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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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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丝绸之路中国段研究，发掘、整理和考证了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原始文献，研究了阿拉伯地理古籍中有关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同时在*后一章中，结合国家现行方针政策，对中阿交往给出一定建议，是一本专业领域的学术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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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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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进行的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丝绸之路中国段研究，发掘、整理和考证了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原始文献，研究了阿拉伯地理古籍中有关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将古籍中对于丝绸之路中国段的记载尽量完整地、全面地、系统地展示给中国学者，结合中国史料记载，分析阿拉伯人眼中丝绸之路上对于中国的总体印象以及形象构建的特点。本著作有助于我们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阿拉伯古代文献中发现有价值的中国文化。并且，通过中世纪阿拉伯古代文献这一特殊视角反观当时中国的文化以及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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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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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筠（1984-），女，山东济南人，文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阿拉伯历史地理学、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以及中阿交流。现任浙江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曾赴埃及、摩洛哥等国家做访问学者。已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4篇论文被CSSCI收录，出版专著1部。主持国家社科青年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项浙江省社科联课题等省部级项目3项。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并担任省市领导的阿拉伯语翻译。教学方面，曾获得浙江省高校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特等奖，主持浙江省教改项目1项，浙江省精品在线课程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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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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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章 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海上丝绸之路节 阿拉伯地理学与阿拉伯海洋地理学的起源第二节 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寄去影响因素第三节 阿拉伯地理学的概念和分类第四节 阿拉伯地理学和航海图发展的特点第五节 阿拉伯地理发展的特点 第二章 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及相关问题考辩节 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中国”“中国海”“中国船”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之路”等词的考辩第二节 阿拉伯地理古籍中对中国记载的数量以及中拉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三节 阿拉伯地理文献及古地图中有关中国的记载种类第四节 阿拉伯地理古籍中出现中国的原因第五节 中拉海上丝路“官民并举”的交往态势 第三章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拉交往的历史节 海上丝绸之路较之陆上丝绸之路的优越性第二节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的历史和记载第三节 中拉地理典籍中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对勘第四节 中拉古地图上的相互关注第五节 中拉海上丝绸交往中的重要使者和航海家 第四章 海上丝绸之路上中拉交往要素节 船的发展与季风的影响第二节 海上丝绸之路中拉交往路线第三节 贸易集散中转站、港口与岛屿 第五章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拉贸易交往与人文交流节 繁荣的商贸活动第二节 中拉文明互学互鉴：典籍和古地图的比勘，文化、语言和技术的互学第三节 留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第六章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拉交往对深化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意义与启示
节 打造中阿“一带一路”蓝色经济通道
第二节 和平稳定是必要前提
第三节 经济社会繁荣是基本动因
第四节 港口合作是核心动力
第五节 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是思想源泉和精神支柱
附录索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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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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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了解郭筠博士，起始于读她的书。近年来我开始关注丝绸之路西段的历史发展，所以关注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和相关研究成果。除了阅读了《黄金草原》《中国印度见闻录》《道里邦国志》《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等若干中文译著名著，也阅读了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如纳忠、张广达、宋岘、葛铁鹰、马坚、刘迎胜、华涛、蔡伟良等人的相关论著，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著述，深知阿拉伯地理学对于我们研究中世纪人类文明史、丝绸之路历史和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但说实在的，与阿拉伯丰富的地理学著述比较来说，这些翻译和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2016 年郭筠《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研究》一书出版，立刻引起我的注意。通过这本书，我对阿拉伯地理学成就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在这本书中，作者次比较系统地收集、整理和归纳相关资料，客观全面地展现了阿拉伯地理学的脉络以及其起源、性质、定义、发展和类别、特点，阐明了阿拉伯地理学在文化史上的贡献，从而给阿拉伯地理学在世界文明史上以清晰的定位。
我知道这本书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整理出版的，无疑出于一位年轻学人之手，当时作者不过 32 岁。2019 年10 月11—14 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王献华教授主持召开“丝绸之路西段历史文化地理”研讨会，这个会议主题特别引起我的兴趣，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有意义，我参加了会议研讨，会议上发表了《从绿洲之路通向海上丝绸之路》的报告，是从古代阿拉伯地理文献看丝绸之路陆海通道的联结。茶歇休息时，当一位美女走向我，主动向我介绍自己是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郭筠时，我才把她和我的阅读联系起来，当时惊讶的主要是她如此年轻，如此文雅。这是我们次见面。她说对我的题目特别感兴趣，专程来听。由此，我们长聊了一会儿，发现彼此竟是如此地互相了解。学术的
交流跨越时空，虽然是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这就是文字的力量。曹丕说文人学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其实，学人之间也可以无所依凭，只凭文章著作也可以跨越时空相互认知和交流啊。
今年11 月，先是中央民族大学曹流先生告知，郭筠老师正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习，想一起见面聊聊，接着便接到郭老师的电话。于是，在曹流先生安排下我们三人又和李鸿宾、黄义军等先生聚餐于北外东门外的“巴依老爷”饭馆。这次见面知道，郭筠已经完成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和教研项目，获得省级和校级各种奖项，这种进步自然让我们赞叹不已，同时也关心她的成长过程，听郭筠讲述了她当年国内外求学的经历。她在埃及、土耳其、黎巴嫩、摩洛哥、英国、法国等国家艰苦求学、访学和搜集资料的经历，让我看到一种“生以之，死亦以之”的献身学术的执着。她出示了一张在埃及遭遇抢劫面部受伤的照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严冬，如何体会到春天的温暖；不经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埋头苦干，哪来学术上的成就和人生的辉煌。当学有所成时，当年不堪回首的经历或许成为一种幸运的记忆。对于一位学人来说，能进入学术的殿堂，过去的一切艰辛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席上郭筠出示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因为手里只有一本样书，许诺回杭州后会寄书给大家。我在网上已经了解到这本书的出版信息，正要出手购取，再三嘱咐她不必再寄书来，现在购书很方便，作者样书有限，不用破费再购书寄送，但郭筠坚持要给老师们签名版，以资纪念。不久便收到曹流先生转来的这部大著，拜读之余，深感郭筠学术的进步之显著。常言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又说：“后生可畏。”真是此之谓也。本书对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中国”称谓的考辨，阿拉伯主要地理典籍中提及中国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及其著作、阿拉伯地理古籍中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形象、丝绸之路上中国形象构建的特征和规律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细心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这些是必须建立在全面系统地研读阿拉伯地理古籍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的，对我国学术界关于阿拉伯地理学著作的研究和中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正如郭筠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朱威烈先生指出的，这本书“明显填补了我国世界地理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原始资
料匮乏的短板”。关于这本书的成就，葛铁鹰先生给予了准确定位：“作者凭借自身语言优势与功底，遍览阿拉伯地理原语典籍，拓宽学术视野，博采前人之长，溯宗导源，鞭辟入里，既梳理出阿拉伯地理典籍中关于中国记载的来龙去脉，也勾勒出相关记载中‘中国形象’的历史样貌。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这不是奉承，而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令人意外的是，接到她新书后不久，她发来微信，希望我能给她的新书写序。又一本新书将要出版，这速度也太惊人了。要知道作者今年不过才 36 岁，所研究的问题又是国内很少有人涉足的问题，能做到这样，依我看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是才气，二是勤奋，三是功底，四是积累。她说导师朱威烈先生推荐了我，我对前辈学者总是恭敬不如从命，便勉从此美意答应了，于是一本厚重的书稿很快便摆到了我的案头，就是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书苑撷英——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中阿海上丝路交往》。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学术研究的向前推进，可以看到在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研究中新的开掘。比之作者前两本著作，本书聚焦于阿拉伯地理古籍中中阿海上丝路的交往研究，这就比原来的研究更专门化了。这本书在发挥其专业优势方面更为显著，主要表现在她是在阅读大量阿拉伯语史料（主要是阿拉伯地理典籍）的基础上展开她的研究的。大家都知道，阿拉伯语号称繁难，国内精通阿语者人数有限，而我们所知道的一些阿语专业人才从事历史文化，尤其是地理学研究的更是寥寥可数，像郭筠这样年轻的学者涉足这一领域又取得如此成就的几乎是。因此，这本书中利用的资料、探讨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便是十分新鲜和珍贵的。
刚接到这部书稿，我对书名颇为不解，觉得“书苑撷英”有点宽泛，似乎可以用作不同的书名。但在拜读过书稿后，便似乎明白了作者的原意。其意在于表明，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作者是在致力于广泛搜集阿拉伯地理古籍（书苑）的基础上， 从中选出具有权威性的涉及海上丝路、中阿交往和有关中国记载的作品（撷英），对其中的文献进行翻译和注释，再进行归纳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已经进行了一番含英咀华、去粗取精的工作。阿拉伯地理学著作繁多而内容驳杂，不仅一般的学者难以窥其原貌，即便精通阿语者也不好理清头绪。因此，作者的“书苑撷英”
又给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宏大视野、多维角度和比较的眼光也令本书价值非凡。作者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范畴，而是把阿拉伯地理学著作的中阿间海上交通置于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繁荣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审视，又结合中国古代文献对阿拉伯地理文献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注释和考证，通过比对互勘，获得可靠的认识。作者综合运用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文献学、地图学、海洋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 对阿拉伯地理古籍中涉及“中国”“中国海”“中国船”“中国之路”和中阿交通与交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辨和权威性的解读，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一本富于开创性的扎实厚重的著作。读郭筠的书，还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当下关注。她研究的是古代的著作和问题，却始终不忘与现实的联系。所以她研究历史上海上丝路与中阿交流，又在此基础上探讨这种交通和交流对深化当前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意义和启示，她的目光便又从古代移至当下，力图为现实中中阿交流和合作提供有益的借鉴，这种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也值得赞叹。
郭筠在学术上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有她特殊的条件和前提，就是扎实的阿拉伯语能力。在目前学术日益国际化的环境里，精通一门外语就为自己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开辟一条通道，打开一扇窗口。我的专业主要在汉唐历史与文学、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领域。在唐代历史与中外交流研究中，深知阿语的重要性。唐朝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在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与之遥相辉映的就是阿拉伯帝国。唐朝与阿拉伯都是开放性的帝国，都注意吸收世界上各种文明成果，从而成就了自身的辉煌，唐朝和阿拉伯文明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伟大的丝绸之路把两大帝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彼此的文献中都有对对方的记载。因此，研究唐朝需要读阿拉伯的文献，研究唐代中阿关系与交流也需要读阿拉伯的文献。我所知道的， 从事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教授在阿语学习上下过功夫， 能够查阅阿拉伯语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李锦绣研究员年过不惑，还发奋学习阿拉伯语，其原因盖在于此。郭筠是学阿语出身，年纪轻轻便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后起之秀，在学术领域里取得更大成就指日可待。
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这个“村”里的各地居民在交通往来上的便利程度
早已今非昔比。与之相比，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帝国距离遥远，交通不便，但彼此间的联系却很早就建立起来。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民族，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早就引起他们的关注，双方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早就发生。有一个具体事例，或许能够说明中阿之间文化的联系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有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叫“鹬蚌相争”，故事出于先秦古籍《战国策·燕策》：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鹬曰：
‘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夫也。故愿王之熟计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古代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一个与之相类似的故事。这本书分为两部分，故事见于第二部分，这一部分的作者是尸罗夫港的阿布·赛义德·哈桑。他讲的故事名字叫“化宝为粮”，说有一个贝都因人来到巴士拉，身上带着一颗值钱的珍珠，他到了一个交往甚密的香料商人那里，把珍珠给他看，想问问该怎样估价。商人欺骗他值一百个迪尔汗。贫穷的贝都因人觉得这已经非常可观了，便以此价售予这个商人，他用这些钱给家里买了食物。而香料商人则把珍珠拿到“平安之都”巴格达，以高价转手出去，用这笔钱做本金，把生意扩大了。香料商人曾问及贝都因人珍珠的来历，贝都因人回答：“我路过巴林海岸附近的桑曼村时，发现海滨的沙滩上躺着一只死去的狐狸，它的嘴巴好像给什么蒙住了。下马一看，原来是一个宛如盒盖的东西，里面洁白如洗，闪闪发亮。我瞅见里边有一颗圆滚滚的珠子， 就把它取出来了。”哈桑据此进行了推理，他说，这样事情的原委就很清楚了，那只贝是按照自己的习惯，爬到岸上来呼吸空气的。恰巧这时狐狸也从旁边经过。贝正张开两壳，把里面的红肉暴露出来了。狐狸一见，飞速扑将上去，把嘴伸进壳里， 咬住了贝肉。可是刹那之间，贝把硬壳关闭了。狐狸给夹住嘴巴，发狂似的到处乱窜，朝地上撞击贝壳，左摔右打，始终无法挣脱出来。后，狐狸和贝同归于尽了， 那个贝都因人才能从贝壳中取出了珍珠。
中国故事中的蚌就是阿拉伯故事中的贝，大部分贝能在体内自然形成珍珠，肉可食。贝类动物，只要有东西稍稍触碰它，就会敏感地合拢两壳，钳住任何来犯之
敌，并且死也不放。用哈桑的话说：“珍珠藏在贝壳内，要是不用铁具插入壳缝去撬，那就休想叫它张口。贝的这种固执的天性，正如母亲爱护儿女一样。”这两个故事何其相似乃尔，无论是鹬，还是狐狸，都被夹住而相持不下，终被第三者得利。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如此类似的故事是各自独立产生的吗？古代中国人和阿拉伯人都注意到蚌这一习性，都根据其这一习性生发联想，编撰出这样富有哲理的故事。这不能说没有可能，但我更倾向于相互影响的结果。中国的鹬蚌相争故事早于阿拉伯人的贝与狐狸相争故事，是阿拉伯人从中国故事中获得启发。我们在八至十世纪阿拉伯人地理学著作中读到这个故事，很可能就是阿拉伯帝国在借鉴和吸收旧大陆各地文化过程中接触到中国文献中的故事，经过他们的想象构成相似情节的故事。这只是我的推测，而且我的认识也只能止于这个地步。如果能够阅读更多阿拉伯人的著作，可能获得与之相关的更多信息和资料，或许能够有新的认识。像这样进一步的研究就要靠郭筠这样的专家了。
郭筠年轻有为，风华正茂，来日路遥，前程辉煌。像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地前进，前途无可限量。期待她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写这篇序，就是在读了她的书稿之后，享受先睹为快之余，表达对她的期待和祝愿。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石云涛
2020 年 12 月 5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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