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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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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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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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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选作者有关中国文化的相关著述，全书分为“文化中国”、“文化方法”、“文化批评”三个专辑。“文化中国”主要包括：世界大文化类型与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化史上的三次开放与融合；中国文化的结构分析；中国艺术精神。“文化方法”概括了作者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主要方法，分别为结构论、位序论与两端论。“文化批评”收集的主要是作者近期的批评性文章，文风犀利，文思缜密，谈古说今，一针见血。为本书出版，作者专门写一长序，阐述了中西文明的三大差异，特别是对外部歧视与内部歧视的历史文化现象做了比较翔实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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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史仲文，北方工业大学素质教育与现代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和教学领域宽泛，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美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主要代表作品有：《中国人走出死胡同》、《中西文明的历史对话》、《文化中国的十大品性》、《猛醒的中国——关于经济哲学的思考》、《泡沫经济：透视中国的第三只眼》、《民间视点：中国现在进行时》、《六大名著的现代阅读》、《生死两论》、《汉语是这样美丽的》。主编大型丛书、套书多部。著名学者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林耀华、曹禺曾分别为其主编的百卷本《中国全史》、百卷本《世界全史》和《中国艺术史》担任名誉主编。作者阅历复杂，兴趣专注，平生只在读书、写书、编书之间，曾自作联云：寻书如痴，读书如醉，论书如狂，著书如命，料是高贤应笑我；观花以情，赏花以意，爱花以心，喻花以志，岂谒鬃泳≈???text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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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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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辑
文化中国
地缘定理、人文定理与现代化进程的边际效应
中国文化史上的三次开放与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分析
中国艺术精神.
三位文化巨人的三式人格
第二辑
文化方法
结构分析方法的案例性解读
关于位序论的发散性思考
漫说真理的两端性
第三辑
文化批评
公民权利解读
虽然世俗，中国人的内心情感同等圣洁
四问《中国不高兴》
疑问于丹，究竟何为中国文化精华
对《基督教为什么有魅力》的六点联想
智利矿难救助的启示：匹夫兴亡，天下有责
9 月28 日的国美将成为中国企业的一块历史界碑
老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VS 中石油们，谁是赢家
我们为什么爱流氓
我想做一只良知未泯的蛆
由兔年引起的动物话题联想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古典诗词的另类品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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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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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以平生精力读书写书的人，我确实看过不少书，也写了不少书。但关注的主线还是文化和中国文化。为什么？因为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大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以为最要紧的事情一是自省，二是开放，三是共赢。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观点都可以和文化研究发生联系，了解一个民族最恰切的途径莫过于了解它的文化，了解一个社会最深层的途径也莫过于了解其文化。文化其实就是这个民族的根，也是这个社会的密码，无论认识自己还是认识他人这都是一条最重要、也最关键性的路径。
我经常引证的一个故事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早期接触的时候，常常发生误会。写信就有误会，日本人的特点是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信的末尾，而美国人的特点则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信的开头。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习惯，然而双方都很不适应。在日本人看来，美国人是太过傲慢，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而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又太绕了，一封长信读了半天，还不知所云，干脆就不读了。这样的矛盾，让双方都很受伤。于是有文化知情者建议说，为了消除误会，接到对方的信时，最好倒读，倒着读日本人就舒服了，美国人也舒服了。
看到这个故事，也曾引起我的中国式的文化联想，我们中国人怎么写信呢？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把最要紧的事情放在开头的位置，那就太不礼貌了，没有文明古国的范儿了；但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把最重要的事情弯弯曲曲放在最后，我们也许会担心放在这么后的位置，人家要看不到怎么办呢？或者人家不重视认为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人的做法，大约有两种，一般的俗人——文化不高的人会把最重要的事情端端正正摆在信的最中间的部位，既示关键又示郑重。另一些“雅人”特别是那些城府高深的官场中人，他们的做法就更中国文化了，他们把最重要的事情根本就不放在信中，而是放在信外，这叫做弦外之音。最要紧的事，我没说，但那意思有了，就看你识趣不识趣。识趣的中国人才是高深的中国人，用今天大家习惯的语言表达就是明白潜规则的中国人。
我听过这样一件事，某个大单位要搞人事制度改革，于是有上级权威人士给主管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的一个亲戚，在你们那里工作，知道你们要进行改革了，千万不要给你们添麻烦不要对他有什么特殊照顾。谢谢！这样的信只有中国人才想得出来，它说了不要照顾了，你可以照办吗？你照办了，也许后果很严重，你没照办也许后果很轻松，何去何从，这里就有些中国文化的意思在内了。遗憾的是，很多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这样的地方，很“杯具”啊。
比写信更复杂的事则是重要的政治交往或社会交往，至少在表达形式上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古人最擅长的是游说，而西方人最擅长的不是游说，即使有游说，那一定也不居于特别重要的位置。他们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乃是讲演。游说和讲演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两种品味。中国人的游说可谓源远流长，而且功夫极深，用心极苦，一些著名的游说词，完全可以称之为千古文章。但因为它是游说很多内容已湮没无可靠，即使它重要，我们也无法确知其内容了。比如孔子，他一生周游列国两次，游历对象主要是国君，用的方法就是游说，但说了些什么，几乎全无可考。《论语》上没有，别的地方也没有。为什么？因为游说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它的两个基本特点是：第一，它的对象是最高权威，而最高权威只能是一个人；第二，它的表达方式是生发于密室之中，只限于说者与被说者二人之间。这和演讲完全不同。演讲一定要大庭广众之下，即使不是大庭，也一定是一个公共平台；即使不是广众，也绝对不是私密化的。
中国古代时期，西方有古希腊，中国有春秋战国，那个时候的大改革家在希腊有梭伦，在春秋有商鞅，但他们的做法全然不同。商鞅的改革显然更具深度和广度，然而他始于游说；索伦的改革却是公共性改革，他的第一表达就是演说。中国先秦诸子，可谓个个都是游说高手，或许换个角度考虑他们中既有致力于游说君主的人，也有致力于办学的人，二者或有交互，但总体上看，只有那些游说者可以成为政治明星，可以对当时的政治时局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多半政治明星皆为法家。
这样的传统连绵不绝，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证应该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这恐怕和《三国演义》的传布有某种关系。《隆中对》也是只对一个人讲的，那就是刘备。别的人呢？无须管他们。关张晓不晓得《隆中对》，存疑。荆州的百姓和士卒一定不知道这秘密，蜀汉的军人和民众恐怕就更不知道了。中国人主张游说，而且把它限于极其狭小的空间，因为不管你是儒还是非儒，大家都一条心地相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两年传播很广的一个清末文化话题是，当中英军队在虎门开战，英国军舰穿越虎门炮台进入珠江，一个令人惊骇的景象是珠江岸上有数万民众旁观，他们似乎在看一场戏，好像这战争与自己全然无关。几个月后战争移至厦门，英国大使向厦门守军提交战书，又有数万人在岸上围观，同样像是在看一场人间的活剧，同样是表现出全然与自己无关的状态。就是这样的状态，还被英军打了两炮。事情过了2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占领了安定门，又有数千民众上街围观，看大鼻子西洋镜。据有关文献记载，维护秩序的清兵都有些力不从心，挡不住这些民众的好奇心。
这样的表达显然是一种文化表达，而这种文化表达决然不使我们感到自豪或者光荣。很多人指责那时候中国人的黑暗和愚昧。但我以为，这样的愚昧显然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内在性的联系。民众和朝廷处于全然绝缘状态，或学术化一点讲是一种分裂型结构形态，他们中间没有沟通的线路，在这样的状况下，专制的政府必定催生冷漠的人民。
虽然如此，但这样的例证并不能证明中西文化整体的优与劣，就其发展阶段而言，却有快慢之别。中国文化的第一要务是需要认真的自省。自省不是妄自菲薄，不是专门拿我们的缺点和他人的优点比，不是如某些人讽刺的那样硬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自省是说要找出我们的不足。我听某一位评论员说过这样一句话：感谢上帝，它赋予了人类死亡。这话说的很高明，人类如果没有死亡，那一定不是人类的大幸，而是人类的大不幸，起码是这个地球的大不幸。把这意思用于文化，我们也可以说凡文化都有短项，这是它的幸运，因为有短项，所以才有更广阔的历史发展空间。所以，自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找出问题，意在发展。
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我这里想择要而言，举三个证明。
第一个证明，西方文化的最大历史问题在于它的外部歧视，而中国文化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内部等级制或曰内部歧视。
先说西方文化的外部歧视。我们很多中国同胞喜欢谈论古希腊的民主，不错，自由、民主、平等与幸福，在古希腊应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化范畴和文化理念。这一点确实与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然而，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品性是这些重要的理念，只限于它所认可的社会内部、民族内部或阶层内部。比如古希腊，雅典民主是最典型的，但它绝对不适用于奴隶。那些最杰出的政治领袖或思想家，在维护奴隶制这一点上并无不同。而且这些理念也一定不适应于希腊民族以外的民族，例如波斯人或者印度人。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了多年。
西方文化可以说由三大传统构成，一是古希腊文化。前边说过，它不曾克服对外歧视。二是古罗马传统。古罗马传统为后人公认的有三个遗产，一是罗马法，二是拉丁语，三是以雕塑为代表的艺术品。但即使罗马法，依然保存了对外歧视这样的文化品格。第三个传统是基督教。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是世界上最主张博爱的一种宗教文化，但我要说真正读过《旧约》的人都会知道，《旧约》的立论之一是认定犹太民族是上帝选民，狭义地说，犹太民族为上帝的唯一选民；即使广义地理解，犹太民族依然为上帝的优选民族。这样的观点就决定了基督教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歧视和信仰歧视。《新约》与《旧约》有不同，它确实做了非常大的改变，从而更其强调上帝的唯一性和万能性，更其强调博爱精神和普世精神。但作为一神教它仍然有非常强的外部歧视特征，最重要的历史表现就是不允许异教徒的存在。所以才有对古希腊文化的毁坏，才会产生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形态，才会有十字军东征那样野蛮残暴的历史行为。
这种文化表达在文艺复兴以后依然存在，不仅存在于传统的天主教流行的国家和领域，也广泛存在于新教流行的国家和地区。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文化品性在经历了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这三大革命之后依然未见改变。
英国人在世纪之后应该是最先进的国家，不仅经济上有最先进的科技做主导，而且文化上也有最先进的理念做旗帜。但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一点都没有体现出他们所宣扬的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和博爱精神。法国人也是如此，法国是经过了启蒙运动的，又经历过法国大革命，还有过拿破仑法典。然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行为和他们的这些经历相和谐、相匹配吗？那些在北京城横行，在圆明园纵火，对中国皇宫进行肆意掠夺和抢劫的人，他们就没有受过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的熏陶吗？他们就没有接触过洛克的自由主义吗？他们就没有读过伏尔泰和卢梭的经典作品吗？他们都可以被认定为是另类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吗？显然都不是。
还有美国，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是最年轻也是最先进的国家，它立国的基础就是平等、自由和幸福，这是在独立宣言中宣誓过的，也是写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完全可以称之为美国的立国精神与宪政本质。然而美国对黑人的奴役却是世人皆知，美国的黑人奴隶制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才得以解决。而美国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直到此后的百年后——20世纪60年代，才算真正得以解决，并且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包括牺牲了伟大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
对外歧视的极端发展还会产生更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例如希特勒的民族优劣论。民族优劣的理论其实是纳粹的根本理论基础之一，它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就是对整个欧洲的践踏，就是屠杀了超过600万的犹太人。这种种族大灭绝式的疯狂行为，细细想来，也有其必然的文化渊源。我不是说西方文化一定会产生纳粹，但我可以说纳粹产生的土壤显然和这种文化的某种基因密切相关。
西方文化属于外部歧视型，中国文化则是典型的内部歧视型。我们中国人对外历来是宽和的、礼貌的、友好的，甚至在很多时候其表达还有些软弱。我们很喜欢和一些少数民族和亲，这样的历史在先秦时期其实就初见端倪。例如秦晋之好，晋是中原大国，秦是边夷国家，但没有关系，依然可以和亲。汉代以后表现更突出了，因为汉代的和亲出现了杰出的女性王昭君，因为唐代的和亲又出现了一位同样杰出的女性文成公主。我在某个地方说过，中国文化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对其他民族的民族歧视，或者种族歧视。我们完全不歧视与我们肤色不同的人，而且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在肤色的表达上绝对是多元的。我们不歧视黑皮肤的人，张飞的皮肤就很黑，尉迟恭的皮肤据说也很黑，包拯的皮肤更黑，我们对他们有歧视吗，不但不歧视黑的，就民族戏曲的脸谱表达看，各种颜色都不歧视。不仅包括黑皮肤的还有红皮肤的、黄皮肤的、紫皮肤的，甚至蓝皮肤的，一概都不歧视。鲁迅曾说，“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这些不同的肤色，只不过是不同的性格符号罢了。
中国人的民族歧视其实也非常罕见，甚至并不存在。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人，也是对北方少数游牧民族态度最坚决，行动最生猛的人，但他临终的时候所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中就有一位金日磾，金日磾真真切切就是一位少数民族的杰出政治人物。
我在某个地方说过，在几乎全世界的范围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都受到歧视，但中国人并不歧视他们。不但不歧视他们，犹太人在宋代时期就曾来到当时的都城开封，并且有很好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状况。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对于异类同样持有宽容甚至友爱的态度。中国古老神话故事中有一则《白蛇传》，《白蛇传》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可以说从古代传奇一直到香港电影，不但流传千年而且几乎遍及所有剧种，但白蛇不是人啊，青蛇也不是人啊，但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站在许仙与白蛇的美好爱情一边，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异类而有所歧视。还有著名的文言经典小说《聊斋志异》，那里边的每一位女性实在是太可爱了，但其中的多数却是狐仙鬼女，作为一个男性如果能与这些狐仙鬼女相遇真是莫大的幸运。这些异类都是女性，孙悟空则是一个男性，他虽然是一个猴子，但中国文化并不歧视他。中国人更喜欢称呼他“齐天大圣”。
但中国文化的对内歧视确实非常严重非常惨烈非常畸形。别看很多统治者对外和风徐徐，转过身来对内却完全不同。例如西太后在1900年庚子之变，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宴请各国公使夫人，这些人对西太后的印象非常好，给过她很高的评价。但她对中国人呢？对她的大臣和她的臣民呢？不仅不是慈祥的，不是和善的，不是宽容的，而是非常粗暴和残暴的。正所谓面对列强，善为菩萨；驾驭臣民，惯作魔王。近些年，颇有些学者惋惜西太后的宪政计划没有得以实现，依着他们的逻辑，如果这位太后再多活十年、二十年中国就可能走上宪政改革的道路从而避免后面的很多战争和动乱，这样的道路真是太诱人了。但恕我直言，历史并不能假设，这样的道路是没有的。宪政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宪政的关键在于宽容和接纳反对派，特别是宽容和接纳极端反对派。就西太后那个时代讲，就是宽容和接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这一点慈禧太后能够做到吗？那些认定宪政可以实现的人能给我们一点证据证明她可以做到吗？我以为她不能，所以那个时候的宪政之路本质上乃是伪宪政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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