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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深入学习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时代课题
本书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建设过程。着重阐述了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要求，围绕着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深入思考。书中充分展示了党的政治品格、领导智慧、精神境界，以及宏大的格局、担当和作为，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百年大党的“大的样子”。
回应新时代党建需求，生动阐释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本书从党的建设与实践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回答了如何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如何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如何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强大政党等问题。有助于党员干部深入理解新时代党的建设使命和任务，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内容通俗、史料详实、语言生动
本书内容丰富，历史叙述客观真实，语言生动通俗，可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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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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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开始论述，阐释了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探讨如何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扬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以打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书不仅有助于了解党的建设历史，还有助于读者学习党建理论，也可为广大党员干部在党建实际工作中提供实用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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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荣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和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经典著作、文献的研究上，在党群关系和党的作风建设的研究上有其深入的思考和学术厚度。集中讲授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课程。
蒋成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博士研究生，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教学和研究，尤其擅长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在《人民论坛》《领导科学》《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文章50余篇，主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重大项目10余项，参编著作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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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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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一个值得研究的紧迫的时代性课题
一、吸取苏共党的建设的历史教训 / 002
二、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启示 / 005
三、以史为鉴，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 011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是政党发展史上的革命 / 018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独到的特点 / 021
三、开辟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的新纪元 / 028
四、时代大转折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 / 036
第三章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
一、时代转折中列宁创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 / 048
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 053
三、苏联共产党执政的曲折历程 / 068
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对执政的探索和党的建设的失败 / 088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长为百年大党
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098
二、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 103
三、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108
第五章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一、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 119
二、科学回答“怎样管好党、治好党”这一时代命题 / 126
三、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 133
四、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新境界 / 139
第六章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一、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 / 147
二、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 160
三、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 / 164
四、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 / 169
五、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 170
六、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 189
七、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 192
八、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 196
九、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目标 / 199
第七章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 202
二、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 207
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 213
四、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 220
五、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 227
六、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 / 233
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 238
第八章
发扬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一、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 246
二、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 250
三、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 / 254
四、反腐败是彻底的自我革命 / 257
五、在把握历史主动中推进自我革命走向深入 / 263
后 记 /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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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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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世界上自政党产生后，政党建设就成为一个重点话题。然而，并不是所有政党都掌握了强党之钥。岁月激荡，宛如大浪淘沙，一些政党由于自身建设不够有效，无法顺应潮流，而湮没于滚滚历史洪流之中。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淬炼，一路披荆斩棘，领航复兴征程，彰显出大的样子，解决了大的难处，肩负起大的担当，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绩。
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10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攻坚克难中成长壮大，由初创时 50 多人的小党，成长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伟
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的样子”是对大国大党形象的朴素表达。大不仅指党员人数和组织体系的超大规模，更体现在党的政治品格、组织塑造、领导智慧、精神境界、引领社会等各方面，大就是要有大抱负、大视野、大格局、大境界、大担当、大作为。
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1939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这是因为，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怎么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经历了一个实践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深入地探讨了党的建设道路的问题。他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社会实际出发，看到了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提出了首先着重在思想政治上建设党，同时也重视从组织上建设党，把加强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建设的突出地位的建党路线，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中所遇到的特殊困难和问题。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1994 年 9 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是：“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目标和任务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018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继续深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把我们党建设好。”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一如既往地强调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抓党的建设要一以贯之。面向未来，必须开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局面，把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创举推向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点就是勇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勇于追求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永葆党的青春活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世界上强大的政党。
张荣臣 蒋成会
2023 年 1 月
章
一个值得研究的紧迫的时代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吸取苏共党的建设的历史教训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一直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历史性课题。这是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惨痛的教训。像苏联共产党这样的大党和老党从执政七十年到很快瓦解，终导致了国家解体。那么苏联共产党执政为什么会后走向失败呢？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会终于丧失执政地位呢？这是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也有些人更为激进地赞同西方一些人的观点。以亚·尼·雅科夫列夫的观点有代表性。雅科夫列夫 1985 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1987 年任政治局委员，1991 年 8 月宣布退出共产党。在其所著的《一杯苦酒》一书中，从思想、历史和现实、党和国家体制等方面，全面分析了苏联改革的历史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许多内容是建立在与资本主义早期积累以及欧洲革命有关的，特别是与法国革命有关的社会经济经验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没有注意到社会一体化机制的总和，没有看到人的行为动机是矛盾的、多样的，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良心、团结感、善意也起着作用。
雅科夫列夫对矛盾论、物质和精神、本质和现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提出了他的质疑和看法。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同俄罗斯封建主义的土壤有关系的。“革命，包括世界革命思想以及暴力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公民社会等思想冒了出来。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农民作为资产阶级化根源应加以消灭。知识分子变成了某个受凌辱的‘阶层’。由上级按官员等级名录委任的官僚实行的一个阶级的专政成了官方的权力学说。” 通过这些分析，雅科夫列夫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产生的必然性，否定了十月革命的必要性。
雅科夫列夫说，在苏联的体制中，到斯大林时期已建成了权力的金字塔。处在金字塔的是领袖及其亲近的左右手，同社会接触的是由党机关、经济机关和暴力机关组成的三头执政机构。领导机关越来越脱离人民，尤其是脱离知识分子，教条主义和空谈成风。他进而认为，只有彻底抛弃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专政的体制，俄罗斯社会才能复兴。所以，造成苏联党和国家后来的局面是必然的。在雅科夫列夫看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失败。他相信，俄罗斯在自由的条件下，在法律之上和人的权利高于国家利益时将会重新振兴。
雅科夫列夫在世界范围内的名声，除在于他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公开化”运动的奠基人之外，还在于许多学者认为他是苏联解体的始作俑者。作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助手，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主要政策出自他之手。但由于雅科夫列夫鲜明的个性以及学者气质，在苏联解体之前，他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但这并不表明他与戈尔巴乔夫有多么大的分歧，只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使他只能做出离开权力核心的选择。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后来的言行证明这位当时的苏联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也是这么认为的。1991 年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在《告苏联公民书》中说，由于“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集权主义体制”，“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解放”。“我们已成为按照和平、民主原则重建现代文明的主要支柱之一”。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多次表示他早已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早已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路透社 1993 年 9 月 12 日报道，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英国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过去是一名共产党人，我今天认为，重要的是懂得，未来的选择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并说：“共产主义将不会在中国、古巴幸存。”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 2000 年访问中国，在一次座谈中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后来写书或发表演讲，表明自己从青年时起就是反党、反共产主义的，是以推翻共产主义为使命的。利加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等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想被打上背叛者、叛徒的烙印。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在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期间，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一个个罢黜掉。担任过美国驻苏联大使的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的外长），这三人在 1989 年就曾试图“结束共产党的合法的独裁专政”，只是由于遭到坚定的共产党人的反对而没有得逞。
东欧剧变之后，西方也有学者从这一层面分析问题。美国学者马库斯·拉斯金在《民主与文化的反思》一书中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之所以失败，“一个主要原因是，信息传达者即执政党有三个致命弱点。是批判只用于对资本主义而不用于自己的国家。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中，当这一制度由于它的知识、社会和经济的虚弱等部分原因而丧失了对人道的恢复时，思想就成了为其几千万人惨遭杀戮辩护的借口。这一制度加强了共产党关于它拥有正确知识及其权力的意识形态信条。这又导致了执政党的第二个不足，即认为真理只能由那些维护社会和胜利者来解释。在一个权力秩序中，就是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后则是一个领导人。在其意识形态中，没有批判思想的空间，足够多的则是口号。第三，不支持这一制度的交往、艺术和言辞的一些方式导致了严厉的惩罚。在苏联，事务和人民像一台平滑运转机器上可替换的零件被管理着。这一思想不仅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也是苏联官僚能够尊重美国和资本主义之所在。福特的生产线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在苏联更能够产生实际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的启示
在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找出各种不同的答案，比如有人认为党的思想建设中“左”的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是苏共垮台的重要思想根源；没有执行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忽略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导致苏共失败的关键路线因素；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了苏共党的建设的正确发展；苏共领导机关的官僚化，导致苏共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正确解决对待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失去了他们的支持；没有正确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民族关系紧张；对外关系上搞霸权主义，四面树敌，陷入孤立主义。
但我们也看到，这些原因不是的，几乎在上述说法的背后都有辩驳的理由。如有人认为，思想路线问题不是决定性原因，不是“左”，恰恰是右导致了苏共的垮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右的路线，如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生活水平低不是根本原因，20 世纪70 —80年代大多数苏联人对他们生活的评价是积极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问题不是关键原因，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经济实力上同美国抗衡的只有苏联；政治体制的缺陷不是原因，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苏联领导层仍保持着稳定，党和国家机构在全国仍然发挥着作用；农民和知识分子不是造成苏共垮台的力量，在整个苏联历史上，没有大规模的群众骚动；民族冲突和分离主义不是原因，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整个民族关系是平和的；对外关系不是原因，即使在苏联衰败的时候，也没有外国干涉的威胁。
到底怎么看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呢？这需要我们从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中寻找原因，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辩证地看待问题。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瓦连京·法林在其《密室隐情》一书中得好：“无论有没有戈尔巴乔夫，变革终究会发生。形式与性质不同，结局不同，也许前景会好一些。忧郁徘徊和规避变革已经难以为继，而这种体制上的改革必须全面、彻底、深入地进行。”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不愿承认是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因为一旦承认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失败，好像就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但现在随着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改变这种观点，比如法林就指出，每一次终结都是一个新的开端，苏联东欧国家党的建设的失败、社会制度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在这一个世纪里的完全失败，科学正确地分析他们的经验教训，既是对历史负责，又意味着为共产党在 21 世纪的发展提供借鉴。在这种前提下，人们越来越多地研究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外表下所掩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探讨苏联东欧国家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无一例外地，牵涉共产党是如何创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又是如何执政的，也就是执政的经验教训。
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伟大的意义就表现在，次系统地解释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把伟大的认识工具交给了人类，特别是交给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观察资本主义，就会发现这一社会不是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人类社会的完美形式，这一社会必然发展到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力量，共产党就负有组织工人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责任。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理论集中体现在 1848 年他们所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党的世界观、党的目的和任务以及斗争策略等，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基础。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指明了一条现实性的道路，就是首先建党，实现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从而使工人阶级真正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事实上，《共产党宣言》就是世界上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方面它们是共同的。但共产党坚持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目的，在理论上通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实践上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前列。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是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从当时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进一步丰富了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党的建设的理论。特别是在恩格斯的晚年，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比较稳定的时期以后，对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设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为工人阶级如何正确认识时代、正确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原则，一直指导着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建设，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变革，震撼了整个世界，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1871 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次尝试，但巴黎公社只存在了 72 天。1917 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成为社会现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学说达到了辉煌的阶段。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的理论，主要体现的是它的革命性，交给工人阶级的是一个如何领导革命的党的建设的理论。革命之后，如何进行建设，尤其是夺取政权之后，如何执政？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更多的论述。所以，共产党在执政之后，不仅仅是停留在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上，更主要的是把这种理念体现在自身的行动上。
在此，有几个问题是要考虑的，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建立在西欧几个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基础上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文明应该是各个方面都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无一例外地发生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典型的是，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阶段。这一特点为共产党选择政治体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虽然“在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也一度是列宁所努力的目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只是一个一个个体的“国家”，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这又涉及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问题。三是要考虑共产党的执政问题是没有任何历史和现实经验可以借鉴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是无所谓国家的。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建立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初步尝试，但这个尝试很快就失败了，马克思所推崇的也是公社所有管理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和拿同工人一样的工资，而不是探讨当时发动起义的政党起什么作用。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我们看到，由共产党执政所带来的主要的贡献就是确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制度，并正在实现这种理想、信念和制度。资本主义确立了自由、民主和人权，但不管怎样，权利永远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 。
20世纪是社会主义产生、发展和极具影响力的世纪，这就为人类历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社会主义次对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根本的变革，次展示了同资本主义本质上不同的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曙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尽管西方学者对现实社会主义提出种种批评，但对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和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做的努力是肯定的，认为对历史上、对已知的社会主义，无论就其理论的发展方面，还是就其实际的实现方面，都必须把它理解和评价为民主的深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积极阶段。
1993 年，罗马教皇在回答法国共和党欧洲议员加夫龙斯基关于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提问时就指出：“共产主义在本世纪的成就就是对某种野蛮资本主义的反抗。在社会主义的计划中，也有‘真理的种子’。这些种子当然既不能摧毁也不能丧失。今天必须准确、客观、有区别地予以评价。”
在肯定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选择的功绩上，也不能不承认，20世纪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所建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体制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制度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在经济上，传统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高度集权的中央指令性计划，政府垄断对产品的分配。更由于对计划经济的理解不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变成了简单的国家所有制，甚至成为官僚所有制。计划经济变成了高度僵化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生产效率比市场经济更低，同样的生产过程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原料、能源和投资，生产并不能满足需求，生产也不是为了创新，只是为了满足计划。这种经济上的体制，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终使社会主义的总体经济水平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传统社会主义是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这种政治体制，权力主要靠内部的监督，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和监督，人治重于法治。与此相联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应采用什么样的执政模式，也没有很好的成功的经验。从历史上看，苏联东欧国家社会制度的演变，其深刻的内在根源也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丢掉政权的共产党，都忽视了加强党的建设这个根本性工作。应该承认，无论革命还是建设，党都应该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在党的性质上是共同的。但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党也有一个如何按照执政党的特点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这就是如何找出党的执政规律，如何更好地体现党的领导地位，如何更好地体现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执政的情况看，一方面，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没有对党的领导体制当中的弊端进行大胆的改革。这使得执政党脱离群众，也丧失了先进性，在复杂的局势面前，提不出更好的社会发展和改革方案，从而丧失了执政地位。
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执政失败的教训表明，共产党的领导正确与否是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如果执政党自身出了问题，不能承担起领导职能或主动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其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吸取这些教训，要求我们按照执政党的特点，探讨执政党执政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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