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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致力于介绍近些年来在西方学界获得突破性发展的演化经济学，展现中国学者在演化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取得的成果，并为中外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提供平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收录的论文除了dragana
mitrovic教授关于“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措施”的一篇专稿外，其他几篇的题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制度演化经济学分析——ha-joonchang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新古典制度经济学范式及其政策价值观的评析，magnus
henrekson等关于创新与制度互动的一个演化经济学阐释，陈平教授基于经济复杂性认知下的市场演化基础的研究；二是创新经济学主题——jacqueline
senker关于“暗默知识与创新模式”的一篇经典文献和王成军博士关于国际三重螺旋研究最新进展及其问题的综述，以及陈雪颂博土与陈劲教授关于设计驱动式创新的理论综述。
本书对于了解制度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尤其是能够为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者提供学理思考与借鉴，可作为政府公共政策设计的高层领导、企业高级技术主管、大学与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与科技工作者提供参考，尤其适合作为理工科、管理学、经济学等专业的硕土生及博士生参考用书，对于那些有志于进行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哲学等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也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也是想了解和深入研究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人所必收藏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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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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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奇逊教授来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访问讲学
制度与经济发展：理论、政策和历史
创新和制度之间的互动
均衡幻象，经济复杂和经济分析的演化基础
暗默知识与创新模式
三重螺旋研究进展及其模型结构
设计驱动式创新：一种面向消费社会的创新理论
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措施
《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书评
第四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2011年·北京公告暨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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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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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经济发展：理论、政策和历史①
Ha-Joon Chang② 张燕 译③ 张林 校④
摘 要：本文试图通过批判性地研究目前关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主流论述，以增进
我们对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解。首先，笔者认为该主流观点存在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它
忽视了从发展到制度的因果关系，它看不到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而且它相信最自由的
市场和最强有力的私有产权保护对于经济发展是最好的。其次，笔者指出，用以表明
“自由化”制度优越性的假设证据过多依赖于横截面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这种研究
受限于有缺陷的概念、错误的测量和样本异质性的影响。最后，笔者认为目前关于制度
和发展的主流讨论对于制度本身的变迁理解力较弱，这往往使这种主流讨论对于制度改
革的可行性表现出过分的乐观或悲观。
关键词：制度 经济发展 制度变迁
JEL：F061 F091 F064
1 导言
制度的作用曾一度是一个边缘话题，而在过去的10~15年成为发展经济学最热门
的研究领域之一。受经济学研究里对制度研究的兴趣的广泛复兴的影响，以20世纪80
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为代表，到20世纪90年代初，制度作为对经济发展的国际差
异的一种解释越来越受到关注，甚至在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
机构也是如此，这些机构曾十分敌视该概念（Stein，2008）。然而，制度是20世纪90
年代末开始进入经济发展辩论的核心舞台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认为低质量的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根源的看法已
经开始广泛散布。与此对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实施许多“治理相关的
制约条件”，即要求借款国采取能够促进“治理”的“好”的制度（Kapur et al.，
2000）。几乎同时，许多富裕国家的政府也开始在其双边援助里附加治理的制约条件。
对于什么是这些通常被称为国际标准制度（GSIs）的“好”制度还没有公认的定义。
然而，它们通常是指存在于英美国家的制度，即最大化的市场自由和最大力度的保护私
有产权的制度①。
发展中国家采用国际标准制度的压力，同时也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
发展起来的各种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通
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美国式的知识产权
（IPRs）法。再如，声名狼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第11章，彻底改变了成
员国政府据以管制公司的制度。它前所未有地允许外国投资者在认为自己被政府剥削的
情况下——不止包括直接没收充公，而且包括间接导致利润减少的管制措施——直接起
诉东道国政府。
除了贷款／援助制约条件和国际规则外，发展中国家已经越来越受到更多非正式的
压力，迫使它们接受国际标准制度。不仅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七国集团、世界经济论坛，以及其他许多由富裕国家主导的
智库和政策论坛，都宣扬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国际标准制度的观点。国际金融媒体通常指
责包括许多发达国家在内的实行非英美制度的国家缺乏质量制度②。新闻媒体的这些负
面评论在最近一段时期受到发展中国家更严肃的关注，因为其日益开放的资本市场大大
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影响力，而这些人又深受国际财经媒体的左右。
当然，上述讨论的外部力量不是说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采用国际标准制度的内部压
力。国际标准制度在本质上有利于富人多过穷人、有利于资本多过劳动力、有利于金融
资本多过产业资本。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有钱人，尤其是金融资本家，一直非常青睐
国际标准制度。此外，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比富裕国家更为教条，在
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拉美人形容的“比教皇还要天主教”。
关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学术研究出现爆炸性增长，是受到发展中国家日益
增长的制度改革需求的促进，同时它又反过来刺激了这种制度改革的需求。有时，这些
研究来自于产生这种需求的组织内部——最好的例子是“治理问题”的系列文章（由丹
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领导的研究小组出版，1999年第1期至2009年第8
期；参见Kaufmann等（1999，2002，2003，2005，2006，2007，2008，2009）），以及
《经营商业》年度报告，二者都由世界银行出版。然而，很多这些文章是由学院派经济
学家提供的，虽然有时直接反应了现实世界的需求，但同时也受到学术界流行风格的影
响，而且相对较新的研究课题获得发表的可能性也更大。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试图批判性地评价目前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主流观
点，此观点认为最大限度的市场自由化和最强有力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对经济发展是最
好的。尽管笔者也坚信市场和私有产权是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制度，但笔者首先在文章
中指出，这些主流观点对私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解，
都过于简单化。然后笔者进而讨论了主流观点背后的经验证据乍一看貌似冠冕堂皇，却
经不起进一步的仔细审视的问题。本文接下来讨论目前关于制度和发展的主流观点如何
受制于一个相当有缺陷的关于制度本身如何变化的理论。
2 制度和经济发展的主流论述的理论问题
目前关于制度和发展的主流论述存在两类理论问题。第一，它几乎完全假设了制度
带来经济发展这种因果关系，忽略了经济发展改变制度这种重要的可能性。第二，即便
我们关注这种因果关系中的“制度带来发展”这一部分，这种关系也是以相当简化的、
线性的、静态的方式来进行理论阐述的。
2.1 更好的制度带来更有效的经济发展
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制度是经济绩效的最终决定因素（这一观点的最新阐述，参
见Acemoglu等（2005）及North（2005））。然而，其他方向的因果关系——从经济发
展到制度——通常被忽略了①。
经济发展通过多种途径改变制度。首先，由于增长带来的新增财富可能形成对更高
质量制度的更大需求（例如，对透明度更高、更负责任的政治制度的需求）。其次，更
多的财富也更能承受更好的制度所需的成本。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是有成本的，而且它们
的质量越高也就越“贵”。最后，经济发展产生了变革的新动力，需要有新制度。18世
纪时，新兴工业资本家支持银行的发展，地主阶层则对此反对抵制。而在19世纪末20
世纪初，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力量带来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和保护工人的劳动法，相反，
资本家认为这些制度将会导致他们所知的文明的终结。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历史证据表明，这种因果关系可能是后者的方向（即经济发展
改善制度）强于前者（即更好的制度促进经济发展）。今天的富裕国家是在其经济发展
之后才获得当今主流观点视为经济发展先决条件的大部分制度的，而不是在此之前，这
些制度如民主制、现代官僚制、知识产权、有限责任、破产法、银行业、中央银行，以
及证券监管等（Chang，2002）。更具体地说，英美国家的制度在今天被认为是国际标
准制度，而它们自己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并没有这些制度中的绝大部分，大多数制度是
在它们变得富裕之后才获得的（Chang，2005）。
如果这种因果关系在发展到制度的方向上比相反方向更强烈的话，发展中国家为了
获得国际标准制度所花费的经济和人力资源，也许用于其他更直接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
上会更好——无论是作为教育支出、基础建设投资，还是产业补贴——尤其是在这些政
策也间接促进了制度发展的时候，这又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
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描述就是所谓的“后发”效应（Chang，2002）。人们可以进
口更好的技术而无须支付研发这些技术的全部费用，同理，后发国家在同样的方式下可
以引进优良的制度而无须对其产生付出成本。因此，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制度，
往往比完全适应它们自身的物质发展标准的制度更发达，因而难以确定制度和发展之间
的确切关系。
鉴于以上所述，由于在因果关系上几乎完全只看一个方向的情况，即由制度到经济
发展，目前的主流观点在制度和发展问题上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完全的描述。如果我
们希望对制度与经济发展如何相互影响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就此给出正确的政策建议
的话，我们还需要研究在另一方向上的因果关系。
2.2 自由化的制度对经济发展更好
即便就制度到经济发展这个方向的因果关系来说，目前讨论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主流
观点关于这二者关系的理论，也是相当简单化的。
这些理论基本上认为，能最强有力地保护私有产权和提供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特别
是追逐利润的商业自由）的“自由化的”（或大多数欧洲人所称的“自由主义的”）制度，
能最有效地促进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Acemogul et al．，2001；LaPorta et al．，
2008）。例如，（英美的）普通法法律体系被认为比（大陆，特别是法国的）民法体系，
能更好地激励企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它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了更好的保护，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家调控。又例如，有人认为以股东为导向的（同样，实质上是
英美的）公司治理体制促进了投资，从而促进了增长，因为它们可以保证投资者不会被
他们所投资的公司的其他股东——管理人员、工人和供应商掠夺，无论公司的盈利状况
如何，这些人都会得到相同的固定补偿收益，因此他们没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但是制
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远比这复杂得多。
2.3 提供更多经济自由的制度能带来更快的增长
让我们首先审视这一命题：保证经济自由程度最高的制度将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的最佳选择①。
首先，即使我们同意最自由的市场对经济发展是最好的，事实上也没有客观的方法
来确定究竟什么是最自由的市场（就这一点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参见Chang（2002b）；
对下述实例的经验分析，详见Chang（2002a））。
如果想要最自由的金融市场，我们是不是应该允许人们设立没有最低资本限额的银
行并发行自己的货币？美国自由银行学派的追随者会说是，而其他人，包括许多自由市
场经济学家或许会说我们不应该那么做。一个国家在追求劳动力市场最大程度的自由时
就应该允许童工存在？这正是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但现在没有几个
富裕国家的自由劳动市场捍卫者会这样说。直到20世纪初，许多人认为政府对工作时
间设置法律限制是不能接受的，至少对于成年男人。例如，在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
裁决纽约州的一项限制面包师工作时间不超过10小时的法律是违宪的，因为它“剥夺
了面包师自愿工作的自由”（Garraty et al．，2000）。今天，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限制是
完全正常的。19世纪的大多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认为，专利由于限制了思想在市场上
的竞争而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今天，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中的许多人（尽管不是所有
人）都会维护专利权。
这些例子表明，自由市场的确切定义取决于研究者是否接受体现在围绕着市场的制
度中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换句话说，有不同的价值观的不同的人，会在同一个市场上
看到不同的自由度。如果不能客观地界定自由市场的边界，我们就无法知道哪些制度安
排将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自由（不论其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可能的影响是什么）。
其次，即使忽略客观界定自由市场的不可能性，各种理论告诉我们，提供最大限度
商业自由的制度结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也不可能是最有效的。这不只是非正统经济学
家的观点，坚持市场失灵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这样认为。举一个被许多主流的新古
典经济学家接受的经典例子来说，允许企业得到它想要得到的任何公司，可能导致一定
程度的垄断，这对公司而言也许不错，却会产生垄断的社会成本。再比如，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已经表明，给予金融公司积累个人风险而不考虑系统风险的自由，是绝对不
利于整体经济的。
再次，甚至给予商业企业最大限度的自由也不见得是好的，至少对于作为一个整体
的商业部门而言是这样的。有的管制措施可能限制短期内的商业自由，但可能促进所有
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个别企业可能会在短期内受益于使用童工（因此限制童工规定
不利于它们），但长远来看这会损害所有的公司，因为危害儿童的健康和教育会降低未
来劳动力的质量。在此情况下，对于政府而言，真正支持商业的做法是管制童工，而且
许多资本家都会支持——只要政府保证每个公司都遵守，他们并不介意接受这样的管
制。换句话说，限制个体商业自由或许能为商业部门本身带来好处，尤其是从长远来
看，无论它对其余经济领域的影响如何。
最后，更大的市场自由是否对经济发展更好还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正如利普西-兰卡
斯特（Lipsey-Lancaster）次优理论表明的那样，除非所有的市场全部彻底自由化，否则我
们不能先验地判断更高程度的市场自由化是否会带来（配置）效率（Lipsey et al．，
1956）。而且，即使更加自由的经济在配置上更有效率，也不能说这样的经济将增长得
更快，一些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一点（如Krueger（1980））。此外，有许多
非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与那些在不同情况下受到保护、管制、管理或者垄断的市场相
比，自由市场可能更不利于促进增长。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Hamilton，1789）
和李斯特（List，1841，1885）的幼稚产业观、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1987）
的创新理论，以及关于技术经济学的最新文献（Freeman，1982；Nelson et al．，1982；
Lundvall，1992；Lall et al．，1998；Kim et al．，2000；Cimoli et
al．，2009）。
2.4 对私人产权更强的保护对增长更有利
与上述观点类似的说法是对私人产权更强的保护对增长更有利这个命题。目前关于
制度和发展的主流论述假定这个命题是不争的，但有很多理由质疑这一命题。
首先，当前的主流观点未能充分关注除了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和共有产权（open-
access）以外的其他产权形式。私有制的优势基于以下论断：由于限制了竞争以及委托-
代理问题，国有制是低效的，而共有产权会导致“公地悲剧”。然而，在现实中有一系
列广泛多样的产权不在此范围内。其中一个例子是具有“公共品”特征的公共资源的集
体所有制。以奥斯特罗姆（Ostrom，1990，2007）为代表的研究表明，那些看起来像
共有产权的体系（如农村森林）事实上常常涉及关于谁能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的错综复杂
的规则。近来对“共享软件”的讨论也表明它如何涉及一个共有产权体系，该体系规定
人们能够如何使用它（例如，他们不能通过升级版本的软件获得商业利益）。另外还有
混合形式的产权。在一些投入中（如土地、牲畜）的私有财产与其他一些投入中（如乳
品厂、拖拉机）的集体财产相结合的农业合作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所谓的中国乡镇企
业（TVE）是另一个更近的例子。乡镇企业最终的所有权控制仍然属于地方政府（乡
镇、村），但它们往往像是私有那样运行，即由当地的政治领导和企业管理者负责。
其次，有很多理论表明为什么在一些条件下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在实现社会效率和
经济增长方面优于私有制，并有证据支持这些观点。笔者已经讨论了集体所有制的情
况，而各种市场失灵理论——尤其是资本市场失灵、自然垄断，以及外部性——表明，
国有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更有效（对于这些理论的回顾，参见Chang（2008））。事实
上，很多国有企业（SOEs）的例子在诸如新加坡、法国、芬兰、挪威和中国台湾等国
家和地区不止是具有狭义的配置效率，而且还通过技术推动和出口，带动了这些国家的
经济增长进程（进一步的详情参见Chang（2008））。
再次，正如霍奇森（Hodgson，2009）所强调的，“财产”这个概念——不只是占
有，而且是制度化的占有——是基于存在一个可以使其合法化、可以裁定、可以让财产
所有者执行相关权利的第三方的。这意味着，私人财产所有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被
看做对抗性的，尽管在主流观点中它通常被假定为对抗性关系。例如，众所周知，新加
坡政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它能很好地保护私有财产权利。不过，使新加坡国家政
府能够提供这种保护的根本力量，是建立在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所有制之上的。第一，新
加坡政府的力量得益于其强大的财政地位，这又来自于高效率的国有企业，其集体生产
占全国GDP的20%以上。第二，新加坡政府政治上的高度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是
它能提供买得起的高品质住房的能力，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拥有国家所有的土地，
经营着一个巨大的公共住房公司，这家公司提供了这个国家85%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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