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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该书原稿为《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一卷，受到国内外历史、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书概括了近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从考古学文化入手，对中国史前社会作了细致而具体的梳理，是一部由著名考古学家撰写的详实可信的远古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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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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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古时代》概括了近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从考古学文化入手，对中国史前社会作了细致而具体的梳理。本书以考古论及中国史前历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典范意义。全书主要分为序言、我们的远古祖先、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等五个部分，以考古发现为依据，在充分利用考古学已有成就和新成果的同时，恰当吸收并应用了民族学、社会学的资料和方法，科学且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远古时代的面貌特征，是目前关于远古时代史前社会的较为详实、全面、资深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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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苏秉琦，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河北高阳人。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第1、2届副理事长。曾主持河南、陕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主要遗址的发掘。有《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张忠培，考古学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严文明，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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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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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第一章 我们的远古祖先1
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1
第二节 最早的人类及其文化3
西侯度文化3元谋人及其文化4阳原小长梁的石器6中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吗？7
第三节 从蓝田人到北京人9
蓝田人及其文化9匼河文化10周口店和北京人12观音洞石器17中国其他地方的直立人18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及其分区20
第四节 早期智人的出现23
从猿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23早期智人的体质特征25丁村文化26旧石器中期文化的特征及其分区28
第五节 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成29
貌似奇特的山顶洞人30柳江人和资阳人31晚期智人的基本特征和蒙古人种的形成31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32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39
约公元前1万年至前3500年
第一节 从灵井到磁山39
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39灵井和沙苑的细石器41鹅毛口石器制作场43关于两种石器传统的假说47黄河流域最早的农业文化50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53磁山遗址的重要发现56裴李岗及其同类遗存60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63河姆渡和罗家角66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73
第二节 仰韶时代前期75
考古学文化与居民的分布75仰韶文化前期的阶段划分77村落布局与房屋建筑86原始技术的进步91生产经济与劳动分工97仰韶陶器101埋葬习俗与墓地结构113半坡类型的社会制度125居民健康状况与氏族人口数量推测142
第三节 仰韶前期的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147
后岗一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早期147大溪文化早期与马家浜文化172
第三章 铜石并用时代188
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概观188
第二节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191
仰韶、王湾和大河村191仰韶后期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地方差异193仰韶后期相邻诸文化的蓬勃发展195石器制作技术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202制陶业的进步和彩陶的衰退211分间房屋的出现和家庭形态的变化216淅川下王岗的长屋223大地湾的原始殿堂和宗教性建筑225墓地概况和埋葬习俗的变化229花厅墓地237中心聚落的形成242装饰品、工艺品、图画文字243
第三节 铜石并用时代晚期250
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251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和民族文化区的萌芽252铜器和石器的改进259玉器工艺的发展264轮制陶器的流行269纺织、漆木工和酿酒的进步273建筑技术的提高与房屋结构的变化275城堡和水井的出现285朱封大墓与陶寺墓地288良渚文化的祭坛与贵族坟山294埋葬习俗所反映的阶级分化现象298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300卜骨和占卜风俗302刻划记号和图画文字303文明曙光的出现306
第四章 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308
第一节 东北地区308
兴隆洼文化时期308红山文化前段时期318红山文化后段时期345小珠山上层文化时期及其他遗存374
第二节 甘青地区377
文化起源与谱系的分野378马家窑文化381半山马厂文化及菜园遗址为代表的遗存387齐家文化402
第三节 东南与华南413
自然环境与历史背景413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414石峡文化424西樵山文化431闽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438昙石山文化441芝山岩、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447江西的樊城堆文化450
第四节 西南地区454
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454西藏高原的旧石器与细石器遗存465西藏的新石器晚期遗存471卡若文化472
[原书]题记490
[原书]后记492
附录一：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
转变493
附录二：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568
附录三：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603
附录四：黄河与长江：东方文明的摇篮623
后记661
插图目次
图1 1西侯度石器4
图1 2蓝田人复原9
图1 3匼河石器11
图1 4北京人复原13
图1 5北京人石器15
图1 6北京猿人洞堆积记录的气候变化曲线16
图1 7观音洞石器18
图1 8丁村石器27
图1 9许家窑石器29
图1 10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和鹿角棒33
图1 11峙峪石器35
图1 12下川石器36
图2 1灵井和沙苑采集的细石器42
图2 2鹅毛口的石器45
图2 3北辛遗址的生产工具54
图2 4北辛遗址的陶器55
图2 5磁山遗址H29及出土陶器57
图2 6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器58
图2 7磁山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59
图2 8裴李岗、莪沟出土的遗物62
图2 9老官台文化的陶器（北首岭77M10出土）64
图2 10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骨器67
图2 11河姆渡遗址建筑构件的榫卯类型68
图2 12河姆渡遗址第四层遗物70
图2 13仰韶时代前期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76
图2 14半坡类型早期陶器80
图2 15半坡类型晚期陶器81
图2 16东庄村H104、 H115、 H116陶器82
图2 17东庄村H104、 H115彩陶83
图2 18庙底沟类型陶器85
图2 19姜寨半坡类型早期村落复原图89
图2 20半坡3号房子复原图90
图2 21半坡类型的编织图案举例95
图2 22元君庙M419成年妇女墓100
图2 23元君庙陶钵M413∶5103
图2 24半坡的蒜头瓶105
图2 25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的亲缘关系从鱼纹到花卉纹106
图2 26半坡类型陶器上出现的庙底沟类型因素107
图2 27半坡、姜寨遗址出土的半坡类型陶器刻划符号107
图2 28庙底沟类型彩绘图案111
图2 29鹳鱼石斧图112
图2 30半坡类型妇女装饰117
图2 31半坡类型瓮棺葬（何家村M17平面图）118
图2 32半坡北部Ⅳ区墓葬分布图121
图2 33横阵墓地布局图123
图2 34元君庙墓地布局示意图125
图2 35半坡类型几代人合葬墓（元君庙M440）128
图2 36元君庙M425132
图2 37元君庙M420134
图2 38半坡M152139
图2 39后岗一期文化陶器148
图2 40濮阳西水坡M45151
图2 41早期大汶口文化陶器156
图2 42长岛北庄F16158
图2 43刘林M25和骨梳1、牙雕猪头2161
图2 44野店M88163
图2 45大溪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173
图2 46大溪文化陶、石、玉器174
图2 47关庙山、毛家山、丁家岗出土陶器175
图2 48大溪文化屈肢葬式（四川巫山大溪墓地）180
图2 49圩墩马家浜文化墓地部分182
图2 50草鞋山、梅堰出土器物185
图3 1仰韶文化后期的器物（郑州大河村F20出土）192
图3 2仰韶后期地方类型的分布194
图3 3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器物（泰安大汶口M10出土）197
图3 4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京山屈家岭出土）199
图3 5薛家岗文化的陶器201
图3 6薛家岗文化的生产工具和玩具205
图3 7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粮仓208
图3 8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窑（三门峡市庙底沟出土）212
图3 9大河村的分间式房屋（F14）219
图3 10淅川下王岗的长屋224
图3 11大地湾的原始殿堂226
图3 12大汶口文化的夫妻合葬墓（泰安大汶口M35）231
图3 13大汶口第10号大墓235
图3 14花厅第20号大墓239
图3 15花厅大墓随葬的良渚文化玉器241
图3 16大汶口文化的工艺品（泰安大汶口出土）244
图3 17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莒县陵阳河出土）246
图3 18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布253
图3 19龙山时代的铜器259
图3 20良渚文化的玉器264
图3 21反山大琮上的神人兽面纹267
图3 22龙山文化的陶器270
图3 23陶寺的木器274
图3 24平粮台的土坯房276
图3 25临潼康家的排房280
图3 26武功赵家来的院落281
图3 27淮阳平粮台的城堡（示意图）283
图3 28汤阴白营的水井287
图3 29朱封1号墓平面图290
图3 30陶寺3015号大墓293
图3 31余杭瑶山的祭坛295
图3 32反山第22号大墓297
图4 1兴隆洼文化的筒形陶罐310
图4 2兴隆洼村落F2平、剖面313
图4 3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锄形石器和骨鱼镖315
图4 4红山文化前段时期东北地区西南、中南部考古学文化分布图319
图4 5赵宝沟文化陶器323
图4 6新乐遗址F2平、剖面331
图4 7赵宝沟遗址出土的石耜332
图4 8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几何纹饰340
图4 9小山F2的刻划人首斧形石器341
图4 10小山F2的鸟兽图尊形器343
图4 11红山文化后段的陶器348
图4 12吴家村的小珠山中层文化房址平、剖面354
图4 13红山文化后段的石耜和石刀356
图4 14牛河梁出土的箍形玉器360
图4 15四棱山的双火膛连室陶窑362
图4 16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尊和彩陶器座365
图4 17牛河梁女神庙的泥塑人像366
图4 18西拉木伦河以北和努鲁儿虎山以南出土的部分玉器373
图4 19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彩陶盆382
图4 20林家遗址的马家窑文化遗物383
图4 21花寨子墓地M26出土的陶器389
图4 22青岗岔遗址F4复原图及F1出土的遗物391
图4 23马厂类型墓1262平面图及器物组合图396
图4 24宁夏固原店河M2随葬器物399
图4 25柳湾墓地的齐家文化陶器404
图4 26齐家文化的铜器406
图4 27秦魏家M23的高领双耳罐及羊卜骨407
图4 28皇娘娘台M48合葬墓410
图4 29柳州大龙潭墓葬平面图417
图4 30大龙潭出土器物419
图4 31甑皮岩墓葬分布图421
图4 32甑皮岩出土器物422
图4 33石峡文化的工具和武器426
图4 34石峡文化的陶器428
图4 35石峡墓43平面图429
图4 36西樵山文化的霏细岩石器434
图4 37西樵山文化的陶器436
图4 38大坌坑文化的石器和陶器（台南归仁八甲村出土）439
图4 39平潭壳坵头的陶器440
图4 40昙石山文化的工具和武器442
图4 41昙石山文化早期的陶器444
图4 42昙石山文化晚期的陶器445
图4 43昙石山墓24平面图446
图4 44清江樊城堆的生产工具451
图4 45清江樊城堆的陶器453
图4 46宾川白羊村无头葬457
图4 47宾川白羊村的生产工具458
图4 48宾川白羊村的陶器459
图4 49元谋大墩子13号房屋460
图4 50元谋大墩子的陶器464
图4 51西藏申扎珠洛勒的石片石器468
图4 52藏北高原的细石器470
图4 53卡若26号房子复原示意图473
图4 54卡若晚期石基房屋复原示意图476
图4 55卡若的细石器478
图4 56卡若的磨制石器480
图4 57卡若的骨角器481
图4 58卡若陶壶、罐484
图4 59卡若的粗陶器485
图4 60卡若的装饰品486
图4 61卡若的两串项饰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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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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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
一
本卷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它从考古资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上起人类的原始，下与夏商周对接，涉及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诸课题。
近代考古学从十九世纪后半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几十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曾发出过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写续篇的豪言壮语，使后学很受鼓舞。说实在的，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学科刚刚起步，缺乏资料的积累，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现实的。现在不同了，我国考古学和相关的学科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史前考古和原始社会历史的一批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相信不需要多久，将会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和勇气，来弥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末尾所感到的遗憾恩格斯写道：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4页注，人民出版社。，真正完成一部中国的续篇！作者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一块铺路石。
二
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二者虽都是世界范围的课题，但都与中国远古历史密切相关。
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明确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1884年恩格斯发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地论证了猿之所以能变成人的根本机制。从那以后，古人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包括中国境内一系列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魏敦瑞在仔细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后指出，其体质特征至少有十二项与蒙古人种有联系，铲形门齿就是最显著的一项。现在中国境内发现的人类化石，无论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谋猿人距今约175万年和蓝田猿人，还是大体同时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化石，无一例外都是铲形门齿。在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中国人的标本中，铲形门齿占有极高的比率，高于其他任何种族。其他许多体征也有类似的现象。吴汝康在概括地比较了这些体征上的相似性以后写道：
上述这些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特高的性状，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它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自然，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与其邻近地区不断有基因的交流。吴汝康：《古人类学》，第20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所谓发展的连续性或亲缘的继承关系，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和邻近地区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体系，不像是从其他地方的某种远古人类派生出来的。这一体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人们注意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国云南发现过一种较接近人类的腊玛古猿，但欧洲西南部和东非也发现过。最近云南又发现禄丰古猿，吴汝康认为它可能是接近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的类型。既然中国存在着接近于人类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发现，以后的发展更是自成体系，可见中国在人类起源及其发展的问题的研究方面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要彻底究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罢了。
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人类的文化。正如中国的远古人类化石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一样，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而且表现得更为鲜明一些。为纪念北京猿人发现六十周年而编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中国远古人类》的前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多年积累的旧石器材料，已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在不同时期存在反映区域特点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分布于我国南北方的各个文化发展阶段，成为我国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体，使华北是否存在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异同的趋势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这些话很好地表述了中国六十余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二是华北地区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现象，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问题的研究与古人类化石传统问题的研究相互照应。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拿人类化石来说，从早到晚，属直立人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等，属早期智人的有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等，属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辽宁营口金牛山人的地质年代应为更新世中期，此时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虽有一些直立人特征，大部分却与早期智人相像，应是体质特征进化最快的一个代表。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大体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与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应，但各地发展具体道路有所不同。华北的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是出现小石器最早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带鼻的骨针，可与北京山顶洞人的骨针媲美，而年代却比山顶洞早许多，说明当时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有限。但由于时间长，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细石器，而那里的富林文化却有大量北方风格的细石器，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由于中国东北的旧石器文化有时表现得比较先进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对周围的影响自然会比较大些，例如朝鲜和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国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人类迁移过去。
三
中国的新石器文化是从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果说中国旧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体系，那么中国新石器文化也是这样，只不过内容更加丰富，谱系更加繁复罢了。
整个新石器时代及以后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都涉及前述的第二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在中国境内是如何从氏族发展到国家的。在此我们想从四个方面略述当前的研究成果，即农业的发生与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区系的组合与重组，以及历史的传说与真实，它们也是本卷有关章节的梗概。
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中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其特色，这在远古时代便已露其端倪。
我国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或厉山氏或炎帝之子名柱的发明了农业，周人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看来黄帝又成了农业的发明者。说法虽不一致，总之都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而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
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驱德康多尔和瓦维诺夫都认为中国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何炳棣更系统地论证了中原是粟、黍等旱地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区。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这些学者是很有见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中国北方已出现一系列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遗址发现了栽培谷物的遗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有许多窖穴中发现粮食朽灰，经灰象鉴定是粟；河南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都发现了炭化的黍，后一处还发现了油菜籽。这些遗址所属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工具，其中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
广义的中原大体相当于黄河中下游，这里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年雨量约500800毫米，集中于夏季高温的七八月份。春秋冬三季都很干旱，且冬季严寒，一月平均气温比地球上同纬度的其他地区低10℃以上。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黄土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这两个条件制约了农业起源过程中选择驯化作物品种的方向，即对肥、水要求不高，在幼苗期特别能耐旱而在速生期需要高温多雨的作物。粟和黍正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作物，它们在中原又有大量的野生祖本。在当地史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自然选择了这两种作物进行培植。而且在整个史前时期，二者都是华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许多人认为中国南方应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但具体范围说法不一。有的主张起源于南岭以南的两广地区，有的主张起源于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或云南阿萨姆地区，有的则主张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后一种说法是最接近历史实际的。
近年来在长江中游发现了一系列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分别称为城背溪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其年代约当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在这两个文化的遗址中，已不止一次地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是用稻壳掺在泥土中抹墙壁，有的是用稻壳碎末掺在泥土中做陶器。往后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中，这种做法更为普遍，已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传统。同属于长江水系的陕西汉中盆地亦发现有较早的稻谷遗存，分别出于西乡李家村和何家湾遗址，属老官台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所有这些稻谷遗存的年代都远远早于中国其他地区发现的稻谷遗存，也早于一般认为可能是稻作农业发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所发现的稻谷遗存，所以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稻米有两个基本亚种，一个是籼稻，或称印度稻；一个是粳稻，或称日本稻。现已查明粳稻起源于中国，日本的稻谷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所以有的学者建议将日本稻改称为中国稻。一般认为，粳稻是从籼稻演化出来的，而籼稻的野生祖本是普通野生稻。我国普通野生稻最集中的分布区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长江流域只发现少数几处。为什么长江中下游在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反而比华南重要得多呢？因为华南大部分处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炎热，几乎全年无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资源十分丰富。尽管野生稻到处都有，但因为收获和加工都很麻烦，比起其他食物来也不见得特别好吃，所以人们不一定采集它。即使发现了它的食用价值，因为到处都可以采集到，就不一定考虑进行人工栽培。即使偶尔种植了一些，也没有迫切的需要把它发展成一种继续不断的稻作农业。长江流域就不同了，那里有较长而寒冷的冬季，迫切需要有能够长期储藏以备冬天之需的食物。人们一旦发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和能够长期储藏的优点，自然会加意培植并设法扩大再生产。何况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比较发达，人口较多而野生稻资源又少，就更有进行人工栽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恰巧在长江中下游发现最古老和最发达的稻谷遗存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从而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找到了事实的根据和理论上的说明。
由于在我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往后的发展又都各具特色，从而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
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北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那里首先培育了粟和黍，可能还有大豆，园艺菜蔬有油菜、芥菜或白菜，经济作物有大麻等。养畜业是以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形式出现的。先后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黄牛、山羊、绵羊、猫等，家禽有鸡。以猪的数量为最多，其他几类都很少。本区的农具主要有翻地的石铲，收割用的镰和爪镰及谷物加工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本区农业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磁山文化时期：已有一系列农村，但规模较小；种植谷物有粟和黍，饲养家畜家禽有猪、狗、鸡；翻地用农具主要是舌形石铲，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镰，其中不少是有齿石镰；谷物加工工具主要是大型石磨盘和石磨棒，磁山文化中有乳状足的鞋底形石磨盘，是这个阶段的代表性器物。
（2） 仰韶文化时期：农业村落遗址显著增多，规模扩大。种植谷物除粟、黍外，还从南方引进了水稻。饲养家畜中增加了少量绵羊、山羊和黄牛。翻地用农具仍是石铲，但形态明显地复杂化了，有舌形、心形、梯形、双肩形和鞋底形等，后者主要分布于燕山及其以北的红山文化范围内，有人称之为耜或犁。收割用农具大量增加，但形态已变为两侧带缺口的或长方形的爪镰。石磨盘和石磨棒显著减少，且个体变小，也许这时随稻谷的引进而将加工稻谷的杵臼同时引入华北，部分地代替了磨盘和磨棒的功能。
（3） 龙山文化时期：此时作物种类和家畜品种虽无多大变化，农具却有明显的进步。翻地农具已规范化为梯形或有肩石铲，后者实为商代青铜铲的祖型。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质或蚌质的镰和爪镰，且全为磨制，质量较差的陶质或打制石爪镰都被淘汰了。用碳13方法测定古代人的食谱，得知仰韶文化时期粟、黍类食物只占50％，龙山文化时期则为70％，说明此时粟作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华中、华南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以稻作农业为主，后来从北方引种了部分旱地作物多在缺水的丘陵地区。这个地区的家畜家禽主要是猪、狗、水牛和鸡，后来又从北方引进了羊。农具中多骨铲或石铲或曰锹，用以平整水田，后来出现了石犁破土器等。由于稻谷可直接用手采集，故收割农具不发达。加工粮食则主要用杵和臼。
本区农业也经历了类似华北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1） 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农村多在河湖边或沼泽地，种稻，养猪、狗和水牛。用骨铲整治水田，很少见收割用农具，加工粮食用杵臼。
（2） 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时期：农村遗址显著增加，规模扩大。许多地方已用石铲代替骨铲整治田地。
（3） 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农业有较大发展，除种稻外，有的地方从北方引种了粟、黍等旱地作物作为补充。已会养蚕缫丝织绸，家畜中大约从北方引来了羊。农具因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江浙良渚文化中出现了三角形石犁，广东石峡文化则有石和石铲等，收割用农具中出现了少量石镰和爪镰。
以上两大农业区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动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并且对邻近国家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出现新的劳动领域，扩大了劳动门类或职业的范围；其二，更新技术，提高效益，生产纵深发展。两者彼此联系，结果是出现和发展了社会劳动分工及其日益专业化。
本卷涉及的时代中的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致男子占据了农业生产领域，妇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务的劳动力。这是一个渐变而又复杂的过程。约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期大汶口文化刘林期的大墩子墓地见到的情况，表明这一过程已步入质变阶段。这里的男性墓才用镞、鱼镖一类渔猎工具随葬，纺轮基本上只见于妇女墓葬中；妇女也用斧、锛随葬，但比例上却少于男子；同时，铲、凿只见于男性墓，而且，仅在男性墓中才见到斧、锛、凿这样成套的石质工具。M4和M32两座成年男性墓，在随葬斧、锛、凿同时，还随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牙制品，形象地说明死者生前是手工业匠人。至公元前三千年后半期齐家文化的柳湾墓地，石刀、石斧、石锛、石凿及石钻和纺轮，分别成了男、女各自的专用随葬品。手工业匠人从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现，就规定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只是男性展现才能的专门领域。
在农、工之间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过程中的诸阶段的墓葬，凡使用锛、凿随葬的男性，往往同时也随葬了刀、铲这类农业工具，表明手工业匠人还同时是农人。这反映了当时农、工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还处在较低水平。同时，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
制陶业始终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在技术上，它先后经历贴塑、泥条盘筑及慢轮加工等阶段之后，于公元前四千年前期后段，已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见到了快轮制品。快轮制陶技术经历一逐步发展过程，至龙山时代才在黄河及长江流域普遍推广开来。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从它的下游到中、上游，这一技术推广及发展程度，也存在逐步递减而显得颇不平衡的情形。
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是史前工业技术革命步入一重要阶段的标志。在此之前，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庙底沟文化的陶窑，往往是成群分布的。而随着轮制技术的发展，制陶组织或单位愈益缩小。兰州徐家坪包含十二座窑址的马厂文化窑场，从其被分割成四个由不等数量的陶窑组成的单元来看，当认为这一窑场分属于四个制陶组织，同时，其制陶规模也存在差别。约自公元前三千年前期后段之后，在自陇东以东的黄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陶窑，一是窑室的容量扩大，二是以遗址为单位来看，陶窑的数量减少了，而且，它们往往呈零散分布。例如，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客省庄及三里桥遗址，分别只见到三座和一座陶窑。而且，在客省庄文化中，见到的陶窑成了一房屋附属物的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制陶日益专业化，同时，陶器成了交换中的重要商品。
随着使用快轮制陶之后，制石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制玉和金属制造两种专业。
制石工艺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我们见到了日益增多的那种棱角锐利、体型扁薄且整体抛光的石制品，二是单面穿孔技术的出现并逐步地推广开来。制石成了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职业。
据至今见到的考古资料，可知住居在燕山南北及长江流域的先民，较其他地区的居民更早地从石头中辨识出美石玉，加工成装饰品，随后在这两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生产和使用玉的传统，并使之发展，至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红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开始的良渚文化，分别出现以猪龙或以琮璧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在此之前，制玉和制石两类工艺混杂不分，自玉礼器出现后，一是因为两类工艺要求原本应有所区别，二是由于玉礼器工艺水平要求超过制石，故出现了从制石人中分化出专门从事制玉的工匠。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对其他地区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是从影响面及影响的深远意义来看，良渚文化超过了红山文化，二是尽管在山西及内蒙中南部见到导源于良渚文化的影响，然而，从迄今为止的材料看，受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影响最直接且有相当深度的则是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至于长江下游和长江中、上游的关系，至良渚文化时期，虽可见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但从整个玉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则比较复杂，至今尚难窥其端倪。由于玉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其他地区出现玉匠的先后，以及是否产生过独立的玉匠问题，当作具体分析。目前的资料情况，使我们对此难以探讨。
见于林家马家窑文化的经过冶炼并由合范浇铸而成的青铜刀子、源涡镇的铜炼渣和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我国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至龙山时期，制铜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从获取矿石，经冶炼到铸造铜器的生产，是一有组织的协作劳动，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这一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分工获得进一步发展，是继快轮制陶之后又一次具有时代性的工业革命，在随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将看到由它引起的社会变革，较快轮制陶更加深刻。
在以农业为基础经济的史前社会，手工业发展规模和程度，最终取决于农业为其可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状况，同时，它在规模和速度两方面增强了人类聚积财富的能力。除了由于它的存在直接产生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外，还要求产生管理人员和沟通社会各部门生产的交换人员。然而，史前社会分工与分化并未仅在生产领域中停步，基本上与上述社会生产领域分工与分化同时，又产生了巫师与军事领袖。
早已发生的宗教，至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红山文化的坛、庙、塚和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F411带有地画的大房子，这类宗教性建筑，已表明存在较复杂的宗教礼仪。与之相适应，当已存在某种形式的巫师。巫师是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为宗教礼仪由选举产生的临时性业余巫师到专业巫师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如不计富河文化卜骨的话，甘肃灵台桥村发现的当是属于这时期的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卜骨，大汶口文化的用于祭祀的带有符号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带有墓葬的祭坛，应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阶段的标志。
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具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现象：
（1） 建筑于瑶山山顶，自内而外是用红、灰和黄褐色斑土铺垫而成。附近无同时期的居住遗迹；
（2） 祭坛南半部有东西成行的南、北两列墓葬，墓列分布范围与祭坛面积基本一致；
（3） 墓葬大小及随葬品数量有别，却都以随葬玉器为主，当不是这文化的普通墓葬；
（4） 玉琮、玉石钺只见于南列诸墓，玉璜及纺轮仅见于北列墓葬。推测南列诸墓主人为男性，北列为女性。
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女巫一般无琮，说明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这种琮、钺共为一人的随葬物的现象，和陶寺M3015墓主人同时随葬钺和礼乐器的情况，一致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福泉山T23M2有琮无钺，以及同地的T27M2钺、纺轮共存而无琮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掌握了神权的人，并不一定都握军权和某些女性亦能执掌军权。
至此，史前时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已具基本规模。然而，这一变革并未到此止步，但往后的分工与分化的历程，只是已形成的这一层面的延伸、发展和深化。
苏秉琦1991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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