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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莆田广化寺、扶风法门寺、北京龙泉寺方丈，《法音》杂志主编--学诚法师第一部权威的开示文集，在佛教信众心目中威望极高。一代高僧与您面对面谈时代责任与人生担当。
内容通俗易懂，僧众皆宜。既有佛法的教理教义，又有结合现世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佛法诠释，将深奥庄严的佛学智慧化作口耳相传的浅显妙语，娓娓道来，十分亲切。
学诚法师始终以一颗慈悲佛心为芸芸众生指引道路，召唤佛教徒与所有心怀梦想的人，为时代发展与文化传承奉献自己的力量，方能无愧于自己的本心。
首部写给僧众的一套充满法喜的学佛修行指南。借助佛法的力量自觉发愿承担，开启智慧、通达、慈悲的人生。打开本书，沐浴＂最具幸福能量寺庙＂龙泉寺的佛法智慧，拈花问佛，洞察世事，过有责任、有担当的精彩人生。
附赠学诚法师吉祥法照和亲笔签名印章，时刻护佑、处处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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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责任与担当》是学诚法师文集系列的第三本。学诚法师开示说：佛教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结构多元化的环境中，秉持佛教的高度自觉，依据契理契机的原则，变换出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佛教新文化，将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使命。
本书如同一位传递佛教智慧的使者，希望能够帮助现代快节奏生活中奋斗的年轻人、渴望修身养性的中老年人，开启内在智慧和慈悲，重拾一份热切的时代责任感，过上吉祥、喜乐、幸福、圆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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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学诚法师
俗名傅瑞林，1966年出生，福建仙游人。1982年于莆田广化寺定海长老座下剃度，并依止圆拙老法师修学。1991年于中国佛学院获硕士学位。2007年获授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教育行政学荣誉博士学位。2010年获孟加拉国阿底峡大师和平金奖。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副主席、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建佛学院院长、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陕西扶风法门寺方丈、北京龙泉寺方丈、《法音》主编、《福建佛教》主编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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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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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章前语／ 006
略论中国佛教的文化建设／ 008
大乘佛法与人文道德界说／ 014
一个佛教徒的科学观／ 020
生命的无比尊严与无上价值／ 039
佛教与人类健康／ 046
中国佛教关注生态文明建设／ 056
爱护地球 守护家园／ 068
自然灾害后的心灵救助／ 072
国家兴 佛教兴／ 086
愿善心善行薪火相传／ 102
II 章前语／ 108
努力形成读诵、研习、讲解佛典的良好氛围／ 110
迎接佛教发展的春天／ 119
总结历史经验 把握时代走向／ 127
圆融二谛 直下承担／ 136
培养外语人才 让中国佛教走向世界／ 142
佛以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153
III 章前语／ 162
佛教在促进文化深层次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164
中国佛教的经验与启示／ 170
法显大师对当今佛教的启迪／ 174
弥勒信仰乃人间净土的归趣／ 185
汉藏佛学研究的意义和建议／ 190
架起汉藏佛学研究的桥梁／ 200
时代缘起与佛教建设／ 205
参考文献／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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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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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后的心灵救助
一、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威胁
从人类出生之日起，自然灾害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的前进脚步。汉字的“灾”是火焚屋的形状，意味着外在的自然力量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破坏。当这种破坏严重损害了人类利益，“灾”便称之为“害”。
佛教认为世界由“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构成，因而自然灾害可分为四种类型：地大不调--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火大不调--火山喷发、山林大火；风大不调--台风、飓风、龙卷风等气象灾害；水大不调--洪水、海啸等水文灾害。
现代文明日新月异，而自然灾害依旧频繁爆发，造成的经济财产损失也随着人口密度日益增加、基础设施日益扩大、经济生产日益集中而直线上升，人类的生命安全仍然受到严重威胁。
我们看到：诸多大型设施潜藏安全隐患，一旦发生重大天灾，极容易引发连锁灾难，如海啸引起核电站泄露、地震造成大坝决口、极端气象导致电网崩溃等等，令人猝不及防。
我们看到：自然灾害背后的人类因素越发显著，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能直接改变一个地区的地貌、水文条件，为日后爆发威力更为巨大的自然灾害埋下了伏笔。
我们看到：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整体性冲击。跟突发性灾害相比，渐发性灾害的长期性威胁更不容乐观，气候模式的深刻变化引发诸如全球变暖、冰川消失、海平面上升等现象，可能在不远的未来给人类社会造成致命的威胁。
二、灾后心理创伤与心灵救助
相对于物质财产的损失，个人心灵蒙受的创痛更需要关护。一场不期而至的灾难，破碎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破碎了人们的心灵家园。生活的废墟很容易在几年后重建，心灵的废墟有时用一生也难以复原。在抢险救灾的重要关头，遭受灾害直接打击的幸存者，身处灾区紧张工作的救援者，后方关注救灾进展的社会公众，都需要侧重不同的心灵帮助。
1．恐惧感。当灾难降临之时，恐惧感是人类最直接的心理感受。相当多的遇难者是在绝望和痛苦的挣扎中逐渐死去，幸存者也大多经历了种种磨难才九死一生，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灾难到来时更容易受到惊吓，甚至产生严重的心理应激障碍。
恐惧的主要原因是生命缺少坚固的依靠。人生中能依靠的事物很多，父母亲人、老师同学、领导朋友以及金钱、地位、权势、名气都能给人依靠的感觉。然而一旦灾难瞬间而至，生死迫在眼前，那些看似坚固的依靠，却转眼间如纸牌屋一般土崩瓦解。真正坚固的依靠并不在身外，而是内心的光明。光明令人问心无愧、心安理得。终究会有一场生死的大考，即便不是眼前，早晚都会来临。如何生活才能无愧此生、死而无憾？这就要增长生命的智慧，懂得人生的真谛。
2．幻灭感。从死亡线上侥幸逃生的幸存者，常常会有一种生不如死的心理，感到自己失去了生命中的至爱至亲，丧失了继续生活的意义。相依为命的亲人、毕生积累的财富、白手开创的事业、健康完整的体魄，曾经是人生幸福的最大来源，是人生价值的最终体现，如今一切都没有了。很多人从此再也无力面对现实，迷失于对过去生活的深切眷恋。
在佛法看来，所有的不忍放手、不忍分离都是一种执著。只要人继续活着，人生的价值就不会消失。人生如同一支不断燃烧的蜡烛，只要存在一天，就可以释放一份光热，给世界送去一份希望，给人间增添一份温暖。人生最大的价值就在当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
3．愧疚感。没有比眼睁睁地目睹他人生命消逝而无力搭救更令人心痛的事情了。尽管救援者奋尽全力，但是面对复杂的环境和有限的人力，能在短短72小时内抢救出的受难者毕竟有限。很多时候，幸存者与救援者都会被“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懊悔所煎熬。有的幸存者会将亲友的亡故归咎为自己的过错，无法原谅自己苟且偷生。有的救援者会不顾疲惫一再加班，却仍旧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备受打击。
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别人的不幸也未必都是自己造成的。在为别人遭受苦难而心生悲悯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分担他们的痛苦。尽管他们可能无法感知我们的付出，然而功不唐捐，我们的心业力将伴随他们的无限生命。
4．愤世感。当社会公众透过新闻媒体，看到灾区群众饱受饥寒的时候，除了唤起很多人的恻隐之情，往往也会招致某些人的义愤填膺，从偏激的角度批评社会问题，以挑剔的态度指摘他人行为。
通常这些指责都是一些想当然的看法，是对复杂事态肤浅而简单化的理解。我们应该看到更多人是在真心为他人付出，为灾民奉献自己的爱心。个别的“假恶丑”不能掩盖社会整体上的“真善美”。正是要靠社会上足够多的善良和爱心，才能最终感化丑恶和冷酷。
近年来，我国连续受到重大自然灾害侵袭。中国佛教协会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参与救灾救难，除了给予灾区必要的物质帮助外，更深入实地开展各项心灵救助行动，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良好的社会反响。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联合各方佛教慈善组织紧急赶赴灾区，迅速制定了“物资赈灾、校园重建、心灵重建”三阶段的救援计划；在震后第一周，就开办了灾区第一个恢复上课的临时教学点，及时稳定灾区儿童的情绪，尽早排除负面的心理影响；在震后两周内，共开办了4个学堂、7个学村，保障了上千名学童在学校未建好之前的过渡性学习，并组织心理专家进行心理干预；又进一步启动“心在行动”教育援助计划，为灾区300多位教师解决灾后心理问题，传授心理辅导技能；联合有关社会机构与政府部门成立“北川心理援助联盟”，针对当地百姓提供长期心理援助。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发生后，仁爱慈善基金会继续组织佛教信众，开展了援建板房校舍、编写心理辅导教材《生命读本》、建立仁爱社区与儿童活动中心、开展教师心理辅导培训等援助活动，为灾区群众心理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合几年来的经验，我们认为灾后的心灵救助，既要充分发挥宗教信仰的传统优势，也应有效结合现代心理学的丰富资源，广泛联合社会各方面力量，重点关注易受创伤的弱势群体，开展有计划、分阶段的心理援助。心理救助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无畏施--解决生存问题，为灾民提供急需物资，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缓解应激性障碍；第二阶段：财施--解决生活问题，帮助灾民重建信心，排遣心理焦虑；第三阶段：法施--解决生命问题，开展生命教育，引导人生方向。
三、人类集体意识
在弥合心灵创伤的同时，我们还应关注自然灾害与人类集体心理的深刻关系。人类集体心理是人类共通的心理模式和共有的心理状态，直接决定人类如何思考问题、付诸行动。佛教认为，有思故有业，业是能够产生现实作用的一种力量。个人的、单独的思想活动所产生的是别业，只会决定个人的苦乐境遇。集体的、共通的思想活动所产生的是共业，则会决定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正如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Jung,C.G.指出的：“我们个人的心理状态只是一薄薄的表层，只是集体心理之海的一个波浪。那改变了我们整个生活、改变了已知世界的外表的强大因素，那构成了历史的强大因素，就是集体心理。”（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991）
一个心理状况不良的社会，注定是脆弱短命的。孔子在《论语》中提出“足食、足兵、民信”是社会的三大支柱，并将“民信”放在首位，看得比“足食” “足兵”都更为重要（《论语o颜渊》）。我们可以用“食”比喻物资储备，用“兵”比喻科技能力，用“信”比喻心理健康，三者是人类抵御灾害的三件法宝，心理健康也应居首位。就像一个人得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就可能做出疯狂的举动，如果人类陷入不良的心理状态，也会产生种种非理性的集体行为，甚至危害自身的生存。
人类集体心理跟个人心理一样，也可分为意识和无意识（或潜意识）两个层面。集体意识表现为社会上的各种学说、思想、信仰，集体无意识则是集体意识背后的原动力，是历史沉淀下来的精神内核。个体无意识的内容是第八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有个人阿赖耶识中具有普遍性、共通性的种子（相当于分析心理学中的原型），是决定人类共业方向的核心因素。“原型是巨大的、决定性的力量，他们促发真实的事件，而不是我们个人的理性或实际的知识。”（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991）
在人类集体意识的历史上，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是神话阶段。在早先人类的眼中，各种自然现象是具有意志和生命的人格，风、雨、雷、电等气候变化皆是神灵的身影，自然灾害是神灵伟力的展现。人们必须向神灵献祭，才能避免灾害的降临。
二是宗教阶段。人类进入轴心时代以后，有神宗教相继创立。在西方宗教信徒的眼中，自然是上帝的创造，自然灾变是神圣旨意的体现，是对人间邪恶的惩罚。在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天人感应”思想，也同样把社会运行跟自然变化建立起联系，认为自然灾害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人间统治者的倒行逆施触怒天意。
三是科学阶段。近代科学的兴起使西方文明率先跳脱神学思想的禁锢，对有神论的灾害观提出了大胆质疑。尤其是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悲剧，引发了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思想家们的集体反思。人们开始相信，自然灾害是与人类社会全然无关的自然现象，必须着手科学调查与观测来解释灾害、预防灾害，而非沉溺在妄自臆想之中。
时至今日，科技的飞速发展显著提升了人类抵御灾害的物质能力，不过在巨大天灾面前仍然显得不堪一击，灾害来临前人们也来不及在短暂的预警时间内妥善避险。而且当预报自然灾害具有不确定性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甘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以提前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或是迁离潜在的受灾地区。因而科技进步还是无法避免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惨重破坏。
更严重的是，一味崇拜科学技术与物质力量的思想倾向，令人类一叶障目，非但不从灾害中反省，反而加剧对自然的对抗情结和控制欲望，表现为：仅仅看到自然灾害损害了自身欲望，无法看到自身欲望违背了自然界的本性；仅仅看到理所应当向自然索取，无法看到更有责任为自然付出；仅仅看到自然应该顺应人类，无法看到人类理应顺应自然。这些都让人类无法真正地理解自然、适应自然，只会加深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加重人类唯我独尊的偏执。
人类对自然灾害的态度是一个重大问题，它既有可能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也可能诱使人类堕入永无宁日的死亡循环。如果人类继续执迷不悟，那么自然灾害造成的长期痛苦将无法避免。
四、人类集体无意识
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看，人类对自然灾害的对抗情结，并非发展科学技术的直接后果，真正的根源乃是内心深处对自然的恐惧。正是由于恐惧，人类才会仰仗科学技术来保护自己，才会远远地逃离自然，藏身于钢筋水泥的丛林，隔绝于自然之外。人类为自己筑起了高墙，也就慢慢丧失了对自然的感受能力。自然成了一种遥远而陌生的存在，成了供人把玩的盆景。
以往人类通过神话或宗教的方式，将恐惧升华为对大自然的敬畏，取得了内心的和谐与平衡。然而现代人压抑了内心矛盾，粉饰了自我偏执，选择了一条用科技武装自身、征服自然的道路。科学知识固然祛除了一些虚妄想法，但却无法真正纾解原生的恐惧。自然还是自然，只能被接受，不能被驯服。直到有一天，自然以狰狞的面目击碎了人类的炫耀，人类才会如梦初醒。可是一次次，人类不是重拾对自然的敬畏，反而唤起更强的不平与忿恨，造成更深的对立与排斥。
只要存在对立与排斥，就会永远伴随不安和恐惧。自然如同人类的父亲，既令人生畏，也值得尊敬。自然是人类成长的故乡，也是文明萌芽的起点。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是：“技艺摹仿自然”。西塞罗Cicero说：“我追随''自然''这个最好的向导，对她敬若神明，遵从她的命令。”（西塞罗，1998）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说：“绘画为自然的孙儿。” 列奥纳多·达·芬奇，2003 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认为：“秩序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教学艺术的主导原则，这是应当、并且只能以自然的作用为借鉴的。”（夸美纽斯，2006） 大自然本是文明进步的良师，亦是创新灵感的源泉，当今诸如循环经济、生态文明等前沿概念不正是通过效法自然而获得的启发吗？
自然其实是人类内心本来面目的呈现，人与自然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对立。面对自然，就是面对自心。唯识学告诉我们，八识皆有见分和相分两种功能，第八阿赖耶识的相分包括内相分和外相分，其中众生的五蕴身心属于阿赖耶识的内相分，周围的自然环境属于阿赖耶识的外相分。前者即是正报，后者即是依报，皆为阿赖耶识所藏种子的变化显现，正中显依，依中显正，故依正不二。因此说，众生所处的自然，跟自心的染净种子息息相关。自然呈现何种面目，取决于众生整体的无意识状态。
人道为六道之一，以善业居多，故属善道。地球的自然环境是由人类杂染的善恶共业所感，总体上是善多于恶。所以，大自然本身具有善性，故能与内心的善性相应。一乘圆教便有“无情说法”“非情成佛”的说法。实际上，内心的佛性无处不在自然中显现，只要我们静心体会。苏轼曾言：“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虚云大师在开悟当下亦说：“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
人与自然的斗争，折射出人类无意识中两种情结的消长，一方是烦恼的习性，另一方是佛性的光明。烦恼的根源是自我中心，也就是我执--对我和我所的执著。佛教把“我”看作是一种心理作用的组合，而不是一种实有，名之为第七末那识。荣格亦认为：“自我是一种情结。当然，我们所珍爱的最亲近的情结就是我们的自我。自我总是处于我们的注意和欲望的中心，并且是意识的绝对撇不开的中心。”（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991）无意识中的烦恼习性不为意识觉察，当其在内心深处不断发酵增生的时候，佛性的光明就被缠缚掩盖住了；当投射到心灵的外部，就表现为人类祭起物质文明的大旗，征服曾经孕育自己的自然。如果我们启发内心佛性的光明，则能克制烦恼习性的滋生，从根本上削弱乃至消除以自我中心为基础的人我对立、物我对立、自我对立。这将使人类重归自然的怀抱，获得一次脱胎换骨般的重生。
我们相信，未来的世界必将是心之世界，非物之世界，非我之世界。人类应当共同携手建立一个汇聚众人之善心、爱心、慈心、良心的崭新世界。在新的世界里，我们拥有新的意识，开创新的文明。那将是：
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运行，不是划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而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包容！
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不是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文化的繁荣，艺术的复兴，不是制造人与自我的分裂，而是达成人与自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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