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部队精神教育是对官兵在部队内部开展的情况介绍和政治教育的统称，它可以间接地增强凝聚力和控制力。美军部队精神教育工作通常包括：1）向官兵介绍军队及其任务和传统，以及下属部队的职责；2）介绍部队和所在军种的历史；3）告知其国家的价值观和目标，向其讲授服役的理想状态；4）介绍潜在或现实敌人，尤其是敌军的本质；5）介绍友国或盟国；6）介绍国际形势及其可能潜在引发的威胁；7）告知公民责任，包括投票权；8）培养抵御敌军宣传的能力；9）讲授战俘"行为准则"。
部队精神教育是独立战争开始以来美军管理的一大特点。这种传统也许是因为大陆军认为应该教育来自不同阶层的士兵，向其宣传共同目标。普鲁士教官和军事家冯·施托伊本男爵（Baron Von Steuben）曾在福吉谷训练过美国士兵，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个国家的天才根本无法与普鲁士天才相比，你命令士兵，''去做这件事''，然后他就去做了；而我却要告诉他为何要这样做。"
乔治华·盛顿一直谨记其同胞的这一特点。1776年7月，他命令几个旅集合起来，向他们宣读《独立宣言》。"用响亮的声音朗读，将军希望这个重大事件可以激励每个官兵，使其以忠诚和勇气参加战斗，因为他们懂得，祖国的和平与安全完全依赖于自己所起的胜利"。这就是最早的我们现在所谓的"部队精神教育"。同样，华盛顿也曾在部队攻击敌军前，向大陆军的每个班宣读托马斯·佩恩的文章"危机"。
南北战争期间，部队精神教育未受重视，但是许多指挥官强调精神教育有利于提高部队士气。印第安纳团指挥官奥古斯特维利斯准将认为，"懂得为何而战的士兵将成为最勇敢的士兵"。他进行了一个教育项目，为部队开展思想灌输，向官兵宣讲战争的背景和起因。联邦政府给部队印发了90万本小册子。当时一家华盛顿报纸批评说，陆军缺乏一个通过告知士兵为何而战的"正规的精神教育系统来提高士气"。
同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部队精神教育在多数情况下由指挥官承担。那时新闻相对丰富，《星条旗报》在南北战争创刊时仅为一家私人报刊，但是在一战时已经成为发行很广的官方刊物。许多民间团体，例如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训练营活动委员会（Commissionon Training Camp Activities）则一起担当了非官方教育机构的角色。
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才开始又像大陆军那样重视部队精神教育。1940年，陆军成立了士气局（Morale Branch），负责部队精神教育工作。1941年，为消除应召入伍士兵不愿继续服役的抵触情绪，因为他们害怕服役时间会因欧洲战场战局不明朗而拖延。为此，马歇尔将军指示陆军公共关系局（Army''s Bureau of Public Relations）准备一个系列讲座，向士兵介绍战场局势和当兵服役的必要性。这十五个讲座后来印成《我们战争的背景》一书，也为系列电影《我们为何而战》提供了素材。这些讲座追溯了从慕尼黑到1941年的战争发展历程。作为补充，连指挥官每天还会与下属讨论当前局势的发展，同时还向驻地图书馆和娱乐室分发地图、宣传册以及其他资料。虽然士气局经常在陆军机构体制中发生变化，并几度更名（最终确定为"精神教育处"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但在战争期间士气局开展了大量的精神教育工作。精神教育处也进行了专题研究，在战后发行了史托弗（Stouffer）等人所著的《美国士兵》一书。该书是部队首次系统研究士兵对战争和陆军的想法，陆军至今仍在开展类似的研究。美国士兵通过《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电影、《陆军对话》周刊（Army Talk）、武装力量广播服务（Armed Forces Radio Service）、《星条旗报》以及数百种营区报纸获取了大量的信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精神教育工作虽没有陆军那么宏大，但规模也不小；其他军种以及陆军航空兵所使用的宣传材料大都也是陆军印制的。
战后一段时间内，部队精神教育工作维持了二战时期的状态，1947年空军组成独立的军种后，也非常注重精神教育工作。战后初期，精神教育工作更多放在提高士兵的文化教育水平，而不仅仅是向他们通报情况。陆军通过相关法规和资料推动陆军、空军精神教育工作（Army-Air Force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Program）。陆军要求每周进行一次精神教育，而空、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精神教育活动则不是那么正规，也经常本着自愿的原则开展。即使三位部长制定了相似政策，政策的执行也会因军种不同而有所差别。在此阶段，美军部队的精神教育工作系统缺乏整体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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