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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习近平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李克强说：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
★新华社原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中国当代最敢说真话的学者杨继绳先生重磅力作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阶层分析”为题的个人专著，后邓小平时代关于社会阶层分析最接地气儿的作品
★ 作者杨继绳为学者+记者型畅销书作家，他的专著影响力相当大，全球铁杆读者数以千万计
★他的调查报告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
★他的调查报告也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批示
★他的《邓小平时代》、《三十年河东》、《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国内外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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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中国官场，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高官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女人”，也有“一个女人身后有十几个、几十个高官”这种奇特腐败现象？
★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
★我们成天讲义务教育，但“义务教育”怎么变成了农民的“义务”？
★当一个总人数约1.5亿、掌握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贡献了全国近13的税收、使用着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每年吸纳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的新社会阶层崛起时，是与社会阶层分化相伴而来的矛盾激化的前兆，还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表征？
★为什么官二代、富二代能比穷二代农二代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根源造就了当前“二代现象”？
★我们社会在不断进步，经济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为什么中国人的怨气越来越大？
★在当前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红领”阶层何以成为众多人趋之若鹜的行列？
★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法？
社会是否和谐，最关键的是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
这本书共18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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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新华社工作35年，1984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2年评为高级记者。从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多年兼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大学多次作过访问学者。在工作期间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新闻、通讯、特写、调查报告、报告文学等作品，发表了数百篇政治经济评论和学术论文。
他写的调查报告有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三十多篇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对实际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1986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1990年修订版改名为《技术贸易学》）是国内这一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他出版的学术专著《邓小平时代》、《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三十年河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2003年加入《炎黄春秋》杂志社任副社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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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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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分层的理论和分层标准
社会平等和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的标准
中国改革前后分层标准的变化
第二章 身份社会——中国改革前的社会分层
“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就的各种政治身份
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群身份和单位身份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第三章 决定分层因素的变动
社会分层和制度密切相关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身份废除
所有制变化：社会分层的基础重构
市场配置资源：促进原有阶层分化和重组
人民公社解体和户籍制度松动
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章 财富地位分层
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
居民主要收入项目分配状况
对收入差距的分析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
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扩大
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中国的两极：新富和新贫
当今中国最穷的人
第五章 权力地位分层
什么是权力
改革以来权力分层的变动
权力商品化
权力网和权力场
第六章 声望地位分层
什么是声望
职业声望评价标准的变化
当前中国职业声望状况
第七章 队伍最庞大的阶层——农民
改革以前的农民
农民分化的制度基础
农民的分化
农民的收入状况
决定农民收入的宏观经济分析
农民负担
农民与土地
农民的文化生活
农民生活在什么样的组织之中
农村干部
农民的民主意识在增强
农民问题的症结
第八章 城乡过渡阶层——农民工
农民工群体的产生
农民工的基本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的收入和生活
割不断的乡情
农民工的贡献和回报不对称
农民工的子女教育
对农民工的管理
农民工的发展趋势
第九章 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
工人阶层经历的制度变化
工人阶层的收入状况的新变化
“主人翁”地位的失落
国有企业工人承受了改革的阵痛
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里的工人
工人阶层与社会和谐
谁来代表工人的利益？
第十章 历史的回归者——私有企业主
在锣鼓声中消灭 在争论声中回归
一个迅速崛起的阶层
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怎样发财的？
私有企业主的经营
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地位
私有企业主的社会关系
中国私有企业主的发展趋势
第十一章 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职业分布
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
传媒知识分子的尴尬
科技知识分子的艰辛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第十二章 挨骂最多的阶层——官员
中国官员数量：世界之最
廉价政府何处觅？
官员收入的明与暗
官员选拔的正道与邪道
寻租与犯罪
迟到的分化
公务员，职业的官员
官员阶层的发展趋势
第十三章 他们还背着历史“黑锅”——当代新买办
这个群体的状况
他们能挣多少钱？
他们是怎样进入这个群体的？
怎样看待他们的工作？
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十四章 社会有害群体
中国有多少罪犯？
吸毒者
卖淫者
有组织犯罪
第十五章 中国当代阶层结构：一个综合体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
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特点
中国阶层结构的发展趋势
第十六章“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社会地位的继承和流动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状况
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
社会阶层出现固化现象
第十七章 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
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
中国当代阶层的阶级意识
阶层冲突与社会安全
第十八章 愿各阶层和谐相处
要确立新的稳定机制
救助底层，制约上层
搞好社会再分配，减弱不平等程度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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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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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挨骂最多的阶层——官员
官员，也被称为干部。改革前干部由五部分人组成：党政干部；军队干部；社会团体和群众团体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单位干部。改革以后，这支队伍逐渐发生变化。但变化速度和其他阶层相比，显得缓慢得多，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群众中常有怨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谁的娘？骂官员的娘。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群众骂官的就更多了。因为官员是国家的管理者，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一旦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他就要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指摘。在社会转轨时期，社会矛盾较多，人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官员受批评指摘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官员阶层是当今挨骂最多的阶层。
中国官员数量：世界之最
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话，中国官员的数量恐怕会列入“世界之最”的。有人说，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每一瞬间就有三四个地、师级干部、十几个县、团级干部通过。这并不言过其实。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中国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每一次都有精简机构、压缩冗员的目的，但是，事与愿违，机构越改越臃肿，冗员越压越膨胀。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
表12-1 近30年来党政机关人数的变化情况：（单位：万人）[1]
年代
1966
1979
1981
1982
1983
1984
1987
1988
1989
1996
2000
人数
199.5
292.12
330.19
321.95
327.27
371.4
508.97
525.58
543.5
1037.6
1061.6
从表12-1列出的党政系统干部人数变化的趋势来看，其膨胀呈加速之势：1966年到1979年13年间增长46.4%，平均每年增长2.98%
；1979年到1989，10年间增长86.1%，平均每年增长6.41%；
1989年到2000年11年间增长了95.3%，平均每年增长7.60%。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8年年底，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49.7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机关56.4万人，国家机构1193.3万人）。另外还有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9.3万人，群众团体23万人。
每次改革后，政府机构和人员能够很快回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那次国家机构改革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当时宣称，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的公务员从1997年的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编制人员减少了47.5%。2003年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为653.6万人。实际上，1998年那次改革，把中央部门的一些工作机构由行政编制改为事业编制，如各部委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等，本来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机构，多年来一直是行政编制，从1993年以后逐渐划为事业编制。所以，在国家党政机关里，除了653.6万公务员以外，还有400多万从事党政工作的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他们照样吃“皇粮”，是“准公务员”。1998年那次说是精简了多少人，但从财政上看，行政开支并没有随人员的减少而减少，反而比原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除了与党政机关的工作相关的事业单位以外，中国还有大量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2871万人[2] 。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共4000万人，这些人需要财政供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我国“吃皇粮”的人数达7000万人，18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官员。
上述数字还不是中国干部人数的全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有了经济自主权，他们就用自有资金开支干部，称为“自定编制”或“自费干部”，这些干部不在上述统计数字之内。在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借调干部”。他们是从企业借到机关工作的，由企业开工资、在机关从事干部的工作。2005年9月，我到甘肃通渭县采访得知，这个县的义岗镇，总共有人口2100人，除了有镇干部82人，另有临时工勤人员7人和治安联防队员3名，这10人不在编制之内，但还需要镇财政掏钱开工资。现在这个镇的工作人员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3.5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1996年我到湖南省采访得知，94万人的安化县有地市级干部3人，县、团级干部100多人，科、局级干部1500多人，一般干部500多人。当地一位政协委员在我主持的座谈会上说：“干部队伍像一盘军棋，除了挖地雷的几个工兵外，全是当官的。”
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闹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上述领导干部的数字还不包括“相当于×级干部”和“享受×级干部待遇”的人数。如果包括这些人，则两倍于现职领导干部的人数。
官员太多的直接原因是机构的裂变。机构多了，官员自然就多了。而机构裂变的原因之一又是官员太多，“因神设庙”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官员太多和机构裂变互为因果。
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要求提高机构的级别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股级升为科级，科级升为副处级，处级升为副厅级……机构一升格，该机构的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以及各种待遇也随之水涨船高。由于要求机构升格的势头很猛、编制管理部门处于“众人推门一人顶”的被动地位。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中，一批原来是副部级的机构升格为正部级。各省也将这类机构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
机构重叠，职能相似，同类的工作分几个部门管，有名有利的工作都说是属自己的管辖范围，费力不讨好的工作都推给别的部门。有些县里，管农业的有农经委、农业局、农业区划办、农村能源办、多种经营办、棉花办、烟叶办多家职能交叉的机构。县农业局内设机构又和其他部门内设机构重叠。例如，农业局有多种经营股，县政府又设有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职能相同的部门经常扯皮，因部门间的矛盾常在工作中“使绊子”“设卡子”，我干不了，也不让你干好。基层单位面对多家意见不一致的“婆婆”左右为难，叫苦不迭。
为了解决职能相似、级别相同的部门之间的扯皮问题，又不得不在这些部门之上再设一个协调机构，进一步使官员增多。
机构多、官员多，为基层增加了很多麻烦。办一件事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图章成了常规。再加上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多事情难以办成。高一级的首长为了办成一件事，不得不摆脱常规工作程序，亲自“拍板定案”。既然有首长“亲自拍板”这条路子，基层单位就千方百计地找关系、走后门，直接请首长“批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事情越难办就越找关系；越找关系工作程序就越混乱，事情就越难办。
既然直接找首长成了办成事情的有效途径，那么，和首长有特殊关系的人就可以派上特殊的用场了。于是，一些跟班、司机、秘书、子弟、情人被推上了领导位置。官员多了，是否比过去清闲了？不见得。官员一多，他们相互之间“制造”了很多工作。在一件事由一个部门干的时候，就不必下文件、开会。现在一件事情由若干个单位干，相互之间的文件就多了起来，会议也就多了。据某市不完全统计，仅1997年1月至6月，召开的有市级领导参加的会议达400多次，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达1000多人次。20个部委和临时机构印发的内刊、简报、信息资料总计超过100种，最多的部门达6种。某省抽样调查表明，省地县领导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泡”在会海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天收到的文件资料不下10万字。一个单位的副职越多，这个单位的职能就越分散，每一个副职都不能做主。于是，上级开会要决定事情就得指名第一把手参加。但是，第一把手没有“分身法”，他只好多设副职，代他去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做不了主，回来后还要开会传达、研究，再向上级打报告。
每一种机构都应当是为了完成一种社会职能而设立的，它的人员应当为这一社会职能而工作。但是，人员太多，就需要一批人为机构本身自我服务，这批人并不是为社会职能而工作的。据估计，各机关自我服务的人员占三分之一以上。90年代以来，有些事业单位还要自己赚钱养自己，一些单位有三部分人：一是执行这个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人；二是后勤保障人员；三是经营人员，靠他们赚钱养活前两部分人。由于赚钱最重要，经营人员的队伍很庞大，真正承担社会职能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机构重叠、文牍如山，基层情况经过层层筛选、加工以后，传到上层后大部分失真或过时。于是一些有事业心的领导人就深入基层、直接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但是，省里干部下去，地市干部陪同，到了县里，县级干部也跟着陪同，到了乡镇，上头来的人已经阵容很庞大了。一个干部下去，像滚雪球一样，陪同的人越来越多，他被陪同的人包围起来了，哪里能接触群众？上面的部门多，今天来这个，明天来那个，都得陪同，都得汇报，都得盛情接待，闹得基层叫苦不迭。
廉价政府何处觅？
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在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时，兴奋地称赞公社真正地建立了“廉价政府”，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现在，由于机构的裂变和冗员过多，政府越来越“昂贵”了。
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公务消费支出过大，购买和维修汽车、买手机等等的支出越来越庞大，国家行政管理费连年大幅度增加，维持行政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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