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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原稿为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的专刊。总体来看本书有四大特点：
一是现实性。本书关注的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今后的发展态势问题，与实际政治现实相呼应。
二是新颖性。本书主要介绍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近期状况，提供了一些最新的信息和资料。
三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这些文章是由素有研究的专家写成的，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基本情况也作了介绍，因此可以作为从不了解社会民主运动的普通读者的入门读物。这本书既有通俗性又不过分枯燥，对于专业研究者之外的普通读者亦有一定的可读性。
四是综合性与独特性。在国内目前的出版物中，全景式地综合介绍各国社会党的读物很少见，因此本书因其综合性而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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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进入了政治上的低潮期，除个别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仍在执政外，多数成为在野党。面对这种危机局面，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在积极探索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本国政党自身的问题，力图摆脱当前的困境。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老牌的、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其智库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为了探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的原因，并为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而组织了一组论文。论文分别介绍了欧洲社会党、德国、西班牙、英国、法国、挪威、荷兰、加拿大、美国、波兰以及拉美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该书从全球的视角出发对“社会民主主义”这一重大现实课题给予了回答，即总体上看，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景将比较光明。同时，各篇文章也对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并提出了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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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1925年建立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 Stiftung，简称FES）是德国年代最久远的政治基金会。它是一个私营的、不以赢利为目标的机构，承担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责任，以德国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名字命名。《国际政治与社会》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季刊出版物。这个杂志的重点是全球发展趋势、对外政策、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以及国别分析。
译者：夏庆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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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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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前途的十个命题
2.一个新纪元的开启——在欧洲建构社会民主主义的必要性
3.新的幸福承诺——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的讨论的中期报告
4.两极化和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进步主义政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现状和前景
5.英国工党：下野的“新工党”
6.创新社会民主主义：胡迪尼模式——荷兰工党视角
7.谁在爱恋法国社会党？——法国社会党的选举悖论
8.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党
9.“同舟共济！”北欧模式及红—红—绿联盟——一种可推广的成功模式？
10.自由党向何处去？——加拿大自由党的现状和前景
11.波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危机——左翼的新起点？
12.名与实——南美洲进步主义及左翼政党、政府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
13.处于乱流中的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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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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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前途的十个命题
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
如果一个人想使自己的思想能够在媒介犬儒主义（media cynicism）的海洋上漂浮起来的话，那么他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安全平台。这个稳定的平台可以使理论有时间变得成熟并转化为实践，没有了它，好的观念——挑战传统智慧的观念——很可能沉落海底，或是更糟，变成媒体疯狂吞食的猎物。那些进步主义观念尤其容易遭遇这种不幸。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那些有关“团结”、“希望”或者“个体问题的集体解决方案”的思想主张很难使自己露出水面。媒体渠道，特别是表现为混合、“协同”形式的媒体渠道，很少宣传和睦、团结之类的观念。畅销的是个人主义观念，吸引人的是“选择”、“自由”和“无限制的竞争”之类的观点，或是惊悚故事——这类故事无论在统计学意义上还是就其事实细节而言都是反常的，然而却被放大为一种普遍威胁。
因此，必须首先建立起这样的平台。这也关系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在我们开始说服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失去幻想或被剥夺公民权的选民——是的，这样的选民数以百万计——之前，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能够使我们有机会详细表达我们的主张的现实可行的平台。
因此，在这篇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前途的十个命题的概括性描述中，我想首先（在第1—4点中）集中阐释怎样能够最佳地建立起这种平台，其次（在第6—10点中）阐释我们怎样才能展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我们认为这些主题为社会民主主义指引了一条积极的未来之路。
1.参与
就代表整个欧洲人民并与之沟通的能力而言，没有哪个政治运动比欧洲社会党（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简称PES）的地位更有利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正是建立在大众参与观念、增加透明度以及对民主原则的根本信仰基础之上的。
然而，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地位不应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家族，我们的地位正面临两方面的重大挑战。
第一，目前欧洲人对整个代议制政治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这种幻灭感对左翼的影响要大于对右翼的影响。不愿参与选举或不愿参与政治生活的人越多，政治的代表性就越小。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能指望在只有50%甚至更低的投票率的情况下获得选举的胜利。
最近一些朝着进步政治实现了重大转向的选举都显示出这样一个现象：初次投票的选民以及再次投票的选民（returning voter）人数出现显著增长，投票率通常显著高于以前的选举。主要的例子包括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和1997年的英国大选。相反，向右翼政治的重大转向往往出现在投票率大幅下降的选举中。最近的这种例子是2010年的匈牙利选举、2009年英国的欧洲议会选举和——最显著的——2002年的法国总统选举。
第二，我们影响我们的天然政治拥护者——遑论影响欧盟成员国的选民——的方式处于变化之中。传统的动员方式甚至政治竞选的信息传播方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新的沟通工具，特别是社会网络化与日益细分化的受众的结合。在传统的基于“地理”的社区动员方式仍占主要地位的同时，以“身份”为基础的新型社群现在已经成为任何政治竞选的关键所在。这些以动机或身份特征为基础的社群为政治党派采用多层次的动员方式提供了可能。然而，向身份政治的转移还导致了政治信息沟通方式的变化。政治信息沟通方式不再是单向的，而是那些“信息丰富”的选民必须感觉自己真正被吸引。这显然意味着在相关政治进程的初始阶段，即政策的起草阶段，就需要听取选民的声音。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社会党致力于使两万名积极分子成为我们在全欧洲范围内所从事的运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原因。我们意识到，为了重新吸引选民并将一种紧迫意识注入到我们的欧洲理念中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地方社区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在备战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过程中，我们将确保我们的积极分子成为一支高度动员、高度可靠的力量，以使这场竞选深入人们的生活。
要想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党，关键在党员。我们将为党员提供更多的条件以使他们能够参与进来。由此，我们决定在欧洲社会党章程中承认党员的作用，并发起“欧洲社会党积极分子倡议”，以建立一种真正的“欧洲行动主义”，并被欧洲社会党的各组成团体所知悉。
除此之外，作为“进步主义社会”（Progressive Society）咨询活动的一部分，欧洲社会党将建立一个在线社区，以便政策讨论、竞选理念以及一般政治关切能够为整个欧洲所分享。
2.“践行我们的价值观”的领导人
在看待人民与政治之间的疏离现象时，有些人将其归因于所谓的“专业化”，指的是那些专业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私自利的新型干部，这些人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幸运的是这似乎只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说辞。人们非常乐于看到法律部门或医疗部门事实上的专业化：没有人会因为医生们专心致志于他们的职业而抱怨他们是“一味追逐名利的人”。如果医生具备他们所应具备的技术，人们会很高兴。政治家的专业化同样也应如此。问题并不在于政治已经变得更加专业化，而在于当今的政治多半是在一种消极的意义上构建的。媒体不断要求政治家用简明尖刻的语言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然而，媒体的这种持续不断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它们恰恰就应该得到满足。政治领导人依然需要热情。最重要的是，这种能够鼓舞人心的热情应当出自实践而非辞令。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有责任处理好他们的生活。领导人的隐私当然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当领导人宣扬某种价值观时，他自己就应当身体力行。选民善于鉴别真正的承诺与空话。如果一个曾经做过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甚至政府首脑的领导人用代议政治交换离职后的顾问生活或高管差事，这样一种行为将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它是违法的吗？不是。但是它值得称道吗？当然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社会党致力于采取一项行动进程，推出一位清明的、民主选举的候选人去面对欧洲选举的原因。在当今的政治中，尤其是在像欧洲选举这样的艰难选举中，推出一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代表人物成为当务之急。要想使这次选举与选民相关，必须让公众意识到自己的投票能够决定行政机构的构成，能够改变政策。因此我们已决意在下次欧洲选举中推举出一位欧洲社会党的候选人角逐欧洲委员会主席之位。这位候选人被寄予厚望去感召党的积极分子，但最重要的是，感召我们潜在的选民。
3.定义政治重心
在其最积极的时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仅规定了政治议程，而且还重新定义了公共规范——公共医疗、国家养老保险以及合理的工作时间仅仅是其中的几个例证。那些在最开始阶段被认为是打破常规的倡议很快就被大众接受并成为一种“常态”。这是政治勇气及辨别、界定公共事务标准的政治意志所生发出的结果。然而在近几年，社会民主党人过分关注于所谓的“中间地带”了。进步主义政党不是去积极地界定哪些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而是陷于对虚构的“飘浮选民或摇摆选民”的难以揣测的要求的猜度和迎合当中。这种被动的政治模式从来不会有好结果，它只是显示了一个政党对自己的信念缺乏勇气。而欧洲社会党要为欧洲政治引入的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
政治的“中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并且要不断地重新界定。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抓住任何机会来对之进行界定。如果我们执着于追逐先入为主的“中间地带”概念，那么我们将会发觉自己只不过处在一条不断向右移动的传送带上罢了。
过去的十年中，欧洲的右翼在很多方面作出了调整。右翼在传统的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党、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的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三者之间形成了分化。右翼政党把欧洲当作替罪羊，并忽视孤立主义言辞的后果。许多右翼政党把他们这种消极政策用社会民主主义的语言进行乔装打扮。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长期政策作为右翼言论的支撑，主张妇女权利、福利国家、号召进行金融市场改革都成了表面文章。
与此同时，许多右翼政党用反对移民、反对少数族群或排外言论来增强自己在选战中的吸引力。这样的行为的实质是利用人们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来玩弄身份认同的政治伎俩。
在我们与其他民主政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我们的“平等”，“公平”及“尊重文化的、语言的、种族的或民族的少数群体”的原则，并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同样遵循这些原则。只有采取这种基于信念基础之上的办法，我们才能在选民中建立起一个信任平台。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公然反对存在的不公正和不宽容现象，并拒绝因保持缄默而使偏见合法化。我们不能让政治上的右翼来决定哪些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当他们采取玩弄人们脆弱的恐惧感的手段时。我们仅仅在口头上说这种恐惧感是不理智的，这还不够。我们必须建立能够向人们表明“多元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可以丰富全体公民的生活”的巩固的政策基础。
4.欧洲可以变得如此更加美好——要合作，不要孤立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盟内部举行了一系列“后危机”辩论，其中最大规模的几场辩论之一是围绕经济治理的层级问题展开的。简单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一部分人主张以超民族国家协作来看待经济治理，另一部分人仅仅想使实力较强的成员国被赋予惩罚实力较弱的成员国的权力。这场关于经济治理问题的辩论恰好概括出了一个欧洲范围内更大规模的争论——那就是我们应当通过作为一个单一实体的欧盟来实现真正的协作，还是应当仅仅依靠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同的民族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管理步骤。
欧洲社会党希望看到在其成员党之间围绕欧洲事务展开更多的合作。我们需要深化集体合作，这种集体合作包括欧洲社会党与成员党（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的合作，包括成员党之间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成员组织内部和成员组织之间的合作，还包括与所有利益攸关者的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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