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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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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注释翻译的优秀读本：解题、释读、绎文、后案，体例完备，吸收旧说，解疑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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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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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为底本，参考道光重印本等诸本，充分吸收前贤研究成果，设计解题、释读、绎文、后案等。不仅揭示今文《尚书》每篇经文的述作之意及其流传背景，运用传统朴学方法对各篇经文做了切中肯綮的疏释与注解；在经学义理方面，也有不少度越前贤的思想发明。作者以文章学的方法，将《尚书》的每个篇目视为自我完足的内在言说系统，通过文章自身的前后关联及其相互照应的自我诠解性，解决了不少历来经注家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也纠正了不少因袭已久的曲说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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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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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水金， 1957年生，武汉人。文学博士，现任南昌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文化与文学之综合研究，多次负责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教育部重点人文基地重大项目，并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先秦名学文献整理及其思想流别研究》首席专家。撰有《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第一、二、三卷（共五册），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文学、史学及哲学领域皆有较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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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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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前言
凡例
虞夏書
堯典
臯陶謨
禹貢
甘誓
商書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附錄
一 《尚書》予不惟、予不惠、予不允文例釋義兼與裘錫圭先生商榷
二 西周末年的鑒古思潮與今文《尚書》的流傳背景兼論《尚書》的思想意蘊
三 天工人其代之《尚書臯陶謨》的政治哲學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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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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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尚書》是中國古代第一批有關國家治理的思想文獻，大約最初只是以單文爲篇卷，在學人之間輾轉傳抄。即使是秦代整編《尚書》，也可能只是作了篇目的取舍，並非如後世結集成書。而歷來討論較多者，是關於《尚書》在秦漢以後的流傳與授受情況。所謂故秦博士伏生以及西漢歐陽與大、小夏侯所傳授之今文，景帝初年魯恭王劉餘所得之孔壁古文逸書，以及東晉豫章內史枚賾所上之偽古文，諸如此類有關《尚書》學史的研究及其結論，也基本一致，並無大的轇葛。
唯其作爲王室檔案文獻的上古之書，本應藏之於王朝內府秘室，何以於先秦之世便逐漸流於一般士子學人之手？且其書既爲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則皆爲官方政治文誥，而歷虞夏以至周初，倘若虞夏之世即有文字應用，則此類官方文誥之多，當更僕難數，而秦博士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加上孔壁所出之得多十六篇，亦不過四十五篇之書。即使如孔壁所出之《書序》以爲書有百篇，與懸想所當有的王室內府檔案文獻相衡較，其數量不也仍然顯得過於短少？而且《堯典》、《臯陶謨》以及《禹貢》、《甘誓》等，所謂虞夏之書，何以反較其時代遠在千有餘年之後卻詰屈聱牙的周初文誥更加易於誦讀？
凡此諸多疑惑，無非指向二點：其一，《尚書》各篇文本成書的年代先後；其二，《尚書》各篇文本流傳的歷史原因。關於第一點，前人論述較多，其觀點容或稍有參差，但看法大抵一致，即其文所涉之史實年代愈久遠，其成書年代則愈晚近。因此，這第一點疑惑，迄今已不復爲疑惑了。至於第二點，亦即這些塵封在王室秘府的檔案文獻，是憑著什麼理由卻在兩周之際逐漸流於一般學人之手？其間的歷史機緣究竟是什麼？而且與此相關，那些事涉遙遠的傳說時代且神話與史影尚無明確分際的虞夏之書，又何以要在王室檔案文獻廣爲流佈於學人之手以後方始造作成書？這些流傳者或曰編纂者到底想通過它們來說明什麼？這些問題，無論帝制時代的經注家，抑或近世以來研究《尚書》的學者，概無論及。
時過二十餘年，雖然在《尚書》個別文本的具體闡釋上，乃至在某篇個別文句的具體釋讀上，容或有所不同；但是，我對這些問題的基本認識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總體思路，並沒有多大改變；甚至在這次全面整理釋讀今文《尚書》的過程中，更加明確地意識到，這個思路與方法不僅使我對《尚書》大部分篇章的流傳背景有了比較直觀的感受，尤其重要的是，對於推斷《尚書》某些文本的成書年代也提供了很大幫助。
不過，這裏有一個相關概念必須事先釐清。如前所述，由於在搜綴既往，尋覓古鑒的觀念運作過程中，存在著歷史與當下的雙向互動關係，因而所謂《尚書》的年代就是一個內涵並不十分準確而且其邊界也相當模糊的概念。也就是說，所謂《尚書》的年代，至少有如下幾個不同的意義指向：一，史實年代；二，成書年代；三，流傳年代；四，整編年代。職是之故，則某篇《尚書》文本的史實年代並非就是它的成書年代；因而其成書年代既然不在它所指涉的史實年代，卻大可能就在它最初的流傳年代。也就是說，正是由於某種最初的傳播動機直接促成了某些相關文本的新生與定型，因而其流傳與其成書，或者其成書與其流傳，二者恰恰就是並時共生的。
由此可見，從《召誥》、《洛誥》的流傳背景來看，二篇成書目的是相當明確的：自始至終皆在凸顯當年洛邑營造過程之慎重，其地理位置乃經由二代周王及周公與召公二位涉事大臣之反覆抉擇，以及屢屢申說周王朝其自時中乂之管控意識。因而無論是史實指陳，抑或是主旨申述，在在皆是替平王東遷洛邑作歷史辯護與文獻支撐。雖然召公之誥成王，周公與成王之對答，周、召二公之交談，以及冊命周公後諸多事宜未必同在一時，或在攝政五年營成周之際，或在攝政七年周公致政之後；但整理流傳者的現實目的既然都是針對平王的東遷，那麼，因其同時成書，以致二篇文勢相接，也就絲毫不足爲怪了。
當然，檔案材料的原始作意，與後來編排綴合的主觀取向，未必全然一致。這也是《洛誥》篇首復子明辟及其相關文句之解說乃至全篇主旨之理解歷來眾說紛紜而莫衷一是的根本原因。職是之故，本書對這兩篇文本的釋讀，將檔案材料之原始作意，與應時綴合成篇之現實取向略略作了辨析，以各還其真；同時也對學術史上某些具有較大影響的解釋意見，是著眼於既往史實的解讀，還是著眼於當下文本的串講，也一並稍作辨析。至於是否妥當合理，讀者諸君自可裁而定之。
此外，關於《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的錯簡及其歸宿，也是《尚書》研究者頗感棘手的問題，自古紛紜眾說，迄今亦無定論。
《康誥》是周公平定武庚管蔡之亂以後，徙封康叔於妹邦的誥命之辭。根據《尚書大傳》以及《左傳》定公四年載衛人祝佗命以《康誥》之說，本篇當作於周公攝政四年，其大旨乃誥康叔明德慎罰。以歷史與當下雙向互動關係而論，西周末年之所謂周召共和的歷史背景，或者是本篇之所以流傳於後世的重要原因。因爲西周初年的攝政與西周末年的共和，畢竟有著某種驚人的相似。但篇首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這四十八字，卻與《康誥》正文風馬牛不相及，乃是與周公營建洛邑有關的文字。
如前所述，《召誥》與《洛誥》是西周末年平王東遷之際因檔案材料整理成篇，而非西周初年之原始文檔樣態。凖此，亦不難想象，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十八字其所以置於《康誥》之首，或者正是因了這四十八字，兩周之際的學人竟以《康誥》爲營建洛邑的文誥，從而讀出了與平王東遷相關的現實意義，故而得以流傳於世的吧！或者置此四十八字於《康誥》之首，竟然是出於東遷之際學人之手而其讀寫傳抄《康誥》乃另有其意呢？此事頗可玩索，未始純爲錯簡而別無絲毫歷史意蘊與文化符碼存於其間。
以上所述，是西周末年平王東遷洛邑的當下現實，與《尚書》之中相關度比較大的幾個文本之間的複雜關係。雖然這僅僅只是一個簡單的示例，但也足以表明我們整理釋讀《尚書》的全部理論依據及其思想方法。至於這個理論與方法，對於《尚書》文本的解讀，是否自出機杼別有會心，是否觸摸到解決《尚書》學史上迄今懸而未決的某些疑難問題的邊緣，尚須讀者諸君的悉心審查與時間老人的耐心見證。然而，這大抵也不是我所能知道的。
最後，關於《尚書》的篇目以及本《釋讀》的取舍與編排，也該一並作些交待，這也是《尚書》研究者所不能迴避的問題。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說：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班固《漢書藝文志》也說：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近人蔣善國認爲，司馬遷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之說，未必是事實。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可能就是秦季編定的《尚書》篇數。收入《秦誓》列於編末，既體現著以秦繼周的正統思想，也是《尚書》在秦末最後編定的鐵證。
然而，關於伏生《尚書》的篇數，卻發生了不小的爭議。劉歆《讓太常博士書》說：《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王充《論衡正說篇》也說：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於是伏生所傳《尚書》之篇數以及其中有無《泰誓》，遂有多種說法。一者以爲經文僅二十八篇，加上百篇《書序》，共二十九篇。明梅鷟《尚書考異》、清朱彝尊《經義考》及陳壽祺《左海經辨》等皆主此說。二者以爲司馬遷以後得之《泰誓》充伏生所傳之數。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尚書正義》、宋蔡沈《書經集傳》、清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戴震《經考》等皆主此說。三者以爲將二十八篇中之《顧命》分爲《顧命》與《康王之誥》二篇。清江聲《尚書集注音疏》、龔自珍《太誓答問》、俞正燮《癸巳類稿》、成瓘《篛園日札》、皮錫瑞《經學通論》等皆主此說。四者以爲伏書二十九篇本來就有《泰誓》。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劉師培《左盦外集駁〈泰誓答問〉》皆主此說。上述四說，各有所依，又互有駁正。
新出《熹平石經》之《書序》殘石，上連《文侯之命》，篇目下有廿八二字，則第二十九篇當爲《秦誓》無所可疑。因此《書序》不在二十九篇之數，亦無所可疑。偽《孔安國尚書傳序》說：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是伏生今文《尚書》不分《顧命》與《康王之誥》二篇亦可知。《尚書大傳》乃伏生解說《尚書》之語錄，其中已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則伏生所傳二十九篇當有《泰誓》之文亦甚明，不待後得之《泰誓》乃有其篇。
據《漢志》得多十六篇之說，則今古文《尚書》皆有《泰誓》當無所疑。錢大昕《潛研堂答問》說：《書序》稱武王作《太誓》三篇，史公《周本紀》所載武王上祭于畢云云，此《太誓》上篇也。又云居二年，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此《太誓》中篇也。又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不可再，不可三，此《太誓》下篇也。唐初作《疏》時，今文《太誓》尚存，而《疏》云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可證《史記》所書本於《太誓》，史公既親見古文，則今文《太誓》之爲真《太誓》審矣！司馬遷曾從孔安國問故，則太史公所錄《太誓》原文，當爲今古文《泰誓》所共有。
因馬融致疑於後得之《泰誓》，說：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偽造《孔安國古文尚書傳》者誤讀馬氏之說，以爲馬融疑於新舊《泰誓》全文，遂另造《泰誓》三篇，其文無一言與《周本紀》相同，以符合馬融所疑後得《泰誓》之說。唐初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於《尚書》取偽孔傳本，則真《泰誓》乃因馬融一言而終亡。今傳偽孔傳本《泰誓》三篇，既非漢代歐陽及大、小夏侯所傳之今文《泰誓》，亦非司馬遷所見之今古文共有之《泰誓》。
至於清人孫星衍作《尚書今古文注疏》，乃綴集《史記》所引《泰誓》之文，以足二十九篇今文之數，其鈎沈輯逸之心可鑒，但究非西漢今文之舊，亦非完璧全袠。是以本《釋讀》雖以孔穎達《尚書正義》所載篇目爲序，既不取梅氏偽本《泰誓》之文，亦不取孫氏輯逸之書，故本書僅作二十八篇釋讀。至於其篇名之用字，見諸載籍者，與孔氏《正義》本有所異同，則皆於各篇【解題】略作辨析，兹不復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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