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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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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事民族与边疆历史研究工作以来，撰写过若干书评、研究述评(包括学术史)、笔谈、序跋和学术会议发言等形式的小文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短小、明快的文章不仅更为直 接、清晰地反映出作者的立场和取向、治学方法和水平，而且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故而结集成册。本书分为四个部分：“边疆随笔”“书林品评”“书序撷粹”和“研究述评”。 其中，有作者深刻的治学经验谈，有作者回忆在1992年参加中外西域考察的惊险经历，有作者对边疆民族史研究的详细学术综述，还有对陕西文物保护功臣陈孟东先生的深情回 忆……读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我国民族与边疆地区的历史与当下的状况，尤其是对于我们如何去认识一些遗留的历史问题，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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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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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洲，男，1940 年生，广东开平人，汉族。1962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5年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大学民族史专业。1967年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 工作。1973年调回西北大学，开始从事中国民族史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现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有《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唐代党项》《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 究》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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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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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序言
第一辑.边疆随笔
003.我的史学观
021.“二十世纪西域考察”漫记
046.要认真处理好几个关系
049.世纪之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05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百期刊行寄语
062.关于维吾尔族族源问题
.... ——评吐尔贡·阿勒玛斯《维吾尔人》的有关部分
096.论中国与西方之中国边疆研究
第二辑.书林品评
137.评黄烈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149.马长寿及其所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156.新视角.新思路.新观点
.... ——评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
163.西方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的研究硕果
.... ——《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
171.中国古代兵器研究的新里程
.... ——评《中国古代兵器》
175.“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 论
.... ——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
第三辑.书序撷粹
191.《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绪论
208.《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绪言
228.《西藏通史·民国卷》前言
236.《五胡十六国新编》总序
242.《马长寿文集》前言
252.《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影印本前言
257.卢桂兰编《大地情怀——陈孟东纪念文集》序言
第四辑.研究评述
269.史念海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开拓与贡献
277.中国丝路学与《丝绸之路大辞典》
303.丝绸之路与古代民族
314.中国民族史学发展历程及展望
330.有关“民族”概念及中国话语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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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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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1965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正式参加工作，已经过了50多个年头。虽然历经社会发展和生活的种种历练，但始终未敢忘自己教师的职责和理想。50多年来，除教学和培养学生，就是孜孜不倦地“爬格子”，也就出版了10多部关于中国民族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国边疆、中外关系史和文物考古等方面的著作，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均已出版或再版，任由学界同行和读者去评论。
除此而外，这50多年来，我还撰写过若干书评、研究述评、笔谈、序跋等形式的短文、随笔。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短小、明快的文章，如果收集起来，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它不仅更为直接、清晰地反映出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取向，治学方法和趣味，学识的深浅与水平，而且其社会功能和影响完全不亚于厚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这一认识也逐渐为学界认同。正是基于此，我将自50年来撰写有关上述的文章按门类编辑起来，题名为《西明堂散记》。
《散记》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边疆随笔”，共收录7篇文章，包括《我的史学观》、《“二十世纪西域考察”漫记》、两篇关于边疆研究的笔谈稿、一篇有关边疆杂志的文章，以及两篇关于中外边疆著作的书评。其中，两篇书评较为深入、细致地对所评书籍作了全方位的论述、比较和分析，我认为它们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故最后收录于《散记》之中。
第二部分是“书林品评”，收录了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期刊上的书评，共6篇，均为应书作者或出版社要求而作。其中《“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 —— 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一篇，为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小组编《史学新书评（1996—1997）》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所收录。
第三部分是“书序撷粹”，共选辑书序（包括绪言、绪论）7篇。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给自己订下一条规矩，即不为任何人的著作写序，也不请人为我的著作写序。为此，还“得罪”了一些师友。因此，收录的7篇序文，其中6篇都是我撰写或主编著作之序文。唯一的例外是为卢桂兰编《陈孟东纪念文集》所写的序言，因为陈孟东夫妇不仅是我大学同学，而且当我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及在馆里工作期间，均得到他们的关怀和照顾；何况陈孟东曾为陕西的文博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却不幸英年早逝。因此，于公于私，我没有任何推辞的道理。
第四部分是“研究评述”，共收录5篇有关丝路学、民族史的论文，包括评述老一辈史学家史念海先生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辨析有关“民族”概念及中国话语权问题等文。这些评述也许能对今天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和创新有一些启发吧！
最后，感谢“凤凰枝文丛”主编朱玉麒先生及凤凰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才使这本小书得以出版！
周伟洲
2023年2月
一、我的史学观的形成
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今后会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记得1951年在重庆上小学五年级，一次历史课上，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几乎都答不上来，教室里站满了困惑的同学们。老师最后叫我回答，我一口气答得很完整、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就预兆着我以后一生将从事史学的研究吧！然而，当时我对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主要爱好和兴趣是文学，这是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和爱好。
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有七个子女，我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家境贫寒，买书和藏书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能在重庆上清寺一家书店里，蹲在店里角落，津津有味地看书，有时一蹲就是一个下午。1952年父亲因工作调动，全家迁到成都，我有幸进入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第七中学（原国立成都县中学）。
中学六年，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所中学有一座藏书丰富、管理严密的图书馆，有很好的师资力量，使我得益匪浅。我从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及有藏书的同学家中搜罗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初中，我主要阅读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外文学史、语法修辞之类的书籍。到高中，则转向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当时，学校图书馆的外国文学名著，我几乎都读过。这些书籍给我影响最深的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的精神；英国作家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无华的文风；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左拉的宏大构思和对历史的深邃理解；俄国作家普希金、别林斯基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等。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左拉，英国的司各特、狄更斯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似乎对我的影响更为巨大。
当时，我简直着了迷，在与同学闲谈中说过“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类的蠢话。为此，我付出了代价，高中二年级时，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对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本来我是准备学理工的，功课大都是五分，但是因为太喜爱文学和历史，在一些学文同学鼓动之下，最终决定专攻史学。因此，到高中最后一学年，我置其他课程于不顾，狂热地阅读有关历史著作，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下或锅炉房里苦读。我当时认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籍浩如烟海，考古文物层出不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特别是考古学，对我更是富有吸引力。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可以兼搞文学，我想当一个历史小说家。这些想法的确有些天真，正如后来在大学一年级时历史系一位老师批判我的“白专”道路时说，这些想法简直是“莫名其妙”。
1958年，我带着这些天真想法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选中这所大学是因为它位于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专业。至于我对史学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所知甚少。入校后，我依然故我，拼命读书。然而，这种情况却与当时“大跃进”的气氛极不调和。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我先后几次遭到全班同学的批判，罪名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虽然我几次产生放弃学业回成都老家的念头，但是舍不得学校丰富的藏书和放弃我的理想，所以，我只有躲开同学的眼光，躲在书堆之中。每天中午，当同学们休息时，我躲在阅览室书架间读书。一个借书证不够，我又借了几个同学的借书证，到校图书馆借书。
大学四年中，我把阅读的范围从文学、历史转向了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特别是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读，加倍地读，读历史著作，向哲学那虚玄的堡垒进攻，用顽强的毅力，在烦琐的经济学中打开一条通道，并要用千倍的时间和力量钻入语言的宝库，要使小小的大脑容纳整个知识的海洋。”到三、四年级时，我试着写电影剧本、小说、评论、杂文及历史、哲学论文，这些习作虽然均未正式发表，但锻炼了我的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我也认真学习开设的各门基础课、考古专门课和各类选修课。系里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年的学习、读书和思考，使我在历史、考古、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有系统的了解。
1962年，我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毕业了。按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从事考古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然而，当时全国各大高校并没有公开招收该领域的研究生，只有我系著名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最后我考上了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藏族史。这一选择决定了我的史学研究方向。我特别感激我的恩师马长寿教授，是他真正引导我进入到史学研究的园地。
在研究生三年多的学习时间里，虽然因当时形势，我先后参加了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和青海冈察藏族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约用去了两年时间，真正学习专业时间才一年多。但是，马长寿先生对我们研究生抓得很紧，每星期都要我们交一篇读书札记或论文，亲自批改，耳提面命，让我受益颇多。他在课堂上或平时的指导中，一再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方向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史论结合的重要性。他的几本民族史专著，如《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成为我学习的范本，我的第一本专著《敕勒与柔然》，严格地说是对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于恩师马长寿先生的精心指导，我的史学观及治学方法可以说基本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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