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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钟叔河，1931年生，湖南平江人，编审。原来在出版社当编辑，业余也做点研究，写点文章。现已离休，但有时也写一点。主要著作有《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两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念楼集》、《天窗》、《钟叔河散文》、《念楼学短》、《学其短》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等。
《小西门集精》是钟叔河先生继《笼中鸟集》、《念楼序跋》之后的第三本文章选集，收录了作者近30年间所写的70篇文章，无论见闻感想、或怀人说事，都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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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小西门集精》是钟叔河先生继《笼中鸟集》、《念楼序跋》之后的第三本文章选集，收录了作者近30年间所写的70篇文章，无论见闻感想、或怀人说事，都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按照作者自己的话说，行文“目的不在习艺糊口，无须担心没人来叫去吹吹打打，不过想用‘离职休养’的闲时，讲点自己想讲的话罢了”。《小西门集精》还附录了不少难得一见的图片和史料，如《“错就错在要思想”》一篇，文后完整附录的1957年反右时
“揭发批判钟叔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48条，堪称是研究那个时代和知识分子问题不可多得的弥足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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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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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
柏林寺访书1980．3
潘汉年在洙江1983．4
喜与忧1989．3
列那狐1991．4
给周作人写信1995．4
做挽联1996．5
卅五年前两首诗1996．5
黄鸭叫1996．8
沿着岷江走1997．4
游离堆1997．4
看成都1997．4
协操坪1997．7
谈虎三则1997．12
我家的摆设1997．12
油印的回忆1998．5
洒血的风俗1998．7
答电话采访1999．1
胡君里1999．6
偶然1999．10
念楼的竹额2000．3
记黄永玉2000．8
巴旦杏仁的功效2000．11
元旦发笔2001．1
小西门2001．7
“错就错在要思想”2001．10
[附]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八条
读文章2001．11
学《诗》的经过2001．11
因何读书2002．8
念楼说2002．9
吃油饼2003．2
老社长2003．6
天窗2003．7
买旧书2003．8
记得青山那一边2003．11
酒店关门我就走2003．11
吃笋2003．12
望过年2004．1
润泉纪念2004．2
长沙的春卷2004．4
记钱先生作序事2004．7
时务学堂何处寻2004．7
念楼自述2005．3
一张银票2005．9
误读韩文2005．10
[附]朱纯：关于“同人报”2005．11
蓑衣饼2005．12
难忘结缘豆2006．1
我们2006．2
送别张中行先生2006．3
我和李普2006．5
笔名的故事2006．8
平江人2006．10
神鼎山2006．10
谈毛笔2007．5
毕竟是诗人2007．6
悼亡妻2007．8
[附]朱纯：老头挪书房2006．12
两棵树2007．8
唁彭燕郊2008．4
三味书室与三味书屋2008．5
看武侠小说2008．8
谈汉字2008．8
职业和业馀2008．11
猪的肥肉2009．1
周绍良赠聂绀弩诗2009．1
书的未来2010．3
智者又是仁人2010．6
以身殉书哭杨坚2010．9
辛亥人物佚事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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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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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被囚禁的最后几年里，我有幸其实应该说是不幸能见到他，那时我已经是洙江茶场的“老犯人”了。
沭江茶场，即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犯人们给家属写信的时候，则只能写寄自“茶陵第二十七号信箱”。我的八年劳改生涯，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
建场之前，这个地方叫做“米筛坪”，意思是一大片不能蓄水的荒坪，天上落下来的雨水像倒进米筛，一眨眼全漏光了。可是，经过一批又一批劳改犯人的手挖肩挑，到我去时却已成了“水旱保收”的丰产茶园。过去有本叫《湖南》的大型画册，“山坡上多种茶”标题下的彩色照片，拍摄的就是这个地方。——当然犯人一个也看不见，在绿油油的茶园中采茶的，都换成穿红着绿的“革命群众”了。
茶场不光是种茶、采茶，还有规模甚大的茶叶加工厂，生产出口换汇的红茶。制茶需要各色各样的机械，因此又有一个机械厂。在机械厂干活的，大部分是犯人，还有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也有一些工人。我因“反右”离开报社后，凭着在学校学过几天“用器画”这是个日本名词，如今叫“制图”的本事，就靠绘制机械图纸为生，一直混到自己“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捕判刑十年的时候。到劳改队后，这里正缺绘图人员，便将我派到机械厂来了。
大约在一九七四年底或一九七五年初，管绘图室的干部忽然交下一项任务，要在关押反革命犯的二队和关押女犯的一队的监房旁边各盖两间小平房，叫绘图室赶快画施工图，编造预算。这两间小房子是干什么用的？盖起来以后让谁来住？干部照例不说，犯人和就业人员也照例不问。
负责画土建图纸的就业人员，劳改前在煤矿工作，和我这个犯人的关系还算好。我们有时可以比较随便地谈几句话，用不着害怕对方加油添醋去检举揭发。
“这房子是给什么人住的呢？” “谁知道，反正不会是给你和我住的就是了。”
“会不会是给管教干部住的呢？” “不可能，干部从来不会住在靠犯人这么近的地方。”
“给起专门的小房子，还有女的，是谁被送到这个地方来呢？”
我在被捕之前，从大字报上看到，胡风被判刑后关在四川，是夫妻一同监禁的，知道咱们国家有这么一种关人的方式。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这么多人，许多人被开除出党，被宣布为反革命，关人的地方当然需要很多，但是，究竟是谁会被关到这个井冈山脚下的偏僻地方来呢？当时我当然无法想到押送来的会是潘汉年夫妇。
图纸很快画出来了，预算也造出来了，可是并没有来拿。过了一些时候，干部仿佛顺便似的交代了一声：“这些都不要了。” ．
为什么不要了呢？干部照例不说，犯人和就业人员也照例不问。我们只知道又有一些做泥木工的犯人，在远离监房的地方，在场部食堂和干部宿舍后边，将原来作浴室和炊事员住房的一排小平房改动起来。为什么需要这样做，我当时并不明白，现在仍然不太明白。——也许因为潘汉年妻子董慧的身份不一样，她至少在形式上不算是犯人，所以必须如此才合乎“政策”吧。
泥木队的犯人，因为劳动性质的关系，跟全场绝大多数日出而作日人而息，整天由武装押着在茶园里集体劳动的犯人不同，是可以在机械厂、加工厂等处分散行动的。大约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也就是小平房改好后不久，有个泥木队的犯人告诉我，新改好的小平房里住进了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看样子是犯了错误的大干部。他们有不少的书，有钱买鱼和蛋吃，抽的又是好香烟。有两个去那里修阴沟的犯人，从老头儿手里弄到了一包“牡丹牌”。
“牡丹牌”的新闻很快传遍了泥木队的监房，但随即也就产生了后果：“非奉命令，不准接近本队以外的犯人，尤其是特殊犯人。”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来者是被当作犯人的特殊人物。但是我仍然没有想到，他就是二十年代的湖畔诗人，抗战前后上海和香港的地下党负责人，五十年代上海市的第一副市长潘汉年。
一九四九年八月“参加”时我只有十八岁，过去只在照片上见过潘汉年。但是我曾经爱好过文学，也稍许关注过文坛状况，潘汉年对我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九五五年，二十四岁的我成了肃反对象。开始时，我抱着幼稚的信徒的心理，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革命的需要”，为了“革命的利益”，应该承认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认为被误解的仅仅我一个，而斗争总是正确的。但是，后来见到在我看来不仅不是坏人而且是品质和学问都很好的人一个个都成了反革命，肃反人员却硬要我“反戈一击”去指控他们，被迫这样做了几天之后，反抗假和恶的本能终于在我心中苏醒，于是对他们说：“一个人也许应该为了革命牺牲自己，但无论为何总不应该将别人作为牺牲，即使是为了革命。”
从此以后，对于报上大登特登的关于杨帆、潘汉年是反革命的消息，我也就不敢相信了。对于阿垅和张中晓等人的信件，究竟是文人之间的笔墨，还是反革命密谋，我也就有自己的看法了。而这些，当然又成为一九五七年把我划为右派、一九七零年将我判刑十年的根据。
就在“牡丹牌”的新闻发生后不久，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某一天，我们收工整队回监房，经过场部商店门口时，走在旁边的一个犯人轻声对我说：“快看！快看！站在商店门口的老头！”我一眼望去，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清癯，头发白多于青而且非常稀疏，穿着一件旧灰色派力司中山装的老者，手里提一只小竹篮。再一看他的面貌，似乎像一个什么人，可是又全然不能记起。一面看，一面走犯人在行进中是不许停步的，很快就走过商店了。我忙问那个犯人：
“他是谁啊？”“特殊犯人嘛！”“真正特殊！”旁边走着的犯人也议论开了，“准许他到商店买东西哩！”“我还看见过他到邮局取报纸。”“听说还拿一百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莫讲，莫讲了，队长在注意我们了。”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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