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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名人的故事本来就有看点，揭秘更能抓人眼球。
★作者多为资深的传记作家，掌握许多独家。
★聚焦历史一隅，朋友之间的恩怨，书写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用尘封的往事、不为人知的秘密，打开历史的问号
★历史深处，总有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背后，也总有被掩藏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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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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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汇集了创刊三十年的《名人传记》杂志“揭秘”栏目所发的精品文章，这些文章揭秘了发生在民国以来数十位名人身上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包括周恩来、粟裕、陶铸、许光达、胡适、苏雪林、徐志摩、孙中山、章太炎、柳亚子、蒋介石等。这些文章精中选优，可读性强和揭秘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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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晓华，民国史专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原在《史学学刊》工作。著作有《民国十大悍将》《台湾光复纪实》《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纪录》《民国标识》《民国对联中的人与事儿》《黄埔恩怨》《蒋介石的家事与国事》《吃在民国》《远征颂》《汉奸大审判》《塞外雄风--西北军传奇》《百年风俗变迁》《百年演艺变迁》《百年证券变迁》《决胜神州》《京华名士袁寒云》《民国子午线》《抗战海报》《杏花烟雨--江苏旧影》《民国军服图志》《模范南昌--新生活运动》等。
刘谊庆，笔名柳已青，书评人，专栏作家，现供职于《半岛都市报》。关注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群体，致力于民国人物研究。著有《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红尘往事：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等作品。
顾保孜，江苏兴化人。1957年2月出生，1971年8月参加工作，1995年3月入伍，1986年7月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现为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专业技术五级、文职三级。著有纪实文学专集《红墙里的瞬间》《样板戏出台内幕》《铁血N4A》《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我的父亲朱德》《红镜头》《伟人凡影》《超越血缘之爱》， 小说《巅魂》等，是电影《相伴永远》、电视剧《罗荣桓》的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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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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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怨
苏雪林为胡适辩诬
徐志摩陪蒋百里坐牢
孙中山与“革命圣人”张静江
柳亚子与周恩来之间的“疙瘩”
梅光迪与胡适：从诤友到对手
周一良与陈寅恪的师生恩怨
萧红与胡风一笑泯恩怨
爱因斯坦与蔡元培的“北大之约”
载沣与汪精卫奇诡交错的历史命运
汤恩伯与蒋介石之间的怨怼
秘闻
许光达四次逃脱敌特追捕
粟裕将军三次蒙冤
陶铸大起大落中南海
陆定一蒙冤始末
国民党军统局中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
唐生智胞弟唐生明卧底汪伪内部
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潘文郁
黄浚：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日本间谍
郭潜：成为特务首脑的中国叛徒
真相
陈嘉庚的曲折延安行
陶启明与震惊全国的金圆券大案
陆小曼的前夫王庚“泄密”军事地图
蒋介石气死国民党理论权威梁寒操
蒋经国公开信声讨蒋介石始末
戴笠香港“蒙难”记
江青与她的“斯诺”——维特克
宋美龄与孔二小姐在台贪污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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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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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梅光迪的顽固，胡适也多次直言相告，他认为梅光迪在治学上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并希望能加以改正。不过梅光迪并没有虚心接受，而是针锋相对。到最后，胡适虽依然保持双方友好的交往关系，但基本失去了合作交流的信心。
梅光迪与胡适：从诤友到对手
很多人知道梅光迪的大名，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那时，他在东南大学和胡先骕、吴宓诸位教授办了一份杂志《学衡》，与胡适积极推行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唱对台戏。论战的结果自然无损于新文化与新文学前行的脚步，《学衡》一帮人从此落下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诟名。而事实上，《学衡》主将梅光迪与新文化主将胡适是有一段曲折的交往历程的。
亦师亦友
梅光迪，1890年2月14日生于安徽宣城弋江西梅乡西梅村。字迪生，又字觐庄。梅氏为宣城望族，宋代出了著名文学家梅尧臣，清代出了数学家梅文鼎。其祖上数代务农，至其父梅藻一辈始亲诗书，膝下有三子，梅光迪为长子。十二岁前，梅光迪在家乡受教于父亲梅藻，读完四书五经。据说梅光迪天资聪慧，能够过目成诵，精于制艺文字，十一岁考中秀才，被乡人视为神童。家族的荣耀、旧学的深厚以及成名之早对梅光迪思想与性格的形成自然有很大关系。继承了徽州人闯荡天下的传统，梅光迪年纪轻轻就出门求学，先后在安徽高等学堂、上海复旦公学学习。
1909年秋天，胡适在上海看望宗友胡绍庭，而梅光迪与胡绍庭同舍而居，因得相识。1910年仲夏，胡适和友人北上应游美之试，梅光迪也去北京，参加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考试。两人恰巧乘坐同一条船，彼此相见，真是惊喜过望。这段本来枯燥漫长的旅行，却因为两个年轻人的邂逅而充满愉快的气氛。两人促膝长谈，彻夜不眠，畅谈乡情、理想、抱负，越谈越投机，真正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到了北京，胡适多次看望梅光迪，梅光迪逾时不见胡适则心情郁闷。这为他们以后的交往打下深厚的感情基础。
胡适赴美留学临行前，让梅光迪“一言相赠”，梅光迪不仅在赠言中表达了对时局之忧患、报国之心切的情感，并勉励胡适努力学习，施展抱负，“无负于吾国人之责望”。在隔洋相念的日子里，两人书信往来不断，相互勉励，交流思想情感。胡适初到美国，是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但是兴趣广泛的胡适对人文的学习与研究依然浓厚，这和本来就致力人文学习与研究的梅光迪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与话题。
1911年8月15日，胡适从北京清华学堂榜上知道了梅光迪来美学习的消息，在日记里用“狂喜不已”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不过，梅光迪去了威斯康辛大学，两人平时难以相见，只有书信频传。
胡适乐意和梅光迪交往，除了同乡之谊之外，更多的是两人在文化领域的兴趣与思考有共同语言。梅光迪旧学功底深厚，勤于思考，时有见地，并直言不讳，使人真诚有益。有一段时间，胡适甚至要到梅光迪所在的大学读书，因遭到梅光迪的断然反对而放弃。而梅光迪敬佩胡适的才气与活力。总之，彼此之间，倾心相对，亦师亦友，堪称佳话。怪不得梅光迪不无自得地给胡适写信说：“得师固难，得友亦难。迪窃尝思之，吾人择友，志同道合，性情之际又能契合无间者固好；其有一于此不能强同者，正可藉以他山之助，以长补短，彼此借镜耳。”
在胡适成长过程中，梅光迪的“他山之助”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
其一是鼓励胡适弃农从文。胡适去美学农，梅光迪觉得不合适，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只鼓励胡适不要放弃人文的学习。后来，在是否真正改换专业的问题上，胡适依然主意不定，就写信与梅光迪商讨，他连同自己的日记一同寄给了梅光迪。梅光迪立即表态，极其赞成，他说胡适“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选择专业应该“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这终于使胡适做下了一生早就应该做的最重要的选择。不仅如此，梅光迪还鼓励与规划了胡适文科学习的发展方向：“淹灌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读到这样的文字，胡适真的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行了，而且走得比梅光迪想象得远得多。
其次，梅光迪促进了胡适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研究。在胡适从事文学革命思考与尝试之前，这是胡适专业学习的主要领域。而梅光迪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专业方向与文化理想，对于国学的探讨成为一段时间两人频繁通信的主要内容。有时洋洋洒洒，动辄千言，用心用力，丰富而深入。
不过，在文化立场与方法上，梅光迪整理国学的思想与方法是学贯中西，去除“谬说”，回到原典；而胡适认为“凡一种学问必须见诸世用，始不得谓之空谈”，一个回到“本源”，一个追求“致用”，双方已经出现分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交流与思想对话。1916年1月几个同学同游时，胡适还写下这样的诗句：“种花喜种梅，初不以其傲，欲其蕴积久，晚发绝众妙。”暗含了对梅光迪的欣赏与激励。
渐行渐远
1913年9月，胡适转康乃尔大学文学院，梅光迪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两人依然书信不断，倾谈国事、家事、身边事，亲密无间。其间，梅光迪的心境并不好，除了痛失亲人，经济拮据，在人事处理和学业操作上依然没有理出很好的头绪。他的收获之一，是结识了后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文理科主任的刘伯明。而胡适则依然活跃而忙碌，他办《科学》杂志，到处演讲、调研，风头正健。
1914年7月18日，诸友成立“读书会”，约定每周读英文文学书一部，周末聚论，人数不多，梅光迪也在列。这段时间，胡适写诗的兴致越发浓厚，且开始有自己独特的写作感受，这为善于在生活中发现问题的胡适后来致力文学革命埋下了伏笔。
1915年，“文学科学研究部”成立，胡适的研究论题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研究过程中，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文学也应该改革。讨论中，梅光迪一开始就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给胡适留下了“最守旧”的印象。不过，胡适并不灰心，他四下游说，积极鼓动，认为文学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同学们不容坐视，希望梅光迪等同学立志“文学革命”并积极投身其中，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获得同学们的广泛理解与支持，这反而激发了胡适独自挑战的志气与勇气。
经过讨论，胡适决定从诗歌革命入手解决文学革命的问题。他首先提出的观念是：“作诗如作文。”对此，梅光迪不以为然，并断言“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以来已分道而驰”。
在胡适1917年归国前的这段时间，梅光迪和胡适就诗歌改革问题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争论，也显示出双方在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上的深刻分歧。
总体上，梅光迪虽也认为“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但是，他始终坚持诗歌白话化绝不可行。他认为文化清理工作已经够乱了，激进的做法只会有害无益。他希望胡适致力于思想与学问之研究，不必搞什么诗歌改革，瞎折腾。执著而耐心的胡适一面依然致信梅光迪，继续做说服工作，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俗话文学是中国的正统文学”，应该用白话替代古文。胡适显然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考察中为自己的主张寻求依据。
1916年7月8日，同学相聚交游，引发一场笔战。在任叔永与胡适写诗、论诗的过程中，梅光迪站在了颇为不服的任叔永一边。他认为胡适的想法与做法“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于艺术上是降格以求，于文化上是“以暴易暴”。而胡适似乎坚持，既然改革是大家都认同的，那么不去尝试与实施，只限于纸上谈兵、高谈阔论是不行的。胡适为了说服他，还写了一首很长的打油诗送给梅光迪。这一次，梅光迪带有嘲讽的语气回敬他：“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毫健哉！”
终成对手
应该说，1915年是梅胡两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分水岭。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大异不仅使双方渐行渐远，而且沟通与交流有时难免存在意气。面对梅光迪的顽固，胡适也多次直言相告，他认为梅光迪在治学上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并希望能加以改正。不过梅光迪并没有虚心接受，而是针锋相对。到最后，胡适虽依然保持双方友好的交往关系，但基本失去了合作交流的信心。1916年10月，梅光迪给胡适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继续挑战胡适。胡适借口生病，没有及时回复。其实，这时胡适已经将自己的思想汇聚成篇，并于10月写信给了陈独秀。直到1917年回国前，面对梅光迪固执守旧，毫无进益，且不察他人之言的作为，胡适失望而无奈，遂决定以不辩不争而处之，这也许就是两人在学术交流上的绝交。
胡适归国了，不依不饶的梅光迪却决定实施他的文化抱负，并摆出筑垒抗衡的意味。就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同时，梅光迪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指出以打倒传统为满足的行为是以暴易暴，失于偏颇，今天的真正需要是如何求和谐，刈取新旧思想融合的最佳成果。
同时，他在留美学生中寻找支持力量。1918年吴宓初到哈佛，施济元就告诉吴宓：“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集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大战。”果然，8月初，梅光迪就来拜访吴宓，言及胡适所作所为无疑数典忘祖，毁坏了传统文化，可气可恨。其神态慷慨悲愤，乃至泪流满面。据说，梅光迪还散布有损胡适的言行，说胡适是冒充博士，博士论文并没有通过，这在留学生中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胡适的耳朵里。
从为人处世上说，胡适显得宽厚大度得多。
1917年，胡适打算出版《尝试集》，特拜托梅光迪写序。但是，梅光迪拒绝了。拒绝的理由简单鲜明：一没有研究过诗，不敢谈；二不会说客套话，不想序；三不是名人，没有用处。不仅不能理解胡适的良苦用心，心存芥蒂的他还断然一点面子也不给。事实上，胡适后来还是找了一位“反对派”钱玄同作序，也是因为钱玄同指出《尝试集》并没有真正脱尽旧诗的影响，胡适认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倘若梅光迪真的作序，再加上钱玄同的序，现代文学史该平添一段丰富而耐人寻味的话语资源了。
1919年，回国后的梅光迪和胡适还有来往。他初到南开大学任教，就因为经济拮据向胡适借钱，胡适大方地满足了他。梅光迪也注意到胡适在文化、政治与文学的表现，觉得胡适的政治言论还是有可取之处，胜过推行白话文与所谓实验主义。胡适写信提醒他，不要将两件事扯到一块。
但敏感自负的梅光迪难以释怀，在梅光迪看来，胡适对他的心理伤害似乎不轻。2月9日，他写给胡适这样的信：“你几年来对我常常的无礼……我也不必多说，想你早已觉得惭愧。实在我的为人，你不能推为不知道，我向来只愿作个狷者，近来饱阅世变，尤想萧然物外，趋于旷达一流，哪肯和他人争一日的短长。若你始终拿世俗眼光看我，脱不了势利观念，我只有和你断绝关系而已。”
吵归吵，闹归闹，胡适后来还是真诚地邀请梅光迪来北京玩。胡适亲自到车站接他，但不知什么原因，梅光迪并没有如约。直到两天后，一对诤友与对手别后三年重新相聚，胡适热情地接待了梅光迪。对于胡适的作为，梅光迪还是高度关注的，对于胡适办《努力周刊》，他表示十分认同，认为胡适谈政治不走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会，而对白话文与实验主义依然坚决反对。
给梅光迪真正实施文化抗衡计划提供机会的是刘伯明，他是梅光迪的留美校友，担任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他盛情邀请梅光迪去南京，并给其发挥的空间与条件。胡先骕、吴宓也来了，思想立场又相似，正好可以轰轰烈烈干一场，《学衡》就这样正式登场。
1922年，胡适收到从南京寄来的《学衡》创刊号，看过以后，在日记中以少有的轻松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了一本《学骂》。”然后一笑了之，在随后轰轰烈烈的论争中，被《学衡》攻击的主要对手胡适选择了沉默。
胡适依然致力新文化运动，办《努力周刊》，“整理国故”，乐乎其中。耐人寻味的是，一阵喧嚣之后，梅光迪也很快离开《学衡》，先到哈佛任教，后去浙江大学，据说生前有一个宏伟的文化建设计划，可惜没有实现。五十五岁英年早逝。
由于梁寒操突然死了，以蒋氏父子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对他的处分自然就不了了之。随后当局为他举行葬礼时，众口一词说他是因心脏病久治不愈而去世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少数几个熟知内幕的人将梁寒操的真实死因讲了出来，台湾人才知道，当年国民党理论权威梁寒操去世，是非正常死亡。
蒋介石气死国民党理论权威梁寒操
不满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空口号
梁寒操，原名翰藻，1899年出生于广东省高要县，1923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16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过讨袁战争，1923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广州市东山区分部常务委员。此后梁寒操一直担任国民党的多种要职。1943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三民主义”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3月16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1947年又出任国民党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年末，梁去香港，1954年转往台湾，在台历任广播公司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梁寒操曾长期主管国民党的宣传、理论研究及编纂工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内地颇有知名度，著有《三民主义理论之探讨》、《西行乱唱》、《国文学说之研究》等书，是国民党党内的“三民主义”理论权威。在政治上，他先与胡汉民等国民党右派走得比较近，30年代初又投靠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集团。梁寒操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虽高，因个性较直，爱说真话，加上在国民党内的资格甚老，对蒋介石、陈氏兄弟的一些做法常流露出不满，因而他不能像陈氏兄弟那样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
梁到台湾后，虽然国民党高官们对他十分尊重，口口声声喊他“梁老”，但他未受蒋介石重用，手无大权，加上他不大喜欢出风头、露脸面，平时在国民党的报刊上很少见到他的名字。
尽管如此，由于他在国民党党内的资历颇深，加上文笔、理论功底厚，又能说会道，蒋氏父子举行的重要活动，仍请这位元老参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政治上虽然反共，但他不赞成蒋氏父子、陈立夫、陈诚、谷正纲等人高喊的“反攻大陆”、“消灭‘共匪’”等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谷正纲逢会必站起来举着拳头高喊“反共抗俄”口号的粗俗行为，他最看不起。有一次，他当面讽刺谷正纲说：“你每次开会把反共口号喊得那么响，拳头举得那么高，共产党却越来越强大啊！”
梁寒操进入晚年，更认为国民党喊了几十年的反共口号，却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关键是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等人表面对孙中山十分尊崇，旗帜也举得很高，实际上并不按孙中山的主张执行，使反共斗争走入死胡同，所以老百姓在内战期间积极支持共产党，帮助共产党将国民党赶出大陆。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反共的口号比在内地喊得更凶，却不能真正使人信服，认为当政者一天到晚喊反共纯粹是为了保官护权，对大陆共产党丝毫无损。
他心里虽然有上述想法，因怕蒋介石有意见，在会上没有公开把话说出来。但在私下，他常对几个知己说：“我们国民党人一天到晚在台湾叫喊反共，几乎每次举行的大小的会议，要用一半的时间进行反共说教，而且都是一些不理性的空话，将来后人看到这些不切实际的空口号，要笑我们这一代人是政治疯子。”
有的人听了，认为他的说法与蒋介石的“国策”不符，从关心的角度劝他再莫讲这类话，以免引起蒋的不满，惹火烧身，但他听不进，仍在私下对一些熟人讲他的看法。
大会发言，悖逆蒋氏父子的“反共国策”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已七十多岁了，感到余日不多，终于忍不住地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在一次大会上吐了出来。
1974年11月24日到27日，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在台北举行。按照原定计划，此次会议除选举中央常务委员外，还要通过三个重要文件。
11月25日上午，是国民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会议讨论《建党八十周年宣言》。梁寒操作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老资格的中央评议委员，自应对宣言草案发表意见。他仔细看过草案后，感到里面的内容仍像过去的文件一样，有大量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反共文字。为了国民党的前途，也为了国民党走出反共意识形态的误区，他忍不住站起来，向在场主持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表示要求发言。
张宝树当即点了一下头，同意他讲。
梁寒操简单作了一个开场白后，当着与会的两三百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评议委员说：“我们今后不可再用‘反共’的字眼，因为用‘反共’的字眼有点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孙中山总理不是在民生主义里一开头就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吗？他又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孙总理更进一步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要去反对呢……总理接着说，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产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国民党员既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
梁寒操讲到这里，见会场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阻拦，接着又往下讲：“我们天天喊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万岁，还说要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但另一方面又要‘反共’，‘反对共产主义’，所以世人说我们自相矛盾，言行不一。因而说我们之所以反共，乃是和共产党进行‘政权之争’，并不是真正的反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思想。因此，我看在建党八十周年宣言中不可再提‘反共’的字眼……”
他还说，上面这些话，他本来早就想说，因无合适的机会，一直未讲出来。他现在老了，觉得再不能拖，应该将埋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以贡献于党，使国民党在理论上不再犯过去所犯的错误，也免后人说这一代国民党人是“政治疯子”，高层中没有明白人。
梁寒操的发言，把与会者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认为，梁的上述言论，不但颠覆了国民党的理论基础，对蒋介石的权威地位也是很大的冲击。
一位国民党中央常委当即在会上低声对另一名国民党大员说：“照梁老今天在会上的说法，蒋总裁领导我们反共几十年，岂不都是违背了‘国父’的理论和主张？过去我们走的路岂不都是歪门邪道？这些话，梁老为什么不早说？”
张宝树怕梁寒操再讲下去使会议难以收场，特地起身走到梁身边，低声告知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此次会议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再不要讲这些话，以免扰乱会议进程。梁寒操见与会者都盯着他，而且一些人还有怒意，只好不再往下讲了。
由于梁寒操的发言不符合蒋氏父子的“反共国策”，大会自然不会采纳他的建议，会上通过的《建党八十周年宣言》仍像过去一样，充斥着许多荒唐可笑、不值一驳的“反共”的文字，至于合不合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理论、逻辑上站不站得住脚，蒋氏父子也不去考虑了。
惹祸上身，因言获罪遭调查
梁寒操公开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讲的一番话，胆子也确实够大。散了会之后，还有很多人瞪眼望着他，似乎都在对他说：梁老，你好大的胆呀！这样说来，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反共都搞错了，一点益处也没有！
当时，许多国民党中央委员预料，梁寒操这次在会上的发言，有可能要惹大祸。
果然，散了会后，蒋氏父子的政治打手、靠“反共”吃饭并有“反共痞子”之称的CC头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谷正纲，跑到蒋经国、严家淦、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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