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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收入“语文阅读推荐图书”,是专为中小学生朋友们课内外阅读准备的,版本完善,校勘精良。本书以文光书店1946年初刊本为底本,为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和时代特色,文中用词、用字及引文、注释等格式,未按现行出版规范强行统一。另,本书写于20世纪上半叶,近七八十年来,学术界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为作者当时所不及见。为保证相关知识的准确性,个别地方采用“编者按”的方式做了补充说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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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经典常谈》一书,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这本小册子分十三个专题介绍了一些主要的古代经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这样一本看似简单的小书,倾注了朱自清先生许多的心血和对后学的殷殷关爱。叶圣陶先生在1980年写的《重印〈经典常谈〉序》中这样评论道:“朱先生逝世已经三十二年,重看这本书,他的声音笑貌宛然在面前,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他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追怀不已,痛惜他死得太早了。”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读者通过《经典常谈》来亲近我们的经典古籍和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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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实秋,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后随父定居扬州。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1年留学英国,游历欧洲。1932年归国,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返回北平。1948年因病逝世。发表有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你我》等。他的散文获得了很高的成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绿》《春》《背影》《荷塘月色》等篇,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杰出代表作。学术著作有《国文教学》《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谈》等。有《朱自清全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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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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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导读
序
《说文解字》第一
《周易》第二
《尚书》第三
《诗经》第四
“三礼”第五
“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四书”第七
《战国策》第八
《史记》《汉书》第九
诸子第十
辞赋第十一
诗第十二
文第十三
知识链接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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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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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是以读经为核心的。世世代代的读书人,从童蒙时代开始,就接触“四书五经”,这是他们必须熟悉的功课。直到20世纪初,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垮台,教育改革才轰轰烈烈地进行起来。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家经典原本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新式的多学科教育取代了传统的经学教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弃对学生进行经典阅读的训练。我国几千年积累的丰厚的文化遗产该怎样来继承,在中小学教育里应该怎样把握经典训练的“度”,就成为了一个人们争论纷纷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曾经有人发起过几次读经的运动,但是都没有成功。也有一些人尝试用浅显的白话来介绍或翻译古代经典,启发人们对经典的学习兴趣,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这一类型的书中,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非常出色的一种,直到今天仍然深受欢迎。
《经典常谈》一书,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它的写作,是由当时负责统筹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杨振声建议的。编写这类普及传统经典知识的书籍,其思想来源应该是胡适于1923年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
这本小册子分十三个专题介绍了一些主要的古代经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可见书中提及的“经典”,并不仅仅限于儒家的“十三经”,而是取其广义,包括了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和一些集部。尤其能够表现作者独到眼光的是,书中还介绍了“小学”的代表性著作《说文解字》。这样,《经典常谈》的选材也就覆盖了古代典籍的几大主要门类了。这就让一般的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我国古籍的基本情况。朱自清对于经典的把握能力还体现在他对各专题比重的处理上。他对最重要的经部著作做了重点介绍;而集部书则用《诗》《文》两篇统一论述,所以这两篇实际上是具体而微的分体文学史。要在这短短的两篇里把我国诗文的源流叙述清楚,实非易事。所谓“厚积薄发”的功夫,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作者就像一个善于说故事的人,把原本很复杂的事情剖析得清清楚楚,然后用通俗简易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让读者在一种很轻松的气氛中学习到知识。朱自清曾经做过中学教师,所以在普及式教育方面比一般的大学教授更有经验,这恐怕是《经典常谈》一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朱自清的着眼点虽然主要在于普及性,但是他也并没有放弃学术性。他在书中吸收了清代以来、直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在自序中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朱先生是很谦虚的。实际上,不管是介绍古人旧说,还是“采择近人新说”,都需要作者有深入广泛的阅读,然后在各种学说之间进行甄别、推敲和选择,这需要长期艰辛的努力,更需要独到的学术眼光。虽然最后写出来的字数只有那么一点,但它后面做支撑的,是作者多年的苦功。正如我们常常拿来做比喻的冰山,真正露出海面的只是其总体量的很小一部分。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清朝后期,今文学派复兴,对古文经进行攻击,说它们是伪作。其中《左传》的真伪问题是争论的核心。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认为《左传》是西汉末年刘歆把古书《左氏春秋》改造而成的。今文学派的代表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1891年刊行)中,认定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博士的《周礼》《逸礼》《左传》《毛诗》,全都是刘歆伪造的,都是“伪经”;而其《孔子改制考》(1898年刊行)则认定《春秋》是孔子为了改制而托古创作的书。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古史辨派”,把今文学派的疑古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是朱自清在北京大学的同学顾颉刚。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1930年又发表重要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也同意刘歆伪造《左传》的说法。而钱穆、杨向奎等学者则撰文反对伪作说。一时之间,争论极其热烈。“古史辨派”受今文学派疑古思想的影响,又在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下,探求古史真相,敢于革新,敢于质疑,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具有打破旧时代思想枷锁,反封建、反保守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疑古过甚,否定了许多古籍的真实性,又难免有偏颇之处。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古史辨派”的主将分散到各地,其思潮也开始渐渐回落,但仍然在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不小,充分地吸收了其学说中有益的部分。他在“《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这三个专题后,都把《古史辨》杂志列为参考资料。但是他对于“古史辨派”过分的疑古,明显是有所保留的。在其“《春秋》三传第六”中,朱先生并没有采纳今文学家和顾颉刚等人的观点,而是仍然把《左传》当成是可信的经典,只是说明“《左传》的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
所以,被朱自清自称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的《经典常谈》,实际上对于各派学说是狠下了一番斟酌、取舍功夫的。这取舍之间,就体现了朱先生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他的观点基本上是不偏不倚的。这似乎并没有太多出奇之处,然而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却是需要卓越独到的识见才能做得到的。正是因为这一点,《经典常谈》才能够葆有长久的生命力,其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被大家接受。
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认为知识普及性文章的档次低,找一般作者写就好了,不必水平高的人去写。其实写普及文章并不容易,一般人往往写不好。尤其是普及艰深的知识,最需要功力,最需要专家甚至大家来写。只有专家才有深厚的学问,不会犯低级错误;了解治学的门道,知道该如何引导初学者入门。而朱自清先生比其他学问家又多了一个优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顶级的散文家,写得一手最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表达上,他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的,是很便于读者理解的。
当然,那些艰深的学问知识,毕竟还是有门槛的,介绍文字不可能完全明白如话,阅读起来终究还是要费一番精神,否则它们就不能被称作艰深的知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知识都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清楚,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也是大家学习时要注意的一点。学习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要面对困难的,不管哪一科,都是如此。这一点,应该成为常识。
所以,我不会特别强调朱先生这本书的通俗易懂来吸引读者。我反倒想对年轻朋友们说几句“吓唬”的话。一味追求学习的容易,想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捷径,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热爱传统文化,想要了解国学经典的朋友,应该一开始就树立这样一种认识:学习国学不像打游戏、刷视频那么轻松愉快,是要准备攻坚克难的,在大部分的时候,很辛苦乏味。兴趣如果没有恒心和毅力做支撑,是浅薄的,也是无法持久的。阅读《经典常谈》这样入门的普及著作,也并不是一件特别轻易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需要思考和咀嚼。在被它带入门之后,还要去阅读古籍原文,才能真正地亲近经典,更好地领会《经典常谈》画出的理论框架。
能不能把一篇古文老老实实逐字逐句解读清楚,把一部古籍的基本面貌言简意赅地说明白,能够正面回答相关理论问题,而且要准确,不能有大的硬伤,不能顾左右而言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才是真正的有学问的好老师。同样,好的国学普及著作也应该如此,知识的准确性应该是第一位的。在文字表达上,既不能太艰深,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能太媚俗,过分追求阅读快感。入门须正,立意须高。有志于学习传统经典的读者,要选择那些能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剔除糟粕、弘扬精华、帮助读者获得真知、打开通向知识殿堂的道路的作品。在这方面,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无疑可算一个标杆。朱先生毕生致力于我国的教育事业,振兴祖国教育的神圣使命感,使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始终保持了严谨负责的态度。即使是写作像《经典常谈》这样的普及著作,他也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保证了学术质量。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得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八十年间不断重印,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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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第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作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淮南子·本经训》及高诱注。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为《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其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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