚的传统土壤。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平均地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这种民意基础并不是要否定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所谓耕者有其田，都是指农民土地所有权，无论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还是后来的土地改革，都是如此，都没有动摇数千年来深入人心的农民土地产权的根基。土改后农民获得的是土地所有权,宪法明文进行保护——这一点常被人遗忘或误解，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土改之后确立了农地集体所有制。事实上，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农民对于白拿或强取他人的财产，都是心存恐慌的，因为这不符合长期以来的惯例和传统，也不符合人的天性。必须在革命的逻辑之下才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这就需要大张旗鼓的宣传，需要颠覆传统。当地权契约或债务契约被付之一炬时，焚毁的岂止是那些纸张，连同契约精神、产权意识、信用意识都被付之烟尘了。今日人们都慨叹中国人的信用缺失、缺乏契约精神与保护产权的意识，溯其源就在于此，而不是传统文化所固有特征，甚至恰好与传统是相背的。目前市场经济建设要重建信用体制，重新树立契约精神与产权意识。
土地改革实现了平均地权，在随后的左倾狂热之下，骤风暴雨式的合作化运动之下走上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继而疯狂的人民公社运动强制实行集体生产，农民个体连土地使用权也被实质性剥夺。左倾狂热造成的国家灾难，这是我党进行了深刻反思的。——这一问题的反思已经不被归入敏感问题或禁区了。
农村合作经济乃至集体经济可能具有规模效应，在适合的约束条件下可能带来效率。但如果不能保障农民土地产权，不是在自由自愿之下水到渠成，那么这些条件与潜能就不会形成，只能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的技术与约束条件之下，个体家庭经营仍具有普遍意义的竞争力——当然不排除个别的成功，正如历史上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统一经营不具备普遍性和持续性一样。因此，合作化运动与人民公社最终成为造成巨大损失的试错性探索。
这一时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直到1970年代宪法才加以追认，这一事实也几乎被人遗忘，或者有意无意地不愿被提及。
1980年代初从小岗村农民血书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才重新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使农村经济在一段时期内获得了迅速的恢复性增长。
地权平均分配进而集体化，旨在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然而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是动态的，只有通过土地流转在市场配置中才能实现。绝对平均分配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无法应对人口的流动、家庭人口构成的变动，更无法使土地配置到种田能手之中，以提高土地产出和效率。因此当前平均分配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遇到了各种问题。
目前的土地改革在各地推进，政府鼓励土地流转，以增强生产要素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但土地流转受到制度障碍。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缺乏土地所有权及与之相关的多样化交易方式，土地流转不顺畅，从而使经济效率的提高出现瓶颈。
但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可能实施成本过大。我们提出来的妥协方案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确保农民获得土地物权，既让农民成为真正的有产者——就像城市居民获得房产证从而成为有产者一样，同时克服土地流转的障碍，以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使农民能以多种选择来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历史上土地物权形式的田面权可资借鉴，这一点是我们主持的教育部规划项目的研究内容。
近代中国经济落后被归结为土地私有产权与地权分配不均，这是历史探索的大氛围之下的产物，与强化国家控制、追求计划经济一脉相承，与排外情绪亦相类似，实际上是一种曲折探索。为了追求合作化与规模经济，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消灭私有土地产权，乃至于农民自主耕作经营。这种运动，与20世纪中期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控制、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的潮流相应，也与近代中国贫穷落后下致力于富民强国的大势相激荡，促成了土地平均分配与集体化的社会观念。
三，经济与市场裂变下的痛苦转型：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
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既然不是传统文化与经济制度所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关键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动荡而导致贫穷落后。一方面原有经济结构被打破，旧的经济秩序处于混乱之中，另一方面，新的经济结构与秩序迟迟未能建立和稳定，经济凋弊，民生贫困。与此相对照，早已完成近代转型的西方经济高速增长，西方商品与资本强势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停滞与落后显得尤为突出。近代转型期的痛苦、混乱，是一种普遍规律，但中国尤为突出。
近代中国产业结构的改变与经济转型，本质上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行业被挤压和淘汰，因此失业与半失业人口增多。清代中期经济达到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极限，山区开发之后，人口增多，人均的土地与资源减少。经济增长减缓。更重要的是，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商品输入，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在传统时期，农民家庭生产的纺织品与手工业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此类家庭收入成为不可缺少。但西方廉价工业制品的冲击越来越大，农民家庭手工业无力竞争，产品逐渐失去了市场，家庭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这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结构变化，手工业或半手工业者失业，并波及其他产业。从19世纪后期棉纱手工业者大批失业开始，棉布与其他手工业继之，他们的粮食与其他消费不得不减少，继而引起其他行业的萧条，民众越来越多地陷入贫困。到19世纪末，茶叶、丝绸等中国传统垄断的国际市场，也相继被英印度与日本等攻占，又一波传统行业受到冲击，中国经济陷入漫长而痛苦的转型。
与此相似，当前中国制造输出欧美，冲击当地产业，造成工人失业，因而引起当地民众的反弹，譬如近年来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地的反华骚乱，以及不时爆发的欧美工人阶级的反全球化示威，都是如此。

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地近年来火烧中国商品，其实是民众的恐惧与忧虑的一种喧泄。这种排外情绪，与近代中国的排外仇外现象如出一辙。只是近代中国受到的冲击要大得多，排外情绪更为普遍和强烈，并在义和团与文革时期登峰造极。现在虽然仍不乏某种情绪，但改革开放已成为举国共识。
转型必然伴随阵痛，中外无一例外。英国、法国在近代转型时期都经历了这样的阶段，不同教派之间烧毁教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不断，革命四起。美国也不例外，19世纪后期被马克吐温称之为。
其次，支持传统经济发展的统一大市场被破坏和分割，是经济动荡与衰落另一突出原因。统一大市场曾是中国传统经济相对于西欧的一大优势，但近代混乱的政局特别是地方割据与分裂割裂了市场；19世纪中后期以降，太平天国扫荡整个南中国，从此内忧外患，永无宁日。巨额赔款，使清末民国陷入军阀混战。市场优势逐渐荡然无存，并转变为劣势和障碍。
20世纪中期全国统一，但紧接着的计划经济之下大一统市场被条块分割。市场规则更受到前所未有的践踏而消失，计划经济之下市场受到政府的强大排斥，即使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市场规则仍不时受到政府的挤压而扭曲。
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与贫困，原因很复杂。以上两个重要的因素未得到深刻的认识，却被归咎于土地私有产权与市场交易。认识有一个过程，今天我们才逐渐得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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