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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颜氏家训》《世说新语》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周易》是一本以百科全书为“体”，而以占筮为“用”的性质奇特的典籍。它蕴含渊懿微妙的哲思，表达敬德、重民的治国理念，保留了好些商、周的史实，盛载大量的上古文化遗存。“中信国学大典”中的《周易》由学者周锡（韋复）导读及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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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周锡馥
香港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香港大学中文系，现专注研究、创作，范围广涉语言、文学、易学、艺术等，为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主要著作有《诗经选》、《易经详解与应用》等，曾获中国国家教委首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近年有关《周易》的著述被学界誉为“科学性、学术性与可信度均为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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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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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乾
二 坤
三 屯
四 蒙
五 需
六 讼
七 师
八 比
九 小畜
十 履
十一 泰
十二 否
十三 同人
十四 大有
十五 谦
十六 豫
十七 随
十八 蛊
十九 临
二十 观
二十一 噬嗑
二十二 贲
二十三 剥
二十四 复
二十五 无妄
二十六 大畜
二十七 颐
二十八 大过
二十九 坎
三十 离
三十一 咸
三十二 恒
三十三 遁
三十四 大壮
三十五 晋
三十六 明夷
三十七 家人
三十八 睽
三十九 蹇
四十 解
四十一 损
四十二 益
四十三 夬
四十四 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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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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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导读
周锡馥
一、《周易》的魅力
二○○六年七月十日，第十八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在德国柏林举行，由法国、意大利两队对垒，在经历加时赛苦战成和、最终由双方互射点球决胜之后，意大利队冲破惊涛骇浪，险胜法国队，赢得冠军，历史性地第四次捧杯而回。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早在十六强阶段，我已运用《易经》原理预测到这一终极战果。其后，又在四强决战前夕分别测准了第二、三、四名所属。
真有那么神奇？这是本人的实测，原始记录俱在，当时亦告知过若干亲朋好友，绝非事后诸葛。
还有更新鲜的事例。二○一一年六月四日，中国人——准确点说，世界华人可能都曾为这一则消息兴奋、激动过：中国选手李娜创造历史，在世界顶级赛事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决赛中，以二比零击败意大利卫冕选手斯齐亚沃尼（港译舒雅云妮），勇夺桂冠。这是中国、也是亚洲选手首次赢得大满贯女单世界冠军。决赛前夕，我曾为两人分别测算，看究竟谁能取胜。结果，李娜得《小畜》之《巽》（《小畜》卦初爻变，成《巽》卦），而斯齐亚沃尼得《大过》之《讼》（《大过》三、上爻变，成《讼》卦）。二者情况一吉一凶、对比分明，绝无拖泥带水之处，跟其后赛果完全一样。《易经》预测，有时就是这么“玄乎”。
《易经》，即《周易》六十四卦卦形与卦爻辞，是中国传世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它有数千年的历史，但至今风采依然，不仅未呈“老态”，反更魅力四射：除了中国大陆、港、澳、台之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日、韩、新、马、泰以至欧洲、美洲、大洋洲，都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和关注，学《易》、研《易》蔚然成风，专门学会纷纷设立，学术刊物定期出版，国际研讨会亦不断召开，二○○四年还成立了“国际易学联合会”，并每隔一年，轮流在北京、台南、首尔、香港举办有多国学者参加的学术年会，研究热潮可谓方兴未艾。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
出现这种盛况，相信与此书博大精深却又神秘玄妙的性质大有关系。
历史上，《易经》是中国儒家的群经之首，又是道家“三玄”（《老子》、《庄子》、《易经》）之一，现代更被尊为“中国文化之源”。它以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力、涵盖力，融入中华民族的语言、习俗、思维方式之中，几乎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成语中的
“革故鼎新”、“否极泰来”、“一阳初复”，香港电视剧名“九五至尊”，流行曲名“潜龙勿用”等等，全部都来自《易经》。又如《豫》卦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传云：“‘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便是蒋介石、字中正这一名与字的由来。毛泽东有句名言：“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其理念与词句的本源也几乎全出于《易经》和《易传》（先秦时期对《易经》的阐释、解读）的《易?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蛊》卦初六爻辞：“干父之蛊。”干，意为办理、整治，引申为做、拼搏。《革》卦《彖》传：“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至于德国学者莱布尼茨（一六四六至一七一六）创立的数学二进制与《易经》六十四卦图相合（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及丹麦学者、量子力学创始人波尔（一八八五至一九六二）提出的“互补理论”与太极图（又名“双鱼图”）相通等等，早已为中西学界所津津乐道。而韩国国旗的图案设计，更直接采用了《易》卦（用乾、坤、坎、离四经卦）与太极双鱼图。可见这本古老经典的影响真可称得上是“无远弗届”，历久常新。
二、《周易》之名义与架构
（一）易、三易、《周易》
易，甲骨文作，金文作，表现浮云蔽日、时露光芒的样子，有忽阴忽晴之意（参高鸿缙《中国字例》），是“旸”字的初文。《说文解字》介绍的易为“蜥蜴”或“日月为易”等见解，都是按后来蜕变了的字形而望文生义之说，不足为据。“易”由“阴晴不定”之意引申，指变化、更替、交换，并进而用作名词，成为上古一类书的统称。
《周礼?春官?大卜》云：“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连山》、《归藏》、《周易》这三种书可能都是以六十四卦卦爻的结构及其变换，表象事物的存在方式与发展态势，“动”感十足，因此统称为“三易”。其中《连山》据传是夏朝的易书，《归藏》是商朝的易书，《周易》就是周朝的易书。《连山》易以《艮》卦为首，艮形像山，两山重叠，故称《连山》（一说，神农又号连山氏或列山氏，因以为名）。它反映的应是上古先民“穴居野处”，靠山吃山，以狩猎、捕鱼为主要生产方式时代的生活、思想状况。《归藏》易以《坤》卦为首，坤形像河川大地，有平顺的特点，代表女性；大地博纳广容，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故得此名（一说，黄帝号归藏氏，因以为名）。它反映的应是早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思想状况，也是母系为尊时代的特征。《周易》改以《乾》卦居首，乾为天、为健，代表男性，以《乾》卦为首，说明周朝已由母系社会发展为父权社会，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演进。后来《连山》、《归藏》易散佚失传（仅在古书中保存了一些零碎数据），剩下《周易》一枝独秀，所以典籍中经常用《易》称代《周易》。
关于《周易》的名义还有些其他解释。比如说周为“周普”，即广泛遍及，“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之意（郑玄《易论》）。又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纬?乾凿度》、《易论》）等等。那些都是汉人研《易》的体会心得，反映了易道博大精微的若干特点，但是，却并非《周易》得名的本意。
孔子（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马王堆汉墓帛书?要》），说：“加（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并对门下弟子讲授过不少研读《周易》的见解和心得，人们据之辑缀成文，其中七种共十篇（即《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广泛流传，汉时称为“十翼”（翼是羽翼、辅助正文之意），成为最早一批注解、评释、导读《周易》的著述。
（二）《易经》与《易传》
由于孔子晚年重《易》，精心研《易》，《周易》成为儒家传习的主要经典之一，因此被尊为“经”，名《易经》，在战国时开始与《诗》、《书》、《礼》、《乐》、《春秋》合称六经。“十翼”既是辅助阅读经文之作，所以称为《易传》（传，仄声，zhuàn，有诠释、疏解之意）。汉朝独尊儒术，《周易》便扩大至包含了“经”、“传”两部分内容。其中《易经》就是六十四卦卦形与卦爻辞，即原来的《周易》；《易传》就是指《彖》、《象》等七种（共十篇）注《易》解《易》之作。由近年考古发现得知，这类注《易》解《易》的作品当时还有不少（例如一九七三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中便另有《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及《昭力》等好几篇），只是运气欠佳，未得流通于世而已。
应当注意的是，《易传》虽因成篇的年代较早（现在一般认为是春秋末至战国时），保存了不少难得的资料和中肯的意见，但毕竟与《易经》的成书时间已至少相去数百年，有的就算确为孔子的观点，也不少自由比附发挥、似是而非之处，并非“句句是真理”，所以只能视为后人大量注《易》研《易》著作的一部分（当然是极可宝贵的一部分），可作参考，但若要求得对《周易》原旨确切的理解，还必须从本经着手，直探真源，那样才不致舍本逐末。因此，本书内容的主角，始终是《易经》。至于《易传》里那些合理的意见，本书已充分纳入“《易经》六十四卦”的注析中。
三、《易经》的性质及其现代价值
《易经》包含天地万物之理，却仅以阴阳二爻构成，可谓“既古老，又时尚；既玄妙，又简单”（汉人说“易”为易简，确有其道理）。那么，它到底是本什么书？这问题近世以来引起过不少争议：有人认为它是占筮书，有人认为是哲理书，也有人认为纯粹是历史书，是文王、武王、周公灭纣兴周过程的具体记录，而更有人直指是当时某某官员用曲笔写成的“自传”，等等。
我对此进行过探究，得出的结论是：《易经》含弘广大、微妙玄通，是本独特而奇异的著作，它的性质应分别从“体”、“用”两方面去辨析和界定。
（一）如按其本体、实质来说，《易经》草创于西周初（前十一世纪中期）而著成于西周后期（约前九世纪中期），是司马迁（前一四五或前一三五至约前八十六）所撰《史记》之前，中国最早的一本百科全书。它汇聚了古圣先贤的睿智，融贯古今资料，以当时新兴的审美艺术形式（韵文），去反映和表达宇宙自然变化的规律，以及社会人生哲理、历史经验、政治观念和生活智慧，具有极可宝贵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全书六十四卦的结构系统，其一起（《乾》、《坤》）一结（《既济》、《未济》）与中间诸卦卦序安排所体现的绵密逻辑性与丰富的辩证思想，更属难能可贵，尤应得到现代人的推崇与珍视。《易经》文字精约而内容宏富，从宇宙起源、物候变迁，到人世间的军、政、财、文、史、哲、宗教、教育、道德、伦理、婚姻、家庭、行旅等等，几无所不包，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方法，全涵括在内。说它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甚至推许为“中华文化之源”，都不算过誉。这是从其“本体”一面看。
（二）从“用”的一面看。《易经》在占筮中形成，为占筮而编撰，而从它诞生之日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主要是用来占筮，因此毋庸置疑，它确是一本占筮书。这从充满全书的“吉、凶、悔、吝、厉、利、无咎”等占筮术语，以及众多典籍（例如《左传》、《国语》、《周礼》、《史记》、《汉书》……）与出土简帛文献（例如包山楚简卜筮简、战国楚竹书《周易》、马王堆汉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等等）所载大量与它相关的数据以及占筮记录等都足以证明。
综上所言，可以得出结论：《易经》是一本以百科全书为“体”，而以占筮为“用”的性质奇特的典籍。它蕴含渊懿微妙的哲思，表达敬德、重民的治国理念，保留了好些商、周的史实，承载大量的上古文化遗存；同时，由于它以特殊的表述方式所揭示的自然、历史、社会演化通则和人生理念中，不少又是具有本体性、普遍性、持续性的，故人们往往会发现，它常与现代科学原理相通。因此在今天，《易经》可以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天文、地理、物理、数学、医学、经济学、军事学、哲学、史学（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文学、语言学（训诂、音韵、词汇、语法、修辞学）等众多领域，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线索和发人深省的启示。而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今天据其以占问、预测，有时仍相当准确，似乎确有“天机”隐存其中。
四、《易经》蕴含的精义妙理
《易经》蕴含的宇宙、人生之精义奥理，在今天仍有重大参照作用和启发意义的，至少有如下多个方面：
（一）渐进发展规则，生灭盛衰过程：事物往往经历由少而长，由低而高，由弱而强，由萌芽、发展、壮大再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这在《乾》、《渐》等卦中有较突出的反映。
例如《乾》卦各爻由龙潜伏水中，到露出地面，到跃起半空，到飞到天上，再飞到极高处，顺次取象，层次井然。飞到天上是春风得意、可以尽展平生抱负之时；而飞至极高处则过犹不及，故“有悔”，意味陷于困境，开始走向下坡。
《渐》卦六爻描述鸿雁如何从河滩开始逐步登高，最后“其羽可用为仪”，意味生命完结（同时也是另一新循环的开始），便同是以像喻手法体现上述生灭盛衰、周期变化的道理。《乾》、《渐》等卦爻辞形象地说明，世间任何事物都不会长盛不衰，恒久不变。假如自诩“英明神武”，曾一度威风八面的秦皇、汉武等辈能及早领悟此一《易》理，便不会惑于方士之言，去大肆劳师动众，徒然追寻那长生不死之药，做白日飞升的美梦，而为天下后世讥嘲了。诚如唐代诗人李贺所云：
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
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
（《马诗》之二十三）
回看今天的世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成唯一超级霸权大国，踌躇满志，颐指气使，自以为“飞龙在天”，可以为所欲为，但自二○○一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接着挥军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却泥足深陷于所谓的“反恐”战争多年，又经历金融风暴、经济衰退、财政危机等重重打击，在连番摧折之下，国力虚耗，元气大伤，债台高筑，窘态毕呈，其骄横不可一世的气焰已遭重挫，霸权地位大大动摇。它是否正步以往法、德、英等曾相继称雄于世的“列强”先辈的后尘，不可逆转地逐渐走上“亢龙有悔”的衰颓之路，已越来越引起寰球舆论的热议和关注。
而形成对照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二○○一至二○一一），已从韬光养晦的“潜龙勿用”，到快速崛起，呈现“见龙在田”、“或跃在渊”之生气蓬勃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二○○一年的1.32万亿美元迅速提升至5.93万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也从1900亿美元急增至3.2万亿，居于世界第一，并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近年则致力“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调整优化需求结构，保障中国经济实现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二○一一年九月十四日，大连）。正如舆论所云：美国国力在过去十年明显走下坡路，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经济重心由西方转至东方，改写全球政经格局。到底实际前景将会如何，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二）物极必反，穷则生变：《乾?上九》之“亢龙有悔”，《坤?上六》之“龙战（接）于野”，《否?上九》之“倾否，先否后喜”，《泰?九三》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既济》之“初吉，终乱”，以及六十四卦以《未济》为结束等等，无不反复说明这一道理，显示出十分可贵的辩证思想。
《坤》为纯阴之卦，至上六爻，穷阴极寒，急需阳气灌注，于是便有“天龙接地”（实际是彩虹垂野），天地交合，复生万物之象。《否?上九》是《否》卦最上一爻（否，音痞，是闭塞不通、坏劣不善之意，可指坏人坏事），《否》卦到了尽头就要倾覆其否，令情况由坏变好，所以有“先否后喜”，即“否极泰来”之兆。《既济》之“初吉，终乱”刚好相反，是开始吉利，最终出乱子，意味情况将会由好变坏，即由《既济》向《未济》转化，所以如果占得此卦，君子当居安思危。而以《未济》卦终结《易经》全书，也无非借此昭告世人：事物发展不会穷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经历变化的洗礼之后，又会重新出发，展开一段新的旅程。世界就如是生生不已。
《易经》除阐明上述生灭盛衰、穷变通久的发展演化规律之外，还蕴含其他不少有关宇宙人生的至言妙理。
（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乾》卦《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君子当效法天体之坚毅刚健、周流不息，从而孜孜不倦地奋发自强，建功立业；同时，又须效法大地之坦荡辽阔，修养成优良的品格，以广博的襟怀包容万物，承担责任。这种精神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柱石之一，亟须珍视，并予以发扬光大。
（四）主中正，无过无不及：六十四卦每卦由上、下两经卦（三画之卦称为经卦）组成，每卦六爻，从下往上数，一、三、五爻为阳位，二、四、六爻为阴位。若阴爻居阴位、阳爻居阳位，谓之得正位；凡位正者有利，反之则否。又，二爻为下卦之中位，五爻为上卦中位，爻居中位多吉，故《易?系辞》云：“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可见“中正持平”，不偏不倚，遵从正道，不采偏激、极端立场，不走歪门邪道的重要。
（五）贵得时，与时偕行：凡事总要合乎时宜，量力而为，根据不同的地位、条件与情况，看准时机，该行则行，该止则止，不可怠惰，也不可妄动、躁进。
如：《乾?初九》云：“潜龙。勿用。”《需?初九》云：“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译：守候在郊野，利于有恒心。没有祸患。）需，就是守候。那是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条件还不具备，故须忍耐、等待。而《大有?上九》云：“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译：上天保佑他。吉祥，无所不利。）则是因为条件酝酿成熟，行动时机已至，故可全力出击，大展宏图，一切如有神助，无往而不利。
这些都告诉我们凡事不可勉强而为，一切必须“应乎天而时行”，进止有度。若时机未至便不宜行动，而不要违背客观条件，自以为是，执意自行其是。否则，重则头破血流，一败涂地；轻亦无功而返，或事倍功半，浪费许多人力资财。反之，若时至而不行，则又会错失机会，虚掷光阴，酿成无穷的懊悔。
（六）满招损，谦受益：《益》卦最后受损，而《谦》卦诸爻皆吉，正是明白昭示这一做人处事的道理。《益?上九》云：“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译：无人帮助他，却有人打击他。如立志不够坚定，凶险。）幸运之人多顺境，久而久之，志得意满，忘乎所以，最后头脑发热，以为可以想做就做，必定路路畅通，能人所不能，结果终于泡沫破灭，噩梦来临。无论历史与现实，也无论战场、商场、赌场、考场、情场，或者政坛、股坛、体坛、艺坛、讲坛，以至社会人事许多重大纷争与机会竞逐，从来都不乏“欲益反损”、“骄兵必败”的深刻教训。
再来看《谦》这一卦，每一爻都是吉利的，在《易经》全部六十四卦中，仅有《谦》卦是如此。其寓意已经明白不过，毋须多言了。
（七）尚和谐，阴阳互补：《易经》里，每当阴、阳爻相应则吉，相遇则通。比如卦爻辞中数见“得尚”（得同心之友相助）之语，皆指相关的阴、阳爻有良好的感应、互动、协同关系。
（八）行变革，顺天应人：社会需要和谐，才能稳定发展，但又不能藏污纳垢、姑息养奸，故问题累积到一定时候，就要着手解决深层次矛盾，除旧布新，革故鼎新，令发展进一台阶，开创新的局面。《革》卦《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正是用自然界的四季更替，说明人类社会也应适时变革的道理。
（九）主张德治、仁政，反对霸道、苛政。这在《临》卦中有最清晰的反映。该卦言统治术，除“甘（）临”（以制的高压手段统治民众）为“无所利”之外，其他“咸（感）临”（以感化方法治民）、“咸（）临”（以温和手段治民）、“知临”（以明智之道治民）等等都是“吉”或“无咎”，可见《易经》作者的政治取向。
（十）中心诚信，无往不利。（见下文说解。）
五、说“孚”──华夏德性之光
提到德治、仁政，便不能不谈及全书多次出现的“有孚”的“孚”字。
中华民族是讲诚信、重道德的民族，这一传统可上溯至周初，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周易》经文中的“孚”字，便集中体现了周人“重德”的思想，是中华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闪耀着千古不灭的华夏德性之光。
《易经》的“孚”（fú，音俘）字，传统上皆释为“信”（见《易传?杂卦》、《尔雅?释诂》、《说文》及《周易集解》、《周易正义》等），主要指人的诚信。但近世以来，随着“疑古”之风的盛行，各种新见异说便纷起蜂出，引起释读之疑惑，对人们正确理解《易经》，深入阐发其精义妙理，造成一定的干扰、影响。
这诸多新见中，或把“孚”字释为俘获的“俘”，或释为惩罚的“罚”；有人又解释为“卦兆”、“征兆”或占筮的“征验”之类，遂逐渐向殷商甲骨卜辞靠拢；到近年，便更多地集中指向于释为“保”、“抱”、“覆”、“辅”等意思，指上天、神灵对人的辅助、庇佑，直接与甲骨卜辞中大量出现的“有又（佑）”、“有保”等用语等同起来。这些意见，多从文字学角度着眼，较少顾及《易经》作为西周朝廷筮书，必然充分反映官方统治思想这一特点，所以虽然在字形、音理上有一定依据，有其参考价值，但实际上，因未能结合周朝社会状况以及文本整体内容去考察，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往往顾此而失彼，偏离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在西周历史大环境中，总显得扦格难通。
因此，必须拨乱反正，还“孚”字本来面目，以揭示中华民族渊源久远的重德传统，彰显华夏德性之光。
（一）“孚”字当释为“信（诚信）”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并博采甲骨卜辞与六经文献等上古资料，从多方面详加分析，且特别指出：“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其说颇有道理。因为商人在东，周人居西，虽长期有宗主、附庸关系，但本属发展状况不同的部族，所以商、周易代不纯是一般改朝换代的政权更迭，而更多的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的一场牵连甚广的革命，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商人笃信鬼神，并视皇天上帝为自己的宗族神灵，故一意仰仗上帝的护荫庇佑
，甲骨卜辞中祈盼“受又（佑）”、“受有又（佑）”、“有保”等词句比比皆是，人处于相对倚赖的、被动的位置。但周人不同，他们不再单纯希冀上天赐福，而更多地反求诸己，强调人的品德修养，以明德立信、“敬德保民”去顺天行事，自求多福，相对淡化了神权色彩，人处于较积极、主动的地位。因为从武王伐纣、“小邦周”征服“大国殷”的过程中，他们认定：天命靡常，唯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只有有德之人，才会获得上天的眷顾、垂佑，而殷商就是因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的。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种天命观，是“文武受命”灭商兴周合理合法性的主要精神依据，因此被作为周人的官方思想不断宣扬，并由此对泱泱中华数千年之历史文化造成了深刻影响。
比如《诗经?大雅?荡》便强调天命不可恃，并历数商人种种恶德劣政，指出由于其多行不义，弄至天怒人怨，终至自取灭亡。末段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至今仍不减其智慧光彩：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译文：“文王说，嘿嘿你们殷商！古人有句话：‘树木倒下连根拔，并非枝叶有毛病，而是根本先朽坏。’你们殷人的前车之鉴并不远，就在夏桀那时代！”）
“大树倾倒，非缘枝叶之故，而是由于根本朽坏。”这个“根本”，便是诗中反复强调的“德”。而殷商之失国，正在于其由上而下，由君主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缺德、失德、败德！（在《尚书》、《诗经》、《左传》等典籍中尚有不少类似的言论可供参证。）而“德”之中，是否具有诚信（因而值得信赖，获得拥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标准──对社会上层人士而言尤其如此。这些，对后来形成的儒家学派影响至巨，故“吾从周”的孔子才会提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的著名教诫。《大学》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与国人交止于信。……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
凡此种种，都可见周人对“德”、对诚信是何等重视。《周易》既是西周朝廷的筮书，所以必然充分渗透这套官方的指导思想。明乎此，便可知道，对《周易》中频繁出现的“孚”字，必须回归传统智慧，解读为强调修德立诚的“信”，才切近周人的思想特点，才符合《周易》本经的原意。否则，便和殷商卜辞一味仰赖上帝保佑的模式差别不大了。
（二）“孚”字何以可解释为“信（诚信）”？
但“孚”字怎会解释为“信（诚信）”？原来“孚”可读为“符”（两字声同、韵近可通），
意谓符合、相应。而符合相应，在《易经》里，又多指精神、心志上之契合感通，故引申为“信（诚信）”。对上天、神灵而言，是一心一意地虔诚信奉；就人际来说，便是同心同德，忠诚守信（自然也意味着互相信任）。
总括而言，全《易经》“孚”字共出现四十二次（连卦名《中孚》），除三次（《大壮?初九》、《》、《?初六》）外，皆释为符、信（作名词，指诚信；作动词，指信赖）或其引申义（如声誉、威望等）。至于另三例的“孚”字则有不同含义，它们不作“信”解，而以音同音近关系，分别读为“复”（返回）、“俘”（俘虏）与“浮”（躁动不安）。详情请参阅本书“《易经》六十四卦”之相关注析。
（三）明德立信，垂范天下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忠、孝和信相依相倚，“忠”、“孝”是对特定范畴和对象更专一、强烈、坚执的“信”），泱泱华夏数千年于今不坠，部分也有赖于这一精神支柱。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因此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二○一一年四月十四日的谈话）。我们也看到，在二○一二年香港“特首”选举相当激烈的竞逐过程中，社会各界对有关候选人的品格、诚信都十分关注，并有甚高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人心趋向之一斑。
在今天这个金权至上、邪恶公行、人欲横流、道德滑坡的地球上，炎黄子孙真该认真想一想，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应如何好好珍惜、继承并大加发扬。只有在经济飞跃发展、国力迅速提升的同时，用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为世界作表率，树立指向未来、令人敬佩的道德文明榜样，那时候，才能真正奏响“大国崛起”的宏伟乐章。
六、《易经》的作者与著作年代
《周易》是周朝的筮书，但西、东周合共长达八百年（约公元前一一二二或前一○四六至前七七一；前七七○至前二五六），到底《周易》写成于什么时候？又是何人所著？要全面、正确地理解《易经》，这也是个必须先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关于《易经》的作者与著作年代，传统说法是：八卦、六十四卦卦形符号是由传说时代的伏羲（即包牺）氏所作，而卦爻辞则成于周文王之手（也有人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关于这问题，近世以来歧见纷出，争论甚烈。大致上分为三大派：一派认为《易经》成书于商末周初（这派接近传统观点，在人数上至今仍占绝对优势）；一派认为成于西周后期；还有一派则主张成于春秋战国。学者对此各持一说，互不相下。
但其实，我们只要不盲目地信古或疑古，又尽可能详细占有资料，把各方理据充分梳理，做客观深入的比较研究，要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真相的结论，也并非太难的事。
（一）《周易》的成书与流播
我意认为，周初原有一本《周易》，乃参照夏之《连山》、商之《归藏》等同类典籍编纂而成，故卦名、用语、述事或有部分相似之处。
到了西周后期，由于时代以及语言的发展，原本《周易》显得佶屈聱牙、艰涩难读（就如《尚书》中周武王、成王时代的篇章那样），不便于实占的应用，于是有关人士（大约是主管卜筮之官）便在古本《周易》的基础上增损改写，注入新的资料、观念和哲理，用当时新兴且十分流行的艺术体式——韵文，撰成今传本《周易》（《易经》），其卦爻辞称为“繇辞”，也就是歌谣体筮辞之意。由此可见，《周易》从草创到写定，原是一本藏于周室、主要用来占筮的官方重要著述。
到西周灭亡，王室播迁，政教礼乐流散于诸侯国，于是才见有《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六七二）》所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那样的情景出现。随后，此书的影响不断扩大，从上层阶级推向中下层，结合民间原有的一些占筮活动，社会上便逐渐出现一体多元或称同源异流的多种筮书与筮术（如上述包山楚简卜筮简、马王堆汉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以及汲冢竹书《易繇阴阳卦》之类），而正宗定本《易经》的原貌则幸赖战国楚竹书《周易》基本得以保存。同类的传本当时曾引起孔子极大的兴趣，成为他晚年学习、钻研的重要对象，于是产生了夫子“五十以学《易》”、“韦编三绝”种种美谈，并由此开创出不重占筮，而“以德义为先”、研求哲理为主的儒家一派易学。成于春秋末至战国的《易传》便是这派学说的菁华所萃。
（二）《周易》的作者
除少数文字出入外，楚竹书本《周易》和今传本并无二致，可证今本《易经》乃得古定本的真传。它的形制或带有夏、商时代同类著作的影迹，但主要内容（包括卦名义、卦序安排与卦爻辞等）则肯定始创于西周初（前十一世纪中），而著成于西周后期（以厉王末年的“共和”时期可能性最大，即前九世纪中叶左右）。其始创者为谁暂时无法考究，但最后编定者应是周王朝主管卜筮的官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原创或最后编定之人，都必然是“国师”级的大智慧者。
如要作大胆的推断，我认为，按身份地位、学养、才情、器识、胸襟品格及所处时代作综合考虑，能符合此条件，担当起著成（或主持编定）《周易》之大任者，非“共和”时期（前八四一至前八二八）最高执政官之一的召穆公（姬）虎莫属。他是三朝元老，曾切谏“厉王弭谤”于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便是其名言），复佐“宣王中兴”于后；在国人暴动，“厉王奔彘（今山西霍县）”期间，他甘以亲子为代，保存了太子静（后即位为周宣王）的性命，才开创出周朝一度“中兴”的局面。他品格超群，才华卓越，关切民瘼，目光远大，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曾率军平定淮夷，见《诗经?大雅?江汉》）、哲学家，同时又是有作品传世的诗人（《诗经?大雅?民劳》便是召公虎的名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便是其开篇的名句）。他言行、著作的思想倾向，与《周易》的内涵息息相通，而在“共和”时代，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他有很大的创作自由度。因此，我认为，只有召穆公虎，才是最具资格、条件，成为最后著成（或主持编定）以韵文写就、具备百科全书体制、且充满崇高治国理念的《周易》之人。
（三）关于《周易》成书年代的证据
我推定《周易》著成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是有充分根据的：
第一，从内容看。《易经》提及的都是东周以前的事，而没有东周或东周以后的事；其中较多的是周初、早周甚至殷商的人、物、故事。例如高宗伐鬼方（《既济?九三》）、季历伐鬼方（《未济?九四》）、帝乙归妹（《泰?六五》、《归妹·六五》）、箕子之明夷（《明夷?六五》）、为依（殷）迁国（《益?六四》）、康侯用锡马蕃庶（《晋》），以及可能是王亥丧牛羊于易（《大壮?六五》、《旅?上九》）；另外，还有“利西南”（《蹇》、《解》、《坤》）之语、“大国”殷之称（《未济?九四》）等等。但是，《易经》里也同样载有并非周初，而是西周中、后期的重要史实及其他数据。较明显的例如：
1.《升》卦的“南征”，以及《明夷》卦的“明夷，（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夷?九三》）、“（明夷，夷）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明夷?六四》）等卦爻辞实暗藏着有关昭、穆王“南征”的史事。
据古史与金文记载，西周昭王、穆王、夷王、厉王、宣王时都曾大举“南征”（“南狩”也是南征）。而昭王更“南征而不复”，丧生于汉水之滨；由于死因扑朔迷离，长期成为疑案，以致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可以振振有词地用来作为征伐楚国的借口：“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但当地人是知道真相的，所以楚使也能理直气壮、不卑不亢地回答：“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见《左传?僖公四年》）那么，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综合现存各项数据，经去伪存真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合理的答案：
原来当年昭王率大军南征荆楚，在北返渡过汉水时，突逢灾变（似为强烈地震或特大飓风），天昏地暗，野兔奔窜，雉鸡惊飞狂鸣，浮桥坍塌，六师尽丧，昭王亦不幸掉落江中，为鳄鱼所噬，一命呜呼。为保面子，朝廷没有把真实情况告知天下，以致出现“遇大兕
”、“逢白雉”乃至类似传奇小说情节的因“胶舟”水解而溺毙等种种不同传闻。［《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按，此似为“地光”之类的大地震或其他重大灾变前兆。）又《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通“陨”，坠落。）屈原《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昭后，即周昭王。闻一多认为雉乃“兕”之误，见《楚辞校补》。）］
因此后来穆王南伐，途经江汉时，便通过大规模的狩猎行动为“父王”泄愤报复──捕杀一批鳄鱼，令其陈尸江面（《古本竹书纪年》：“周穆王七年，大起师，东至于九江，架鼋鼍以为梁。”鼍，即扬子鳄。其实是杀鳄浮尸，被讹传为“驾鼋鼍为梁”。梁，桥）；又弋射鸣雉，挖心以祭（古人迷信“鸟占”，认定当日的雉鸡飞鸣带来不祥之兆，遂迁怒于鸣雉）。这便是《明夷》卦所曲折反映的一段西周中期的重大史实。（按，“明夷”，即鸣雉，高亨先生已有此见；“大首”，指活跃于江汉流域的扬子鳄，头特大而身小，故称。其用代称而不用本名，那显然是为昭、穆王讳，为周室讳，故特意含混其词，隐约其事。）而《升》卦则记述了周王一次登祭岐山，为南征虔诚祈求福佑之事，整个过程夜以继日，隆重之至，若非准备亲征，断然不会如此。
2.《比》卦：“不宁方来，后夫凶。”（译：不驯服的方国来朝，迟到的凶险。）所指实为周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古本竹书纪年》）那惊心动魄的血腥一幕。这里再度隐约其词，无非也是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已（齐为太公望之后，与周王室历代通婚）。
3.《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的爻辞也很值得留意，它极可能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的政治形势有关。当日因厉王无道，被国人起义推翻，流亡彘地，朝中无主，遂由众诸侯推举周公、召公与共伯（名和）执掌朝政，而以年高德劭的共伯为首，史称“共和行政”。直到厉王去世，周、召二公拥立太子静即位为宣王（前八二七），共伯和归国，才结束了那一历史阶段。《乾?用九》称“群龙无首”为“吉”兆，正反映了“共和”时期的特殊政治色彩。
4.《比》、《否》、《临》、《观》、《井》、《革》诸卦表达了统治者治国安民的理念和施政大计，主要是：行仁政，反苛政；用贤良，除奸佞；去旧图新，及时变革；集思广益，视民进退，即深入了解国情、民意，据之制定相应政策。……这些，便是“共和”时期之秉国者在汲取时局与历史经验的重大教训之后，痛定思痛，试图与民更始，刷新敝政，以延续并巩固西周王朝统治的新思维、新路向、新方略（至于能实行多少是另一回事）。
以上是《易经》成书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的有关内容方面的有力证据。
第二，从语言形式看，《易经》既含有西周早期的特点，也颇多西周中、晚期的语言特点 。后者如：
1.
连词“而”的出现。甲骨文无此虚词，西周早期金文亦未见，要到西周后期才面世，但尚较罕用，至春秋时始流行。《易经》共有五例：“不克讼，归而逋”（《讼?九二》），“同人先号而后笑”（《同人?九五》），“盥而不荐”（《观》），“舍车而徒”（《贲?初九》），“不鼓缶而歌”（《离?九三》）。
2.
词尾“如”、“若”、“然”的使用。《易经》共有二十一例，如“乘马班如”（《屯?六二》），“出涕沱若”（《离?六五》），“履错然”（《离?初九》）等等。
3.
以“享”代“祭”。由商代到西周初，祭祀一般称“祭”不称“享”，到西周中叶后才多用“享”字。《易经》有“利用享祀”（《困?九二》）等六例，而“祭”仅一见。
4. 以“其”代“厥”。由商代到西周初，第三人称（含远指）代词均用
“厥”，不用“其”，至西周中晚期才渐用“其”字。而《易经》之第三人称代词几全用“其”（共一百例），用 “厥”仅得一例。
5.
叠词、叠音词与双声叠韵词数量甚多。叠词、叠音词共二十二例，如“谦谦”、“翩翩”等等。双声叠韵词共二十九例，如“屯邅”（双声）、“盘桓”（叠韵）、“赍咨”（双声兼叠韵）等等。
6.
齐言（以二、三、四言为多）、排比、对偶句的大量出现与频密应用。如《蒙》卦之“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剥?上九》之“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不早于西周中、后期的语言现象。
第三，也是最能突显《易经》语体之时代特征的，就是普遍用韵的艺术形式。中国的诗文本非一向有韵，“押韵”这种同中见异、具回环复叠之美的艺术形式实萌芽于商、周之际（公元前十一世纪），而成熟于西周中、晚期（公元前十至八世纪），它与同采声、韵复叠形式的叠音词以及双声叠韵词的产生、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而这些发展和西周礼乐文化的发展又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散文用韵是受诗歌影响，所以出现自较诗歌为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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