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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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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陈柱《诗经》学研究文章共九篇，考证详实，史论结合，对《诗经》之义理多有发扬，集中反映了陈柱《诗经》学的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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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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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诗文丛》收入陈柱《诗经》学研究文章共九篇，其中《删诗说》《六诗说》《二南说》《淫诗辨》等对“删《诗》说”、《诗经》“六义”、“淫诗说”等《诗经》学公案进行了细密的梳理与分析，驳正了很多前人观点，《周公居东辨》以详实的考证还原周公居东的历史真实，《诗派说》以风、雅、颂流派的视角梳理了宋代以前历代诗家的风格特征，《国风述学序》则详述了作者探究《诗经》的学术历程。整体而言，本书考证详实，史论结合，对《诗经》之义理多有发扬，集中反映了陈柱《诗经》学的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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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陈柱（1890-1944），字柱尊，号守玄，广西北流人。所著经史子集之属，远有所稽，近有所考，明源流本末，辨义理辞章，且多能与现代思想相发明，阐发宏深，实开国学之新境界。一生撰述宏富，其中以《子二十六论》、《公羊家哲学》、《老子集训》、《文心雕龙增注》、《墨学十论》、《中国散文史》等书特别精辟。
校注者 潘林，男，四川内江人。中国古代史硕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参与主编“经典与解释”丛书之《廖平集》《陈柱集》《张居正集》，整理的著作主要有《周礼疑义辨证》《张居正奏疏集》《诗说》《左传读法两种》《知圣篇》《说诗文丛》等（其中后两者为合作校注），发表论文多篇。
校注者 吴时鼎，男，江西鄱阳人，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现供职于重庆市江北区政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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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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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題名《説詩文叢》書影 ／ 1
陳柱《詩經》學述評（代序） ／ 1
校注説明 ／ 15
《説詩文叢》序 ／ 17
後序 ／ 21
删《詩》説附采詩説 ／ 22
删《詩》説下 ／ 34
六詩説 ／ 44
二《南》説 ／ 57
淫詩辨 ／ 71
駁錢振鍠《鄭風説》六篇 ／ 96
周公居東辨 ／ 119
詩派説 ／ 133
《國風述學》序 ／ 149
附録主要引用書目 ／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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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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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柱《詩經》學述評（代序）
（注释从略）
孔子云：“温柔敦厚，《詩》教也。”陶冶性情，莫善乎《詩》。六經之中，《詩》教爲先。《論語》之言經者，以《詩經》爲夥；莊子之論六經，以《詩經》爲首。故古來學者治經，無不重《詩經》學。民國時期著名國學家、詩人陳柱（1890—1944）淹貫四部，著作等身，在《詩經》學領域用力頗深，具有很高造詣。
陳柱出身於廣西北流一個書香世家，幼承庭訓，勤勉謹嚴，學《詩》習《禮》，頗窺津涯。相繼師從蘇紹章、陳衍、唐文治等名家，好詩嗜文，爲之益力。陳柱曾言：“予自志學之年，好治子部……鼎革以後，子學朋興，六藝之言，漸如土苴。余性好矯俗，乃轉而治經。”覃研經年，筆耕不輟，終撰就皇皇巨制，而以《詩經》學爲富。不過，由於陳柱生逢亂世，加之命途多舛，這方面的許多著作未及公開出版，散佚較多，其存世文獻也有待整理利用。迄今爲止，學界尚未有專論陳氏《詩經》學的著作或文章，故筆者在鉤稽爬梳其《詩經》學文獻的基礎上，以其傳世的《説詩文叢》《守玄閣詩學》兩部著作爲重點，對其《詩經》學成就略作述評。
因編纂“經典與解釋”叢書《陳柱集》的需要，筆者曾對陳柱的相關文獻進行多方查檢鉤稽。根據《説詩文叢》（上海暨南大學1930年版）、《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集（上海群衆圖書公司1928年版）所附《三書堂叢書提要》、《待焚文稿》（1933年刻印本；又載林慶彰主編《民國文集叢刊》編，臺中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影印本）等的記載，陳柱的《詩經》學著作主要有：①《詩經正葩》：1917年撰，未刊。②《詩經文法讀本》：1917年撰，未刊。③《詩明》：1919年撰，未刊。④《守玄閣詩學》：1922年油印本、臺中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民國時期經學叢書》2013年影印本。⑤《詩經文選》：撰於1918—1922年間，未刊。⑥《國風述學》：1927年撰，未刊。⑦《説詩文叢》：又稱《十萬卷樓説詩文叢》。該書後收入陳柱經學研究著作《經四十六論》（藍印木刻本，約刻印於1943年）。
此外，見諸民國時期期刊的《詩經》學文章主要有：①《詩説》：即《淫詩辨》，載《學衡》第十二期，1922年12月。②《守玄閣詩學序例》：載《華國》卷第十一期，1924年7月。③《周公居東辨》：載《國光》期，1929年1月。④《國風述學序》：載《國立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期刊》第二期，1929年5月。⑤《詩之流别》：即《詩派説》，載《學藝》第十卷號，1930年10月。⑥《詩經正葩自序》：載《學術世界》卷期，1935年6月。⑦《守玄閣詩學序》：載《學術世界》卷期。⑧《詩義論略》：載《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學生雜誌》卷第三期，1916年。⑨《姚際恒詩經通論述評》：載《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七號，1927年。⑩《與李澍先生論詩學書》：載《大夏月刊》1929年第二期，又載《待焚文稿》。《詩經之倫理觀》：載《大夏月刊》1934年第七期。其中前7篇文章又載《説詩文叢》。
綜上，陳柱的《詩經》學文獻以著作爲主，1917年至1930年間，共撰成《詩經》學著作七部。由於種種原因，其中多數著作未正式出版，迄今亦杳無踪影；惟《守玄閣詩學》和《説詩文叢》因已付印，故能見之於衆。兩書正好是分别集中反映陳柱《詩經》學考據與義理成就的代表作。
根據陳柱《國風述學序》所述，《守玄閣詩學》撰就於1922年，是在《詩經正葩》的基礎上擴充而成。全書一百數十卷，幾乎對《國風》的每首詩都進行了訓釋。除經文之外，共分九個部分：經子集説、《毛詩古序》、三家遺説、附《朱子集傳》、學《詩》耦記、訓詁略録、音韻略説、文學評語、諸家考異。是書規模宏大，陳柱謂“學《詩》之要，大略備矣”，其師唐文治稱“古來注《詩》未有之博”。
《説詩文叢》曾作爲《詩經》授課講義，共收入九篇文章，分别是：《删詩説》附《采詩説》、《删詩説下》、《六詩説》、《二〈南説〉》、《淫詩辨》、《駁錢振鍠鄭風説》、《周公居東辨》、《詩派説》、《國風述學序》。該書爲《詩經》通論著作，以探討義理爲主，也有考證訓釋：前六篇着力探究“删《詩》説”“采詩説”“六詩説”“淫詩説”等《詩經》學公案；《周公居東辨》以翔實謹嚴之考辨，試圖還原周公作《鴟鴞》詩之歷史真實；《詩派説》用風、雅、頌三體之説，逐一揭櫫自周末至有唐之詩派分野；《國風述學序》可謂序中有序，集《詩經》學著作序例多篇，其治《詩經》之程途與演變，亦歷歷在焉。《説詩文叢》成書晚，對前述所有《詩經》學著述均有論述，經修訂後於1930年正式付梓。故《説詩文叢》可謂陳柱一部重要的《詩經》學著作，集中反映其《詩經》學思想主張。
總地説來，陳柱肆力《詩經》學二十餘年，著述宏富，成就較爲突出，其考證訓釋和研究具有如下一些特點：
（一）兼羅並包，實事求是
陳柱治《詩經》，主張兼收並蓄，不專一家，不囿一説，“不宜入於偏見”。以《説詩文叢》爲例，“雖以《毛序》爲本，而毛、鄭之迂曲者不敢苟同；雖以宋儒考《序》之説爲非，而解釋之簡明者不敢没其美”。前人之主“孔子無删《詩》”之説，陳柱力辨之；而“其謂無篇删其章、章删其句者，則當分别論之”。周公“避位之説”，不取鄭玄，“而有取於汪中”；“誅管、蔡之説，不取汪中，而有取於馬其昶”。……陳柱有關此類論述甚多，皆可見其《詩經》學之“兼羅並包，總以足資研究者爲主”。
陳柱治學注重考據、詞章、義理兼綜，不偏執一端，如當時學者張爾田所言，“視公之學，以訓詁、聲均爲之基，以義理、詞章爲之幹”。陳柱認爲，“《詩》文古奥，非通訓詁不能明其詞意”。考據訓詁是研究國學不可或缺之功夫，如果這方面功夫不到家，其立論也就顯得蒼白，乃至穿鑿附會。在《姚際恒詩經通論述評》一文中，陳柱就認爲“姚氏此書對作《詩》之旨頗有見解，而於考據訓詁則非其所長”，“就其短處觀之，亦可謂根底淺薄，多類浮誇”。在《守玄閣詩學》這部考據類代表作中，陳柱旁徵博引，辨章考鏡，斷以己見，“采輯之富凡一百八十餘家，辨正古人之説凡千數百條”，將考據之學發揮得淋漓盡致。然而陳柱又不拘泥於章句餖飣之學，稱“然則專從事於訓詁考訂之學而在止，則是專以一名一字爲學，而終身爲轎夫也，其可乎？”故後來他又撰《説詩文叢》、《國風通論》（即《國風述學》下篇），着力探討《詩經》學基本問題，體現考據與思辨相結合，以明得失、立己説爲目的。
相對而言，陳柱指斥宋學較多，認爲宋儒説經多空疏之言，不過此僅就其末流而言，程朱亦有博覽可取之處。至於漢學，則去古未遠，相對較爲徵實可信。陳柱《詩經》學宗《毛序》，蓋以其出自國史、古《序》；但漢儒亦有臆説，毛、鄭等解《詩》亦有迂曲者，因而不可盡信之。
陳柱在答復張爾田論《詩經》的信中，曾言及古今學者治學之偏頗：“不出於彼，則必多出於此，此古學所以俞理而俞亂也。……自以爲客觀，而主觀莫盛焉；自以爲知時，而不知時莫甚焉。”故其治《詩經》力避此弊，“要在平心以求真，既不宜削趾就履，爲古人飭非，亦不宜好奇立異，以駭俗取名”。因而力求實事求是，注重正本清源，進行考辨訓釋，然後論從史出，義理自明，可謂深諳孟子“知人論世”之道。
（二）經緯結合，博而能約
陳柱的國學研究注重總結研究方法。在所撰《國學教學論》一書中，他指出經緯法是“治一切國學之法”，並將其列爲七條大學國文教授方法之首，着重加以闡述。《説文》云：“經，織也；緯，織横絲也。”經緯本指織物的經綫與緯綫。顧名思義，經緯法是指基於正典與旁參、原典與闡釋之關係而進行的多角度、多視野研究方法。陳柱又舉例説明《詩經》研究中的經緯法：“譬之讀《詩經》，先將《詩經》全文用考證訓詁工夫，博覽古今通人之説，以通其文義，此經法也；後乃分類研究，如文例、方言、風俗、政治等，綜合于一處，用歸納方法以求匯通，此緯法也。”認爲治學要經緯結合：有經無緯，則學無統系；有緯無經，則學無根柢。
與經緯法相應，陳柱還提出博約法。博約之法，始於孔子。《論語?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見孔子教人有博約之法。陳柱指出：“博者，可求通大義而止；而約者，非優遊浸潤不爲功。”蓋博約相輔相成，非博則無以爲約，非約則無以爲博。陳柱認爲治學要明博約，做到專而不歧，博而能約，切忌狹專而孤陋或博而寡要。
據陳柱《國風述學序》所述，自民國七年（1918）以來，其討究《詩經》，經歷四變：
次蓋專重本文，而欲佐以經子古説，與夫諸本文字異同，及古今批評家言，以通其大義也。曾著《詩經正葩》，……第二次則欲明其原流，論其得失，於是乎有《詩明》之作。……第三次則以次所整理，而益張大其範圍，名《守玄閣詩學》。……今承大夏大學及中國公學大學部之委，爲諸生講授國學，爰以舊日所獲，重加論定，名曰《國風述學》。分爲上、下兩篇，上篇名曰《國風選釋》。……下篇名曰《國風通論》，範圍則比《詩明》爲小，議論則比《詩明》加詳。
在探究《詩經》過程中，陳柱相繼撰寫了多部相關著作，從中可以體現他所説的經緯與博約之法：《詩經正葩》《守玄閣詩學》《國風選釋》用經法，重考證訓釋，博采衆説，比較異同，以求疏解文句；《詩明》《國風通論》用緯法，則重綜合歸納，明其原流，論其得失，以求通達義理。陳柱治經，必先有校注之作，於文無不周備，此其博也；又有通論之作，以尋繹其要義，此其約也。《詩經正葩》采録周秦之説十七家，而《守玄閣詩學》則采録周秦至近代一百八十餘家，乃由約而博。其後接受其師唐文治的建議，進一步删節整理，並改稱《國風選釋》，終由博返約。
（三）承緒鼎新，不乏洞見
晚近以來，西學日盛，經學漸成土苴，《詩經》的詮釋與研究逐漸向文學、史學、社會科學領域轉型。陳柱處在新舊時代交替之際，既對新思想、新知識充滿求知欲，又對國故之學深情迷戀，其學術也體現出傳統與現代交匯的特點。總體而言，陳柱的《詩經》學研究路徑比較傾向乾嘉學術，屬於傳統研究範式，但其中已藴含一些現代因素。
陳柱繼承並發揚乾嘉學術的優良精神，對《詩經》學進行了較爲全面的探討和梳理，有如下兩個方面的成就較爲突出：
，陳柱對“删《詩》説”“采詩説”“淫詩説”“六詩説”“二《南》説”等《詩經》學基本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其論説頗爲精到，至今仍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陳柱尤其在《説詩文叢》一書中，探討了《詩經》學的諸多基本問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正如張爾田所言，“於《三百篇》源流正變之故，闡發綦詳”，“精深醇正，足折疑古惑經家之角”。在今天看來，其不少學術主張仍然不會過時。
以“删《詩》説”爲例，從宋代起就分爲主删《詩》説、非删《詩》説兩派，雙方争論了八百餘年。“五四”以來，“新派”學者用種種現代學説致力消解《詩經》的“經學性”，非删《詩》説之風尤甚。陳柱在《删詩説》一文中，使用内證外證以及經緯法，窮原竟委，條分縷析，後得出結論：“三百篇《詩》之必經孔子所删，益審矣。”如今學者們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國傳統經典的價值，看待孔子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著名《詩經》研究專家夏傳才先生指出，“對從各處搜集到的各種傳本，比較鑒别，正樂、語言規範化、去重和編訂”，這已經成爲基本認識。從一定意義上説，“孔子删《詩》，並無不可”。此外，《清華簡》等新出土文獻，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删《詩》説”。譬如徐正英先生在《詩經學公案再認識》一文中就認爲：“2012年清華簡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爲肯定‘孔子删《詩》説’提供了經典實證。”這些都可以表明，當年陳柱主張的“删《詩》説”頗具卓識。
又如“淫詩説”，自歐陽修斥《静女》爲淫詩而首倡，朱熹繼之，並大張其説，其後多有人信奉其説。陳柱特撰《淫詩辨》《駁鄭風説》兩文，層層設問，逐一辯駁。陳柱亦通外國哲學，甚而用上印度因明學論式，這樣推理縝密，環環相扣，鞭辟入裏，“其思靄然，其辯栗然”。其觀點與同一時代的學者唐蘭所言可謂不謀而合：“《詩》有刺淫之詩，而無淫詩。”是故其友張爾田稱許：“《淫詩辨》《駁鄭風説》兩文，尤爲宏論，不磨嘉著也。”
又如關於風、雅、頌、賦、比、興“六義”，《毛序》本義含混，後世衆説紛紜。陳柱精於小學，特撰《六詩説》，從字源上入手，詳加解釋：斷雅本字爲疋，訓爲疏通明暢。頌本字爲，訓爲形容功德，“以手足形容則爲容，以詩歌形容則爲誦”。歷來比、興難分，陳柱提出比、興之别，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有意較量，故舉相同之點以爲比；隨觸而發，故語意在通與不通之間。”這些解釋皆能正本清源，切中肯綮，信而有徵，多察人所未察，發人所未發，使《詩序》古義得以昌明。
第二，陳柱對《詩經》進行細緻的疏解，參稽衆説，比較異同，下以己意，考索辨正之功尤深，其解經之作實嘉惠於後世學林。
陳柱秉承乾嘉餘緒，不遺餘力地對《詩經》進行疏解、考辨，撰成《守玄閣詩學》等多部《詩經》考據著作。唐文治曾爲《守玄閣詩學》一書作序，稱其“治《詩》之志蓋可知也。其采輯之富至一百八十餘家，辨正之處至千數百條，非知博而不知約也，所以存歷代《詩》説於不亡也”。唐文治，《守玄閣詩學叙》，載《國學專刊》卷第三期，前揭，頁64。《守玄閣詩學》體現了陳柱頗爲精深的考索辨正功夫，並以“采輯之富”著稱，冀以“存歷代《詩》説於不亡”，因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爲後世學人研習《詩經》提供了重要參考。
陳柱治《詩經》，以《毛序》爲本而尋繹古義，與當時不少“新派”學者反《序》的做法截然不同。陳柱認爲漢儒去聖未遠，師説家法淵源有自，本之於先秦故訓，與“温柔敦厚”之《詩》教相輔相成，顯然無可厚非。漢儒《詩》説已經成爲兩千多年來《詩經》學的重要傳統，完全撇開《毛序》來解《詩經》是不切實際的。“五四”以來的“新派”學者對《毛序》幾乎全盤否定，其實未免矯枉過正。
就《詩經》首篇《關雎》而言，現代學者多將其解讀爲婚戀詩、民間歌謡之類，究非正解，問題在不知《詩經》詮釋有文本義、引申義、借用義。魏源《詩古微》曰：“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説《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焉。”與此類似。見《魏源全集》第1册，岳麓書社，2004，頁129。在逌人采詩之後，經過太史陳詩、孔子删《詩》，《詩三百》便賦予“經學”意涵，人們更爲看重的是其引申義，逐漸取代文本義而成爲詩篇的主要意義或核心意義。參袁行霈、徐建委、程蘇東，《詩經國風新注》，中華書局，2018，前言頁19。《關雎》居《詩》之始，顯然别有深意，漢儒引申詩義，言其美“后妃之德”，體現了夫婦之道的重要性，實關乎王政之興廢。
在《守玄閣詩學》之《關雎》篇中，陳柱援引先秦至近代近三十家《詩》説，通過比較分析，指出“周衰之刺詩”等諸説之不可通。而姚際恒、惠周惕、馬瑞辰、馬其昶“四君之説爲宏通無礙”，與《毛序》契合，深得説經之旨。至於《詩》三家有《關雎》爲周衰刺詩之説，似與《毛詩》不同，但陳柱認爲，觀乎魏源之説，“則其所以致異之故甚明”。三家以爲刺詩者，實乃“陳古以刺今”。“刺今”是“據後事以立説”，所陳之古即“后妃之德”。古之所作《關雎》，豈能曰刺詩？陳柱又指出，三家之説《關雎》有言刺者，有不言刺者：如傳習《魯詩》者，杜欽、劉向皆以爲晏朝興刺，而蔡邕不以爲刺；傳習《齊詩》者，班固以爲刺，而焦贛未嘗以爲刺；至於《韓詩》，則《章句》以爲刺，而《外傳》又不以爲刺。由此可以推知，“三家之説，雖有異於毛，而究其本，亦當無大異”。陳柱，《守玄閣詩學》，載《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六輯，林慶彰主編，臺中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頁43—47。其申毛尤竭力，乃疏通無礙；其解經之用功，亦可見一斑。
陳柱治《詩經》，持論較爲平正公允，不好奇立異，然亦不乏創見。如前述“六詩説”的相關説法，發人之所未見。在此基礎上，創“詩派説”，將風、雅、頌分别解爲言情綺靡、言事通達、形容功德三類，逐一揭櫫自周末至有唐之詩派分野：窮源竟委，頗有洞見，千年詩脉亦歷歷在焉。
陳柱早年曾留學日本，學習工科，後來轉攻文科，學貫四部。故而雖左袒舊學，對新學亦有所會意，注意汲取新思想、新方法，與中國傳統學術相匯通。其治《詩經》視域開闊，取材豐富，乃至於碑銘、石經、敦煌寫本、印度哲學、泰西新學等，亦無不參用之，從一定程度上説，運用了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外國文獻相結合的研究方式，從中可見民國學人貫通古今、融合中西之嘗試。
（四）注重《詩》教，以匡時弊
陳柱於《詩經》爲看重者，當是其教化功能，主張經世致用，以匡時弊。陳柱曾撰《詩經之倫理觀》一文，分述詩篇倫理學説之大旨，認爲“孔子之學，重於倫理”，“《詩經》之於倫理，其關係爲尤切，而感人爲尤深矣，故略而論之，以告世人”。陳柱有關《詩》教的相關論述，則幾乎見諸其每部《詩經》學著作。陳柱尤汲汲於發明《詩序》古義，闡明《詩》旨，弘揚《詩》教，其原因除《詩經》及其《詩序》等説《詩》體系形成了完整系統的《詩》教理論，從而利於教化外，也與他所處的時代環境相關。陳柱生逢亂世，列强肆虐，綱紀漸廢，“閔人情之暴戾，痛風俗之澆薄”，傷斯文之將墜，乃胸懷學術報國之志，視《詩》學爲“正心、誠意之切要者”，“頗欲以《詩》教忠厚之道，倡於天下”。
在《説詩文叢》一書中，陳柱弘揚《詩》教尤爲顯著：撰“二《南》説”，以“明古代政治、風俗進化之理”；撰“删《詩》説”，以昌聖人空言垂教之旨；撰“淫詩辨”而斥“淫詩説”，以見《詩》道之發乎人情而止乎禮義。所撰《詩明叙》曰：
數年以來，訓育學者，嘗以“温柔敦厚”四字化其性情，而導之之道，頗以《詩》教爲重。意者温厚之風一盛，而狙詐之術或可少息，則今日國家之所以紛紛擾擾者，或可以稍止也。
陳柱多年治學育人，“以《詩》教爲重”，倡“温柔敦厚”，以使狙詐之術少息，國家紛擾稍止，其借《詩》教以化性情、正人倫、匡時弊之用心，可謂良苦之至。
晚近以來，“新派”學者極力消解《詩經》的“經學”地位，降《詩經》於文學乃至史料，對《詩》教展開猛烈抨擊，是當時中國知識界“全盤西化”的一種客觀反映。但問題是，西方技術文明並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一味地效法西方而擯棄傳統，必然帶來許多社會痼疾，尤其是精神信仰危機。在那個斯文將墜、風俗澆薄的時代，陳柱能够保持頭腦清醒，推崇經典，弘揚《詩》教，以匡時弊，不能不説是頗有遠見之明。
當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前述陳柱《詩經》學四個方面的特點僅是筆者閲讀之後的點滴體會，恐爲皮相之見，難以切中肯綮。此外，也應當看到其《詩經》學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比如在對待《詩序》的看法上，稍嫌尊之過度，未能突破傳統藩籬；《守玄閣詩學》等著作偏重乾嘉考據路數，文獻徵引過於繁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作者的觀點，故唐文治曾委婉指出，作者應由博返約，等等。這些主要還是緣於時代的限制，對此我們也不必苛求。
皮錫瑞曾説，“《詩》比他經尤難明”。中國經學的終確立是在漢代，愈往前尋，經學的諸多問題愈艱深難明。陳柱欲存《詩》説於不亡，致力於尋繹《詩經》古義，由《毛序》而上溯古《序》，而國史記載幾近失傳，經子遺説散佚嚴重，其治學之難可想而知。陳柱治《詩經》歷二十餘載，凡四變，終撰成皇皇巨制，雖不能説盡善盡美，然而總體上成就較爲突出，津逮後人良多。當今學人提出“經學再出發”，如何重新理解經學，如何復興經學研究，陳柱在《詩經》學方面運用“大學術觀念”所進行的考索之功、獨斷之學，以及致力於弘揚《詩》教傳統，爲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潘林
己亥暮秋識於古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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