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籍著名政治学者F.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相较于法治或现代国家，民主更容易建构。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发展与民主制度发展常常出现不同步、不平衡情况。民主国家尤其是新兴民主国家，一旦其治理能力建设未能达到公民对民主建设的期望，就有可能直接导致其民主合法性的丧失。福山进一步援引其老师亨廷顿的观点指出，创建一个可行的民主政权有两点至关重要：其一，将社会组织动员起来，建立竞争性政党；其二，具备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性政党组建完毕后，一旦民主政权当选，就必须利用合法权威，竭尽全力向民众提供基础服务。如果当选政权不具备出色的国家管理能力，期望破灭的追随者就会否定甚至会推翻其合法性。Francis Fukuyama， Why is Democracy performing so poorl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 Iss.1， 2015.
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合法性降低或无存，轻则会导致发展受限，重则会导致国家解体。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S.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清楚地指出，过去20年，美国之所以在亚非国家推行自由民主制没有取得成功，没有在亚非国家建立一个稳定、强有力、理想的民主治理结构，就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无法完成的目标，即带领这些国家走出现代化之路，我们错误地设想美国不仅是山巅之城，还是人类政治管理体制的自然模范。我们认为许多国家向往自由民主制，如果没有障碍，民主之花必将遍地开放。这只不过是一种妄想。实际上，我们无法做到使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经济机构转型。Stephen Krasner， Our Mistake: Thinking That All Countries Should be Structured like US， Los Angeles Times， Jan. 8， 2015.
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也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危机。在查尔斯库普钱看来，公众反感欧洲的一体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双重混乱。因此，欧盟各成员国正在忙着追回各种主权，从而威胁到二战后启动的欧洲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大业。过去20年，欧洲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在下降，而不平等程度则一直在不断上升。西班牙的失业率徘徊在20％以上，甚至在德国这一欧盟首要经济体，也能看到中产阶级的规模在20002008年期间收缩了13%。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发现自己脚底下是一个正在遭磨损的安全网；面对全球竞争，欧洲安逸的福利制度已变得无法持续了，正在遭受大幅度的缩减。欧元区债务危机导致的这种紧缩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希腊人对欧盟强行紧缩开支的愤怒程度并不亚于德国人对不得不解救欧洲经济落伍者的愤怒程度。至于日本，它自从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2006年辞去首相以来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建树。民主党和自民党内部分裂的程度并不亚于两党相争的程度，即使在紧迫的问题上，决策过程也已经陷于停顿；国会通过向地震、海啸和核灾难受害者提供救济的立法，就花了100多天的时间。Charles Kupchan， The Democratic Malaise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2.很明显，这种治理危机会导致西方国家发展遇阻，并带来民众对政府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抵触，使阶级矛盾激化，从而爆发极端行为，引发群体撕裂。
三、 利益集团影响导致民主运转失灵和金钱政治泛滥
在西式民主制度下，利益集团能够以合法的方式阻碍迫切需要的变革，致使整个体制趋于腐朽，而此种腐朽则又使利益集团获取了与自身社会代表性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这样一来，既扭曲了税收和支出等政策，又诱使国会通过各种增大自身利益的法案，大大降低了公共管理的质量。在福山看来，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更侵蚀了政府有效运转的能力。他指出，在政治制衡的制度框架中，有太多的行为方可以否决其他方为解决问题所作的决策，久而久之，由于传统的制衡制度不断根深蒂固且越来越僵化，美国政治制度就走向了衰败。更为关键的是，没有政治人物和组织致力于消除利益集团对民主制的操纵。美国政界的许多行为方都已认识到，政治制度当前运作得并不好，但是他们维持现状的意愿根深蒂固，两大政党都鼓不起勇气割舍掉利益集团提供的资金，利益集团也怕出现一种金钱买不到影响力的制度。Francis Fukuyama， 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American Interest， Jan.Feb.， 2014.正如N.A.罗德汉（Nayef Al Rodhan）所说：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使得在缺少透明度和监管机制的时候严重扭曲了民主。Nayef Al Rodhan， Reforming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y， The Globalist， Jun.14， 2014.
更为糟糕的是，福山还认为，在美国，权钱交易以完全合法的且难以根除的形式存在着，利益交换在华盛顿尤为猖獗，使得利益集团成功腐化政府。他引用美国斯坦福大学互联网与社会中心创办人L.莱斯格（Lawrence Lessig）的话说，利益集团能轻易地以合法方式影响国会议员。他们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馈到来。有时，立法者会主动向利益集团送礼，通过在政策上额外照顾，换取卸任后的某种利益。张友谊：《福山依旧在，历史未终结政治学三巨擘圆桌纪实》，2014年12月2日共识网。按照英国牛津大学教授S.林根（Stein Ringen）的说法，美国宪政体系的权力正在不断地被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库、媒体和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篡夺。Stein Ringen， Is American Democracy Headed to Extinc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28， 2014. 美国的情况如此，其他采用西式民主的国家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对此，英国《经济学人》所刊文章已有明确概括：各国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被反民主恶习所破坏。印度甚至连资本家都不愿意支持民主。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1， 2014.
J.波伊克（John Boik）、L.费尔拉蒙蒂（Lorenzo Fioramonti）和G.米兰特（Gary Milante）三人在美国《外交政策》刊文指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失败，不是文明冲突的结果。民主制度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固有的东西使其同阿拉伯或其他文化难以兼容。失败事实上源于注重形式多过实质复制了一个民主的形象，而不是引入一个适应当地需要的运作良好、有包容性和负责任的决策体系。John Boik， Lorenzo Fioramonti， Gary Milante, Rebooting Democracy， Foreign Policy， Mar.16， 2015. 英国《经济学人》亦认为，那么多失败的民主实验，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看重选举，轻视了民主的其他必要因素。例如，国家的力量必须得到制衡，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必须得到保障。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Economist， Mar.1， 2014.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的形式亦即多党竞争、一人一票，在选民民主素养较高、较成熟的发达国家虽也会引发政治纷争，但却不至于形成激烈的政治对抗，特别是暴力相向。然而，若将此种政治模式移植到一个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发展中国家，则极有可能放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撕裂社会群体，从而引发重大的社会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人物和多数民众将西式民主视为解决所有实际问题的万灵药方，倾向于将转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结为不民主，并进而要求更多的民主形式以解决问题。简单化的票决民主并不足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巩固，反而，社会分裂、内战可能成为常态。英国前首相T.布莱尔（Tony Blair）明确指出，民主体制光给民众投票权是不够的，还需要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目前民主制度却没有做到这一点。Tony Blair, Is Democracy Dead? New York Times， Dec.4， 2014. 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主导者之一、美国前国防部长D.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更是失望之至，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特有的民主模式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其他国家。就我看来，在伊拉克打造民主制度似乎是不现实的。Melanie Phillips, Bush was Wrong on Iraq， The Times， Jun.6， 2015.
2008年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全球，这是金融资本主义对全球的剥夺，即99%的多数人的财富遭到恶意洗劫，仅有1%的少数人财富不降反升。中产阶级快速滑落到无产者的行列，民粹主义复兴，对资本的愤怒弥漫整个社会。另外，长久的分配不均导致了西方社会的阶层固化。美国学者L.肯沃斯（Lane Kenworthy）在仔细考察美国社会后指出：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期间出生、家庭收入处于20%收入底端的一个美国人，他在成年时进入20%收入中端或者以上的机会大约为30％，而出生在家庭收入处在20%收入高端的一位美国人，他在成年时进入收入中端或者以上的机会则为80％。这种差异意味着在家庭背景不同的美国人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机会不平等。Lane Kenworthy， How the United States Stopped Being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12.
危机的影响迅速反映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方面。以美国2012年大选为例，虽然民主党的奥巴马与共和党的罗姆尼在许多政策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但在所谓机会均等方面则出奇一致。奥巴马在芝加哥呼吁无论你是谁，有何模样，来自何处，姓什么，爱的是谁，只要尝试就能在这里取得成功的美国。随后，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保罗莱恩回应奥巴马：我们承诺平等的机会，而不是平等的结果。2011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讲话中说：在那些推动我们的经济走向成功的人当中，越来越少的人能从成功中获益。站在峰顶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富，而大多数家庭却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此次讲话被舆论认为是2012年美国总统向民粹主义转向的标志。它表明美国政府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削减联邦赤字和债务转到了经济不平等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或者说变成了关注1%的少数人与99%的多数人这一新问题。David Brooks， Fin del capitalismo， Rebelin， 2012.01.05.不过这并非从根本上扭转不公平的承诺，只是双方在危机时刻为了胜选都选择强调机会均等。
因此，实际上西方社会的不公平是由当前资本主义的机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不公平，决定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走向真正公平。一个社会要真正实施公平，即非形式上的公平，而是事实上的公平，那就不能使公平仅仅停留在机会的公平上，而应把人们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者综合统一起来。陈学明：《把公平问题和生产关系联系起来》，2012年10月11日《社会科学报》。
（一） 倒退的自由民主已不能维护公平正义
首先，民主制已被垄断集团和富人操纵，难以代表普通民众的意志。资本主义的重要构架就是它的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不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济，它的核心理念又都离不开公平两字；民主的基本意义是与独裁或集权相对立，所以包括推选领导人在内的一切重大决定在原则上应该反映社会大众的声音及利益，而不能是某个人或某些没有代表性的团体（极少数人）说了算。因此，公平一定是民主政治所要坚持的一个原则。但目前的西方民主制正如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J.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说，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度未能阻止自由社会的经济利益被占人口比重很小的一部分人所操纵。
Carol J.Williams， Interview: Why the world is losing faith in democracy，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30， 2013.因为，西方的选举民主需要有巨额的选举资金，而唯一能提供这一资金的只有财团。虽然最后是选民在进行投票，实际上投票前资本已经进行了初选。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历史上美国法律曾有规定，为了防止富人操控总统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捐款的上限为2500美元，但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造就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使之成为强有力的组织。这项判决认为，竞选捐款组织属于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其结果是，富有的捐款者可以无止境地对政治进程施加更强有力的影响。Von Uwe Schmitt， Und schon wieder die teuerste Wahl der Geschichte， Die Welt， Nov.6， 2012.
2012年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为昂贵的一次，各级选举包括州议员选举、参众两院选举、总统大选，总花费超过了60亿美元，其中13亿美元是外界资助，外部集团的影响与日俱增。2013年5月，耶鲁大学举办题为购买力：金钱、政治及不公的专题研讨会上，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伦理学中心主任L.莱西格（Lawrence Lessig）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政治制度的特点是谁有钱谁说了算。国会游说者们代表了那些资金充裕集团的利益，他们深刻影响了政治进程，并间接影响了决策者们的喜好，政治机构往往与中上阶层联盟。Purchasing Power: Money， Politics， and Inequality， Yale UniversityInstitution for Social and Policy Studies， Spring conference， http:isps.yale.edu.， May 6， 2013.2014年1月31日的英国《独立报》报道，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公开指责一对亿万富翁兄弟通过给慈善组织大笔投资来力挺共和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他指责这对兄弟实际上正在收买整个国家。他说：他们所做的是在州长竞选、全国选举中砸钱试图击败参院和众院的民主党人。报道还说：据估计，在2012年大选期间（两兄弟所在的）科克工业公司共斥资4亿美元支持约17家不同的团体，它们名义上都是慈善组织，以此影响总统选举和全国范围其他选举的结果。2014年2月3日《参考消息》。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时期还有这样的说法，即没有工人的合作，什么事也办不成。但以后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有活力，工会就变得越来越跟不上时代，从2000年开始的美国历届总统选举，企业相关利益集团的开支与工人组织的开支比例约为14∶1。美国工会的资金根本无法与企业利益集团的资金相抗衡。正如哈佛大学教授B.韦斯特恩和华盛顿大学教授J.罗森菲尔德指出，在参与民主政治过程中，工会和工人组织陷入恶性循环：收入不平等加剧，工资停滞不前，政治参与度下降。
Bruce Western Jake Rosenfeld， Workers of the World Divide， Foreign Affairs， MayJun.2012， Vol. 91， Issue 3.
其次，民主制已沦为权钱交易的工具。不仅在选举时金钱对政治积极地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金钱对政治日常运作的渗透和影响。这以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为代表。据法国出版的《他们的债务，我们的民主》一书披露，仅2010年美国游说集团投入的资金超过300亿美元。完全由金钱组成的游说集团被称之为参、众议院之后的第三院，而美国的民主也被冠之以出售的民主。欧洲同样如此，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被称之为继华盛顿之后的第二游说者之地在欧盟总部方圆4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密布着难以计数的游说集团。宋鲁郑：《为人类开拓更优秀的制度文明》，2013年9月19日《社会科学报》。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J.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文明的代价》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竞选融资、公司游说以及政府和工业之间的职务旋转门，公司财富转化成政治权利；通过减税、放宽管制以及政府和工业之间的互惠合同，政治权力进一步转化成财富收获。财富产生权力，权力又产生财富。Kevin Rafferty， Cost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Japan Times， April 26， 2013.
美国无党派的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S.克鲁姆霍尔茨（Sheila Krumholz）指出：为双方外围团体捐出大笔钱的人都有自己的打算，这当中有不少人都有一种期待，希望回报而不仅仅是感谢。
Peter Overby， Any Way You Describe It， 2012 Campaign Spending Is Historic， Source: National Public Radio， http:www.npr.orgblogsitsallpolitics20121105164207894 Nov.5， 2012.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预算负责人D.斯托克曼（David A.Stockman）宣称：美联储政策带来的好处从未扩散到华尔街以外。这个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破产了、瘫痪了，只是机械地念了关于刺激需求的空洞咒语它培育着一种变异的裙带资本主义，时不时将投机横财慷慨地施予最顶层那1%的人。David A.Stockman， StateWrecked: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13.可见，权钱交易的民主制，对普通民众来说没有公平可言。
公平正义在政治范畴内，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政府的主张，更为重要的是要体现出公平合理地配置权利与义务，防止两者之间失去平衡。现代政治运行的轴心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有权力的管理者要为公众的权利服务，不能谋私利。显然，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的蜕变已经难以兼容公平正义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够调动社会和自然资源的主要力量是金钱（资本）的力量，而资本主义的公平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对于金钱调动社会和自然资源力量的尊重。因而金钱的力量也就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合法的形式介入民主政治的方方面面。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L.布兰代斯（Louis Dembitz Brandeis）几十年前就告诫过的那样：我们可以拥有民主，也可以拥有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的财富，但不可能两者兼得。Kevin Rafferty， Cost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Japan Times， April 26， 2013.
众所周知，福利国家制度在战后几十年的实行，正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增长之际，工业经济的成功，使得以税收抽调利润和工资用于政府目的成了可能，并促成了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高就业率以及相对的社会经济平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利制度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变得技能失调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了自己胜利的牺牲品。Andrew Stevens， Niall Ferguson: West less good at being West， in source: CNN， Nov.26， 2012， http:edition.cnn.com20121126businessinterviewniallferguson.即它在某些方面的成功，使人们对其依赖越来越强而变得不堪重负，以致于如果不作出重大调整，它在财政上将难以支撑。
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围绕着谁该交什么税，谁该得什么福利，以及华盛顿该如何管理诸如健保和教育等主要领域而激烈争论。在西方世界，以美国保守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竭力反对由政府主导或干预的福利体系。部分美国人认为，旨在帮助穷人的很多计划反而让他们长期陷于依赖和贫穷。保守主义者更是指出：按照累进税与转移支付形式进行的收入再分配，不过是无能力者针对聪敏能干者的偷窃行为。Steven Pearlstein， Yes，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would be bad for the poor. No， that doesnt mean its unfair，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2013.但以自由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左翼人士抨击社会分配不公，认为维护福利就是维护社会正义，因而要求政府约束市场，实行减肥补瘦的财税政策，即通过征税和捐赠等形式将富裕群体的部分利益以福利的形式分配给弱势群体。
由于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主要不是针对穷人的，因此几乎无助于降低本国的贫困率或不平等。在世界经合组织的30多个成员国中，美国的贫困率高居第四。可见，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总额虽然相对较大，但分配给低收入者的比例却最低，也就是说占人口较大比例的低收入者得到国家福利总额却较少。不幸的是，一旦触及确保高质量的全民健保、维持退休者可观收入以及投资人口未来生产力时，华盛顿的记录未免让人纠结。
Morgan. Kimberly J.， Americas Misguided Approach to Social Welfare， Foreign Affairs， JanFeb.2013， Vol.92， Issue 1.英国《经济学家》评论文章也指出，在西方富裕世界最不公平的则要数财富转移误导性的福利开支，社会开支往往很少用来为穷人雪中送炭，而更多的却是给富人锦上添花。True Progressivism， Economist， Oct.13， 2013.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摧残并最终葬送了福利体系的公平性。在西方国家，的确有一部分人投机取巧，钻福利政策的空子，躺在福利体系上不劳而获。如金融危机后，美国甚至出现了越来越多四肢健全的人冒充残疾人的现象，截至2013年3月，美国适龄工作人口申请享有联邦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金残疾人福利项目（SSDI）的人数增至890万人，约占劳动力大军的5.5%。
Mario Loyola Richard A.Epstein， The Disabling of America， American Interest， JulyAug.， 2013.但另一方面，福利制度的异化则是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度惹的祸。为了竞选，候选人都竞相向选民发出美好的许愿，推高了选民的期盼，从而大大超出了社会的实际能力。等到他们上台了，又不敢增税来得罪资方，只能以举债来兑现诺言。政府维持福利制度在财政上就变得越来越难以支撑，结构性财政赤字就出现了。政客们对眼前利益的迷恋，以及民众通过选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诉求，使得今天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债台高筑、寅吃卯粮，高福利难以为继却又无法改革的局面。曾任《外交》杂志主编的美国著名专栏作家F.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福利政策上的误区：既要低税率又要政府的大量服务。他认为，若要同时满足这两个需求，只有变魔术，而现成的魔术就是廉价的信贷。从联邦政府到州、地方和市政府，以及普通民众都大量举债。美国家庭债务的数字从1974年的6650亿美元增至现在的13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从1980年占GDP的42%，上升到现在的107%。同期，英国的这一数字则从46%上升到现在的88%。欧洲大多数国家（包括以节俭出名的德国）现在的债务占GDP都在80%左右。1980年，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50%，如今则高达236%。F.扎卡里亚为美国的债务哀叹道：这个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已从一个主宰全球经济的国家沦为增长疲软的国家，20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8%。虽然仍有相当部分人继续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为后人留下了日益贫瘠的遗产。现在它的债务令人震惊，人均收入已降至世界第25位，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如果美国人和欧洲人不能采取共同行动，那么它们的未来是不难预料的。Zakaria， Fareed， Can America Be Fixed?The New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3， Vol.92， Issue 1.
其二，金融资本挟持了整个经济，直接威胁到西方社会的公平公正体系。金融经济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导致社会（更确切地说是纳税人）不得不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生存埋单，这就动摇了自由市场的基石。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从1973年的150亿美元，上涨至1980年的800亿美元和1995年的12600亿美元。在1960198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价值是GDP总额的1.5倍，而这一比例在2003年已经超过3倍。美国金融企业的税前利润额与全美企业税前利润总额之比，在20世纪60年代为13.9%， 70年代增至19.4%， 90年代则增至25.3%，在20002006年间更是猛增至36.8%。［美］大卫柯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孙来斌，李轶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金融资本不仅制造了对产业资本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因为只有拥有剩余资本才可能参与金融资本设定的游戏，所以只有社会顶级阶层才可能获益。因此，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德国央行行长，现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总裁O.伊辛（Otmar Issing）指出：当纳税人的巨额税款被用于拯救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时，这就沉重地打击了人们对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心进而对自由社会构成了威胁。Otmar Issing， Too Big to Fail Undermines the Free Market Faith， Financial Times， 20120119.
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再分配政策失败还有三重原因。一是传统的再分配原则也许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当代各国内部的收入分配趋势与过去30年全球经济的三大变化有关。首先，侧重于技能的技术进步正在继续，最明显的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其次，侧重于技能的技术变革已经提高了对技能和资本的需求，超过了对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Uri Dadush Kemal Dervis， The Inequality Challenge， Current History， Jan. 2013.传统的再分配是按照产权、劳动付出以及资本，而现在的再分配更多依据技术、产权、资本（尤其与金融相关）。那么靠出卖劳动的非技术劳动力则显然被排挤。
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强调机会均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社会再分配政策，但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公，社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公，决定了资本主义体制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而且还会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正如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J.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制定了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让富人受益的规则。Joseph Stiglitz， America is No Longer a Land of Opportunity， Financial Times， 20120625.他认为，这种不平等的公共政策是受制于一个假公济私的精英阶层的结果，使他们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扭曲辩论，通过关税措施惠及富人，调整货币政策惠及银行。现在的许多新富不是企业家，而是利用垄断权力牟取利润的寻租者。Joseph Stiglitz， An Ordinary Joe， The Economist， 20120621.社会不公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同时也限制了穷人改变现状的渠道。由于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那么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2011年夏秋英美爆发的骚乱与占领运动就标志着弱势群体对体制内的社会调节功能已经感到失望。美国共和党最知名的战略家F.伦茨（Frank Luntz）坦言占领运动正在影响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他曾给共和党政客提出建议，要避免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字眼而用经济自由自由市场来取代。他认为：尽管比较社会主义，公众可能更喜欢资本主义，但他们仍相信资本主义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们仍自认为是华尔街的捍卫者，那肯定会遇到麻烦。David Brooks， Fin del capitalismo， Rebelin， 201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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