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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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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财经、政经问题为核心的思想聚集，重在思想性和知识性，引导读者进入深层思考，启发读者关注经济、社会、文化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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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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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作者结合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分析了各个经济体的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把脉经济新常态，并对经济中众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并通过实践检验认可，同时也对经济问题进行历史回顾，从思想上进行触摸，让读者学会认识经济、思考经济、解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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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郑磊，南开大学博士 知名青年经济学者，资深战略与资本市场专家，投行经济学家，任职于香港知名投资银行机构，董事，负责研究与资产管理业务。兼任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部分国内高校MBA课程兼职教授、创业企业孵化器的创业导师。
曾在《管理科学与统计决策》（台湾）《中国商业评论》（新加坡）《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改革》《经济学家茶座》等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
专著《海外鏖兵-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践案例与行动指南》、《聚变-中国资本市场备忘录》、《港股A股化》（香港繁体版）、《资产证券化-国际借鉴与中国实践案例》、《与羊群博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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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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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走在现实经济学世界里
第一节 直升机撒钱与救市货币退出
第二节 长尾与短尾：对实体经济的再思考
第三节 非稀缺知识经济与WEB2.0商业逻辑
第四节 最后一里路：经济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第五节 市场与政府： 我们如何选择
第六节 现代经济学之殇
第七节 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第八节 硅谷蝴蝶妖女海伦：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开放
第九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取竞争优势
第二章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伤与痛
第一节 日本：反思与借鉴
第二节 中美日经济走向和亚洲的未来
第三节 美国经济离悬崖有多远
第四节 21世纪，印度和中国谁占鳌头
第五节 香港与上海的纠结-人民币国际化语境下的思考
第三章 世界经济大潮中的中国转型和制度设计
第一节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再思考
第二节 产权?法制?金融全球化
第三节 面对国际化阳谋的中国对策
第四节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
第五节 包容性增长道路上的障碍
第六节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比较与借鉴
第七节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企改革
第四章
经济的血脉-金融与投资
第一节 牛市亏钱VS熊市赚钱
第二节 熊市投资的头号法则
第三节 股市投资的道与术
第四节 大脑也需要助推
第五节 股市塌方的应对
第六节 糟糕的市场、不可靠的公司还是不靠谱的分析师
第七节 股市不造神
第八节 股市赢利两心魔
第九节 炒股不怕被套
第十节 残缺股市与过度父爱主义管理
第十一节 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后的A股市场猜想
第十二节 反思股海江湖
第十三节 连通市场后：港股A股化亦或A股港股化
第五章 国际视野中的政治与经济
第一节 超出经济学理解范围的粮食问题
第二节 弗里德曼和他的自由选择
第三节 经济学家看政治
第四节 奥巴马的釜底抽薪之计
第五节 中国面临被长期做空的风险
第六节 一带一路与经济新常态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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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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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章主要来自金融危机前后，我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回顾与思考。作为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我们是幸运的，也是不太走运的。幸运的是，我们成长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之后，不太走运的是，经历了整个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大部分过程，目前这个转型仍在进行，而且在有生之年，大概不会彻底完成。而过去的三十多年，也是世界政治经济风起云涌的年代，套用一句老话，以后我们可以对后代们说，我们什么都见识过了！人的一生，有如此经历，也不枉然了。
本书的核心内容由时间的两端连接，就是历史和未来。过往之事故可追也，而未来谁也说不清楚，即便说了，也未必有多少人会相信。最重要的还是把握当下的现实，而这仍需要对历史和周边世界的深刻洞察。研究经济问题，不能过于书斋气，比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方法论，基本不适合理解和分析中国实践。尤其对于中国经济现象，有两点至关重要：对经济问题的直觉和对历史沿革和现实政治的了解。这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的超大型经济体，但有其固有的规律和轨道。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皇朝统治，细察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朝代更替规律。类似证券市场的价格均值线，历史也是回归和渐进发展的。而今天不过就是未来的历史罢了。了解历史的重要性就在于此。现实是历史的重复，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迂回螺旋形上升的重复模式。一个简单的例子，历代王朝的首都和官制，都具有回归或直接继承的特点。
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大陆的发展也具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最近的一次就是2013开始，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之后。中国由此进入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在这本书完成之时，这一阶段也只走过了不足4年，现在做出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我认为，中国从此确定的方向是全国对外开放（不同于之前的沿海和沿边对外开放试点），中国企业和个人走出去，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占据东亚、南亚（包括部分印度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话语权。在这一阶段结束时，中国有望在经济总量上追上甚至超越美国。
上面说的是中国的机会，经历了过往半个世纪的动荡，可以预见的是，整个世界已经进入高度动荡的阶段，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解体和重新整合，使得中国处于高度关注地位，危与机并存。举起牟牟大端者，有几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是否顺利。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不管黑猫白猫，反正致富就是目标。这个目标从总体和平均值上是达标了，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小经济体，目前存在严重的地区和阶层收入不平等的差距需要解决。而这也是主要的社会矛盾爆发点，如何消弭和稳定过度，不再是简单地维稳就能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物理迁移，也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重组问题，如果不从这个高度认识，并采取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难免会引发大的冲突。这方面问题，比如，如何加强城镇公共资源供给，如何避免新移民被边缘化和歧视，如何解决新增就业，如何建立透明和公平的城镇公共救济系统，安抚最底层的弱势人口等等。经济结构转型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消减过剩产能的过程中解决员工安置问题。上一次国企下岗潮的教训需要吸取，现在情况与十年前不同，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力弱化了很多。比如河北、山西这样的过剩产能重点地区，这一转型过程将是痛苦和漫长的。公共资源必须倾斜，通过发展服务业和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吸收一部分转出的就业人口，同时采取资本整合和资产证券化的方式，通过收购兼并而不是主要通过破产清算，逐步消化这部分低价值甚至负值资产。在操作过程中，难免国家财政和金融需要提供担保、放大风险容忍度，做好不良资产处置。
第二个问题，要高度重视开放的进度和步子。顺序不能搞错，走的太快难免失控，甚至引发危机。上升到国策的是自贸区试点和一带一路战略，都与人民币国际化密切相关。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就是金融深化的问题。我完全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但是对于发展的速度有自己的看法。2010年，我曾预测人民币汇率放开和自由兑换，在10年内实现的可能性极小。坦率地讲，现在这个速度已经明显超出了我的预期。为了加入SDR，启动了811汇改，这是一个大跃进。从此中国要面对的是国际货币市场的投机者。而汇率投机是国际货币交易的一个本质特征。央行只能用市场化的方式，通过买卖人民币、美元来调控汇率。而在经济下行，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有强烈下跌预期的情况下，维持较坚挺的人民币汇率，需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对这一点，中国应该有充分的认知和判断。由于中国外汇储备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债券，而在消耗时，由于流动性需要，可能不得不大量抛售债券资产，极有可能产生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而金融开放需要一个非常完善和强健的金融监管体系，其中除了制度，还要在关键岗位有懂得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各方面人才，目前这两方面都是弱项。金融是国家重器中的重器，不可不小心谨慎。而且在国际化环境下，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是深海区，靠小打小闹，小米加步枪和大无畏的精神，是不能出海作战的，这一点也许不得不在经历了惨痛教训之后才能让有关决策者醒悟过来。这是我个人认为最有机会出问题，而且可能造成难以挽回损失的一个方面。
最后谈谈治内和制外问题。所谓治内就是反腐，制外就是进取的外交和军事策略。反腐清明了政坛，给老百姓带来了期望，但也出现了官员懒政和怠政现象。反腐这个主题，以往历代都有，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即便是对此最严厉的皇帝和最严酷的惩贪酷吏，都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另一个原因是国情。在行政权力主导的经济体中，对作为行政权力主体的官员的调整，势必影响到经济运行的效率。这也是本届政府提出把权力逐步转移给市场的核心逻辑所在。因此，反腐与让权，是一个相互促进、交错进行的过程，同时在回归市场化的过程中，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发挥法制的作用，实现权力交接的无缝对接。如果只肃贪而仍保持权力集中于政府，而且没有透明公开的监督，这种反贪早已被证明是无效的，导致重复出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循环局面，而且还会影响经济问题的解决。所以，制度反腐和向市场让权，在治内问题上要高度协调和配合，掌握好节奏，稳步推进。让反腐真正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激活市场活力，这比抓几个贪官看百姓叫好，要有用得多。制外乃军国大事，非小民能够置喙。从一带一路战略上讲，在军事和外交上展现一定的实力，在亚太地区和南印度洋浅海地区，需要一定的部署，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我相信，现阶段的央企改革并非国企改革的终点。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做大做强的央企会成为先锋，起到带头作用。在央企的引领下，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良机，拓展国际化经营空间，并在走出去过程中，边学边干，扎扎实实地提升自身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兴之所至，走笔到此，仍觉得胸中纵有千头万绪，万千沟壑，无法在这几千字的序言中说明白。还请读者诸君展卷一读。我尝试通过一些片段和特定角度的分析和评述，或者通过给出实践案例，勾勒出一个较完整的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和图像。仅仅是个人一孔之见，偏误在所难免，作者文责自负。其中有引用到的数据，多为公开资料，未能一一公布来源，还请谅解。
郑磊
2016年2月 日于广东深圳
中美关系是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钥匙
无论美国是否心甘情愿，21世纪必然是亚洲和太平洋世纪。放眼望去，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无非是美国、欧盟、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如能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便会减小，与亚洲和欧洲共同支撑起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中美、中日以及中、日、韩、印三个关系组合，其核心就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
美国是位居亚洲第一的贸易出口国，亚洲各国普遍存在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而美国则储蓄不足，需求过大，依赖进口和借贷。中美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既有大量的盈余储蓄美国国债，又可向美国出口廉价而质优的商品，以满足其强大的消费需求。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中国这个穷亲戚，让美国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和汇率政策，有助于使美国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其通货膨胀的机会。美国如果对中国展开贸易保护的大幕，固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阻碍，也将造成美国国民的福利损失，即有可能提升其利率水平，导致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使得陷于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和滞胀。这还只是从消费端看到的弊病，不是事情的全部。从产业链条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制造业供应链，中国是生产的最后一环。据刘遵义教授的估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值中只有约20%是完全由中国生产的，中国企业更多地是对来自亚洲各国的中间部件进行组装，对中国的打击有可能在纵向联系的泛亚地区生产平台中形成共振，导致全球制造链瘫痪。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占了过去10年中中国总出口增长的60%以上份额。很明显，美国和亚洲各国都需要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做出贡献，但是，各国首先应该从内部下手，而不是考虑如何遏制对方，否则必然得到双输的结局。
美国的贸易失衡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提高其国内储蓄率，而不是行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对象有近一百个国家，如果不减少过度消费，即便降低来自中国的商品，却需要增加来自别国的商品，而那些替代物甚至比中国商品价格更高，等同于向国内消费者征税。而中国因为自身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时间，暂时仍需要依靠对美出口，如果遭到美国的抵制，作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中国很可能抛售美元资产或者在贸易上采取反制措施，导致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曾有一个提法-G2，表示中美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然，世界将不会是两极的，中、美、欧盟和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将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中美都需要转型，但首先必须建立正确的自我认识和共识，面对美国国会不断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对策，相对而言，中国政府更为理智，在初步稳定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将大力推行以提升内需为主要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改变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以内需、 出口和投资三方面并重的发展局面。而美国也正在着手解决金融业过度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较弱，转变消费观念，缩减财政赤字等问题。
在未来10-20年，会出现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落在亚洲和环太平洋地区，中美在太平洋的两岸，这是世界经济的核心，而印度、俄罗斯、欧盟、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环绕在外围，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发挥分中心的作用。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中美两国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下，对于后者而言，该假设的确定性较高，而中国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变革相对滞后，仍存在较多的变数。中国的稳定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的经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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