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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信——来自一个流动性的现代世界
来自流动性现代世界的信件……这是我应《女性共和国》杂志（la Repubblica delle
Donne）编辑们邀请所写，然后发给其读者，每两周写一篇——到今天，已快两年了（2008年和2009年；现在的这本集子经过编辑并有所展开）。
来自“流动性现代”世界：意味着你和我的世界，也即如下信件的作者和信件可能的预期的读者所共享的世界。我之所以称这样的世界为“流动性的”，是因为像所有流体一样，它无法停下来并保持长久不变。这个世界中的一切，或者保守点说，几乎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我们所追随的时尚与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的焦点总在不断转移，今天或许就从昨日着迷的事或物中抽身离开，同样，我们今天上心的事或物，明天可能就不再理会了），我们有梦想也有恐惧，我们有渴望也有厌倦，我们既充满希望，但又坐卧不安。我们赖以谋生以及谋划未来的周遭环境也在不断变化，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与某些人建立联系，与其他人断绝往来。获得更幸福的机会与带来痛苦的威胁，你来我往，此起彼伏，而这一切变化得又太过快速和飘忽不定，让人无法理智地去做事，也没办法有效地去定位或重新定位它们，让它们保持运行轨道不变，或者去预言它们。
长话短说。这个世界，即我们现代这个流动性的世界，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奇：今天看上去确凿无疑又恰如其分的事情，明天很可能就显得徒劳无用了，只是臆想或者令人感到遗憾的错误。我们猜想这可能会发生，因此我们觉得——就好像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家一样——我们，即其居民和周期性的设计者、行动者、使用者和受害者，需要准备好不停地进行改变：就像目前时尚用语所表明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保持“机动灵活”。因此，我们希望获得更多的信息：什么正在发生，以及什么有可能发生。幸运的是，我们如今拥有了父辈们甚至连想都想不到的东西：我们有因特网和万维网，我们有“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s），这些让我们能够快速地与他人进行“同步”联系，无论身处地球的那个角落和空隙，而所有一切都载于便携式袖珍移动电话或多媒体播放器（ipod）之中，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我们身处何地，它们都与我们同在。这真是幸运吗？哎！或许这一点都不幸，因为父辈们遭受的信息匮乏之苦，如今已被更让人敬畏的信息泛滥之苦所取代，后者甚至有淹没我们的风险，这也让我们在其中畅游或潜水（不同于漂流或冲浪）的欲望化为泡影。我们该如何从成堆的无用和不相关垃圾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又相关的信息？又该如何从无意义的喧嚣声中得到有意义的信息呢？在意见和建议冲突的众生喧哗中，我们似乎缺少一架脱粒机，能够有助于我们把真理的种籽和有用的种籽从谎言、幻想、垃圾和废物等之类的谷壳中分离出来。
在这些信件中，我将尽力做脱粒机（哎，现在还没有，或许还要一段时间吧）将来会在我们的财富中为我们完成的那种工作：至少，开始把重要的东西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来，把相关的事情——也越来越相关——从虚假警报与昙花一现中区分出来。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我们今天的现代性流动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我们所有人都是犹豫不决的，不论是不是明知故为，也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在旅行中都是顺流而下，纵然我们曾尝试驻足停留，呆在一个地方不动，也不过是白费力气。因此，这些信件只不过是些“旅行报告”（travel
reports）——即便作者本人没有从他生活的利兹市（Leeds）移动；所讲述的故事可能属于旅行见闻：来自旅行或有关旅行的故事。
沃尔特?本雅明是一位哲学家，眼光独到犀利，能够从任何逻辑与制度的痕迹中看出明显杂乱性的与偶然性的文化颤音（cultural
tremor），他曾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故事：水手的故事和农夫的故事。前者的故事内容稀奇古怪、前所未闻，要么是遥远异地的故事，人们从未也可能永远不会造访过那里，要么就是与怪物和异类、巫师和魔法师、英勇的骑士和诡计多端的坏人有关——这些人与那些听他们光辉故事人格格不入，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对水手的故事着了魔或者受到鼓惑的听众）也不会思考或者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更不用说真的敢去做了。相反，农夫的故事则是老生常谈、身边常见且明显熟悉的事情，就像每年重复性的季节交替或者家庭、农场和农地中的日常琐事。我这里所说的明显熟悉，是因为印象中全面地（从里到外）理解了这些事情，并因此不期望从中得到什么新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幻觉——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走得太近了，所以难以清楚地看清它们。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如此机敏地、坚决地又顽固地审视，因为“事情在掌控之中”、事情“一直在那”、“从不改变”。可以说，它们是“隐于亮光之中”（hiding
in the
light）——这种亮光是带有欺骗性并且误导熟悉。它们的平凡性是一个盲点，阻碍了一切审查。为了让它们成为兴趣的目标并对其详加审视，它们首先必须从感觉迟钝的、舒适的然而却又是恶性循环的日常老调中撤离出来。在恰当地审视它们之前，首先应把它们搁置起来，并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能够想象它们：它们所谓的“平庸无奇”（ordinariness）的糊弄之词在开始时就必须注意。然后它们所隐藏的神秘之处，丰富的和深刻的神秘——一旦你开始思考，它们就会变得很陌生，让人迷惑——就能够裸露出来并得到探究。
本雅明约一个世纪之前所做的这种区分不再像当年那样清晰明了了：对稀奇古怪之地的访问，不再专属于水手了，而且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地方是完全与世隔绝，而不受地球上一切和任何其他地方的影响，无论有多么的遥远，即便是一位从前的农夫所讲述的故事，也很难区分它与水手故事的差异。如此说来，我在我信中试图呈现的将会是，由农夫来讲述的水手的故事。故事源自最为平凡的日常生活，但却是作为一种揭露并呈现我们可能会忽略的超凡性（extraordinariness）的方式。如果我们想要它们变得真正熟悉，表面上熟悉的事情首先需要让它变得陌生。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并不一定就能取得成功，然而，退一步说，完全做到这一点也是颇值得怀疑的。但在我们即44封信的作者和读者们共同的探险活动中，这是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
但为什么是44封信呢？选择这一数字而不是其他的数字，是有特定的含义吗，还是只是一个随意的、武断的决定，抑或一种随机选择？我想大多数的读者（或许所有的读者，除非他们是波兰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我应当就此向他们做些说明。
波兰最伟大的浪漫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曾经构思了一位神秘的人物，他既是自由的全权代表、发言人、委托书的持有者，也是人世间的统治者或辅政者（vice-regent）的杂糅或混合，“他的名字就是44号”：这是密茨凯维奇诗中一位人物在宣布和预言这位默默无闻的人物即将到来时，对其所作的介绍。但为什么是这样的名字呢？虽然很多文学史家为了找到答案比我有更大的优势，但在探求其中的奥秘时也是徒劳无功。一些人已经发现，如果用希伯来语来写，这样的选择就是诗人名字中字母数值的总和——同时，也可能暗示着诗人为波兰自由而奋斗的高大形象以及诗人母亲的犹太血统。虽然，到目前为止最广为人接受的理解是，密茨凯维奇选择了那种发音响亮、雄壮的短语（在波兰语中是，44的发音是Czterdzie?ci
i
cztery），只是因为激情澎湃的灵感——受到追求诗意和谐，而不是受传达一种神秘信息企图的激发（纵使不是完全不受影响，就像多数灵感的闪现那样）。
这里以一个单独的封面所选择的信件，纵跨了几近两年的时间：它们中有多少信件应当纳入进来？何时何地停止？来自流动性现代世界中的写信动力没有穷尽——这样的世界把不断惊奇的事情从其套筒中拉出来，每天给人类理解制造新的挑战，人们将会发现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都昨是今非。惊奇和挑战在人类的体验光谱中到处都能看到——因此，每一次驻足在信件中报道它们，并通过同样的标志限定它们的范围，必然不可避免地是武断的选择。这些信件也不例外。它们的数目是一种武断的选择。
然而，为什么是这一数目，而不是其他呢？原因是，由于亚当?密茨凯维所提供的44号这位人物，已被用来象征对自由的敬畏与期望以及自由的到来。此外，如果用一种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方式，或者只是为了抛砖引玉的话，这个数目传达了这些信函的主要旨趣。自由的幽灵在这44封主题不断变化的信件中的每一篇中都有呈现——即便不可见，就像幽灵的本质对其名义来说是真实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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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界线
伟大的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其第一部大作《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 de la
Parenté，1949）中，选择乱伦禁忌为文化的诞生行为（更准确地说，是发明了“乱伦”这个观念：人类性交是可能得到实现，但并不必然的一个观念；有些事情是可欲和可行的，但在人类这里却应禁止）。
……
秩序，正像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1966）中明确解释的那样，意味着正确的东西在正确的地方，而不是在其它任何地方。正是边界决定了哪些东西在哪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有权如此），以及哪些东西是“错位的”（out
of
place）。卫生间的东西需要远离厨房，卧室的东西需要远离餐厅，门外的东西不应当在门内。煎鸡蛋在餐桌上的盘子里或许是诱人的，但千万不要放到你的枕头上。刷得铮铮闪亮的鞋子或许受人欢迎，但千万不要放到餐桌上。事物不在其位就是肮脏的。由于肮脏之物需要被冲刷掉、抹去、清除或者移到别的地方，那些它们应该“属于”的地方——当然，如果有它们属于的地方的话（这种地方并不会永远存在，因为所有那些没有国家的难民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就是明证）。把不想要的东西移走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洁”。当我们把盘子放到架子上或者橱柜内、清扫地面、摆放餐桌或者整理床单时，我们从事的事情就是保护或者恢复秩序。
在空间中，划分边界是为了创造并保持一种空间秩序（spatial
order）：把某些人或物聚集在某些地方，并避免其他人接近这些空间。在购物商场、餐馆、行政大楼、“封闭社区”、剧院或国家入口处的警卫，让某些进入的同时不准其他人入内。他们这样做是通过检查能让持有者进入的门票、通行证、护照，或者通过观察希望进入者的外貌来发现有关他们的能力与意图的暗示与线索，以及如果他们被允许入内之后，他们是否会符合真正的“内部人”需要或被假定去达到的那些要求与期待。每一种空间秩序模式都是把人分成为“受欢迎的”与“不受欢迎的”，所用的代号分别是“合法的”（容许的）与“非法的”（不容许的）。
因此，界线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划分；然而，尽管它们有这一首要任务和明确的目的，但界线并不纯然就构成障碍——它们与那些划定它们的人也会禁不住把边界变成把被他们分开的地方加以汇合、联系和相遇的界面。因此，界线受制于相互对立与矛盾的压力，后者把它们变成充满张力的场合，变成争辩、对抗、持续不断挑起的冲突或者带有敌意的愤怒的潜在目标。
围墙上几乎没有不设开口的——大门或小门。原则上讲，墙都是可以通过的——然而，作为一种规则，围墙每一侧的警卫都按照交互的目的在行动，双方都试图使渗透，即边界的可侵润性与穿透性变得不对称。在监狱、羁留所和贫民区或“贫民化的区域”里（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提供了当前最壮观的例子），这种不对称性是完全的或接近完全的，在这里，只有一方武装警卫控制着通往两个方向的关口；但城市中众所周知的“禁区”（no-go
areas）——被称作“危险街道”（mean streets）或“穷街陋巷”（rough
districts）——接近或者说倾向于接近这种模式的极端，在这里，外人的态度是“我们不能进去”，而里面的人则认为“我们不能出去”。
现在，在草根社会处于半阴暗状态，不被官方注意和不受政府明确干预，没有标志的边界正大量繁殖。它们是我们城市共同生活不断增加的多元文化（离散的）属性的副作用。著名的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th）指出，通常性的事后解释会认为，边界的划定与构筑是因为相邻人群之间明显与潜在的危险差异，与之相反，真实的顺序往往恰好相反：是不引人注意的，既微小也不重要的，既无伤大雅的也毫不相关的，或者全然属于想象的与猜想的邻居的特征，被用来彰显“明显”的等级，并显示出与界线有关，因为已经划定的界线需要为它找一个合法性并在情感上加以强化。
然而，我们要补充的是，
“草根社会”、“非物质性”，以及在精神上而不是肉体上显而易见的界线，是由于拒绝分享物品、共享实物和共同睡觉而造成的，而不是用战壕、碉堡、瞭望塔、混泥土或带刺铁丝网来筑成的。这种界线发挥着双重的功能：分隔的功能，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和对安全的欲望，同时也注定它也是一个“接触面”：遭遇、交换，并在最后形成一种认知视角与日常实践的融合。正是在这里，在这种面对面遭遇的“微观”层面上，不同的传统、信仰、文化创意和生活方式——它们是政府“宏观的社会”层面上监控与管理，并努力使之保持分离，当然成效大小不一——以近距离和直截了当的方式分享日常生活，并不可避免地进行对话——平和与善意的，或者是对抗与急躁不安的，但总是会变得熟悉，更不会那么疏远——也因此潜在地带来彼此的理解、尊重与团结。
在我们这个液态的现代世界里，创造一种条件，为不同形式的（也将注定一直不同）共居生活找到一种共识与互惠的方法，这个复杂的任务已被交给各类（主要是城市的）地方（localities）——正像其他如此之多的全球性的问题一样——在它们同意或不同意的情况下，把它们塞进喜欢或不喜欢的实验室里，在其中能够发现或发明、试验、进行实际的测试并最终学到人类在这个全球化的星球上共居的方式与手段。共同体之间的（更准确地说，是相互离散的）边界（无论是实际的还是精神上，是砖和石灰粘合的还是象征性的）会时不时地成为战场，人们把共同的、多种来源的愤恨与挫折卸在这里，但它们同时也是共居艺术的创造性的车间，尽管这不那么显眼但却更为一贯与重要；人性各种可能形式的种子被（无论知道与否）播种到小块地里，并发芽成长。
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是事先预定的；历史是多样的、零散的与不相干的人类选择留在时间上的印迹，即便曾经有过协调一致，但也为数甚少。去预测边界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功能中的哪一个终将获胜，还为时尚早。尽管如此，我们能相当无疑地确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将会躺在我们集体性地为我们自己（以及为他们）订做的床上。而且，这些床就是通过在边境上划定边界与协定生活规则来做成的。不管知道与否，是设计还是默认，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自来……也不管我们是想要它，还是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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