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镇化的道路模式
城镇化水平通常被看成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外城镇化道路可概括为四种模式：
一、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模式
以西欧国家为代表，既注重政府宏观调控，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产业革命推动下，伦敦、巴黎等世界级大都市随之形成。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目前，西欧各国城镇化率已达70%以上，城镇化进入平稳发展时期，但它们在城镇化初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基础设施缺乏、居住条件恶化、环境污染严重、疾病流行等问题。不少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了干预和调控。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城市规划法，对城市建设规划进行管理。
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则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协调互动的关系,是一种同步型城市化。其特点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城市化总体上来说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近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竞争的加剧,城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重新分工,城市发展格局显现出新的态势,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更加密不可分。其次,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土地、住房、交通、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政府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二战后,伦敦向外围的迅速扩展对农业用地产生了巨大的压力。1935年,伦敦郡通过了“绿带开发限制法案”,由伦敦郡政府收购土地作为“绿化隔离带”,引导城市建设开发,减少乡村环境和利益的损害。中央政府成立城乡规划部,规划成为地方政府的法定义务。
自由放任的市场化发展模式
以美国等国为代表，城市规划及管理交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放手不管。目前，美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80%，进入高度城镇化社会。但由于郊区环境条件优越、交通条件改善、政府政策鼓励以及郊区农场主卖地的利益驱动等原因，美国出现了城市居民往郊区迁移的“郊区化”现象。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超过了中心城区人口，也超过了非都市区人口。过度郊区化导致土地资源浪费严重，资源消耗增加，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在其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地引导,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由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心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缺、犯罪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富有家庭离开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到郊区居住,建造属于自己的独立院落式低层住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居民也追随其后移居到郊区。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就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市发展为包含着若干连绵的市、镇的大都市地区。1970年美国郊区人口超过了中心城市的人口,也超过了非都市区的人口。但是美国也为过度郊区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资源能源消耗量大以及加剧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府官员、学者和普通百姓都开始意识到过度郊区化所带来的灾害,提出了“精明增长”的理念。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混合功能利用土地,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和协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
政府积极引导下的空间集聚模式
以日本、韩国等亚洲工业化国家为代表，它们为了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短缺矛盾，两国都经历了由集中到分散,最终形成从全国范围来看的相对集中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有利于短时期内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日本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口首先向大城市集聚,然后再向外扩散,并不断形成新的城市增长点。日本城市人口聚集模式的特征与其工业化的背景有关。明治初期,日本尚无工业基础,其工业化首先从政客和商人集中的大中城市出发,最后再逐步向外辐射到其周围地区,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分别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核心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韩国在城市发展中首位城市的集聚度和优先增长非常突出,这一特征一直保持到国土高度城市化阶段。韩国的六大城市在1980年已经聚集全国72.
87%的城市人口。进入人口高度城市化阶段后,韩国城市的郊区化扩散开始展开,并逐渐产生都市圈、城市群和城市带,城市多极分散化局面开始形成。由集中到分散的城市化模式是短期内加速人口城市化的成功范例。日本与韩国城市体系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演变的主要特征都是少数中心城市获得优先集中发展。城市体系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性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针对首都圈过渡膨胀问题,日本和韩国都采取了积极发展卫星城市,培育新的城市增长点,实现国土综合、协调发展的措施。
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被动发展模式
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作用,拉美和加勒比海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城镇化与这些地区的国家长期沦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直接相关,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表现为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镇化大起大落。其工业化发展赶不上城市化进程,属于“过度城市化”。二战前夕,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秘鲁五个处于半工业经济类型的国家，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大致相等，都在10%—15%左右。到1960年，工业化比例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维持在10%-15%,而2万人以上城镇人口的比例却增至30%-50%。199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23个国家城镇化率平均达71.4%，有些国家城镇化水平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如委内瑞拉为88%，乌拉圭为93%，阿根廷为89%，但这种过度城镇化缺乏经济支撑，导致城市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居住环境恶化，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贫民窟几乎占城区面积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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