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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纸千年，绢八百
丹青溢彩，翰墨流芳
观览书画，可以思接千载，兴寄天外。
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艺术品，不论是尺牍、诗文，还是写经、抄本，无不意象瑰奇，思逸神超。每每展卷，不仅能体味古人的心态气度，而且能窥见万象之美。
书画更有具象性，通过诉诸视觉，历朝历代之人物形象、衣物纹饰、山水风貌、都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书法作品更能将古人的墨迹保留至今。
山水胜景虽然可游，却不可以常年居住；黄钟大吕，令人肃然起敬，却不可以亲近；只有那些体量适当的文房用品以及铜镜、瓷器、紫砂、印章甚至鼻烟壶等符合人们的需求，书画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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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部以历代法书名画收藏鉴赏为主的随笔集。共十五万字，分四辑。第一辑书画藏史，是从魏晋到清代的宫廷与民间书画收藏简史；第二辑历代名家，以历代书画收藏大家故事为主；第三辑往事回眸，讲述名画收藏的源流；第四辑名画背后，讲述名画背后的故事。
该书以中国法书名画收藏史为主要脉络，语音典雅，脉络清晰，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收录大量法书名画，既可作为收藏爱好者的参考读物，也可作为收藏文化的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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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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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岭：出版有散文集《从远方出发》、随笔集《天宽地阔说收藏》。曾在《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大河报》《江西日报》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台湾《人间福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散文随笔，文章多次被《读者》《特别关注》《经典阅读》等文摘类杂志转载。在《收藏快报》《中国商报》《中国收藏》《东方收藏》《读者欣赏》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收藏史和收藏文化研究类文章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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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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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楫书画藏史］
魏晋南北朝的书画收藏
历经劫波的大唐宫廷书画
唐代书画的私家收藏
宋代宫廷的书画收藏
宋代的民间书画收藏家
元代宫廷书画收藏
元代私家书画收藏
明宫书画 旋聚旋散
明代书画私家收藏
法书名画集于清宫
清初书画收藏大家
［第二辑 历代名家］
米芾：古代藏痴第一人
收藏逢乱世 悲欢写人生
海内珍异归墨林
安歧收藏甲海内
潘正炜的书画鉴藏
苏州过云楼，往事并非如烟
一代收藏大师吴湖帆
作为收藏大师的徐悲鸿
挹彼菁华 助我翰墨
书画收藏成绝响
李一氓收藏往事
散文大家张中行的收藏
收藏当如杨鲁安
［第三辑 往事回眸］
《金瓶梅》中的书画古董
1860年：徐宗衡的家愁国恨
明清商贾的收藏风气
郑洞国与故宫散佚书画
徐世平与《海会图》
二玄社的书画复制
古代的书家和画家
传神写照说画像
只恐点睛龙飞去
从《听琴图》说起
图画中的文学家
柯九思画竹
逃亡自由之境
山人笔下的山水
［第四辑 名画背后］
一曲高歌归去来
湖天春色伴君眠
罗聘画中的讽刺和幽默
任伯年画债如山
画到梅花不让人
齐白石蔗境弥甘
眼中恨少奇男子 腕底偏多美妇人
《听泉图》里的泉声
万里江山入画图
画虎名家与老虎
漫谈书画家润例
书画题款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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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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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书画藏史
魏晋南北朝的书画收藏
1.魏晋南北朝书画收藏的时代特征
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至公元581年隋朝建国的361年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由统一而分裂的时期。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随后由司马氏暂时统一于西晋，维持了39年的小康局面。北方少数民族兴起之后，问鼎中原，十六国连年战乱，哀鸿遍野，又进入了一个分裂时代。直到5世纪初，才由北魏拓跋焘统一，后为东魏、西魏、北周、北齐所更替，称为北朝；西晋被迫东迁，偏安江左是为东晋，5世纪初为宋、齐、梁、陈所更替，世称南朝。于是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经济衰退，民不聊生，但却是文化艺术的飞跃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这一时期，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
这一时期绘画艺术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卷轴画开始兴起，卫协、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一批优秀画家脱颖而出，成为划时代的艺术大师。绘画理论的研究开始发端，谢赫的《画品》提出绘画的社会功能和品评标准，无疑这种专业评说使绘画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
中国书法绘画的鉴赏和收藏，正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
首先，材料的革命，使收藏成为可能。纸张发明之前，中国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竹木简，绘画的存在形式，主要是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帛画等，纸的普遍使用与纸书的流行是在东汉中后期2世纪中叶，到汉末3世纪初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并于三国后期3世纪中叶完成了简纸的转换。曹操在推进纸的推广中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曾下令:“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而西晋太康年间，因左思《三都赋》名动朝野，人们竞相传抄，致使洛阳纸贵，说明在当时，纸已经成为人们常用的书写材料。东晋末叶403年，桓玄代晋自立，颁发诏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帝王的行政命令，才使纸彻底取代了简。纸绢卷轴画的出现，极利于收藏和流传，这就使人们的收藏活动得以实现。
其次，与收藏行为相伴而生的鉴定，成为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以前，绘画主要由无名画工承担，作品不署名款，无须辨真伪。至六朝则涌现出一大批出身于士大夫阶层、专志于绘画，并取得杰出成就的有名画家，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人数达百人以上，他们地位显赫、画艺精湛、声誉卓著，深受时人推崇，其作品也为人们欣赏、收藏和流传，随之也出现了仿制品，对大书法家的作品，因为仰慕或谋利的需求，出现了模仿、造假等行为，于是就有了鉴定问题。
再次，这一时期的皇室和私家收藏，已不限于单纯的收集和保管，同时还开展鉴别、评级、著录等一系列活动，拉开了我国早期鉴藏史的帷幕。因此，对古画鉴藏的研究，应该从魏晋南北朝开始。
2.宫廷收藏：帝王对书画的推崇
这一时期的书画收藏，主要是帝王及王室成员。东晋桓玄篡位之前，已是一位书画痴迷者，他性贪好奇，想把天下的法书名画全部搞到自己手中，大画家顾恺之曾将一橱画寄放桓玄处，他却开橱将画偷走，只将空橱归还顾恺之，顾恺之只得以“妙画通灵，变化而去”自我解嘲。桓玄篡位之后，更是将内府所藏全部掠为己有。当年有一位刘敬宣前来投降，桓玄大喜，但他没有举行受降仪式，而是邀请刘敬宣一同观赏他收藏的书画，给予刘敬宣贵宾式的礼遇，这一情节，不仅表露了桓玄炫耀夸示的心态，也说明了那个时代鉴赏风气的普遍。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桓玄对大书法家王羲之父子的手迹，“耽玩不能释手”，他经常把书画放在身边，以免兵凶战危时，可以轻易带走。这一招还真的派上了用场，桓玄在敌军紧追、狼狈逃窜的情况下，还随身带着这些书画名迹，但这些藏品还是被击败他的宋武帝刘裕所获。刘裕对书画深有所好，要不然，他就不会在打败桓玄之后，马上派人到桓玄宫中将书画抢到自己手里。
公元477年，萧道成弑杀宋顺帝，受禅为皇帝，内府的法书名画自然归于他的名下，萧道成擅长品鉴书画，他还根据作品的优劣来评定其高下。梁武帝萧衍不仅对内府所藏书画极为珍惜，还不遗余力地搜求前人作品。他的儿子萧绎，在书籍、书法、绘画作品的收藏方面，更是当时的集大成者，但在北朝西魏军攻陷江陵时，他的一把大火，焚毁了14万卷书籍，仅从灰烬中抢救出来的书画就有4000多轴。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评论说：“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辆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中国收藏史上这一浩劫，在当时就遭到了有识之士的谴责。
3.士大夫间的时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达到极盛，由篆、隶、章、草演变而成的真、行、今草书体，被广泛运用于社会交往，魏晋时玄风大炽，谈玄论道、风流倜傥为时代之风气，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恬淡之美，一时“父子争胜，兄弟竞爽”。南朝时，君臣之间，士大夫之间，吊唁、问病、婚寿庆贺，鸿雁往来，其书法水平成为雅俗的分野。如王羲之《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末降，未可多得”，王僧虔的《舍人帖》：“太子舍人王琰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谨牒。七月廿四日臣王僧虔启。”都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情，而帖中的书法，成为人们鉴赏的对象，并引发了收藏的热情。又因为收藏的兴盛，引发出摹写和作伪。南朝梁时的陶弘景，曾经和梁武帝讨论过书法作品的真伪，而南齐的王僧虔在《论书》中提道：“张翼书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右军当时不别，久方觉云：‘小子几欲乱真’”。还记载南州石道人模仿右军书迹以谋利。王羲之在世之时就有人作假，可见书画的作伪作假，是与收藏热相伴而生的现象。
历尽劫波的大唐宫廷书画
大唐王朝，史称盛世，然而宫廷的书画收藏，却不是一帆风顺。虽然有开明君主李世民、女皇武则天、风流天子唐玄宗的大力搜求，但水火之灾、兵燹之祸，却时有出现，书画艺术品在唐代遭受的磨难，一点也不比其他朝代少。
1.劫难当头
历代宫廷收藏，无不以接收前朝旧藏为基础，唐朝建立之初，书画收藏本来较为丰富，然而天不遂人愿，在唐朝建国的前两年616年，中国书画遭受了第一次落水之难，在唐朝建国之后的第五年622年，满载宫廷书画的船只又一次遭受倾覆之灾，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连遭两次横祸，不禁让人感叹不已，上天对大唐帝国的宫廷收藏何其不公啊！
按理说，落水事件之前的帝王，对书画收藏都满怀热诚。隋朝虽然只有30多年的寿命，三任皇帝中的前两任，都重视书画收藏。据《历代名画记》所记载:“陈天嘉中，陈主肆意搜求，所得不少。及隋平陈，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高颍收之，得八百余卷。”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9年灭陈，得法书名画八百余卷。《隋书?经籍志》也记载了隋代搜求文物古迹的情况：“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
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虽然名声不好，但书画收藏上还是有所建树的，他在东都洛阳的观文殿后专门建造了两座建筑，东为“妙楷台”，庋藏法书；西为“宝迹台”，收藏名画。当时所藏的法书名画都由江总和姚察等人署记。大业十二年616年杨广巡幸扬州时，带了所藏的大部分法书名画一起东下，以便随时观赏。不幸中道船翻，书画大半落水，损失惨重，这是自梁元帝萧绎焚毁书画之后的第二次浩劫。
隋朝宫廷遗留下来的书画，最终落在了两个人手中，皇室余存的书画，归宇文化及，后为窦建德所取。留在东都的部分，则为在洛阳发动政变的王世充所得。唐武德五年622年，秦王李世民先后灭掉窦建德、王世充，两家所藏的书画及扬州所余精品，均为李世民所有。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唐代宫廷书画的家底还算丰厚，意想不到的是这些隋代的旧藏，竟然又遭受了一次灭顶之灾。《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高祖李渊命司农少卿宋遵贵用船将这批书画和典籍载运京师，船只沿黄河逆流而上，途经三门峡时水流激湍，船只倾覆，抢救出来的书画已不到十之一二：“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揉。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复，尽亡其书。”
老天不开眼，让唐代宫廷书画两次翻船，如果没有大的动作，宫廷收藏很难有起色了。
2.重金搜求
玄武门之变使秦王李世民黄袍加身，从此登上了九五之尊。也许是因为书画翻船、名迹损毁让李世民终生难忘，也许是对王羲之精妙绝伦的书法作品朝思暮想，李世民用大唐天子的权力，开始了对书画的大力搜求。他下令群臣不惜人力财力购求天下名书、历代墨迹。他向全国颁发诏书,
并拿出内府金帛, 大量进行收购。一方面由于皇帝的权威, 并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
另一方面又以重金购求。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搜求进献、出售交易的热潮,
得到了不少真真假假的王羲之等人的魏晋遗墨，民间所藏，皆入内府。据《唐书?艺文志》载，“太宗购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纸，为八十卷，命魏征、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统计，唐太宗宫中所藏书法作品中，仅王羲之的真迹就有2600纸。《太平广记》》说，“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旭等书，总一百六十卷……其书皆是贞观中，太宗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张芝等迹，各随多少勒峡。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褚遂良真书小字，贴纸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蔫、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记之”。经过李世民的锐意搜集，宫廷所藏书画蔚为大观。
为了得到王羲之书法精品，李世民甚至采取了让后世颇有微词的举动，那就是听从房玄龄的建议，让萧翼骗取老和尚辨才的信任，“赚”回了《兰亭序》。得到《兰亭序》后，“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彩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入五品，赐银瓶一、金镂瓶一、玛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庄宅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恡，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数日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给。辩才不敢将入己用，回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由于李世民采取了优厚的征集政策，法书名画源源不断流向宫廷，收藏的书画日渐充实，据徐浩记载，当时宫廷中有钟繇、张芝、张旭、大小王书法400卷，其他朝代杂迹也多达300卷。
3.祸起近宠
武则天从把持朝政到自封女皇，宫廷的书画收藏还是有增无减，武氏家族的武平一在《徐氏法书记》中说，他幼小时，曾在宫廷中见到武则天提阅法书，准备拓出后赏赐藩邸，“时见宫人出六十余函，……每函可二十余卷。别有一小函，可十有余卷，所记忆者，是扇书《乐毅》、《告誓》、《黄庭》”。他当时曾问宫女，是不是把收藏的法书全部拿出来了，宫女说，不知道还有多少。可见取出的130多卷不过是收藏中的精品罢了。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各方面都要与男性皇帝看齐，男子为帝可以有成群的嫔妃，女子登基当然也应该有侍奉的男宠了。虽然达不到皇宫佳丽三千人的地步，但她的男宠也为数不少，最有名的就是张易之、张宗昌。这一对吃软饭的兄弟，不仅为害朝廷，还打起了宫廷所藏书画的鬼点子。他们以整修宫廷收藏书画的名义，让武则天下诏，令天下画工到宫廷之中，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精心摹写内藏的书画，然后将临摹的书画装裱完好，归还宫廷，自己却大玩狸猫换太子的游戏，将真迹留在了自己手中。张易之是有据可查的绘画作伪第一人。可怜这批书画真迹，在张易之被杀之后，流出宫廷的真迹被官至礼部尚书的书画名家薛稷得到。再经辗转，落入了唐玄宗之弟歧王李范之手。李范原先不吭气，后来惧怕走漏风声招至横祸，竟一把火焚烧了事。这就是中国收藏上书画遇到的第二次火焚，查究原委，不难看出祸根就是张易之兄弟。
4.深藏与告密
大收藏家藏品的命运，在皇权的阴影下，也飘忽不定。唐初王方庆的收藏就是这样。王方庆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十代后裔，他家中珍藏有祖上留下的书卷，如人们熟知的《初月帖》、《廿九日帖》、《新月帖》、《在职帖》等。其中，一幅《姨母帖》更是在当时难得一见的珍品。《姨母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早期作品之一，帖中文字虽属行楷书体，但书法中还留有隶书遗意，笔法端庄凝重，笔锋圆浑遒劲，整体风格厚实凝重。王方庆收藏有王氏家族如此众多的墨宝真迹，太宗时代，王方庆的父亲曾经进献过王羲之书法40余卷，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又向他寻访王羲之真迹，王方庆献出他十一代祖王导，十代祖王羲之、王荟，九代祖王献之、王徽之、王珣，一直到他曾祖父王褒，王家一门28人的墨迹珍本十卷献给了武则天。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贵为皇帝的武则天，并没有夺人之爱，她将这批真迹在武成殿上遍示群臣，命高手临摹后，只留下副本，却将精心装裱的原件退还给王方庆，还令中书舍人崔融作《宝章集》记其事。这件事让武则天赢得了“顺天矜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的赞美。按说，王方庆也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珍藏先祖的遗珍，但是，到了肃宗时期，却有一位书商穆聿又对这批珍藏打起了鬼主意。唐肃宗下令搜访天下书时，穆聿告密说，王方庆还藏有一批真迹，这批几乎被人遗忘的珍品，最后还是归入了宫廷，而穆聿也被提升为金吾长史，并改名为胡祥。
存放在宫廷的这十卷摹本历经朝代变更，火灾劫难，到清末只剩下一卷，保留了王羲之的《姨母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荟的《疖肿帖》、王献之的《廿九日帖》、王志的《一日无申帖》等书帖，称为《万岁通天帖》。
5.赏赐与流散
将宫廷珍藏赏赐给皇亲勋臣，那是历代帝王的特权。这样的赏赐，唐代前期的几位皇帝，都能够严格控制数量与范围，而且，赏赐的书画往往是复制品，还起到了有利于书画流传的作用。唐太宗“常令拓书人汤普彻等拓《兰亭》，赐梁公房元龄已下八人。普彻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及太宗晏驾，本入元宫。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真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主人，在外方有”。
然而到了唐中宗李显时期，这种赏赐变得毫无节制。神龙年间705—707年，中书舍人宗楚客从中宗手中要来了王羲之父子的真迹20卷，宗楚客得意扬扬，将这批书法作品装成12扇屏风，在同僚间炫耀，一时之间引得薛收、崔寔、卢藏用等人垂涎欲滴。这件事当然也让中宗的女婿武延秀寝食不安，他便怂恿妻子安乐公主向中宗索要。安乐公主一见中宗，那小嘴撅得能挂个油瓶，放着自己的女婿不赏，却让臣下得了先，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啊？安乐公主这一番埋怨，中宗立刻显出他的慷慨大方来，反正宫廷珍藏多得是，赏谁不是赏啊，他几乎尽其所有，都赏给了武延秀。这回该武延秀显摆一番了，其结果是，软面叶子耳朵的李显，又赏赐给太平公主五帙50卷，其中有王羲之的《乐毅论》等巨迹。左右丞相各得30卷，武将们各得到10卷，宫廷所藏，从此落入贵戚与官宦之家，这也是唐代宫廷收藏的第一次流散。
6.玄宗中兴
唐玄宗李隆基，爱江山，爱美人，也爱收藏。开元五年717年，他已经征集到大小王真迹158卷，小王书30卷，还设立了集贤院，负责书画的征集与摹制，任命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大学士张说主持有关事宜，张说去世，由中书令萧嵩为大学士，以搜访二王法书，这一访，还真有成效，萧嵩在滑州司法路琦家发现了贞观年间杨师道进呈太宗的王羲之正书扇书一件，玄宗见后大喜，犒赏他和路琦绢各200匹。开元十年，任张悱为搜访书画使，天宝年间，又任命徐浩为访图书使。由于搜求有力，再加上收缴了薛稷、王方庆、李范诸家私藏，一时之间，宫廷收藏又蔚然如云了。然而，正当李隆基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的铁骑，踏碎了大唐的好梦，慌慌忙忙逃离长安的李隆基，再也顾不上宫廷的法书名画，那些珍宝都被番兵改作他用。先是水祸，后是火灾，这次又遇上了兵燹，书画的种种厄运，在唐时几乎占全了。李隆基先生很无奈：江山差点丢了，美人被自己赐死，收藏的书画毁在了不知道价值的番兵手里。他像春晚节目中那个售楼小姐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直到后来的白大诗人告诉他“天长地久有时尽，国宝也有丢失时”，这才安然合上眼睛。
7.繁华难再
安史之乱后，“今天府所有，真书不满十纸，行书数十纸，草书数百纸，共有二百一十八卷。张芝一卷，张昶一卷，并旃檀轴锦褾而已。”肃宗李亨、德宗李适，虽有派遣使者寻访书画的举动，然而，正如大唐盛世已经成为遥远的绝响一样，宫廷的书画收藏，再也难以呈现繁华的景象。自此之后，唐帝国虽然苟延残喘百余年，然而，气数已尽，帝王们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倒是玄宗之后，从宫廷流散到民间的书画，间接地养育了民间的书画收藏家。诗圣杜甫说：“忆昔咸阳都市会，山水之图张卖时。”宫廷与民间争相收藏，促进了书画市场的繁荣，千年之后，除了估画得官的胡穆聿，还有像书贩杜福、齐光等书画商人留下了名字。书画商们“手揣卷轴，口定贵贱”，书画作品的价格极为昂贵。玄宗时张芝等人的作品定为中估，价格仅为千金，宣宗时，吴道子、阎立本的画，价格都在二万金。而玄宗时，连拓本兰亭都能卖到数万钱。
公藏私藏，本来就是收藏史上相递流传的两极，从书画保存的角度来说，可谓各有利弊。但是收藏史上那些水火兵燹，却彻底毁灭了不能再生的艺术品，那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抚不平的疤痕。
唐代书画的私家收藏
隋唐以前私家收藏之风尚不显著，隋时有杨素一人，藏有《佛林国人物器样》和《鬼神样》各两卷，《外国杂兽》二卷，《颍川先贤图》一卷。至于唐初收藏家亦寥如晨星，仅萧瑀数人而已。武则天时期的宰相王方庆，为王羲之后人，在女皇征集书画名迹时，王方庆将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十通书翰进献。武则天十分喜爱，让人用“双钩填廓法”精心临摹后，将真迹归还王方庆，临摹品收藏在内府。此临摹帖人称《万岁通天帖》。自盛唐以后，收藏之风炽热，涌现出一批收藏家，钟绍京、窦缵、李造、席巽诸家鉴藏已名重当时。钟绍京尚书爱好收藏，不惜破费，破产求书，曾经花费几百万贯巨资，方才买到王羲之行书五张，却没能买到王羲之一个正楷。窦蒙提供许多名迹不是荟萃在钟绍京家，就是藏在颍川窦缵处，或是为补缺席巽所有，或归右史李造宝玩，而陈闳、韩滉则以画名兼富收藏。中晚唐鉴藏之风仍炽，张嘉贞祖孙世代为宦，从事古书画收藏，其子张弘清开罪宦官魏弘简，奏明他家秘藏历代珍品，于是宪宗李纯下诏令其献交宫廷，张芝、钟繇、索靖、王氏父子以及六朝名家法书真迹，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郑法士、杨子华、展子虔诸大家绘画巨制共计30余件，皆是赫赫名迹。
盛唐之后的私家书画收藏热，在唐初已经打下基础。据《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的记载，当时为唐太宗的书画监掌、押署的官员有20名，显然这一行人就是皇室以外的第一批绘画消费群体。其中，参与押署、时任宰相的魏征就“富有图籍，多有虞、褚旧迹”，令后来长于画鹤的外孙薛稷从小耳濡目染，备受熏陶。这一行20名官员几乎全部是唐太宗身边地位显赫、权重一时的大臣，如前后任宰相的就有魏征、高士廉、长孙无忌、杨师道等。由于这20位极富鉴赏力的京城要员同时在官僚集团中甚至在民间都具有深广的影响力，而书法、绘画的收藏还具有体现身份、地位及文化修养的特征，这就不能不引得下层官员甚至文人学士竞相仿效。
《历代名画记》还记载：“许询、逸少经年共赏山泉；谢传、戴逵终日惟论琴画。……大父高平公即宪宗时宰相张宏靖与爱弟主客员外郎张谂，……约与主客，皆高谢荣宦，琴尊自乐，终日陶然，士流企望莫及也。”达官显贵“终日惟论琴画”的行为，也促使邻近的下级官僚士大夫纷纷效仿，不惜重金购取字画，追求闲达、雅致的生活方式。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宫廷疏于搜访字画，使民间书画收藏少了皇室这一强势的争夺者。如唐代的《大唐传载》记载，元和中，尚书省郎史数人在省中纵酒并谈及平生各自的爱尚及憎怕时，众人皆言平生好尚图画及博弈。唐宪宗时任翰林学士的李肇在《国史补》中也说：“长安风俗，自贞元德宗年号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服食。”更有甚者，在唐外国人也习染其风，“贞元末，新罗国今朝鲜有人于江淮以善价收置周昉画数十卷持往彼国”。
唐末五代内府收藏丰富，民间鉴藏之风颇盛，鉴藏大家辈出，以后梁的赵喦和刘彦奇最为著名。赵喦为后梁的驸马都尉，好绘画，尤精鉴赏，在唐末被推为至鉴。他一生致力于古书画的收藏，凡有人售书画于他，总能得到比其他人高得多的价钱，以致四方画商，不辞劳苦，纷纷携书画赴他处售予之，时号“赵家选画场”。他一生购藏书画多达5000卷。刘彦奇为梁千牛卫将军，喜画竹，其鉴赏力可与赵喦抗衡，他除了搜求购买精品书画以外，还常以“借”的名义，将复制作品给别人，自己留下原作精品。至今人们把擅长书画鉴定者称为“眼睛”，溯其来源，就出于当时刘彦奇被时人称为“唐朝吴道子之手，梁朝刘彦之眼”之故。
唐代私家书画的收藏热，促进了书画的流通，并形成了书画市场。由于朝廷和社会上的人不惜重价抢购书画，这就使得书画行情一再看好，并由此而逐步形成市场，造就了专门吃这一行饭的书画商。杜甫诗说：“忆昔咸阳都市会，山水之图张卖时。
”就是当时咸阳书画市场的客观写照。书史记载，唐朝有名的书画商有辽东人王昌、杭州人叶丰、长安人白颖，还有胡穆聿、杜福、刘翠、齐光、赵晏、孙方颙、孙盈等。他们有的还同时做着书商，如长安书商胡穆聿，因为擅长鉴别书画，所以被徐浩推荐给唐玄宗，玄宗赏他个直集贤令的官，让他专门为朝廷搜集书画。唐德宗贞元之后，书画商们“手揣卷轴，口定贵贱”，被广大书画收藏家们围着，风光得很。收藏鉴赏家张怀瓘，写了一篇有关书法估价的著作，名叫《书估》。书中估价古代书法，以王羲之作为标准，分为上、中、下“三估”：“三估者，篆、籀为上估，钟、张为中估，羲、献为下估。”并解释道：“上估但有其象，盖无其迹；中估乃旷世奇迹，可贵可重，有购求者，宜悬之千金。”
张彦远认为，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之、阎立本、吴道子的画，一扇屏风值二万金，次一等的也值一万五千金。
书画收藏的升温，催生了一批直接与鉴藏活动密切联系的文章或著作，如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沙门彦惊的《后画录》，窦蒙的《画拾遗录》，李翮真的《续画品录》，张怀瑾的《画断》、《书估》，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录序》、张璨的《文通论画》、符载的《观张元外画松石序》、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序》、白居易的《画记》、元稹的《画松诗》等。特别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10卷，是我国第一部美术通史著作，包蕴宏富，见解深微，所保存的资料也十分珍贵，被人誉为画史中的《史记》，地位极高。
宋代宫廷的书画收藏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宋代重文轻武，实行文人治国，这使宋代社会、政治等各方面都较为安定，没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祸事。由于皇室贵族对书画的酷爱，士大夫文人欣赏书画古玩风气的炽盛，市民阶级的兴起，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朝书画收藏的繁荣局面。
宋代帝王多数都重视书画收藏。开国皇帝宋太宗赵匡胤，征战之时，每吞并一地后，都会将当地宫廷画家及其宫廷收藏都带回汴京。灭掉南唐小朝廷后，太祖派苏大参搜访书画，得到南唐内府名迹千余卷，这些战利品，除了一部分赏赐大臣，都进入了北宋的皇宫。开国以后，他特别设立翰林图画院，先后在宫中建筑淳化、天章、龙图、宝文诸阁作为藏画之所。宋太宗赵光义，还通过行政手段对书画进行搜集。他即位之初，就下令天下郡县搜访前贤墨迹图画。这一方法果然有效，先是得到了荆湖转运使进献来的张芝草书、唐代韩幹的绘画，后来又得到了韶州地方官进献的张九龄画像和文集，自此之后，从各地进献的书画不可胜记。除了派地方官员搜集，赵光义还专派画家高文进和黄居寀到民间搜访，并让他们品评定出等次。
一些大臣为了投帝王所好，也纷纷进献书画作为晋见之阶。当时有一位王贻正，家中收藏繁富，他又经常到京城访求名迹。他一次就向太宗进献了15卷书画，太宗皇帝亲降御札说，你献来的墨迹和古画我看了，件件都是妙品，除了留下墨迹五卷和古画三卷，其余的都还给你。有了皇帝的御札，王贻正荣幸得不得了。其他官员们进献来的藏品他往往只选出其中部分，余下的即以赏赐的名义返回本人，无形中鼓励了王公贵族及士大夫的私家收藏。
从北宋建国到宋徽宗，其间经历了七位皇帝共160多年的时间。大宋王朝正处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形势下，宫廷收藏日益丰富。赵佶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又好古收藏，连他自己都承认：“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搜集法书名画的热情更是数倍于他的祖先，书画收藏之丰富达到最兴盛的时期，自在情理之中。
赵佶对书画的收集、整理、保护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对书画进行了重新装裱和编目整理，还命画院学生进行临摹复制，现存世的唐代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特别是在利用方面，更值得称道。他曾经让大臣、近侍集体观赏书画。还利用这些藏品进行教学活动，每隔十天，就让人送到画院让学生观摩，提高了画院画家的鉴赏水平。
北宋末年宫廷的书画收藏达到了巅峰，史书上记载说，这个时期，“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赵佶还命侍臣编纂了《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各20卷，分别记录了197名书法家的小传和1240多件作品，以及231名画家的小传和6396件作品，还不包括赵佶本人的作品和苏轼、黄庭坚、文颜博、司马光等当朝人的作品，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
靖康之变造成了北宋宫廷收藏书画的流散，这些藏品，一部分被金人掳走，一部分流向民间，一部分毁于兵燹战火。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几代帝王虽然也极力收藏，但与北宋宫廷相比，已经大不如前了。
宋高宗赵构骨子里流淌的还是其父赵佶艺术家的血脉，虽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却精于书法，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高宗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陆游曾说：“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据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记载：“……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平协、刘炎、黄冕、魏茂实、任原辈，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令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
赵构对于书画搜访，可谓用心良苦。当善于鉴定古玩的古董商毕良史来到他身边后，他礼遇有加，“月给俸五十千，仍令内侍延为门客。”后来毕良史又被任命为地方官，因搜寻书画古董有功，“高宗大喜，改京秩，栖迟辇下，人又号毕骨董。”周密还在《武林旧志》中记载了收藏史上最贵重的一张礼单，那是清河郡王张俊向赵构进献的书画古董。
南宋宫廷收藏虽无著录存世，但留下了杨王休1135—1200年在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所作的一个宫廷收藏账目—《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使人们得知当年宫廷收藏的概况，这份账目记载，当年收藏有顾恺之等大家的人物画139轴，董源、范宽等山水画139轴，边鸾、贯休等花鸟画310轴，再加上旧藏，共1000余轴。
宋代的民间书画收藏家
宋代帝王重视书画搜求，宫廷收藏异常火暴，而民间收藏家也不甘寂寞，涌现出多位声名显赫的收藏家。
宋初的著名收藏家有楚昭辅、王博、王贻正。楚昭辅911—979年北宋武职官吏。字拱辰，宋州宋城今河南省商丘人。《图画见闻志》记载：“江表用师之际，故枢密使公使典维扬，于是调发军饷，供济甚广，上录其功，将议进拜，公自陈愿寝爵赏，闻李煜内库所藏书画甚富，辄祈恩赐，上嘉其志，遂以名笔百卷赐之，往往有李后主图篆暨唐贤跋尾。”楚氏故后，所收书画部分散佚，但其孙泰熙秉承先人之志，又复从事搜求，先后购致有唐江都王李绪画、韩滉画牛、王维《辋川图》多件。王溥，字齐物，官至司空。《图画见闻志》上记载他家收藏书画丰富，他的儿子王贻正又继续购藏，曾给太宗献画十五卷，太宗只取八卷，退还七卷，“乃是王羲之墨迹、晋朝名臣墨迹，王徽之书、唐阎立本老子西行图、薛稷画鹤”。
王诜，字晋卿。他是北宋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代，娶英宗之女蜀国公主为妻，为驸马都尉、降州团练使。王诜妙擅书画，家中多有名迹收藏。筑有宝绘堂，藏古今法书名画日夕观摩，精于鉴赏。又善于交游，就连“官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门”的著名画家李公麟也是他的座上常客，李公麟曾在著名的《西园雅集图》中描绘了苏东坡、苏辙、米芾、黄庭坚、秦观等16人在王诜府中西园聚会的情景。《画史》记载，王诜还利用米芾之临品，牟求暴利：“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皱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
民间书画收藏家中，独步北宋的是米芾。他在《画史》中说：“余家收古画最多，固好古帖，每自一轴加至十幅以易帖”，“余家晋唐古帖千轴，盖散一百轴矣。今惟精绝，只有十轴在。有奇书，亦续续去矣”。仅在书法作品方面，他曾经收藏过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褚遂良临摹王羲之《兰亭序》、孙过庭的草书《千字文第五本卷》等。
北宋由于承平日久，还出现过不少的收藏世家。苏易简，字太简，北宋梓州今四川境内人，23岁的苏易简考中进士，后经宋太宗复试，定为甲科状元，曾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他的《文房四谱》是最早专门记录“文房四宝”的书籍。苏易简子苏耆，耆子舜元、舜钦，舜元子游，舜钦子泌、激，一家四代均好收藏，米芾称之为“四世好事有精鉴，亦张彦远之比”。例如今在台湾的唐释怀素的《自序帖》，前六行为苏舜钦补书，苏泌收藏。其家族所收藏的重要作品有唐毕宏的作品山水，五代巨然的山水，王羲之的《雪晴帖》、《兰亭燕集序》，颜真卿的《气米帖》等。而历经南北两宋的收藏世家，是以向水为代表的向氏家族。向氏乃神宗向皇后一族，向水的先人世居高官，家富收藏，向水本人亦精于鉴赏。向氏所藏书画，流传至今的还有李成《茂林远岫图》、文彦博的《三札卷》、蔡襄的《自书诗卷》、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卷》等。
邓椿，字公寿。四川成都双流人。出身于世代显宦的官僚家庭。邓椿生活于北宋南宋之际，曾官至通判。家富书画收藏，又多方接触收藏家所藏名迹，见闻颇广。所著《画继》共记有37家200余件作品目录。邓椿自己说，所记的这些作品，“皆千之百，百之十，十之一中之所择也。若尽载平日所见，必成两牛腰矣。然不载者皆米元章所谓惭惶杀人之物，何足以铭心哉。”
南渡以后的重要私人收藏家有宋宗室赵令峙、赵与惑，权相贾似道等。赵令峙，字德龄，南渡以后封安宝郡王，其家庭收藏，部分作品录记在李鹰所著《画品》一书中。共记录自梁元帝至李公麟22家25幅作品。赵与惑，号兰坡。其家藏书画记录在《赵兰坡所藏书画目录》中，共计有法书179卷，名画213卷。
南宋权相贾似道，字师宪。贾似道收藏晋唐以上名贵书画中，计法书44件，名画59件。贾似道在收藏方面巧取豪夺，他听说有一位叫余玢的文官，家中有一条玉带，便派家人去索取。家人到余府一问，方知此玉带已随主人葬入地下。贾似道便派人到余家坟地里去挖坟，直至劫走宝物。就是皇家内府有他看中的字画，他也要想方设法占为私有而后快。他为了保存收藏的名贵书画，特地在杭州葛岭建“多宝阁”，“日一登玩”。德祐元年1275年被抄家，所藏书画均归宋内府。
元代宫廷书画收藏
元朝的建立，是蒙古族从马背上得天下的结果。元朝虽然寿祚不足百年，但在宫廷书画收藏上却有相当的成就，收藏的书画仅次于宋清两代，成吉思汗的子孙向来以杀戮和攻城略地而闻名全球，没想到在收藏这类风雅的事情上，也能够风光一番。
1.崇尚汉文化
华夏文明最具特色的，是它的同化能力，历史上边陲的异族，入主中原后，往往被发达的中华文化同化。元代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元开国皇帝忽必烈，便带头提倡儒学。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也很得重用，其后元成宗也曾诏明崇泰孔子，武宗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仁宗听到《大学衍义》的讲解，高兴地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汉文、习汉画在上层贵族中成为时尚；特别是元初诸帝，他们不但在幼时就得到汉文化启蒙教育，即位后仍不废临池，常乘兴挥毫作书赏赐大臣。有了这样的基础，从最高统治者到仕元的知识分子，对于书画收藏自然没有不重视的理由。
2.收藏得天时
元初接收前朝书画，家底很是丰厚，这得益于天时。金灭北宋，宫廷珍藏全部被掳往金大都，虽说开始没有受到重视，但后来的金章宗却是痴爱书画的皇帝，他学习宋徽宗的瘦金体，后人几乎不能辨别出真伪。元灭金的过程中，已先后在平阳、汴京设立经籍所，研究编辑汉经史文献。然而，因元、金战事之激，没能有计划地接收金内府的书画藏品，灭金后才采取一定措施“四方招纳”。元世祖忽必烈在稳定北方大局后，于至元九年1272年11月下旨命大司农孛罗及流人学者刘秉忠主办秘书监，掌管历代图籍及阴阳禁书；次年二月，又把精通书画的前户部尚书焦友直改授职秘书监、史杠兼职秘书监，开始系统整理收藏书画珍品。
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兵临城下，南宋都城监安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焦友直急奏皇上：“临安秘书监内，有乾坤宝典，并阴阳一世禁书，及本监应收经籍图书等物，不教失落……”元帝欣然支持；可见元朝君臣在攻克临安前，对南宋宫廷之物已作好全面“接管”的准备工作。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克临安后，元军立刻封管南宋府库，元世祖封焦友直为两浙宣慰使，“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用了整整11辆“站车”押送进京，交付秘书监收藏。时任通议大夫的著名文人王恽在对其中书画藏品“披阅竞日”，并对所见开列了一份目录：法书147幅、名画81幅。这仅是其所见南宋秘府藏品的微小一部分。南宋秘府藏品北运后，元帝命内府裱画师焦庆安对需重新装裱的作品略作统计，仅是需要裱的卷轴，就多达“计一千单九轴”。
元代宫廷的书画，虽然没有著录明确数字，但从有关文献中，可以看出是一个不断充实的过程。1302年，王芝负责裱褙的手卷646件；1316年，秘书监奉旨裱褙的赵子昂书千字文17卷也被收入内府；1318年，赵子昂为《快雪时晴帖》题签，合计已是1672件。1342年，秘书监统计结果为：法帖42部、217册，法帖1部、11册，书画2008轴，法书83轴，手卷397卷，内府取35卷，今在府364卷。共计3200件。
3.皇帝爱书画
元文宗图帖睦尔是中国历史上千古罕见的高文化素质皇帝，汉语说得比汉族人还地道，更精通经史子集各类书籍，更有琴棋书画等爱好，做起诗来犹如饱学鸿儒，然而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皇帝为什么在历史上不著名呢？文宗的书画方面，据《元史》记载，文宗图帖睦尔的书法受赵孟頫影响，而且“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旨”。他曾命近臣房大年画《京都万岁山图》，房大年以为自己火候未到而请辞。文宗于是索纸运笔，先作一稿，“大年惊服，谓格法周匝停匀，虽积学专工，莫能及也”。元文宗的书画作品在今日极为罕见，2005年秋季,一幅元文宗御笔《相马图》从日本回归祖国，并于11月13日在东方国际拍卖公司举办的金融与收藏拍卖会上拍卖。据说是从一位日本收藏家处征集所得，这或许是其作品之仅存者。这幅《相马图》在整体布局构图、陪衬景物安置和绘画思路、人物服饰等细节方面，都明显继承了唐代传统的画法，人物形态的描绘也十分精到传神。这幅画中的马匹形态生动，有唐人画马的玲珑韵味，但又脱离了过于刻板的平面描绘，具有多维立体的视觉感受。
元顺帝和元文宗一样，好汉文、喜书法；《书史会要》把他列入帝王书家之列，许有壬在《至正集》中评顺帝书法时说:“刚健端重，浑然天成，书家疲精力，吃吃岁月，有所不能。”元顺帝常驾临宣文阁，拿出内府所藏与臣子进行鉴辨，对于这方面的事情史多有载，《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十五记“上尝坐宣文阁，阅徽宗画，侍臣共称其妙，公拔实前奏曰:‘徽宗溺于小事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国，父子亲为羁虏，其遗迹虽存，何足贵乎？’上默然，丞命藏画”。
4.宫廷兴鉴藏
元初内府收藏主要以秘书监为代表。秘书监的前身是1236年元太宗在山西平阳建立的经籍所，1266年迁至大都，1267年更名为秘书监，掌握供御览的“所有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至元十四年1277年正月二十二日，元世祖下诏将这些书画珍品正式交付秘书监掌管，命大都路装裱，这是元内府保护藏品的最早实例。以后，在元秘书监的存在史上，与保护书画藏品相关的活动达几十次；而且秘书监之藏品“一非圣者及上位，不得出监”。
天历二年1329年，元文宗下旨成立“奎章阁”，作为君臣鉴藻书画的场合，并亲撰《奎章阁记》，后柯九思被“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凡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咸命鉴定”《牧史集传》，开始了奎章阁的书画鉴藏活动。
奎章阁主要是供帝王与臣子谈文论艺的场合，并非进行书画鉴藏活动的专门机构，只是具有功用的多样性。奎章阁的隶属机构中，鉴书博士司专门鉴辨书画，群玉内司掌管秘玩古物。然而在这个性质多样的新型机构里，君臣能够相对不拘形制地谈文论艺，“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同，诤臣有所绳训，待从有所献潜，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同时，由于受职于奎阁的皆为当时文人学士之名流，特别是以柯九思、虞集为代表的业余书画者的存在，加之元文宗的雅好，非主要活动的书画鉴藏反而兴盛起来。
至元六年1340年，元顺帝召集诸臣商议罢去奎章阁和艺文监，原任职于奎章阁的书法家康里夔夔挺身而出，直谏曰：“民有千金之实，犹设家属，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焉？”顺帝虽同意了他的观点，仍在至元六年十一月三日，下诏撤奎章阁，另立“宣文阁”，艺文监更名崇文监，而以易名的形式保留了这一机构的存在，宣文阁自此维持了20多年，直至元亡。
宣文阁成立之始，康里夔夔主要负责书画鉴辨事务，周伯琦等人担任鉴书博士，一度延续了奎章阁的书画鉴辨之风。至正五年1345年康里夔夔去世后，宣文阁迅速趋于衰落，其属下机构皇子肄业之所“端本堂”的成立，在书画鉴藏活动上实际上取代了宣文阁，宣文阁名存实亡。
元代私家书画收藏
祥哥剌吉身份高贵。她生于公元1283年，卒于公元1331年，系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女。哥哥海山武宗于1307年继位后，即封皇妹祥哥剌吉为鲁国大长公主，驸马冥阿不剌为鲁王。武宗去世，其弟继位，是为仁宗，封她为“皇姊鲁国大长公主”。后来，她的侄子兼女婿图帖睦耳文宗继位后，又将她封为“皇姑鲁国大长公主”，除了封号，祥哥剌吉在经济方面也得到了三位皇帝接连不断的赏赐，其中就有藏于内府的名贵书画。由于有雄厚的财力，祥哥剌吉完全有能力进行书法绘画作品的收藏。
祥哥剌吉收藏的法书及绘画种类很多，涉及宗教、山水、花鸟、人物等。她的收藏品中，不少出自名家之手，如法书《黄太史松风阁诗》、《定武兰亭》、《微宗琼兰殿记》等；绘画《周昉金星图》、《巨然山水》、《萧照江山图》、《燕文贵山水》、《九马图》、《徐白秋塘戏鱼图》、《王振鹏锦标图》、《孤鹤图》、《微宗梅雀图》等。至治三年1323年三月二十三日，祥哥剌吉召集朝廷的中书议事执政官和翰林集贤学士等，于大都南城天庆寺举办了一次雅集，赐宴后拿出书画名品供大家鉴赏，并命能文词的在书画上题款。当时参加雅集的人不少都是名流，留下书跋的诗人就有20余人，题跋则往往有“奉鲁国大长公主题”的字样。史官袁桷曾撰写有《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后列唐、五代、两宋及本朝名迹画目37卷。
赵孟頫，字雪松。他出身于赵宋皇族，学识渊博，书画皆精。收藏业绩也十分煊赫，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他的收藏有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北宋《淳化阁帖》以及王维山水、周昉《春宵秘戏图》、李思训《摘瓜图》、李成《看碑图》、董源《河伯娶妇图》、崔白《兔》、徐熙《戴胜梨花》、黄筌《唐诗故实》等。由于他本人就是书画高手，古代法书名画经他收藏鉴定或题跋，便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他不仅为自己收藏的许多法书名画鉴定作跋，也为元内府及其他收藏家的书画藏品鉴定作跋。凡经他鉴定过的不少书画作品至今尚存于世，除上文所述之外，还有宋赵伯骕的《万松金阙图》卷、宋武宗元《朝元仙杖图》卷、古摩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
郭天锡1227—1302年字佑之，号北山，曾为御史，今山西大同云中人或天水人，侨寓杭州，居于甘泉坊，因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非以后清内府的三希堂墨本，遂自署所居曰“快雪斋”，他是元代初年重要的鉴藏家之一，与赵孟頫、鲜于枢、乔篑成等人常有交往。他收藏了许多古代法书名迹，至今尚流传于世，如传世的唐摹《神龙本兰亭序》、《梦奠帖》、《珊瑚帖》、《复官》，以及晋人《曹娥诔辞卷》等。往往钤有鉴藏诸印记，有“天锡”白文方印、“金城郭氏”朱文方印、“快雪斋”朱文长方印、“北山珍玩”白文方印等。
鲜于枢1256—1301年，元代著名书法家。字伯机，晚年营室名“困学之斋”，自号困学山民，又号寄直老人。祖籍金代德兴府今张家口涿鹿县，生于汴梁今河南开封。大都今北京人，一说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先后寓居扬州、杭州。大德六年1302年任太常典簿。元世祖至元年间以才选为浙东宣慰司经历，后改浙东省都事，晚年任太常典簿。好诗歌与古董，文名显于当时，书法成就最著。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150人之中。《新元史》有传。
鲜于枢精于鉴赏书法、书画及古器物，唐摹神龙本《兰亭序》、唐人临《黄庭经》，五代杨凝式《夏热帖》卷同、金王庭筠《幽竹枯槎图》都经过他的收藏或鉴定。
乔篑成，字达之，号仲山，天津蓟县人。曾任秘书郎，历官两浙运司副使、翰林直学士。他精于考据，收藏宏富，收藏有罗隐的《与陈正字帖》、欧阳询的《梦奠帖》以及怀素的草书《食鱼帖》等。他的藏品来源，是郭天锡去世后流散出来的名品。
倪瓒1301—1374年，字元镇，号云林、幻霞生、荆蛮民。元代画家、诗人。倪瓒家本富有，收藏图书文物甚多，元末农民起义，社会动乱，他变卖田产，疏散财物，归隐泛舟五湖，达20年之久，研究佛学，后来又入全真教出家。多交游博学多才之士，曾向黄公望请教绘画，并经常和王蒙切磋。后世将他和黄公望、王蒙、吴镇并称为“元四家”，明清时代受到董其昌等人推崇，常将他置于其他三人之上。
倪瓒家中有一座三层的藏书楼清閟阁，内藏经、史、子、集、佛经、道籍千余卷。还藏有历朝书法名画，有三国钟繇的《荐季直表》、宋代米芾的《海岳庵图》、董源的《潇湘图》、李成的《茂林远岫图》、荆浩的《秋山图》等。他晚年开始水上的漂泊生活后，所藏书画也渐渐散去。
明宫书画 旋聚旋散
明代的宫廷书画收藏，既不同于它的前朝宋元，也不同于它的继任者清朝，显得有点另类。宋元清朝的宫廷书画收藏，像大坝聚水，民间收藏的宝贝总是源源不断地向宫廷聚拢，不到王朝的大坝土崩瓦解，不至于大规模流失，明代却如海边潮涌，书画从宫廷流散到民间，高官权贵那一双双肮脏的手，又把这些书画攫取到自己家里，然后是抄家，书画流回宫廷，再因种种原因流向民间，潮起潮落，聚聚散散。明代宫廷的书画收藏，正是在这种聚聚散散的状态中，与大明王朝一路同行。虽然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对于寿命长达200多年的大明王朝，这种聚散，这种变迁，是不是太快了一点？
1.只把书画当财宝
从晋代书画收藏勃兴以来，就像周天子的九鼎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传国玉玺，法书名画的拥有是王朝正统的象征，不论是造反夺权或发动宫廷政变，皇帝上台之后接收前代的档案文书、典籍书画，并不断扩大自己收藏的规模，可以证明“真龙天子”不容置疑的身份地位。明代开国的朱皇帝倒好，他没有把接收过来的书画当回事，倒把它们当成金银财宝一样，赏赐给皇亲国戚、勋臣名将了，看来从安徽的放牛娃到大明的皇帝，看问题自然有不同寻常之处。而他的龙子龙孙们也继承了老朱皇帝的作风，大开赏赐之门。
明代宫廷收藏的家底是相当丰厚的。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金陵，派大将徐达、常遇春平定中原，攻陷元大都，元代皇帝中讲求收藏的不乏其人，宫廷书画收藏宏富，徐达亲自率兵查封元内府书画典籍，全盘接受，未使其遭受劫难，为明代宫廷的收藏打下了基础。洪武五年1372年，对宫廷藏品进行登记造册，并专门成立了一个追查内务府官员违法行为的稽查司，兼管宫廷文物艺术品。这一部门从1373年到1374年对元朝皇家留下的藏品进行了全面的清点，并对书画作品盖上“典礼纪察司印”作为标记，因为这种印记常见于手卷的右下方边缘，只露“司印”或兼露“纪察”半印，估计另一半是盖在了执管库藏文物的账簿上。可惜这一账簿后世不见其踪影，只知道盖有这种半印的书画现在存世的还有几十幅。然而从传世书画收藏印记上看，就看到了两位出手阔绰的皇帝：朱元璋和朱瞻基。
晋恭王朱棡1358—1398年，1378年被封为晋王，是朱元璋的第三子。他博雅好古，收藏甚富。至今，许多书画作品上留有“晋府图书”、“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奎章”等印记，皆为其收藏印记。朱元璋赏赐了他大量书画，虽然具体数目不清楚，但现存的艺术品中，盖有晋王章的有33幅，其中有半印标记的15
幅。得到朱元璋大量赏赐的还有黔宁王沐英家族。沐英为朱元璋的养子，以其英勇谋略平定云南，战功显赫，威镇边陲。后获封西平侯，镇守云南。洪武二十五年卒，追封黔宁王。沐英的子孙们世袭他的封号，并一直镇守云南至明末，沐氏后人均雅好收藏，公事之余留心文赋书画，可谓风雅传家。黔宁王家族的书画收藏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接受了大量的内府赏赐，如现今存世的李公麟《免胄图》、王振鹏《龙池竞渡图》、郭忠恕《摹辋川图》及大批宋代团扇上，都留有元代内府收藏的印记，这些很可能便是来自明内府的赏赐。
宣宗朱瞻基也是一个以赏赐臣下书画闻名的人，他不仅大量赏赐御制书画，还将宫廷所藏古玩书画赏赐给皇亲国戚，明通鉴记载，宣宗雅善绘事，尝亲画寿星图以赐大臣夏元吉，“其他图画、服饰、器用、玩好之赐无虚日”。
2.皇帝不染收藏癖
纵观明代历朝皇帝，没有哪一位皇帝对于收藏有特别的癖好，不要说没有像宋徽宗、清高宗那样酷爱收藏的人，连像金元时期金章宗、元文宗、元顺帝那样对收藏有较高热情的人也没有。宫廷收藏不足之时，皇帝往往派出使者到民间搜求，如唐太宗李世民，不惜重金搜访王羲之书法作品，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就刻意搜求前朝书画，“因喻旨搜访名贤书画，后果得千余卷”，宋太宗赵光义通过行政手段对书画进行搜集，即位之初，就下令天下郡县搜访前贤墨迹图画。明宣宗朱瞻基虽酷好绘事，但不闻有搜求民间流传名迹之举。书画艺术品在明代皇帝的眼里，不过是金银财宝的一部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明王朝的财富多的是，哪个皇帝能看中那些破旧的书画啊。在对宫廷收藏书画的管理上，皇帝佬儿也没怎么当成一回事，与前朝的管理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隋文帝杨坚在洛阳观文殿后面，东建妙楷台，庋藏历代法书，西建宝绩台，庋藏历代名画。宋徽宗设书画学博士，将宫内所藏编成《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元世祖设秘书监掌管图籍，元文宗设立奎章阁负责书画鉴藏。而明代宫廷书画的管理，除了洪武时期的纪察司外，后世均由太监掌管。明代中后期太监专权现象严重，再加上出了自由主义严重、从不打算老老实实坐在龙椅上的正德、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等皇帝，宫廷收藏的书画，远没有皇家小金库更能得到他们的青睐。这样，太监盗取书画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3.太监盗宝晒书画
沈周《客座新闻》里记载：“成化末，太监钱能、王赐在南都，每五日舁书画二柜，循环互玩。”
说的是钱能、王赐这两位太监，每隔五天，就会让手下抬出两大柜书画炫耀一番。有宝贝不外露，就像锦衣夜行，让人感到憋屈。令钱能和王赐得意扬扬的是什么样的宝贝呢？原来是“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滉题扇，惠崇斗牛，韩幹马，黄笙醉锦卷，皆极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为异。”这些书画中，多数是晋、唐、宋物，连前代元朝的作品都算不上什么了，这样多的神品之物，能不让这两个太监沾沾自喜吗？钱能，成化至正德朝的太监，北直人，见宠于宪宗，出镇云南为监守太监，其于任上骄奢贪残尤甚。其好赏玩书画，在云南极力搜罗，黔宁王沐氏家藏，不少成为钱能的藏品。近年出土的石碑记载，钱能是一门四太监，老大钱义也懂些书画鉴赏，但钱能比他哥哥更有水平，他还是搞价的专家、捡漏的高手，沐王府价值4万两白银的书画，他用7000两就搞定了。钱能从云南回来，又当上了南京守备，镇守南京军区。以职务而论，南京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在那样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钱能真是如鱼得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这时候宫廷收藏的大部分书画，还都在南京存放，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才把这些珍藏调到北京，钱能当时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吗？钱能的义子钱宁也不是省油灯，钱宁原是钱能的家奴，因善于逢迎而被钱能认为义子。钱宁的贪佞比其义父有过之无不及。他通过曲事太监刘瑾而成其一党，并由此见宠于正德皇帝。他贪婪专权，后因勾结叛乱的宸濠一党而遭抄没家产，并被处死。据史料记载，当时在钱宁家抄出黄金105000两，银498两，其余珍珠宝贝不计其数，可见其贪赃之至。虽然史料没有记载钱宁所藏书画的数量，但由其一贯作为可以想见其巧取豪夺的伎俩。现存书画上钤有“钱氏素轩书画之记”、“素轩清玩珍宝”、“钱氏合缝鼎印”的便是当年钱宁的收藏。
太监盗窃宫廷书画的另一明证，就是张居正所藏书画的流向。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张的藏品因充入国库，可是没过几年，掌管书画收藏的太监就把它们捣鼓出来换成了银子，这样，倒是让韩世能、项元汴这样的收藏大家遇上了难得的机会，他们纷纷抢购，收到的都是精品。
4.书画回流到宫廷
明代宫廷书画收藏虽然被慷慨的皇帝大大方方地赏赐下去，又被内贼盗窃，但并没有枯竭，对罪臣的抄家，使书画回流宫廷，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权相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藩的抄家。
严嵩权倾朝野，贪赃枉法。他善诗文，精通书画。其子严世藩，“招权纳贿，贪利无厌，尤好古尊彝奇器书画”，凡他看中的书画，往往假手总督、巡抚、按察使的势力，对字画的主人威胁、迫害，甚至使其倾家荡产、丢掉性命，攫取不到自己手中，绝不罢休。为得到《清明上河图》，严蒿就杀了两个人。一个是曾经收藏此画的员外郎王振斋，一个是知道严蒿用权势豪夺书画并陷害王振斋致死内幕的王忏。抄没严嵩家产的登记簿，冠名《天水冰山录》，留传于世。严嵩的抄家物资中有大量名人字画，“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其中有唐吴道子《南岳图》、李思训《仙山楼阁》、阎立本《瀛洲学士图》、王维《园光小景》、王维《辋川雪溪图》、黄笙《金盆浴鸽图》、周昉《杨妃出浴图》、戴嵩《牛图》、关仝《山水图》、荆浩《山水图》；宋徽宗《秋鹰》、宋高宗《题王仲〈梅〉》、董源《山水》、文与可《竹》、苏东坡《墨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米芾《人物山水》、苏汉臣《婴戏货郎》、李嵩《士农工商》、马远《翎毛》、范宽《晓景图》；元赵子昂《观音》和《美人图》、钱舜举《花草》、王冕题元人花鸟；明代文徵明《潇湘八景》、《拙政园十二篇》、祝枝山《文赋草圣》、沈周《画谱》等，无一不是国宝。
有大量珍贵书画收藏而被抄家的，还有曾官至吏部尚书的陆完。王世贞称陆完“好集法书名画之类”；钱谦益亦称陆完“博雅好古，精于鉴赏”。陆完的藏品有：怀素《自叙帖》、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苏轼《赤壁赋》、米芾《苕溪诗卷》、王维《江干雪意图》、李思训的《春山图》、周文矩《文会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马远《水图》等。陆完的鉴赏水平高，藏品品位出众，他如果不是斥以巨资购藏，便必然凭借权势搜罗，最后因被卷入宸濠叛乱案中，遭遇了抄家籍没财物的下场。严嵩父子被抄家，钱宁之辈被抄家，陆完被抄家，连名相张居正也被抄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记载：“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狭，而所收精好，盖人畏其焰，无敢欺之。亦不旋踵归大内，散人间。”张居正当年一手遮天，气焰炽烈，连向他送名贵书画的人都不敢用赝品去糊弄，所以收藏的都是精品。张居正收藏的书画中，其中很多就是当年严嵩抄家归入国库的东西。连成国公朱希忠，在晚年病极的时候也孝敬了张居正不少好画，才能够被封为定襄王。张居正的藏品，被抄家抄入宫廷，后来也就烟消云散、流落民间。
5.宫廷书画当钱发
嘉靖、万历朝由于库银空虚，又出现了以宫廷所藏书画充当俸禄分发给朝臣的所谓“折俸事件”，又一次致使大量书画流向民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也记载：“郭忠恕《越王宫殿》，向为严分宜物，后籍没。朱节庵国公以折俸得之，流传至余处。”这次折俸事件中获益最大的就是朱希忠、朱希孝兄弟。二朱为怀远县今属安徽人。希孝，隆庆元年以左都督太子太傅加太保，寻兼太子太傅，谥忠僖。明王世贞《觚不觚录》一卷也记希孝得内府书画故实曰：“分宜败，什九入天府。后复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夺巧取，所蓄之富，几与分宜埒。”《清河书画舫》云：“朱希孝太保承袭累代之资，广求上古名笔，属有天幸，会折俸事起，颇获内府珍储，由是书画甲天下。不过，这次折俸事件，倒也成就了一位收藏大家。朱希孝死后，他那富甲天下的“书画悉归之太史（韩世能）”。据《清河书画舫》著录，韩世能得自成国公家的书画珍品颇多，包括王羲之《思想帖》、顾恺之《洛神图》、展子虔《春游图》、孙过庭草书《书谱》上卷，以及马和之着色《二南图》等煊赫剧迹。
明代宫廷书画收藏不兴，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宫廷书画收藏聚聚散散，推动了民间收藏的兴盛，到晚明时期，终于形成了收藏史上的第二次收藏热，出现了在书画收藏史上最大的私人收藏家项元汴。明末清初，书画收藏大家迭出，宋荦、高士奇、梁清标、安歧等都在收藏史上留下了重笔浓彩，而当年这些书画收藏大家并不知道，就在他们不远的前方，一位收藏大鳄正在成长，他将不遗余力地蚕食鲸呑他们的藏品，并造成了此后100多年间民间书画收藏的沉寂，他，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
明代书画私家收藏
1.书画家群体
沈周及其儿子
明宣德二年1427年，沈周出生在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吴县的一个书香世家，沈周的曾祖父沈良琛与元四大家中的王蒙交情甚笃，王蒙曾夜访其家并赠以书画。沈周祖上三代都以书画闻名，家藏古代书画名迹甚多。沈周的祖父沈澄善诗文能绘画，精于鉴赏，曾辨藏倪瓒真迹。沈澄次子沈恒吉1409—1477年就是沈周的父亲，别号同斋。工诗文，擅丹青，所作诗画只用以自娱，绝不换取钱帛，故而极为名贵。沈周从小生活在有浓郁教育风气的环境里，除受祖、父辈的熏陶之外，又拜诗画名家陈宽、赵同鲁为师。加之勤奋好学，又得二名师指教，学识长进极快。后来终于成为是明中叶画坛上四大艺术家另三人为文徵明、唐寅、仇英之一。沈周的藏品有继承自祖辈也有自己搜集到的，他的绘画藏品中不乏像《富春山居图》、《太白山图》这样的名迹，而他的书法藏品则以“宋四家”为主，尤多黄庭坚的大字书迹。另外还有《万岁通天帖》、郭忠恕《雪霁江行图》、李公麟《女孝经图》、苏轼《前后赤壁赋》、米芾《蜀素帖》、林逋《两札》、黄庭坚《忆旧游诗》、陆游《自书诗》、石延年《古松诗》以及王蒙《太白山图》等巨迹。沈周又善于交游，后辈鉴藏家如文林、朱存理、都穆、文徵明、祝允明等，又有古董贩子、裱褙匠、各种好事者。后面的这几种人求沈周题跋，一是自己没有眼力，求其鉴定真伪；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则是使其藏品因沈周的题识而增高画价。
沈周的长子沈云鸿1450—1502年，“特好古遗器物书画，遇名品，摩拊谛玩，喜见颜色，往往倾囊购之。”不仅如此，云鸿又“长于考订”。对历代文献的搜集、整理与考证相当踏实，并热衷于抄录古代书画题跋，与朱存理等人时常互通有无，乐此不疲。正是由于在文献方面的积淀，云鸿对古器物、书画“寻核岁月，甄品精驳，又历历咸有依据”，于是，当时“江以南论赏鉴家，盖莫不推之也”。沈家的收藏在云鸿手上不仅没有散落，而是有了更大的发展。沈氏一门的收藏以家庭方式传承五代，绵延近150年，是收藏史上的奇迹。
文徵明及其儿子
文徵明出生于清廉的官宦世家，他家传的书画藏品并不多，文徵明不以藏品数量众多闻名，他在书画鉴藏圈中崇高的地位得自于他出众的鉴定眼力。刘凤在《续吴先贤赞》中称：“吴善以赝售，得其文徵明一言，辄价翔，故以文史玩弄，声重于王公间。”文徵明的鉴定眼力为当世推崇，其原因有三：一是其所过目的历代名迹数量不下千件，而且其中令人惊羡的传世巨迹也比比皆是。二是沈周、李应祯、吴宽等前辈对他的培养。三是他自身在诗文、书画、印章、历史、掌故等各方面所具备的全面知识结构。而对于书画鉴定这种需要触类旁通的综合能力的工作而言，文徵明的全面素养正是至为可贵的。
文徵明的两个儿子是文彭、文嘉兄弟。文彭在篆刻方面有着突出的才能与贡献，是晚明文人篆刻艺术的领袖人物。因得于文徵明的亲授，文氏兄弟都具有超常的鉴赏水平，常为人鉴别书画，他们是大收藏家项元汴书画收藏的主要掌眼人。文嘉对于书画鉴藏史的特殊贡献，就是撰写了《钤山堂书画记》，将嘉靖朝的权相严嵩被籍没的书画藏品作了著录。此举不仅记录了收藏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且对许多重要名迹在明代中期的流传经历作了交代，留下了十分重要的文献史料。
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出生于一个败落的世家。他的眼力多是依靠20来岁时在嘉兴项元汴家做塾师时观摩了大量的名迹得来。而董其昌得中进士后，他更是善于运用宦游各地的机会向藏家借观古代法书名画，同时也适时地搜罗了不少名迹。曾珍藏董源四幅山水《潇湘图》、《溪山行旅图》、《龙宿郊民图》、《夏山图》，并以“四源堂”名斋。还有精选李思训《蜀江图》、《秋江待渡图》，董源《征商图》、《云山图》、《秋山行旅图》，巨然《山水图》，范宽《雪山图》、《辋川山居图》，李成《着色山图》，郭忠恕《辋川山居图》，江贯道《江居图》，赵大年《夏山图》，赵子昂《洞庭二图》、《高山流水图》，王蒙《秋山图》，《宋人册页》等18幅。从中可以看出，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董其昌与各地藏家之间的广泛交往，除了松江的前辈画家莫如忠、莫是龙父子以及好友陈继儒之外，董其昌与嘉兴的冯梦祯、项元汴的子孙、徽州的吴廷等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时常向他们借观名迹，在藏品上也时有交易转换。在这样的交往中双方的眼界都得到拓展，鉴赏能力也得到了提升。藏家们倚重董其昌的名声在书画上题识，令其画价增值，而董其昌则在这一次次的赏鉴活动中逐步地确立其鉴定巨眼的地位。
2.官宦收藏家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明朝长沙府茶陵州人。明代中后期的诗人、书法家、政治家。历任弘治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能诗善篆书，留意古代书画的收藏，有名于时。经他本人鉴藏过的名迹大都有其题记，如北宋米芾《苕溪诗》，苏轼《二赋》、《四时诗》、《寒食帖》，朱熹《二札》，任询《书韩愈秋怀诗》，传为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铭》，唐林藻《深慰帖》，蔡襄《茶录》，赵孟頫书《王诜烟江叠嶂诗》大字卷等。《苕溪诗》前后引首和跋文\\\n见图，图为局部。李氏用玉筋篆及行书题写，极为重视。由于本人所处高位，搜集的法书名家委实可观，惟卒后籍没。所藏珍品悉数充公，昙花一现。
陆完1457—1525年，字全卿，号水村。长洲陈湖人。官至吏部尚书。因被卷入宸濠叛乱案中而发配福建戍边，死于戍所。王世贞称陆完“好集法书名画之类”；钱谦益亦称陆完“博雅好古，精于鉴赏”。在现存的古代书画中有许多赫赫名迹都曾是陆完的收藏：如怀素《自叙帖》、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苏轼《赤壁赋》、米芾《苕溪诗卷》、王维《江干雪意图》、李思训的《春山图》、周文矩《文会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马远《水图》等。由此可见陆完品位之出众及购藏能力的强大。今天我们很难找到材料说明陆完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取藏品，从其藏品的级别及数量来看，若非斥以巨资，便必然凭借权势搜罗。但陆完显然与严嵩、张居正之流不同，他还是具备相当鉴赏水准，并真心喜爱书画艺术，绝不是单纯的罗致财富的那种权臣，尽管他官高位重，而且也遭遇了抄家籍没财物的下场。
王世贞、世懋兄弟
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苏州太仓人。官至刑部尚书。与李攀龙主文坛，以复古号召一世，世称“后七子”。李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20年，威望极高。王世贞亦爱书画，收藏甚富，同时他对书画所发议论的文字也相当丰富。在《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艺苑卮言”部分集中了王世贞对书画的评论，除此之外，他对古代书画的许多考据及记载则散见于他浩瀚的著述当中。王世贞挟其在文坛的声望，对书画鉴藏活动、鉴藏理论都多有涉及，因而在鉴藏群体中的影响甚至超越了文氏兄弟。
王世懋是王世贞的弟弟，字敬美，号麟洲。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南京太常少卿。其名亚于其兄。在许多王世贞的收藏上亦能见到王世懋的题跋。
韩世能、韩逢禧父子
韩世能1528—1598年，字存良，号敬堂，长洲人。郡望南阳今属河南。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与同时王世懋、王肯堂、董其昌、陈继儒等收藏家交往。
韩世能的收藏主要得自其宦仕京师时的留意搜求。更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天下奇珍尽归其处。还是要说到隆庆朝的“折俸事件”。这次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成国公朱希忠、希孝兄弟详见后文“朱希忠、希孝兄弟”条。而韩世能与朱希孝同朝为官，多有书画往来。所以当朱希孝死后，他那富甲天下的“书画悉归之太史韩世能”，据《清河书画舫》著录，韩氏得自成国公家的书画珍品颇多，包括王羲之《思想帖》、顾恺之《洛神图》、展子虔《春游图》、孙过庭草书《书谱》上卷，以及马和之着色《二南图》等煊赫剧迹。另一方面韩世能也在家乡苏州地区搜罗民间的书画藏品。这其中包括清河张氏藏品，张祥所收赵孟頫《胆巴碑》、张应文收周昉《西夷职贡图》、米芾《砚山图》等作品均转入韩氏箧中。在当时书画收藏风盛、流动频繁的有利条件下，韩世能远收近购，终成册府。
韩世能长子逢禧1576—？，号古洲，又半山草庐，又号半山老人。以父荫入仕，天启元年1621年任雷州今属广东知府。他是韩氏书画的主要继承者。其父死后，他又陆续收进了一些书画，如宋徽宗赵佶《高士图》、李怀琳《绝交书》等。但总的来说，其家藏开始散落出去，如宋李公麟《郭子仪单骑降虏图》为项笃寿购去。另一个主要去向则是为韩氏家藏做了大量著录的张丑家族。
韩氏父子的收藏由韩逢禧的好友张丑著录成《南阳法书表》一卷和《南阳名画表》一卷。据张丑在《南阳法书表》序中所言，“长公朝延以余耿尚，时接讨论，环宝在陈，剖腹无计”。“朝延”即韩逢禧，这说明了韩、张二人因共同的痴迷而产生真挚的友情，而且对于自家的藏品韩逢禧之于张丑也极其坦诚，毫无避讳。由此张丑才得以彻底地了解韩家的收藏，并加以著录。
同时，韩氏的书画收藏也为后辈鉴藏家提供了锻炼眼力的机会。董其昌和张丑是其中两位卓有成就者。董其昌后来成就为一代巨眼和大书画家，主要得力于其青年时代在座师韩世能家与雇主项元汴家所目遇的大量名迹。就张丑而言，他在韩家得以寓目大量藏品，正所谓“时接讨论，环宝在陈”，锻炼了眼力。
3.权势收藏家
权相严嵩、严世蕃父子
嘉靖后期严嵩权倾朝野，其子严世蕃乘机大肆搜罗天下珍宝，当然也包括数量惊人的古代法书名画。严嵩败后家产被籍没，其所藏书画悉数被著录在文嘉所作《钤山堂书画记》中。严嵩、严世蕃父子贪得无厌。可从文嘉于嘉靖四年1525年被派赴江西袁州点查严世蕃家被没籍的法书名画账目查看，见于《天水冰山录》和《钤山堂书画记》所载，就有历代名画3201件，法书101件之多，而且列出作品名目，较之韩偏胄、贾似道，金、元内府所藏并无逊色。
朱希忠、希孝兄弟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八“籍没古玩”条记载了严嵩父子被籍没书画的后续下落：
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于是，成国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
后朱病亟，渐以饷江陵相，因得进封定襄王。未几张败，又遭籍没入官。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其时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什佰之矣。
“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指的就是书画收藏史上著名的“折俸事件”。而这次折俸事件中获益最大的就是朱希忠、希孝兄弟。二朱为怀远县今属安徽人。希孝，隆庆元年1567年以左都督太子太傅加太保，寻兼太子太傅，谥忠僖。明王世贞《觚不觚录》一卷也记希孝得内府书画，故实曰：“分宜败，什九入天府。后复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夺巧取，所蓄之富，几与分宜埒。”
《清河书画舫》溜字号云：“朱希孝太保承袭累代之资，广求上古名笔，属有天幸，会折俸事起，颇获内府珍储，由是书画甲天下。
权相张居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好事家”条中记：“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狭，而所收精好，盖人畏其焰，无敢欺之。亦不旋踵归大内，散人间。”此“张江陵”指的就是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老师，由于皇帝年幼，加上李太后的倚重，所以权倾一时。张居正亦好书画，便有各种阿谀之人供上名迹，其中很多就是当年严嵩抄家归入国库的东西。前文提到的成国公朱希忠，在晚年病极的时候也孝敬了张居正不少好画，以至于得封定襄王。后张居正病逝，遭人诟病，终至抄家、罚没财产甚至鞭尸的下场，其藏品又充入国库，“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相购之，所蓄皆精绝。”
书画名迹从民间被搜刮到权贵手中，然后被籍没充入国库，再由不同的方式复归民间，再由新的权贵聚拢，再抄没入内府……如斯循环往复，烟云的聚散莫不如此。
法书名画集于清宫
中国皇家收藏，在清代乾隆皇帝时达到了巅峰。仅以《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所著录的历代法书名画而言，就有自晋、六朝、隋唐直至清朝当代的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其中《秘殿珠林》所收录的专为各类宗教题材的文物。两书总数为255册，所收书画家合作作品不计名头共863人，其中《石渠宝笈》收录作品计7757件，真可谓卷帙浩繁，蔚为壮观。
乾隆时皇家收藏的宏富，和清代前几位皇帝对艺术品的重视有关。清内府的藏品很多来自明代宫廷收藏，如清宫收藏的明代帝王、院体绘画，便主要来自明内府。清朝立国之初的几位皇帝都喜好书画及古玩，从康熙时期清宫就开始留意对书画的搜求，不少流散的珍玩逐渐会聚清宫。康熙喜好董其昌的书法，注意收集其作品。在康熙的侍从之臣高士奇的书画著录中，就专门列有“可御进”一项，还特将董氏作品列为专目。
乾隆皇帝在诗书画及收藏鉴赏领域中，又是继唐太宗、宋徽宗后之的又一位有着精湛艺术造诣的“翰墨大帝”。他汉学学识渊博，精研诗书画及古字画鉴赏，对前代法书名画更有一种贪痴的心态。他醉心于历代书画的把玩鉴赏，赏到尽兴时，喜欢在字画上题写诗文，加盖印玺，有时会一直题到画面盈满为止。相传乾隆得到元代画家黄大痴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时，被黄大痴出神入化的丰富笔墨所陶醉，以至于“龙颜大悦”，将整卷画面“题之又题，赞之又赞”,直题到画面“密不容针”为止，可见乾隆对书画作品的真心赏爱。
封建时代的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对书画作品喜爱的信息，自然会迅速传递到臣下的耳中，于是一些收藏丰富的大臣会以献纳的方式向皇帝贡奉。河南宋权、宋荦父子，曾多次受过康熙、雍正皇帝法书名画的赏赐，加上两代购藏，其藏品在清初是数一数二的。到了乾隆皇帝时，这一家的后人通过献纳或其他方式，使书画名迹流入了内府。清初大收藏家梁清标，庋藏之富，有过于宋氏父子，他死后，所有唐宋书画也全部流入宫廷。早于梁清标的冯铨、孙承泽，其藏品亦先后为乾隆皇帝所有。一向精明过人的高士奇以及家财万贯、励志括囊天下名画的山东张先山父子，他们的藏品最终也到了乾隆手中。
苏州古玩大家归希之，其藏品多秘不示人，一些富商缙绅曾多次求购，他都予以坚决拒绝，但乾隆以一道圣旨就将其充公。朝鲜人柳得恭《滦阳录》记载，他曾在扬州八怪之一的罗两峰处，见到一幅唐韩滉画，轴尾有朝鲜安氏印记，罗氏告诉他，这就是前朝大收藏家安歧，“曾献书画于今皇上，蒙收，赐白银1000两”，大盐商安歧收藏晋唐以来书画甚巨，他所著的《墨缘汇观》中，著录有“法书上卷自魏钟繇至北宋人书法一百五十三件；法书下卷自南宋人至明人书法一百六十八件，墨榻十种，附法书续录，一百三十件；名画上卷自东晋顾恺之至明人绘画一百一十五件；名画下卷自唐至明之画册八件，画卷六件，附名画续录一百二十二件”。据史书记载，这些藏品中的大部分经沈德潜从中斡旋，悉数入宫典藏。
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也是对天下法书名画的一次大搜集。乾隆三十七年为纂修《四库全书》下诏求书。因呈书寥寥，又于次年重申前谕，命各省实力查访，倍价收购，并采用多种奖赏献书的措施。同时，乾隆限令各省督抚在半年内办妥征书事宜。于是，全国大规模的征书活动进入高潮。当时凡是藏书的士大夫家，都有或多或少的书画藏品。这次搜集图书，许多书画也同时被征入宫内。如江苏善本图书家季沧苇，大批宋元善本归于皇室，而他和乃父收藏的宋元书画墨迹亦同时进入清宫。
乾隆常常不惜以重金购求。《石渠宝笈》载乾隆帝观晋王羲之书《袁生帖》题跋，云：“《袁生帖》三行二十五字，见于《宣和书谱》，……乾隆丙寅，与韩幹《照夜白》等图同时购得，而以此帖为冠。”《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被乾隆目为赝品，但还是花费2000两白银购入，“概以二千金留之”。在乾隆的大力征集、搜求之下，清宫法书名画的收藏也达到了鼎盛，几乎民间流传的珍贵墨迹，大都归于内府所有。
抄没罪臣家产，也是清宫丰富内府藏品的一种方式。如雍正抄没年羹尧之家私。《石渠宝笈》中著录毕沅原藏之件甚多，其中字幅如张即之书《李衍墓志》，即为毕氏身后没收入宫者；有名之《颜鲁公祭侄文稿》，亦系籍没毕氏之物。
乾隆皇帝在强烈占有欲的支配下，将民间所藏网罗殆尽，法书名画几乎全部集于内府，使得书画收藏之风颇为炽热的清代，自乾隆之后，不得不转向金石碑帖的收藏了。
清代宫廷收藏，自乾隆之后就走上了下坡路。特别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抢劫与破坏，使清宫珍藏的书画被抢到异域或流散到民间。1860年，英法联军疯狂劫掠和焚烧圆明园。圆明园中珍藏的丰富的奇珍异宝，由于侵略者的野蛮劫掠和焚毁，原有的收藏和陈设很少留存国内，大量瑰宝、珍玩流落国外。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就是这次被掠走的。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在长达一年之久的劫难中，紫禁城、三海、颐和园、坛庙陵寝、王宫府第，悉遭厄运。据《平等阁记》作者狄葆贤目睹所记，“宫中已损失过半”，三海、瀛台文物珍品“荡然无存”，“紫光阁内书籍狼藉满地”。此次劫难，是第一次宫中藏品大规模的流失，清宫收藏损毁之惨重，前所未有。而末代皇帝溥仪，更是造成国宝劫难的元凶。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逊位皇帝溥仪继续在紫禁城内待了11年，这11年也是故宫文物流失最严重的时期。1923年6月26日深夜，神武门内建福宫的德日新斋起火，共烧毁房屋120间，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几万册。后来清理火场，一个以5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灰烬处理权的金店，就从中拣出金块金片17000多两。据推测，这次国宝劫难，是宫内太监和内务府官员为掩饰他们盗窃文物的行为而有意引燃。
溥仪被赶出故宫之前，曾多次以赏赐的名义，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和历朝名人字画盗运出宫。盗出宫的宋元善本209件,总计502函,绝大多数是宋版。盗出手卷1285件,册页68件。
1925年，在日本警察的护送下,溥仪偷偷潜到天津,在日租界中张园安顿下来。为了维持“小朝廷”的活动和自己的奢华生活，溥仪开始通过各色人等搭桥出卖盗运出宫的字画。有胡嗣瑗《直庐日记》手稿记录的《寒林图》等六件，有“赏赐”经手人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的四十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长春制造了“伪满洲国”政权。1932年4月,溥仪充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后来的几年里，溥仪将盗运出的故宫文物运到长春伪皇宫。其中古籍和书画部分，整箱置于伪宫东院的图书楼楼下，在这座时称“小白楼”的建筑中沉寂了13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溥仪择选法书名画精品120余件携逃，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均裹在其中。逃往通化途中，溥仪一行人曾用携带的珠宝和名贵书画，以低廉的价格换取生活用品。8月19日,溥仪一行在沈阳东塔机场被苏联红军截获。同时截获的书画珍宝，后来大部分被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少部分被苏军截留。
未被溥仪带走的小白楼书画，因看守小白楼伪兵的抢夺，形成历史上又一次文物浩劫。书画在争抢中被全部盗走。一些国宝级法书名画、被撕扯为数段。明代无锡画家王问所画的七米长卷《万松图》，在“国兵”们的争抢中被撕扯成碎片，再被烧成灰烬。
伪兵金香蕙，辽东半岛盖县人，对国画有一定的感性知识，在小白楼掠夺的宝物共有四五十件，回家前，曾将30余件存放在同乡家中，自己携带十几件回到盖县老家。解放初期，他外出工作离开老家之后，盖县开始进行土改，他家是地主成分，其妻子也属地主子女，因怕查出从伪宫抢出来的文物而被加重罪名，竟然将国宝当柴薪，一卷一卷地送进了灶炕，使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转瞬间化成了灰烬。其中包括书圣王羲之的《二谢帖》、《岳飞文天祥合卷》、南宋画龙大家陈容的《六龙图》。至于其他被毁国宝，因为没有目录，也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伪兵王学安，将抢来的国宝埋入地下，由于地下潮湿，腐蚀现象极为严重，其中的纸本书画尚可抢救，而绢本却再也无法使之复原。这些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经伪兵和无知愚妇之手而毁灭，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溥仪！
清初书画收藏大家
清朝初年，社会战乱频繁，从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到满兵入关，从大明王朝的灭亡到清军南下灭明等政治变动，造成了宫廷内府以及私人所藏书画的大量散出，清朝著名鉴藏家曹溶就此而感慨：“二十年来内府真迹流落人间，自右军以下至于子昂、伯机所见五六百卷，大有古今不相及之叹。”但书画的流散，也为清初私家书画鉴藏的繁盛奠定了基础。江山易帜的时期，也是书画古玩更换主人的时期，一些嗜爱法书名画的官僚富商在此动乱之际广求博搜，因此造就了清初的一大批收藏大家，宋荦、孙承泽、梁清标、高士奇、安歧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宋荦的收藏
宋荦1634—1713年字牧仲，号漫堂，西陂，绵津山人，河南商丘人。有人评价其“所收藏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江南第一收藏大家”之称，今人周绍良称赞其“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赵孟頫、鲜于枢三帖合页论书帖，著名的宋马麟《层叠冰绡图》、宋林椿《果熟来禽图》册、宋佚名《枯荷鹡鸰图》册、元张宋中《桃花幽鸟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等均经宋荦收藏。
宋荦在收藏上取得的成就，和他的身世与经历有关。他出生于商丘的名门世家。其曾祖伯父为明朝进士，万历名臣，官至礼部尚书；祖父宋沾官任山东福山知县；父宋权清初官至国史院大学士，卒赠少保。宋氏几代诗礼簪缨，宋荦从小受到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对传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
宋荦长期在文化氛围浓厚的江西、江苏等地任职，加上他本人“一生好尚风雅”，深受其地收藏风气熏染，他每到一处，广泛访求当地古今石刻、鼎彝古器和法书名画等，“暇日搜访古迹，延接俊流”，与江南许多收藏家有密切交往，宋元典籍、历代书画过眼无数，鉴赏水平自然随之提高。他曾说“黑夜以书画至，摩挲而嗅之，可辨真赝。”据说当年北京古董商举物均以宋荦鉴定为荣耀。
宋荦的收藏中，除了名迹秘帙，大量的御制书画也是其特点之一。康熙皇帝对宋荦恩宠有加，宋荦曾在商丘古城老宅内建“御书楼”，专门收藏康熙给他题写的墨宝。康熙三十八至四十四年1699—1705年间，康熙皇帝三次南巡，皆驻跸苏州，由宋荦负责接待，所获御赐手迹和书画极多。据《商丘县志》统计，“康熙已卯，上幸江南，御书：‘仁惠诚民’四字，又‘怀抱清朗’四字以赐，又御书诗扇，又临米芾书，董其昌书天马赋，渊鉴斋法帖及耕织图以赐”。
孙承泽的收藏
孙承泽1592—1676年，字耳北，号北海，又号退谷，山东益都人。明崇祯进士，官给事中；李自成克北京，任四川防御使；入清，官至吏部左侍郎。
从孙承泽的收藏活动中，可以看出动乱中书画流散情况。他在《庚子销夏记》中，多次提到他所藏的书画得之故内：“甲申之变名画满市，独无浩画。一日见从故内负败楮而出者，浩画在焉。”清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记载“阎立本画《孝经图》一卷，褚河南书，故明大内物，后归孙北海侍郎承泽家。”孙承泽所藏苏轼《苦雨诗》墨迹，“予于崇祯壬午得之吏部黄襄，兵乱失之，贾人仍持来售，亦奇缘也。”
孙承泽鉴赏书画，颇负重名，不仅古董商人持画来售，朋友来往也多以古书画相赠。在《庚子销夏记》中，记有王诜《设色山水》卷：“曹秋岳曹溶赠余一卷，布景不多，悠然有海阔天空之妙。”沈石田即沈周《江山一览图》卷：“在开封王半庵惟俭家，张孝廉民表购以赠余，今相依三十余年矣。”
缪荃孙在《退谷园》中说，孙退谷家中有很多奇迹秘玩：“有客诣之，退谷必示数种，留坐竟日；肴蔬不过五簋，酒不过三四巡，所用皆前代器皿，颇有古人真率之风。”到了冬天，他就移居岁寒堂。悬挂在岁寒堂中的，有杨补之所绘墨竹，赵子固描绘的水仙，还有王元章墨梅和吴仲圭松泉图，再加上自己这位80岁的老人，他很得意地称之为“岁寒五友”。
孙承泽还致力于著述，《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两书记述北京的历史掌故、典章制度和名胜古迹。而《庚子销夏记》、《闲者轩帖考》、《法书集览》、《砚山斋墨迹集览》则是有关书画方面的著作。
梁清标的收藏
梁清标生活在明末清初江山易帜之际，从皇宫和旧臣家中流落出来的书画珍品，为梁清标的收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还不失时机地将触角伸到了艺术品相对集中的江南地区，让一些书画商、裱画师代为搜罗书画，古玩商吴其贞、王济之，裱工张黄美等都曾为他罗致，帮他掌眼。吴其贞《书画记》中说：“扬州有张黄美者，善于裱褙，后为梁清标家装。”吴在张黄美家观赏到一批宋元书画名迹，便是张为梁清标收购的。梁清标占据的“地利”，是他良好家庭环境的熏陶和“领尚书事垂二十年”的人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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