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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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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关注了媒体研究的前沿领域，对新媒体研究的若干新鲜问题进行了讨论。尤其聚焦了新媒体技术是如何与社会结构互相型塑的，提出了新媒体研究的中国路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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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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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下，围绕新媒体时代的前沿问题展开讨论。核心问题是新媒体如何引发社会变迁，又如何被既有的社会结构所型塑，我们如何看待新媒体的赋权作用，又如何对其进行治理。本书综合运用了文化人类学、案例研究、档案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多个社会群体进行了线上和线下的民族志调查。本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研究内容：一是新千年来以来的中国新闻生态的变革，探讨了中国传媒业从传统媒体到平台媒体的发展过程；二是新媒体使用与社会变迁，探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社会群体如何如何利用新兴传播科技促进自身的发展；三是新媒体治理，探讨了中国政府和其它社会利益群体是如何协同治理新媒体，以及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和利益博弈，并且对我国的一些重要新媒体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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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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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互联网治理和数字新闻学。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在学科内的权威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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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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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理论与方法/1
节传播与社会发展/1
第二节传播民族志的本土化/10
第二章中国传媒生态变革/25
节移动互联网再造新闻业/25
第二节自媒体语境下的新闻范式革命/32
第三节新技术条件下的中国新闻业市场竞争/42
第四节市场化背景下的新闻寻租/53
第五节报业生态的溃败/70
第六节平台化背景下我国新闻生态的补偿与重构/76
第三章新媒体赋权/87
节电子媒体情境下的城乡社会流动/87
第二节城市“蚁族”的媒介话语表达/104
第三节互联网对草根阶层的赋权/113
第四节女性网络红人的身份展演与自我赋权/125
第五节互联网中介的城市公共参与/136
第六节青年志愿者的网络文化空间构建/146
第七节志愿者管理的新媒体平台建设/155
第四章新媒体治理体系建设/165
节网络信息权力的翻转/165
第二节微博实名制的实施/176
第三节中国网络舆情产业/188
第四节我国的新媒体管理政策评价/199
第五节新媒体政策的评估体系建构/210
参考文献/218
后记/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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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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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全面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00后”作为数字“原住民”，从一出生就生活在数字环境里，须臾不能离开。更多的人成为数字“移民”，从一个没有互联网的世界中，迁徙到虚拟社会与现实世界相互交融的社会空间中。还有人成为数字“难民”，要么顽强地抵抗互联网的入侵，拒绝使用数字媒体，要么缺少网络素养，难以掌握新的数字化工具。但无论是拥抱也好，排斥也罢，新媒体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对新千年以来中国新媒体发展演变的轮廓进行了勾勒，描述了新媒体的概念是如何一步步从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迭代到社交媒体与智能媒体的。受众研究的对象也从观众转变为用户，他们逐渐适应了新的媒介环境，并且获得了更多的传播权利，在此基础上与政府和商业机构形成了新的互动和博弈。新媒体作为推进新闻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对它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显学。我国目前围绕新媒体的社会效果、传播心理、社会治理、政治传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其主要的研究范式还是来自美国的实证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缺点是去语境、去整体化的视角下用看似科学的方法去盲人摸象一般地探索研究对象。本书试图将新媒体研究拉回转型期中国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在本土的文化、政治、经济语境下，新媒体科技如何与公众需求、社会结构互动，如何被社会利益主体创造性地使用，又如何被治理。此外，学术界常常还是沿用媒介文本研究的方法去研究新媒体，这种方法显然已经不能符合当下的需要，笔者尝试综合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研究的范式来探讨新媒体的赋权与治理。本书集纳了作者对中国传播与社会的观察，试图对新媒体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某些局部或细节的描述，以揭示新媒体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本书采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视角，该理论曾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中国学者或多或少地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试图通过研究媒介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使新媒体为国家所用，增进本国人民的福祉。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的资料收集主要采用民族志、案例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对当下社会的若干社会群体或传媒案例进行了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和反思中国语境下传播民族志方法的运用。 新媒体赋权是本书关注的主要问题。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被少数社会精英主导的舆论权威被破除，草根阶层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发声，为其所在的社会阶层鼓与呼。在此背景下，新媒体赋权而产生的互联网事件层出不穷，对社会稳定和主导意识形态形成了挑战。本书主要关注了在新媒体发展历程中，农民、“蚁族”、“大V”、“网红”、志愿者、城市中产阶级等社会群体如何使用新媒体增进社会资本、组织集体行动，产生的社会后果如何，其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社会阶层的新媒体素养如何，存在什么局限性。我们常常将技术的赋权作用寄予乌托邦的想象，而忽视了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下，政府、资本和文化对新媒体的发展产生反向的作用更为显著。新媒体确实为普通人赋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国家和政府赋权，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新媒体平台自身也成为被治理的对象。由于新媒体发展初期的野蛮生长，产生了若干的负面社会影响，为了应对新媒体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适时密集出台新媒体管理政策，对新媒体的负面效应进行治理。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归纳。与此同时，推进媒介融合成为业界与主管部门的共识，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关乎党的文化领导权稳固，以及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打造。因此，本书讨论了中国数字新闻业新千年以来的崛起与变迁过程。技术和商业推动了中国新闻业的迅速变革，出现了数据化、平台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在我国主流传统媒体进行变革的时候，我们也要促进平台媒体的主流价值观导向，进行反向的媒介融合。本书通过对十年来的传媒生态变迁进行梳理，将一个个横断面进行拼贴，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当代媒介变迁的历史描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的内容框架安排如下：一、理论与方法。对发展传播学、传播民族志等本书采用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二、中国新闻生态变革。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部分商业科技公司成长为无所不包的新媒体内容平台，对传统媒体机构形成了激烈竞争并取得了胜利。平台媒体成为人们获得新闻内容的主要渠道，其承载的自媒体也需要具有专业主义的新闻素养和操作规范。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新闻业带来了冲击，平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的主导性地位。本书探讨了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平台媒体的形态与内容组织模式以及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三、新媒体赋权。本章试图阐述中国信息中下层的网络传播社会史，对草根社会的社群传播现象进行了分析。2010年前后，“蚁族”和“女性网络红人”进入大众的视野。他们作为城市草根阶层的代表，积极使用BBS、微博等社交媒体来进行公共表达和身份展演，达到为自身赋权的目的。城市中产阶级也通过互联网建立社会连接，进行志愿者活动，增强整体社会资本，推动城市治理与建设。四、中国的新媒体治理体系。微博“大V”在中国的舆论生态中曾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微博也成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公共空间，人们还通过社交媒体来参与社会的政治进程。但是微博引起的情绪共振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通过打击谣言“大V”和微博实名制治理，微博的政治参与功能大大削弱，成为娱乐八卦的集散地。互联网不仅为普通人赋权，也赋权于政府，使得政府得以运用新媒体来管理社会。同时新媒体的野蛮生长也需要政府进行及时、公开、公正的治理，使其向着有序、合理的发展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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