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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展现基层党建的新要求、新实践、新思考
为满足基层党组织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迫切要求，本书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统领，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扎根基层党建实践，立足于找准基层党建工作新的着力点，集中探讨了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农村、城市、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两新组织”等领域的党组织建设的问题，丰富了基层党建理论。
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为广大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务工作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指导
本书聚焦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热点难点问题，从理论篇和实践篇两个部分，深刻阐释了怎样加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提升基层党建能力的实际思路和方法、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的对策与建议，有助于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本书在廓清读者如何看待基层党建的认识上、对关注基层党建、研究基层党建和从事基层党建的实际工作者都具有实用性和指导性。
本书建立在实证性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具有实证性和可读性
对于基层党建问题，作者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并跟踪研究了一些农村、城市、国企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积累了大量第一手鲜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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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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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党建新要求，聚焦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热点难点问题，从理论篇和实践篇两个部分，对加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若干问题作了详细阐释；同时，以党内法规为基础，从不同类型党组织的具体实际出发，分别对农村、城市、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两新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展开论述，并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经验做法，全书力求做到有的放矢，为各类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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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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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元浩，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副教授、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副主任。曾挂职担任贵州省清镇市委常委、副市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学说、基层党组织建设，著有《社区兴衰与国家治理》等，主持课题多项，发表论文和内参报告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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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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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一、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
二、中国共产党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庞大的基层党组织
三、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
四、一个时期以来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第二章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沿革与宝贵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四、新时代以来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五、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
第三章 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形态和工作方法
一、基层党组织设置的传统形态
二、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形态
三、创新基层党组织工作方法
四、警惕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伪创新”
第四章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
一、突出政治功能
二、发挥组织功能
三、激活服务功能
第五章 明确新时代基层党组织任务
一、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
二、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的重点任务
三、基层党组织的具体定位与差异
第六章 完善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机制
一、健全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作机制
二、执行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制度
三、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
四、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第七章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一、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二、紧紧抓住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个“牛鼻子”
三、以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各项工作
第八章 加强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
一、当前城市基层党建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城市基层党建的探索与实践
三、城市基层党建的经验与启示
第九章 加强国企基层党组织建设
一、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委的领导作用
二、构建党的领导和国有企业治理深度融合体系
三、新时代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的主要着力点
第十章 加强机关、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建设
一、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二、高质量推动党员队伍建设
三、高标准强化党务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第十一章 加强“两新组织”基层党组织建设
一、加强新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建设
二、加强新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建设
第十二章 推动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一、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以实效为导向，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二、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与群众工作紧密结合
三、树立大党建工作格局，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四、大力提升党的基层领导力，夯实执政根基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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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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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关键在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扎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基层党组织建设就是伟大工程的基座。中国共产党有着 9800 多万名党员、500 余万个基层党组织，加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推动党员质量整体提升，是中国共产党由大党迈向强党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提高，战斗堡垒作用更加凸显，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丰富党的建设理论提供了原创性贡献，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本书共分为十二章，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指引，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高度，强调了加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总结了百年来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对加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若干问题作了详细阐释；同时，以党内法规为基础，从不同类型党组织的具体实际出发，分别对农村、城市、国企、机关事业单位、“两新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展开论述，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经验做法，力求做到有的放矢，为各类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关乎党的肌体健康，关乎党的肌体力量。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抓手，也是党的组织体系更加坚强有力的重要保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许多突出问题。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的各项建设力度不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屡见不鲜，脱离群众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有的行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步伐与社会发展变化产生脱节，等等。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刻不容缓。
一、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
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需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宏大的大国，治理好这么一个大国，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非常关键。无论是古代的王朝政治，还是近现代的政党政治，执政集团或执政党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都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大问题。执政集团或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对于执政集团或执政党向基层社会施加影响具有关键性作用。历史证明，执政集团或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如果松散、软弱，基层社会便很容易失控；执政集团或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只有强健有力，政权才能长久保持对基层社会的吸纳和凝聚。
基层组织建设好坏关乎执政集团的长期执政及其地位是否稳固。在古代，执政集团的基层组织夹在执政集团与基层社会之间，对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皇权不下县”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特征。所谓的“九品芝麻官”在地方一般是指县级的主簿、县尉，封建官僚集团的触角在延伸至县一级的时候，往往已接近朝廷力量的极限。县之下的广大乡村，依靠自然经济生存的农民所提供的粮税、兵源是支撑封建政权的主要力量，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如此，由于朝廷力量的有限性，广大乡村仍然形成了政权力量无法直接打通的权力真空。“权力真空”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对于朝廷是权力真空，对于当地的地主、宗族则并非如此。围绕基层社会控制权的问题，朝廷与地方势力展开过博弈，典型案例就是王安石变法时期正式确立的保甲制度，希望通过户籍管理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但是，在隋唐之后“官吏分途”的治理逻辑下，具体执行保甲制度的人不是朝廷的命官，而是地方的胥吏。胥吏游走于官僚集团和基层社会之间，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形成了“胥吏政治”。胥吏群体具有了封建统治集团基层组织的性质。一方面，胥吏为官府服务，执行朝廷命官的指令；另一方面，一些胥吏与地主、宗族等基层势力相勾连。胥吏在官僚集团和基层势力之间的游走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并不稳固，在执行朝廷的政策时，胥吏会根据自己的利益立场作出行为选择，朝廷的政策下到地方、基层被逐级曲解，变通执行。这就是费孝通总结的中国古代的“双轨政治”。以史为鉴，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政权力量对基层社会的下沉传导至关重要。在整个过程中，政权力量下沉的逐级递减似乎是一个客观规律，执政集团的组织体系建设是否严密畅通，关乎政权力量下沉的实际效果。
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形成以来，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效关系到基层社会是否稳固。随着时代的进步，政党政治成为现代政治的主流，近代中国也迎来了政党政治本土化的过程。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员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上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国仍然在一段时间内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军阀政治，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依然保留着封建王朝那一套做法。直到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名义上在中国实现了政党政治。之所以是名义上的而非实际意义上的，除了蒋介石大搞独裁统治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的组织建设非常糟糕，呈现“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的特征，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建设一塌糊涂，完全不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对民国时期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有过系统研究，总结出了国民党基层党组织的“空、穷、弱、散” 四大表现。“空”是指县以下组织大多徒具形式，空无内容，有的仅有机构而无活动，有的连机构都不存在，纯属下级虚报数字，敷衍上级。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层层敷衍。中央的命令“行到中层，便已变质，达到下层，竟成具文”。“穷”指基层党部经费太少，一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区分部每月的经费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价钱，根本没有充裕的经费支撑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正常运作。“弱”体现在基层党部软弱无力，既不能指导政府，也不能控制党员，更不能领导民众，党员不受党组织的约束和指挥。“散”体现在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区分部形同虚设。1942 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党务报告提到，在全国三万多个区分部中，不能按期开会或未能开会者，占 68%。在农村，国民党党员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也是正常现象。国民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濒临崩溃，其基层组织地基塌陷，完全不能支撑其执政大厦，只能靠军事手段维系政权。
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的脆弱性使得政党与基层社会无法形成紧密的纽带。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鼓励地方团练，地主名流有了参与政治的官方渠道，这有力地弥补了清廷基层政府统治的薄弱。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社会名流的积极参与以及官方的支持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个士绅阶层，并通过建立市、县“议事会”，颁布自治章程等方式掀起了地方自治的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一度支持社会名流参与乡村建设运动，最后为了防止平民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抬头，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又决定实行地方社会官府化。显然，脆弱的国民党组织体系根本无法整合或者压制农村士绅阶层和旧地主的力量，无法在地方政府官府化的过程中有效发挥作用，国民党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相比封建王朝并未实现实质性突破，乡绅、地主甚至土匪势力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区依然控制着广大乡村。费正清以农村社会作为观察基点，比较了同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农村社会的行动，指出：“（乡村建设）留下的一份遗产是人们广泛关心把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共产党人发展而成的根据地概念，是把一种新的乡村体系纳入其政治和军事保护之中的尝试。”b 对农村社会的政权建设，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脆弱性使其还得依靠传统的士绅、地主维系统治，共产党则能依靠强大的基层组织力量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充分动员人民群众，打倒地主阶级，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依靠人民巩固革命根据地。从国共两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强弱及其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的成效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政党拥有磅礴伟力的坚强保证，也是政权永葆生命力的力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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