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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万千心理·儿童青少年及家庭心理创伤咨询

書城自編碼： 379414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心理學→心理諮詢与治療
作者： [德]亚历山大·科里特科[Alexander Korittk
國際書號(ISBN)： 9787518438471
出版社：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10-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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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儿童与家庭中可能发生的常见心理创伤，以及治疗师和咨询师在创伤工作中所面对的职业压力，作为有着30多年深厚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家庭系统取向创伤治疗师，作者对每种创伤情境分别给予了非常具有实用性的指导和建议，同时在必要之处引入理论讲解，帮助读者针对不同类型的创伤以及职业压力既能获得有深度的理解，又能得到有力量的临床实践指导。德文原著在“教育咨询”的框架下出版，使本书内容同时适用于“咨询”和“治疗”情境，简洁精炼，重点突出，可读性和实用性都非常强。
內容簡介：
本书在有重点地介绍与创伤有关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之后，着重介绍大量临床实践案例，包括各种常见的儿童及家庭创伤情境及相应治疗过程 ，如家庭外单一和连续创伤、针对儿童的暴力、夫妻暴力、儿童忽视、依恋和发展性创伤、创伤与哀伤等，介绍了多种实用干预技术、总结各种情境下的临床实践要点，并在最后特别讲解了创伤工作中的职业压力，给予治疗师/咨询师如何应对的专业指导。
關於作者：
作者介绍

亚历山大·科里特科（Alexander Korittko）
系统治疗师、教学治疗师及教学督导师；德国下萨克森州创伤学院的共同创立者；在德国、奥地利、瑞士、卢森堡、乌克兰、中国（中德班）等多国拥有教学经验；与赵旭东教授及同济大学合作，教授创伤治疗并为中国治疗师提供创伤治疗的督导；著有多篇学术文章及著作。

译者介绍

杜青芸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德国埃尔福特大学心理学硕士，南方医科大学心理卫生学博士；精神动力学取向心理咨询师（二级）、心理治疗师（初级），中美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The China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lliance，CAPA）高级组和督导组毕业；师从德国慕尼黑精神分析学院前负责人、成瘾治疗专家W. Singer；现任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心理科心理治疗师、南方医科大学心理系讲师及心理健康中心兼职心理咨询师。
目錄：
第1章　创伤：当今的含义

第二章　心理创伤学的发展

第三章　风险因素、心理复原力及创伤后成长

第四章　创伤及创伤动力学

第五章　临床诊断

第六章　稳定化作为创伤治疗和创伤咨询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　与儿童、青少年及家长进行针对创伤症状的工作实践
1 创伤后数日：急性单一创伤（抢劫）
2 四个月之后：家庭中的单一创伤
3 “我不想再打我的孩子了”
　—— 一位母亲自身童年创伤的影响及新行为模式的获得
4 “爸爸应该再像从前一样”
　—— 连续创伤对一位父亲的影响，家庭中的继发创伤，对家庭的咨询
5 入世的避世者
　—— 一位青少年的发展性创伤及情感调节
6 恐惧的刺猬和愤怒的安娜
　—— 针对儿童的创伤童话故事
7 难民：在“之后”到来之前
8 儿童作为父母间暴力的目击者
9 父母受虐待的家庭中的父母辅导
10 家庭中的忽视
11 与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马匹辅助疗法

第八章　创伤与哀伤

第九章　创伤工作中的职业压力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美国同事所做的报告，第1次听说在那时还是新概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时候，我还不太清楚，这个诊断构想如何在教育咨询领域被应用。尽管PTSD的症状已经自100多年前就开始被研究，但直至1980年，这个诊断才首次得以进入第三版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3rd Edition，简称DSM - III，1980）。那时越南退伍老兵社团和研究性暴力后果的女性社团的敦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又跟教育咨询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没有为性暴力遭遇者专门设置的咨询机构吗？且在这一时期，德国士兵们也不处在战争任务当中。

但一些事件在此期间为情况带来了决定性的改变。借由被称为“发展性创伤（Developmental Trauma，DT）”的诊断标准，那些必须承受家庭内部不同形式暴力的儿童，进入了创伤诊断及治疗的视线范围内。而大型交通事故灾难，比如1998年发生在埃舍德（Eschede）的高速列车失事，使事故后的症状——如身体的过度兴奋、回避行为以及噩梦和日间栩栩如生的记忆闪回——得以在创伤的角度下被关注。可能也因此才有了下述考虑，即：暴力、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威胁到生存的经历，要作为很多症状性行为的背景去认知和理解。

与因童年时期的压力而接受过精神科治疗的成年人的工作经验，可以借鉴使用在咨询情境中，比如：在能够开始处理创伤性经历之前使用稳定化（stabilization）干预技术的重要性。其间也清楚地看到，当由压力决定的行为方式影响到家庭内的互动时，那些暴露于创伤情景的职业（比如，警察、消防员、士兵、救生员）和他们的家庭会来咨询中心寻求帮助。而那些因为内战和饥荒陷入生存灾难而逃到我们国家的人，也推动了将“创伤”这一概念在教育咨询的工作中保留下来。

2012年在教育咨询全国会议的年度学术会议上，以“创伤了？”为题回应了咨询机构中专业人员的需求，他们与“心理创伤”这个主题已经以多种形式有了很多年的接触。随后出版的会议文件“挑战创伤”则对主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专业探讨。无疑，“创伤”作为概念进入了教育咨询领域。这样也就可以理解，在“咨询基础知识”这一系列丛书中，有一本要贡献给如何进行与创伤有关的诊断和干预。

我尽全力在本书中对目前与创伤和创伤后果有关的概念进行条理清晰的介绍，并以尽可能多的临床案例来呈现干预措施在教育咨询中是如何被应用的。在某些地方我认为插入一些理论是很重要的，以便干预措施的方向和目的能够清晰。心理创伤学领域在不断发展，来自依恋研究、神经生物学和循证心理治疗的新知识，也将在未来为形成新的观点做出贡献。我自己偏爱使用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作为创伤工作中被认可的方法，也将会继续发展完善。

亚历山大·科里特科
2018年12月

“爸爸应该再像从前一样”
——连续创伤对一位父亲的影响，
家庭中的继发创伤，对家庭的咨询

施密特（Schmidt）先生是一个警察。原则上，他的工作让他感到很开心。他把自己看作助人者和守护者，他的任务就是确保人们的生命和生活安全。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他越来越退缩，几乎不再参与家庭活动，在家里也不跟两个孩子一起玩。在一次严重的交火中，施密特先生是通过对对方致命的一击才救了自己的性命，在那之后，他的同事们也都感到了他的变化。可以提供给他的压力咨询他并没有接受。他觉得自己才不是“胆小鬼”。施密特夫人对家中发生的变化感到担心。她发觉12岁的儿子芬恩（Finn）在学校的成绩下降了并且常跟班里的同学打架。10岁的女儿希尔克（Silke）在过去这段时间变得非常安静，几乎不和别人交流或者有时候会突然哭起来。他们三个都非常顾及在家中变得越来越封闭的父亲。他花了比从前更多的时间在地下室自己的手工作坊里度过。施密特先生跟夫人说了那次危险的经历，她理解自己先生的行为，但对家庭现在所出现的氛围感到深深地不满。她很担心孩子们，于是向教育咨询机构寻求帮助。

毫无疑问，一些职业群体的日常工作就是特别有创伤风险的：军人、记者、重症监护人员、警察、消防员和急救员。弗劳克·蒂根（Frauke Teegen，2003）将上述这些职业投入归入高风险群体。对这些职业群体中直接受影响的、可以被称为受到原始创伤的当事人，很多地方都提供了帮助的可能渠道，从直接的事后干预到在出现持续PTSD症状时的住院治疗。但遗憾的是，这些服务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被广泛使用。

与同事及/或家庭成员的交谈，可以帮助他们处理创伤性经历并获得情绪上的稳定。同事和家庭成员随后也会觉察到他们行为的改变，能够将这一改变与创伤相联系，并尝试通过个人的支持和帮助来缓解这些创伤的后果。但这些帮助是有代价的。这种出于同事间的亲近关系或家人之间的爱而愿意提供的帮助，其代价被一些作者称为“继发性创伤（secondary traumatization）”或“转移性/移情性创伤（transferred traumatization）”。这种创伤被定义为创伤后应激反应的转移/移情——没有起始创伤的直接感官印记且具有时间上的距离（Daniels，2006，2007）。受到创伤的女军人的家庭成员，承受着她们诸如高度的攻击性和易激惹性、情绪和身体上的疏离以及沟通能力的降低（Wesemann et al.， 2015）。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提及“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这是助人时在与极度受创伤的个体发生专业或私人接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与深刻的共情和想要帮助当事人减轻痛苦或清除其痛苦源头的愿望紧密相关（Figley，2002）。

创伤后果的对称模型

在与施密特夫妇和两个孩子进行的第1次谈话中，施密特先生第1次直接地得知，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到底有多么担心他。儿子芬恩觉得他爸爸有个很差劲的工作，每天都得让人害怕，担心晚上爸爸能不能健康地回到家。和爸爸一起踢足球也不再有意思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反正几乎也不再一起踢球了。但这也让他感到生气。女儿希尔克在哥哥说话的时候开始哭。她说到，爸爸如果没有按时回家，她就常常开始害怕，怕爸爸可能又出了什么事。施密特夫人觉得必须得做点什么了，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不只是创伤的直接经历者，还有他们的家人，当他们获悉了这些威胁生命安全的情况后，都会深刻地撼动他们对世界的看法（McAllister，2003）。这也可能加深孩子心中“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的感觉，并因此也加深了他们持续为自己和他人构思安全和应急方案的倾向，但这却并没有真正地降低他们的无助感和对他人的担心。在和其他孩子聊天时，有可能还会突然产生隔阂感。其他人不能理解这种极端的安全感丧失。当对危险的恐惧在孩子的头脑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创伤就统治了他们与周围环境的接触。上述所描述的反应在系统观的视角下可以被称为“对称式扩大升级（symmetrical escalation）”。创伤原初亲历者的反应与非亲历者的反应，以同样的形式和程度相对而立。第二种反应的形式，可以用“互补式扩大升级（complementary escalation）”来描述。

创伤后果的互补模型

施密特先生越退缩到自己的地下室工作间，孩子们对他的期待就越少。希尔克再也不问爸爸是不是能在做作业时帮帮她，芬恩也不再问爸爸能不能一起踢足球。他的妻子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家庭中所有需要对外代表家庭去完成的任务，比如，去银行谈事情或者参加孩子的学校活动。施密特先生一方面觉得自己减轻负担了，但另一方面又猜测，他的妻子不再需要自己了。他怀念自己与孩子的相处，但又没有觉察到，他自己做了什么，才让孩子不想再寻求与他亲近。其实两个孩子最希望的都是他们的爸爸能再变回像从前的样子。

施密特先生突然出现的情绪或身体紧张，使他们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比如在吃饭的时候，他会突然极其有攻击性地抱怨孩子们的餐桌礼仪，这让孩子们感到非常有负罪感。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施密特先生随后会为自己的一连串责骂感到非常难堪，因为孩子们的举止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应该受到指责的。于是他又开始退缩，感到羞愧，并觉得自己作为父亲是没有价值和没有能力的。但孩子们想的却正相反，他们觉得是自己又让父亲生气了。于是他们更加回避与父亲的接触。施密特夫人猜测，与丈夫对质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困难，让她先生更沉默。

互补式反应（也）同样是直接当事人和非当事人对（同）一个创伤的反应，但却呈现出一种正相反的反应形式。当家庭成员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对受创伤者的疏离时，就是遇到了这种模式。这可能会导致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尽管还有感情和共情（Harkness & Zador，2004）。当一个孩子比如想友好地拥抱父亲，但对方却传递出对身体上的亲近没有兴趣的信号时，孩子就可能感觉到自己被拒绝和被伤害，并在父亲面前完全退却。回避行为和情感麻木，使受创伤的个体在应对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情绪上变得更艰难。

在直接遭受创伤的个体身上一再突然出现的记忆闪回，使那些发生在过去的威胁性瞬间又好像出现在了当事人的当下一样。这种记忆闪回以及他们避免情绪泛滥的尝试，可能致使对面的其他人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中。比如，一个急救员可能一再想到上个月高速公路上大型交通事故的恐怖画面，而同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想着要去丹麦旅游了。当孩子们尝试和父亲诉说他们期待的喜悦时，他们发现父亲对此是一种奇怪的毫无感情的态度。这个出于他的创伤经历所产生的困难——难以进入此时、此地和未来，使彼此间的相互理解变得艰难，并使孩子们在未来会避免与父亲进行对话。

作为受创伤者慢性身体紧张的一部分，突然的暴怒几乎使整个家庭的气氛都没有办法放松下来。与此相对应的是：家庭中的其他人会产生一种压迫感，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想为这种爆发带来诱因。孩子也许感到神经紧张和受到约束。有一位妻子说：“这仿佛就是，与一个情绪持续在变化的人生活在一起——就像水管里流出的水刚才还是令人感觉舒服的清凉，然后突然变得滚烫。”受创伤者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下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信任，不断退缩，并要与羞愧感、孤独感和无价值感抗争。

当受创伤者因为表现出受到限制的能力、或者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应该被照顾而较少地承担家庭的责任时，另一种递归性系统过程就可能发生。如果家庭中的其他人需要长时间地补偿受创伤者在执行和做决定方面的低迷状态，这可能会导致：最初受创伤者越来越少地感觉到自己有理由或义务，继续去发展他之前原本有的能力；而其他人则逐渐适应，去做更多的事，甚至可能超过了自身的负荷。有PTSD症状的人带着羞愧感和负罪感越来越多地成为局外人，而乐于助人的家庭成员在过度负荷下则可能会崩溃。在家庭中可能会发展出一种行为模式，孩子只会再向一个人承担了所有责任的母亲寻求帮助，而父亲就像是在“从外向里看”。如果一个母亲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家庭中原本该由她丈夫完成的任务，同时并没有从其他任务中减轻负担，她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伴侣的单亲妈妈。家中的爸爸可能会完全退缩，并在公寓内过着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功能减退支撑着功能亢进，功能亢进支撑着功能减退（Harkness & Zado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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