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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这是一本回想录，记录了出生于总统世家的“19、20世纪之交美国精神代言者”亨利?亚当斯的一生；这是一本思辩论，关于“一个人在教育上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思考。
2.位列美国国会图书馆
“塑造美国的88本书”系列丛书之一。这88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遴选出来的书籍由美国作家所著、对美国社会最具影响力，体现出的是一个“美国精神”的形成过程，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具有非凡意义，并且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被替代。
3.获1919年普利策奖，位列美国兰登书屋“20世纪非虚构类最佳英语书籍”之首，入选美国《新闻周刊》“最伟大的100本书”之一。
1.这是一本回想录，记录了出生于总统世家的“19、20世纪之交美国精神代言者”亨利?亚当斯的一生；这是一本思辩论，关于“一个人在教育上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思考。
2.位列美国国会图书馆
“塑造美国的88本书”系列丛书之一。这88部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遴选出来的书籍由美国作家所著、对美国社会最具影响力，体现出的是一个“美国精神”的形成过程，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具有非凡意义，并且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被替代。
3.获1919年普利策奖，位列美国兰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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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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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亚当斯的教育》是亨利·亚当斯用第三人称写的自传，并不是简单地记录他的生平，更像是一本时代与社会的回想录。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探讨教育的本质，以及研究20世纪的多样性。亚当斯认为传统教育并不能应对社会的迅速变化，所以，他致力于探索一条自我教育之路，即体验人生、结交朋友、游历四方和阅读书籍。另外，亚当斯企图用他的生命史展示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代变迁，即工业文明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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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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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亚当斯（1838-1918），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出生于“总统世家”，其曾祖父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二任美国总统；其祖父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第六任美国总统；他的父亲在南北战争期间担任美驻英大使。于哈佛毕业后，虽然他的政治前途一片坦荡，但他却急流勇退，专注学术，选择了一个历史旁观者的角色。他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作为一个前瞻的思想者，亨利·亚当斯精准地预言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以及巨变，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美国精神最好的阐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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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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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章 昆西 （1838—1848）
第二章 波士顿（1848—1854）
第三章 华盛顿 （1850—1854）
第四章 哈佛学院（1854—1858）
第五章 柏林（1858—1859）
第六章 罗马（1859—1860）
第七章 背信弃义（1860—1861）
第八章 外交（1861）
第九章 是敌还是友（1862）
第十章 政治教训（1862）
第十一章 攻城车之战（1863）
第十二章 古怪离奇（1863）
第十三章 人类社会的完美典范（1864）
第十四章 艺苑漫步（1865—1866）
第十五章 达尔文学说（1867—1868）
第十六章 媒体（1868）
第十七章 格兰特总统（1869）
第十八章 政治混战（1869—1870）
第十九章 混沌（1870）
第二十章 失败（1871）
第二十一章 二十年后（1892）
第二十二章 芝加哥（1893）
第二十三章 沉默（1894—1898）
第二十四章 印第安之夏（1898—1899）
第二十五章 发电机和圣母 （1900）
第二十六章 曙光（1901）
第二十七章 求道者（1901）
第二十八章 知识的高度（1902）
第二十九章 无知的深渊（1902）
第三十章惯性（1903）
第三十一章 科学的法则（1903）
第三十二章 新力量（1903—1904）
第三十三章 历史动力学理论（1904）
第三十四章 加速度法则（1904）
第三十五章 当今时代（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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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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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训（1862）
当时，私人秘书很郑重地确信自己面对的是一些不诚实的人，致使他得出如此结论的诸多原因却并不会致使他父亲也那样认为。当然，父亲的很多疑惑也严重动摇了他自己的判断，但是，在工作中，仅仅出于安全的考虑，公使团很少或完全不信任英国的那些部长，私人秘书的外交教育由此开始。承认交战国地位，策划巴黎宣言，特伦特号事件，所有这些都让人更确信，
罗素勋爵从1861年5月就开始认定南方邦联政府已经成立，他走的每一个步都证实了他一贯的看法。他从不愿意在承认邦联政府的问题上设置任何障碍，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得以介入美国南北之战。这些看法已成定论，
不言自明，公使团中没有人去质疑，甚至加以探讨，只有一点例外：罗素勋爵仍顽固地否认这些指控，坚持向亚当斯公使保证自己的真诚和不偏不倚的中立。
带着年轻气盛的傲慢，亨利?亚当斯立刻得出结论：罗素勋爵和其他政要一样谎话连篇。尽管亚当斯公使不这样认为，但他在采取行动时也要假定罗素在撒谎。几个月来，事情按照推算好的步骤徐徐而来。一个年轻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亲历政治和外交教育中的顶级课程。世界上费用最高的老师们为他上课，而由政府来买单：帕默斯顿勋爵、罗素勋爵、韦斯特百利勋爵、塞尔伯尼勋爵、格莱斯顿先生、格兰维尔勋爵及他们的助手们是由英国政府付费，威廉姆?H.
西沃德、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威廉姆?麦克斯韦?埃瓦茨、特罗?韦德和相当数量的专家们由美国政府付费。但是，提供如此强大的一支师资队伍，却只有一个学生能够从中受益，只有这位私人秘书一人在追寻教育。
直到晚年，他仍在反复回味当时接受的那些课程。没有什么演算推理比这更错综复杂，与此相比，黑格尔形而上学中的对立统一辩证法更简单易懂。但是，演算的步骤却清晰明了。事情始于1862年6月，从一艘叛乱的巡洋舰逃脱后，亚当斯公使对即将发生的“第290号巡洋舰叛逃”提出了抗议，罗素勋爵拒绝就此证据采取行动。每隔几天就有新的证据出现，7月24日，随之而来的是科利尔从法律角度发表的意见：很难找出一个事件像这次一样严重违反《海外服役法》，如果该法此时不产生效力，就形同虚设。这样的言辞几乎可以视为一种指控，谴责那些与叛乱方相互勾结，意在帮助南方邦联的做法。尽管如此，罗素勋爵无视这种警告，四天之后，听任这艘巡洋舰出逃了。
年轻的亨利?亚当斯对法律知之不多，那是比他更聪明的人的事业，他对法律的看法有赖于他对律师的看法。虽然特罗?韦德有言在先，但是，一个人能在政治中负担得起相信人性本善的代价吗？历史回答说，不能。罗伯特?科利尔爵士似乎认为，法律依历史而定。从教育意义上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无法信任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堪称英国女王股肱之臣的十几个人，那么就无法相信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罗素勋爵感觉出了这种推断的力量，开始予以反驳，直到自己生命的结束。起初，他为自己开脱，把过错归咎在法律人员身上。这是政治家的惯用伎俩，律师们对此坚决予以了驳斥。接着，他承认自己犯下玩忽职守的罪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完全同意国会大法官的意见，‘阿拉巴马号’
应被扣留四天以等待法律方面的专业意见。但是，我认为，错误不是海关专员造成的，而是我身为外交大臣所犯下的。”这样的让步令所有当事方都满意，错误当然是他犯下的！真正关键的不是他犯错了，而是他有意为之。对于一个在政治中接受教育的年轻人而言，历史一再证明，连续不断的错误意味着始终如一的动机。
对他父亲来说，问题没有这么深奥，这不过是一个需要处理的政治事务，就像韦德和埃瓦茨处理他们的生意和工作一样。亚当斯公使秉持简便的理念：整体而言，罗素是真诚的。这样的理念让他信服，至死不变。他的儿子在寻求教育，想知道在政治中，他能否冒险信任一个人。不幸的是，没人能在当时就做决定，没人知道事情真相，亚当斯公使直到逝世也未能了解真相。等亨利?亚当斯多少了解到真相之时，已经到了比1862年的父亲还要年长的年纪。甚至在当时，最让人不解的是，罗素认为自己是善意的，阿盖尔也这样认为。
阿盖尔流露出将过错归咎于巴瑟尔、韦斯特百利勋爵和大法官的意图，
但是，这种开脱对亚当斯毫无帮助。相反，它让罗素的问题更复杂化。在英国，一半以上的人喜欢向帕默斯顿勋爵身上扔石块，而另一半人喜欢向罗素勋爵扔泥巴，但每个阵营的人都一致将手中利器投向韦斯特百利。私人秘书对他毫无疑问，因为他从未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他是整个叛舰出逃事件辩论中的头脑和核心，他对中立的看法如他对道德的看法一样明了。私人秘书与他没有什么交往，并对此感到遗憾，因为韦斯特百利勋爵的机敏和智慧很是了得。但是，就他所展示出的权力而言，他证实了“政治中无人可以信任”
的法则。
只有罗素坚持自己用意真诚，诱劝公爵和公使相信他。公使团的每一个人将他的信誓旦旦当作唯一可以敢于信任的判断，他们知道他希望叛乱者最终获胜，但相信他不会主动介入以决定这种胜利。他们把自己在英国多待一天的渺茫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除此别无其他依靠。亚当斯公使在英国继续常驻了六年，然后返回美国，过着忙碌的生活，直到1886年去世，他仍然相信1878年离世的罗素勋爵。
1889年，斯宾塞?沃波尔发表了罗素勋爵的《任职纪要》，讲述了亚当斯公使根本不了解的一些内幕，他的儿子为之震惊，
满心焦虑地想着，如果父亲知道后会如何评价。
事情是这样的，正是在罗素承认玩忽职守的1862年7月28日，“阿拉巴马号”出逃了。在美国国内，北方联邦军队在里士满遭到重创，在8月29—
30日的第二次布尔西战役中也惨遭失败，这些消息于9月14日传到英国，自然也激发了危机迫在眉睫的念头。叛军接下来就盼望着接到华盛顿或巴尔的摩沦陷的消息。帕默斯顿立刻于9月14日致信罗素：如果事态如此发展下去，
我们是否应该适时考虑，在这种情势下，英国和法国也许可以就交战双方的称谓达成一致，可以提议一种以分裂为基础的处置之法？
这封信体现了帕默斯顿一贯的主张，公使团的任何人听到了都不会感到惊讶。的确，如果李将军占领了华盛顿，没有人会谴责帕默斯顿提出的干涉。对一个追寻能够判断政治家道德标准的年轻人来说，是罗素的回信而不是帕默斯顿的信让他痛苦到无法忽视：
1862年9月12日于德国哥达
亲爱的帕默斯顿：
无论联邦军队是否被摧毁，很明显的是，它被逼退到华盛顿，在平定叛乱各州方面毫无进展。既然如此，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是时候向美国政府提出调停，希望它承认南方邦联独立。我进一步认为，如若不然，我们自己应该承认南方各州为独立国家。由于此举非同小可，我认为我们必须召集一个内阁会议，我23日或30日均可出席。
如果对此意见一致，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向法国提出这个建议，然后， 再以英法的名义，向俄国和其他国家提议，依我们的方案行事。
我们应该确保自己在加拿大的安全，不是通过增派军队，而是要在冬季到来之前，把我们现有的驻军集中在几个重要防御关口……
由此，教育中的实际困难完全暴露无遗，这是一个学生根本无法克服的。这种困难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学识上的，甚至也不是缺乏经验所致，
而就是人类本性中的混沌不清。罗素勋爵的政策一以贯之，他完全以坚定的决心来承认南方邦联，意在与联邦政府决裂。他9月17日的信函直接表明了他对“阿拉巴马号”叛逃的鼓励和对叛乱海军的袒护，而他的全盘计划可以从1861年5月13日承认交战国地位的声明中找到根源。这个政策完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但它缺少不了三个著名人物的蓄意欺瞒：帕默斯顿、罗素和格莱斯顿。但是，这种蓄意欺瞒一涉及到罗素，罗素本人就予以否认，阿盖尔、福斯特和美国大部分的英国朋友，包括弗朗西斯?亚当斯公使在内，
也都不相信。如果公使看到9月17日的那封信函，该作何感想呢？他的儿子很想知道，但他更想知道的是，如果公使看到帕默斯顿9月23日的回信又将作何感想：
很明显，华盛顿的西北部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冲突，其结果必将对国事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联邦再次受到重创，他们就会立刻准备接受调停，
我们要趁热打铁。如果，万一他们占了上风，我们就应该等待一段时间再作决定。
角色完全颠倒了。罗素所写的正是大家料想中的帕默斯顿的想法，只是措辞更激烈，而帕默斯顿所写的，正是大家料想中的罗素的想法，只是措辞更温和。私人秘书的看法完全错误，连他自己也不觉得很惊奇，但如果他知道这些密谋者之间对彼此的意图也并不比公使团知道得更多，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最受信赖的内阁大臣是格兰维尔勋爵，罗素接下来向他致信。他立刻答复，坚决反对承认南方邦联，罗素把他的回信给帕默斯顿看，帕默斯顿10
月2日回信，建议再等等美国的最新消息。同时，格兰维尔给另一位内阁大臣致信，就是爱得利的斯坦利公爵。这封信四十年后在《格兰维尔的传记》中（第一章，442页）公诸于世。对私人秘书而言，这是整个政治教育中最令人费解而又最有教育意义的纪念品：
我给约翰（罗素）的信中申明了现在承认南方邦联还不成熟的种种原因。但是，我想你们仍会做出这个决定。帕（默斯顿）、约翰（罗素）和格莱斯顿都会支持这个决定，也许纽卡斯尔也会支持。我不知道别人的意见如何，
对我而言，这个决定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在内阁十几位大臣中，格兰维尔是消息最灵通的一位，也只能指出三个人会支持承认南方邦联独立。甚至私人秘书也知道这几个人，或者更多人。并非年轻人和无足轻重的人才会无知，才会盲目。格兰维尔的信只说明一点：
他对这个内定的政策或阴谋一无所知。如果真有阴谋，那么仅限于帕默斯顿、罗素、格莱斯顿，也许包括纽卡斯尔。事实上，公使团当时就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东西，教育的真正缺陷在于过分猜疑。
到10月3日的时候，安提塔姆的战况和李将军撤退到弗吉尼亚州的消息传到伦敦，《废奴宣言》也随之传来。如果私人秘书知道格兰维尔和帕默斯顿所知道的信息，那他就能确信，危机已经过去了，至少可以安定一段时间。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告诉他，不必再担心阴谋诡计了。对教育实践而言，
这样有意义的课程也值得一学。但是，一个新角色突如其来地闯上这个舞台，
一通狂言乱语让罗素看上去似乎很明智，而所有的教育都显得纯属多余。
这个众所周知的新角色就是时任财政大臣的威廉姆?E.
格莱斯顿。如果在政治领域内，有一种观点是牢固的，一种价值是明确的，一种因素是严肃的，那就非英国财政部莫属。活着的人中，如果有谁能在不可抗拒的利益面前保持清醒头脑，那应该就是执掌英国财政大权的人。如果教育有一丝价值可言，那它也是完全体现在格莱斯顿的身上，他所接受的教育堪称全英国之最。如果亨利这个可怜的学生从其他人那儿得不到任何教益，跟他学就足矣。
这就是他学到的！帕默斯顿9月24日知会格莱斯顿关于干预美南北之争的提议，称“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你应该会赞同如此行事”。格莱斯顿次日就回信，称“他很高兴听到首相的提议。基于两个原因，他希望这一提议加快速度：第一，南方军队接连获胜和同情南方各州的区域不断增加；第二，
兰开夏郡之类的棉花产区开始急躁并失去耐心，极有可能影响我们提出干预的庄重体面和大公无私”。
如果这个困惑不解的学生看到这封信，他一定会因此认为，英国培养出的最有教养的政治家简直完全失控地在胡言乱语。这样的想法可不是一个私人秘书可以随便说说的，但这已无关紧要。格莱斯顿就此与帕默斯顿和罗素一起对干预美国内战做出安排，他从9月25日至10月7日对这个问题思考了整整两周时间，当时，他将要在纽卡斯尔的一个重要晚宴上发表演说。他决定用他个人和他的职位所能带来的所有力量，宣布政府的干预政策。他并非突发奇想，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直到最后一秒仍在思考中反复权衡。10月7日早晨，他在日记中写到，“还在想着如何谈兰开夏郡和美国之事，因为这两个问题都很关键。”当日晚宴上，长久的思考终于有了成熟的结果，他从容地宣告如下名言：
我们很清楚，北方各州的人们还没有喝到杯中的喜庆之酒，他们仍然把杯子举在嘴唇够不着的地方，但是，世界各国人民都能看出，他们最终一定会饮尽这杯酒。关于奴隶制，我们也许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也许支持或反对南方各州，
但毫无疑问的是，杰弗逊?戴维斯和其他南方领导人已经建立了陆军，事实上，
他们正在组建一支海军，更为重要的，他已经缔造了一个国家。
四十年后，回首这一往事，他痛苦地追问自己，一个寻求教育的年轻人从这位举世闻名的大人物那里所上的这一堂课中究竟能学习到什么。在激愤难当的时刻，他得出了一些道德上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它们是不正确的吗？如果直接把它们当作行为准则，可能导致最糟糕的实践。就道德而言，
一个人看不出格莱斯顿和拿破仑之间有多少不同之处，拿破仑甚至还更高一筹。私人秘书什么都看不出来，只是按照这些老师们呈现出的面貌予以接受，
学习着这些可以学到的政治道德。他需要适可而止，感到自己的政治教育即将告一段落了。
人人都是这样想的，整个城市都陷入一片混乱。任何一种聪明的教育都应该适时结束，这样，他才能感到不那么犹豫不决，才能面对一个更确切的世界。古老又有逻辑的剧目要求前后一致，意思连贯，但是，现实中的剧目却毫无章法，令人费解，甚至都没有一处错综复杂的剧情。当格莱斯顿的演说落下帷幕，谁都有权认为，这场戏已经落幕了，没有人相信好戏即将开始，
亨利?亚当斯痛苦的一课终于可以抛之脑后了。
哪怕经过了四十年，大部分人还是很难相信此事，他们仍然坚持认为格莱斯顿、罗素、帕默斯顿在这场戏剧性十足的事件中出演反面人物，格莱斯顿不光彩的形象尤其突出。一国政府的大臣如果是负责的，就绝不能对另一国政府使用“必须”这个词，他却这么用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下属们以及利物浦的同伙们正独自“组建”一支反叛的海军，杰弗逊?戴维斯基本与此无关。作为财政大臣，内阁中他最有兴趣知道帕默斯顿、罗素和他自己可以联手共同发出呼吁，下周就承认南方邦联建国，也完全知道南方的领导人根本无望建国，除非他们施以援手。这样的想法是当时所有人都会想到的，时间越久就越是能站得住脚。在充斥卑劣欺诈的政治史上，
从来没有比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强盗行径更恶劣的事件。事实证明， 此举甚至激怒了帕默斯顿，他立刻让乔治?路易斯爵士驳斥这位财政大臣，
同时让听命于他的媒体指责格莱斯顿，帕默斯顿绝不允许被格莱斯顿牵着鼻子走。
罗素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反对，如果他赞同帕默斯顿，也是因为附和了格莱斯顿的意见。虽然他刚刚像传教士那样到处宣扬不干涉意大利的福音，却像维也纳大会的传声筒一样四处鼓吹干预美国内战。
10月13日，他呼吁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欧洲有责任，以最友善和温和的方式要求美国南北方同意停战协议”。当其时，弗朗西斯?亚当斯公使虽然深感不安和极度焦虑，却没有流露出一丝惊慌，并且有意延迟要求对方予以解释的行动。对格莱斯顿愤怒之声日益高涨，因为人人都明白，内阁将于10月23日开会，到时候一定会形成对美国政策的决议。里昂勋爵将赴美行程延期至10月25日，显然是为了等待即将于10月23日形成的决议。当弗朗西斯?亚当斯公使终于要求照面，
罗素将时间约在10月23日。直到最后一刻，罗素每一个行为都还在表明，在他看来，对于是否干预仍然处于疑虑中。
在会谈中，亚当斯公使暗示自己需要得到一个说法，他平静地看着罗素， 此次会谈纪要这样写道：
罗素勋爵很快领会了我的暗示，虽然表露出了一丝尴尬。他说，格莱斯顿明显受到人们很深的误解，我一定在报纸上看到了他事后予以澄清的那些信函。像所有英国人一样，他对关于美国内战性质这类的公共事务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这很正常。公众人物在他们的公开演讲中表达看法在英国也颇为流行，但是，就格莱斯顿的所作所为，他也不便予以否认。然而，
罗素勋爵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言辞，已经非常明显地意在为干涉美国事务寻找合适的借口，从他的言辞中也可以看出，英国政府现在有意要采取新政策……
一个试图学习自由政府中政治如何运作的学生禁不住长时间地琢磨，他可以从罗素勋爵为格莱斯顿先生所做的“说法”中得出什么道德准则。政治生活中的首要课程就是能否相信或信任任何政治家。在抄录1862年10月24日的急件时，私人秘书自问，父亲是否相信或应该相信罗素表露出的所谓“尴尬”。“真理”三十年后才揭晓，但是，结果似乎与罗素勋爵的言辞恰好相反。格莱斯顿的演说正是源自罗素本人的干涉政策，其演说别无他意，正是为了宣扬“政府有意采取新政策”。罗素勋爵从来没有否认过格莱斯顿，尽管帕默斯顿勋爵、乔治?路易斯子爵立刻予以了驳斥。这位好奇的学生对这个谜一样的事件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格莱斯顿正好说出了罗素的心声。
作为政治教育，这一课将会非常关键，将决定政治生活的规则。所有这些绅士都有无以伦比的体面尊严，如果不能信任他们，政治的真理也许可以被视为谬误而忽略不计。因此，这个学生感到必须要想出个所以然，让这个事件可以符合常理。亚当斯公使也有这样的感觉，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罗素，
虽然他也“愿意不追究”格莱斯顿“有任何主观故意的恶劣后果”，但他必须指出的是，格莱斯顿的言行完全无误地表现出了主观恶意。这一指责更是直接尖锐地击中了罗素的隐秘政策，自然也谴责了格莱斯顿对这一政策的公开支持。对此，罗素的回应可谓尽善尽美：
……勋爵尽可能谨慎地回答说，帕默斯顿和其他内阁成员对格莱斯顿的演说表示遗憾，格莱斯顿本人并非无意尽自己所能对由此产生的误解予以纠正。内阁成员仍然倾向于坚持完全中立的原则，让美国的此次冲突顺其自然地结束而不加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但是，随着时间一月又一月的推移，他也说不好未来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我认为他提及的中立政策是令人满意的，由此问道，我能否把他的话理解成目前还没有改变中立政策的任何动议。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除此之外，亚当斯公使根本一无所知。他保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可以信赖罗素，但不能信赖帕默斯顿。这是一个外交传统，俄罗斯的外交官尤其对此深信不疑。也许它是对的，但是，它对私人秘书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可言。与泰然自若、由来已久、开诚布公的道德败坏相比，像猫爪般受人利用而火中取栗的愚蠢至极也好不到哪里去，哪一种都没什么道理可言。
没有人会告诉公使，仅仅几个小时之前，罗素勋爵已经要求内阁干涉美国内战，而内阁也已经拒绝了他的要求。公使受到误导，以为内阁会议并没有召开，决议也是非正式的。罗素的传记作者写道：“根据（罗素10
月13日的）这份工作备忘录，
10月23日将召集全国各地的内阁成员开会。但是……内阁大臣们质疑是否应采取行动，或者当时就立刻采取行动。”纽卡斯尔公爵和乔治?格雷子爵与格兰维尔一起表示反对。就目前所知，罗素和格莱斯顿完全处于孤立，“这些因素阻止了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到此时为止，仍然没有人断言这个决定是正式的。也许，内阁的一致反对使正式的内阁决定成为不必要的行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个决定做出的一两个小时之前或之后，“勋爵（对美国公使）说政府的政策就是严格秉持中立立场，静候事态发展。”但亚当斯公使对这样一个肯定性的保证并不感到满意，进一步追问：“我问他：‘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对美国的政策至少目前不会发生变化？’他回答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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